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节忆父亲(II)

( 接部分 I)

在火车上，父亲身穿白衬衣日本军裤，头戴一顶战斗帽，手拿一张东京日报，象个亲日的汉奸。车到山海关，也就是当时的国境，满洲国的边检上车逐个核查证件 。 远远看到一位检车的工人在敲敲打打地检车，父亲急中生智，下车走过去站在他身边与他搭讪 。工人看了看父 亲，没说话，伸手递给父亲一把铁锤，然后又默默地继续干起他的活儿来。就这样父亲躲过了边检的核查。

父 亲走后不久，涛叔也走上了同样的路。可是当他顺利地进了关，到达了河北的时候，涛叔给他在家乡的一个亲戚写了信。几天后，日本特务和华北政府的警察就将他在峰峰山区捕获。涛叔被捕时，面对黑夜中的莽莽群山，他喊着八路军共产党，大声呼救。押解回东北后，涛叔以叛国罪被判 20 年徒刑。奶奶讲，涛叔日语可棒了，过堂时用日语给自己辩护 ，根本不用翻 译。

在关内，父亲经历了几个月的曲折，在路上还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并形成一个找八路的队伍。终于，在河南某山区找到了八路军王树生的部队。父亲回忆说，接待的人都很客气，但也 非常警惕。与他 们一个个地谈过。几天后，一个军官正式告诉父亲他们不能被接受。他说，我们地处结合部，环境严酷复杂。上级有规定，没有介绍信，一律不予接纳。我们相信你们的革命热情，但不能接受你们。

就这样， 不管 这些青年怎样地再三恳求， 部 队硬是将父亲他们送出了地界。 父亲说， 当 时我们几个那个哭啊 !

此后， 为了抗日救国，也为了活命，这几个青年都去了国统区。其中有两人去了重庆，父亲和另外几个人则辗转到了西安，考入国民党开办的 " 战时干部训练团 " ， 简称 " 战干团 " 。 这段两年的军校生活让父亲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 ，同 时也成了父亲历史上挥之不去的 " 污点 " 。

上 课训练之余，父亲依然是与一些进步同学一起从事读书和演剧活动。这些同学中就包括后来的著名话剧艺术家郑榕先生。记得大约 1977 年的一天，父 亲看演出后归来，说在剧场遇到郑榕了，在一起聊了好一会儿。我很惊讶，因为父亲以前从未提起过他们相识。我忙问原由。父亲说，解放后这些年哪敢提战干团这段啊，况且也不知郑榕是否交代过这段历史。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每次相遇，都是匆匆地打个招呼，然后就赶紧分手。

为了寻找进入解放区的途径，父亲常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 两年中，不知父 亲完成了多少 党交与的工作， 经历了什么样的考察，才终于在毕业前夕的 1944 年底，拿到了八 办主任的亲笔介绍信。

毕业时，从战干团父亲也得到了一封介绍信---- 由胡宗南 签发的派他到安徽国军某部报到的派遣信。

离 开战干团后，父亲和几个青年进入了地处太行山区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这时已是 1945 年 2 月。随后，父亲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上学。小时家里一直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是父亲当时所在的抗日军政大学抗敌剧社的合影。照片上，二十几个青年军人手里拿着枪或各种乐器，有的蹲着，有的席地而坐。蹲在最后一排的父亲面颊消瘦， 身着军装，怀抱一杆长枪，上体前倾。看着照片中的父亲，我常常猜想那时他的心情 : 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困苦，才成为这队伍中的一员，那该是怎样的感触呢。

抗 战胜利后，土改开始了。那时父亲和同学们都进驻到乡下，白天搞土改，晚上演 << 白毛女 >> 。角色 轮流演。杨白劳，黄世仁，穆仁智，父亲都扮演过。为激发群众阶级觉悟，一般戏演到关键时刻，组织上就有人带头呼口号。一到这时，戏要停一下。父亲说这时演员最难受，如喜儿哭杨白劳，喜儿正哭着，口号一起，喜儿得停一下，然后接着哭。再有就是最后斗争黄世仁这一段。口号一呼，群情激愤。几乎每到此时，不少愤怒的观众冲上台来，对 “ 黄 ” ， “ 穆 ” 施予拳脚， 戏没完，演员又不能出戏，只好忍着。父亲不但挨过拳脚，连头发也被揪掉过。

一次首场演完黄世仁后，父亲正在后台卸妆，他的房东--一位四十多岁的庄稼汉，进来找父亲。他不说话，一进来就坐在那里愣愣地看着父亲。 憋了很久，他突然说：有句话不知当不当问？父亲忙说：都是自家人，请讲！请讲！ 他鼓足勇气 说：李同志啊，看你平时是个多么好的人啊，你怎么演个这！
 
解放战争后期，一些曾在延安的艺术家在撤出延安后，都转移来到父亲所在的晋冀鲁豫人民文工团。其中有 李德伦夫妇，贺禄汀，吴雪等人。一时间文工团人才济济，话剧队，舞蹈队，管弦乐队都有了相当的规模。那时候，解放区到处欢声笑语，人们个个情绪高昂，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文工团排演了由吴雪等人创作的话剧《解放了的唐 * 吉诃德》。 贺禄汀写了音乐，李德伦担任乐队指挥。父亲在此剧中第一个出场，说的第一句词是：“呵，多么晴朗的天啊！”解放后很多年，一见到父亲，李德伦还常常说这句台词与父亲打趣。

1949 年初，父亲随部队进入北京。父亲所在的部队已称公安二师，驻扎鼓楼西面的黄寺。不久，公安军组建，父亲在政治部任协理员兼公安军文工团创作员。

开国大典时，公安部队担任警戒。 父亲和战友们站在天安门前沿长安街的第一排。我从小到大，曾多次听父亲讲起那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时刻，“看着那国旗慢慢地上升，两行眼泪就一直唰唰地往下流哇。”父亲说，“多少年的奋斗，多少人的流血牺牲啊，盼的就是这一天啊！”每一次讲，他都是那样激动，那样不平静。

那天，万人空巷，游行进行了一整天。几十万人从父亲他们面前通过，其中也有我的母亲。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父亲参与审理了一桩中统特务案。受审者是一个男青年。看他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又没有血债，父亲有意帮他争取减刑，因此在审讯时几次竭力促他改变态度。但此人不是沉默就是叹息。最后一次审讯，父亲再次开导他。他只是反复说：没有意思啦， 谢谢了！后来，此人被执行了死刑。

多年后谈起这件事，父亲仍然为他惋惜。父亲说：他本应是一个人才，可惜让“忠臣不事二主”这种旧思想给害了！

朝鲜战争刚刚停战，父亲即奉命赴朝采访公安军系统的英雄事迹，为英雄写传。以后几年的军旅生涯，他多是在走访连队和边疆中度过的，南到海南岛，舟山群岛，北至满洲里，中蒙边境的哈拉哈河畔。 他写战士，写连队生活，也写边疆的百姓，边疆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每次离开前，父亲总要问连队有什么意见带到北京。一次，战士说，没有别的，就是不习惯这军装，太像反动派的了。。。那时部队刚刚换了有船形帽的军装。一提起这些经历，父亲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战士可爱。这段时间，他发表了几部描写边疆连队生活的报告文学和中篇小说，还负责组织编辑了 << 公安军画报 >> 。

( 待续 )

[三木匠]

两行眼泪就一直唰唰地往下流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