怕“武”却好“武”,独“台”是怪“胎”

      怕“武”却好“武”
      独“台”是怪“胎”
      台湾岛民还是怕“武统”的，一旦“统一”了，那些各国买办代理人就失去了市场和赖以生存的“饭碗”之“业务”。所以面对大陆的怀柔政策认为是可欺。尤其是“逢中必反”者宁做独立的“鸡头”也不做大陆的“牛后”。一些奸商更是唯恐中美、中日之间不闹腾无事闹。
      就象当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垂涎三尺于大明欲借吞并朝鲜然后动食指于中国大陆的狂妄野心之下，自然有其日本走狗的小西行长与华人呼悠家沈惟敬从中渔利。代表丰臣秀吉的小西行长与代表朱翊钧的沈惟敬各自上演了一场世纪忽悠的大游戏，各自撒下的弥天大谎成为数百年来历史上笑不出来的笑料。
      历史上的“文禄之役”的朝鲜出兵，和后来二战的“太平洋战争”都是日本国家的领导人误判世界形势而最终遭到了灭顶之灾。当然更有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之流的和后来日本东条英机与汪精卫之流的“互动”。
    当今中国一旦“武统”，台独分子就如瓮中之鳖。所以台独分子对于任何侵略者都可接受，就是不愿看到大陆人更好一点。
    就连美国拜登上台后，媒体再不敢称“新冠肺炎”为“武汉肺炎”和“中国病毒”了，而台湾媒体大佬们绝不改囗，他们口中没有“新冠”和“COVID-19”，只有“武肺”这个单词。
   只要是联合国组织内的国家，如果再使用地方歧视性的语言称感染症都会被谴责。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虽然对外称为“国”，蚂蚁缘槐也可夸“大国”呢，谁也挡不住自我标榜为“国”。没有联合国宪章的制约，谁谴责它，都如向青蛙脸上撒尿（日本成语，无动于衷，不起作用之意）。
    WHO（世卫组织）调查报告已经否定武汉源头说了，但很多国家和地区仍不照实报导，这也不是他们罔顾事实，而是没有触及其则身的利益。对中国的污名化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痛痒之事，尽可“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了。
    台湾宝岛的居民希望看热闹，希望大陆的“瓦上霜”更来点“漫天风雪”、“雪上加霜”才能满足那些愿人穷不愿人富的穷寇们的心理呢……（略）

   

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迈入资本主义世界，“民主化”的压力亦如影随形，“共产党终将垮台”的暗喻随着时间递进而日渐鲜明。1991年的苏联解体，更让中共遭到了灵魂拷问：红旗注定被历史淘汰，不少官员更趁此危机放飞自我、大贪特贪，上演一波“末日前夕的疯狂”。于是在内部信仰沦丧、民间“思变”的氛围下，“爱国”与“爱党”在中国长期剥离、甚至渐有对立之态，党的话语体系进不了主流文化市场，革命历史亦成了冰冷的汗牛充栋。在此境况下，中共唯有力行自我改革，方能在“亡党”悬崖前力挽狂澜。而所谓改革，不仅是反腐打贪、整肃党纪，更包含内外信仰的重塑，意即通过传媒的革新、话语体系的改良，搭配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再唤党员与人民对中共的信念。如此工程进行至今，已借《山海情》、《觉醒年代》等献礼剧在年轻人中的大量出圈，吹响了胜利号角。百年党庆的高唱正红，亦象征中共走出崩解低谷的再次复兴。然而当中国社会愈发能接受“中共故事”时，台湾的心墙正日渐高耸。自民进党崛起、国民党以理想献祭选票后，台湾看似仍有多元民意主体，实则皆往“独化”终点迈进，只是蓝绿速度有别。在此语境下，中国若非敌国、就是他国；中共则尴尬成为多数蓝绿精英的共同敌人。当《觉醒年代》吸引中国大陆青年关注时，多数台湾青年已奉李登辉为“隐形国父”，即便李登辉希冀的日本皇民台湾，或与支持者的想象有所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依旧无阻青年对其的无限吹捧与追缅。 要而论之，陈永峰的论调之所以能有广大市场，原因并非台湾社会关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八字，恰恰相反，习近平所言其实无关紧要，多数台湾人只想借此体验“国父李登辉”压过“敌国领导习近平”的快感，用无聊的口舌之争吃中共豆腐，让难成对手的两人强制交锋，尽管其对李登辉所言或也一知半解，但为满足挑衅中共的需求，其不惜对一个作古政客强制挖坟。然而陈永峰所言同时暴露台海另一现实格局，那便是台湾民意的自我劫持。 综观其评论，陈永峰对习近平的“抄袭”指控仅是前菜，而真正的主厨特餐，乃是对其李登辉的狂热褒举。陈永峰表示，“我是不是我的我”为台湾历史打通了重重关卡。对李登辉而言，“台独”无须言明，“中华民国”虽不能与“台独”共存，却可以通过种种操作，让“中华民国”成为“不是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岸冲突，更走向务实“台独”。陈永峰接着加码，认为李登辉若还在世，民进党与蔡英文的“九二共识”危机或许都能迎刃而解，因为对李登辉而言，“九二共识”同样可以在承认后，通过种种操作，成为“不是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也可以是“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陈永峰指出，李登辉自我超越、柔软、注重实证，是完全的务实派，知道如何替台湾寻求最大利益，用不同的面对付不同的对象，每一面都是李登辉，也都不是李登辉。

若撇除对李登辉的操守论断，陈永峰讲出了台湾何以“实独”多年的“大白话”，那便是放弃对只字片语的坚持，用各式话术瞒天过海、应付对岸，看似披着“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中华民国”的皮囊，实则主动邀请台独菌丝前来寄生，上一秒还能通过“国家统一纲领”、“国统会”，下一秒就侃侃而谈“台湾人的悲情”。如此技法，启蒙了台湾多数蓝绿政客，只要对岸尚未出手，其便能用敷衍话语一拖再拖，能独一天是一天。然而李登辉虽有“务实”一面，亦有陈永峰等看不到的自毁危机，关键还在台湾的选举制度上。自李登辉炒作“台湾人的悲情”、促成民进党崛起后，台独民粹的潘多拉之盒由此开启。早年的台湾民意或以反共为主流，却少有反中立足之处，但伴随台湾青年逐渐进入“觉醒年代”，政治人物的瞒天过海空间受到箝制，并开始出现反嗜危机。过去的台湾政坛，或许还有独与不独的模糊空间，如今在台独民粹高涨下，政坛方唐镜们被迫玩火，在独与更独的光谱上反复横跳。长此以往，既催发中国民间高涨的武统喧嚣，亦挫伤了鸽派的论述空间。
      李登辉或许擅长玩转“我是不是我的我”，但照见如今两岸民意的针锋相对，一方是重掌民意大旗的百年大党，经济蓬勃发展、风光无限；一方是基建落后、缺水缺电，只剩意识形态却还自掘坟墓的贫瘠之岛，两方一旦对撞，台湾注定会成为“不是台湾的台湾”。或许这才是李登辉“思想”最大的世纪魔术。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预言”，李登辉在政治上强调台湾脱离中国的作为，“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这样做只能使台湾在重新统一的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若是台湾想化解身份政治带来的矛盾与痛苦，重新认识中国大陆的“新青年”，并且给出调整适应世界秩序变化的应对方案，或许是中共百年带给台湾不一样的反思与挑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