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也从最初的震惊和慌乱中逐渐走了出来。父母亲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时间,是他们给予了我们生命,并陪伴我们度过了无助的童年,懵懂的少年,迷茫的青年,和无奈的中年。我们不仅仅身体中流淌着父母亲的血液,继承了他们的相貌,而我们的性格思想,甚至价值观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影响。
现在是我们可以怀着淡淡的哀伤,和悠悠的感恩的心情来回望父母亲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纪念他们,和我们自己那生命之河的无声流淌。父母亲和我们共同生活了50~60年,他们的家就是我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家,即使后来我结婚有了自己的家,甚至再后来一家三人移民加拿大,父母亲的家也始终还是我们的家。父母亲家的房间布局,家具的摆放都刻画在了我们的脑中了,成了我们对父母亲记忆的一部分。在我们自己也渐渐老去 ,记忆也开始摸胡不清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父母亲先后生活过的四处住房为线索,分别展开我们的回忆,以生活细节为主,争取图文并茂,生动诙谐,再现我们和父母亲曾经的生活,让那生活的点点滴滴再次鲜活起来。
三区11号楼1门7号(1962春年至1982年春)
父母亲结婚后就住在这里,直到我上大学的那年冬天才搬走,一住就是二十年。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是一幢50年代初盖的苏式四层灰砖L形的转角楼。位于三层的1门7号,进门是一个有点儿昏暗的带拐弯的走廊,连接着四个卧室,盥洗室,厕所,走廊的尽头就是厨房。这样的单元在住房紧张的六七十年代,大都是两三家共用的。
我们家原来住在单元中西南角的那个房间里,等到我5~6岁时,一家三口不得不横过来睡在一张双人床上,父母亲在床的一侧加了一排三把红木椅子,他们的脚就伸出来放在上面。1970年夏天单位人员下放,原来住在单元中东南角房间里的郑家,举家搬回老家杭州,那间房子就空出来了。父亲抓住机会,趁着天下大乱群龙无首,就把自己家从西南角的房间搬到东南角的房间里了。父亲讲东南角的房间和西南角的房间并没有什么大差别,只是东南角的房间里的壁橱伸出去,占用了西南角房间的面积。有图为证。于此同时又把单元中一进门的那个小房间也占居了,这样我们家就有了二个卧室。
我出生后在苏州老家的外公外婆赶来北京帮忙,呆了一段时间后要回苏州了,希望父母以后要多寄些外孙子的照片。 那时照相都是要到照相馆的,而我在照相馆中总是别别扭扭,颇不配合。父亲没办法就打算自己买个照相机,方便自己随时都可以拍照。父亲觉得135相机的照片太小,每张都要放大,而120相机的照片大小合适,可以直接放到相册中了,于是家中就有了那个上海牌双反120胶卷相机。家中的黑白照片大都是用这台相机拍的。那时节照相机可是贵重物品,爸爸把它锁在柜子里不让我碰的。
我大学二年级的地质实习,我才第一次要来了这台照相机,带着它到东北的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吉林白山水电站,丰满水电站兜了一圈;后来春节寒假期间我到苏州上海探亲;我大学的毕业实习,湖北葛洲坝水电站,和三峡都用上它了。
80年代中后期,彩色胶卷开始出现,且都是135胶卷,这台只能用120胶卷的照相机就没有了用武之地。爸爸多年以后就把它处理给了寄卖商店了。
这张照片应该是爸爸妈妈1977年在东南房间里拍的,我则从他们身后墙上那面镜子里可以看到,正在东窗口前按动照相机的快门。
照片中可以看到那时正是冬季,父母亲在家中也穿着棉衣,说明室内温度并不高。木制的窗户在冬季干燥收缩,窗户与窗户,窗户与窗框之间都是缝隙。讲究的人家在冬天都要用纸条把窗户都糊起来,防止外面的冷空气钻进来。而妈妈则用剪成一条一条的硬纸片儿,塞在窗户缝隙中,阻挡冷空气的入侵,但是效果肯定不如糊窗户的好。北方冬天的冷空气在物理学原理的作用下,见缝插针地要往温暖的室内钻。那可是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啊。
家中还有一台挺庄重典雅的电子管收音机,平常摆在小柜子上,上面还盖着一个防尘用的白色镂花巾,并不怎么用的。那年我因为发现了近视眼,因此每周有三天都要乘公共汽车到广安门中医医院去扎梅花针,结果太累了得了肾炎,不得不休学一个学期。我一个人在家中,就靠这台收音机打发时间哪,整天都开着它。我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当时正在发生的10月中东战争,和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
1门7号有四间卧室,住了三家人,我们姚家占了二间卧室,谢家,和闫家各占一间。闫家人只是晚上来睡个觉,平常没有人在的,只有姚谢二家总有人,并共用厨房厕所,所以一个单元的总水电费也就依人口和房间里的电灯瓦数分摊。现在我每天都开着电子管收音机,谢家不乐意了。他们早上出门上班时查看了位于楼梯间的单元电表数字,傍晚回家再查看电表的数字, 两个数字一减就有了我一个人白天在家听收音机的用电量,数字很大,再按电灯瓦数分摊电费他们就吃亏了。
这个问题出来后好像没过多久,我们家收音机的调台旋钮就不工作了,里面调台用的一根尼龙线磨断了。爸爸抱上它去修理好后,就直接把它卖给了寄卖商店,然后又去买了一个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是一台只有中波的收音机,黑白二色的塑料壳子,外面配一个黑皮革的套子,挺结实耐用。我少年时代的很多信息都是从收音机中听来的,常常在特定的时间里收听中外歌曲,电影录音剪辑,小说连播等节目。
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12:30分有一个《长篇小说连播》节目,从文革时期的《金光大道》,《万山红遍》,《桐柏英雄》,到后来的周克芹的《徐茂和他的女儿们》,姚雪垠的《李自成》,叶辛的《蹉跎岁月》,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刘斯奋的《白门柳》等等。我的文学启蒙都是从听这些作品得到的,真正自己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那时候自己掏钱去买一部长篇小说来读,确是有些个奢侈。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几本自己买的小说摆在书架上。
我也从这个节目知道了文学编辑叶咏梅,她的文学鉴赏力让我敬佩,因为很多在节目中播出的小说,后来都得了茅盾文学奖。据1992年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蔡葵讲,许多评委都是听了《小说连播》,才熟悉了解作品的。
据叶咏梅自己介绍她当时和国内主要的出版社的长篇小说的文学编辑们都保持着联系,谁有什么作品准备出版,她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并也拿到了文字的复稿。只要她认为好的作品,就会率先在她的《小说连播》节目中播出,最后甚至大大提高了小说的知名度,扩大了出版社的销量。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出版时就遇到了困难,出版社原来想以预定数不足,同时编辑也觉得作品的文学性不够高,而否定这部作品的出版,结果小说播出后反响巨大,好评如潮,也成就了这部作品,和路遥本人。
在这张照片中我特意用红色箭头指出了黑色人造革套子的半导体收音机,和放在一头沉写字台后面的单缸洗衣机。
在商店中刚刚出现洗衣机的时候,住在同一幢楼2门里的总工程师丁家率先有了一台,爸爸得到消息后就去人家家里看了看了解使用情况,之后就决定也去买一台。爸爸觉得家里洗衣服是个大任务,有个洗衣机可以大幅度地减轻家务劳动。那时每个星期天的傍晚天色开始变暗,而开灯又有点儿早的时候,我就开始洗自己的衣服,在盥洗室的陶瓷洗脸池上放了洗衣板,在湿衣服上抹了肥皂,再用刷子刷,领子袖子前襟,膝盖裤脚。
爸爸是从位于鼓楼大街的地安门百货商店买的洗衣机,北京洗衣机厂生产的白兰牌洗衣机,他是如何把这个大家伙运到家里的,我就不记得了。洗衣机每个星期天要用时,就搬到对面的盥洗室里,接好上水,下水就直接连到地面上的地漏中。这台单缸洗衣机一直用到父母亲1981年底搬离这个单元。新家没有摆放这台机器的地方,爸爸不得不根据新家厨房的尺寸,去买了一个窄而长的双缸洗衣机,塞在厨房的洗碗池边边上。
大概是79年父亲到上海出差,回来时带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无锡电视机厂出品的“红梅”牌12寸黑白电视机。他在那里有些个私人关系,直接从工厂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就摆在了小房间的3个箱子上,平时也就只看看新闻,要有特别好的节目才可以再看。为此妈妈还订了一份电视节目报,把一周内要播出的好节目事先画出来,到时候准时收看。法国电影《红与黑》就是在电视上看的。
四巷1号楼2门262室 (1982年春至1995年秋)
我们一家终于有一套不与别人合住而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了。新家是一个二居室,两个房间和厨房都朝东,阳台在厨房外边,北面的大房间是爸爸妈妈的卧室,南面的小间是我和弟弟的房间,两个房间中间是一个很小的过厅。
大房间里正面靠墙放着那张一头沉的写字台,现在它已经不再用来学习了,而是在上面摆了一台24寸的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那是爸爸到巴基斯坦古杜发电厂现场设计后买回来的大件。家中的电视机只在周末才看得时间长一点儿,平常日子里就是看看7点钟的新闻联播和后面的天气预报,然后就关机了。父母在大房间里,爸爸总在那个缝纫机做成的小桌子上面写写画画,琢磨着他工作中的技术问题。妈妈在大沙发上平心静气,准备睡个好觉。小房间里,弟弟在饭桌上写作业,而我就坐在小衣橱前,带上耳机用那台有短波收音机的单卡收录机听敌台,主要是英语广播,但信号太弱,干扰太强,收效甚微。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93年8月生了女儿,等到94年2月底,妻子6个月的产假到期了,要回单位上班了,岳父母家就不好再住了,那里离我们两个人上班的地方太远了,我们一家三口不得不都挤到父母家的小二居来了。我们三口住小房间,原来依着墙角分别排开的二张单人床正好我们二个大人睡了,女儿则睡在一个可以移动的小婴儿床里。
弟弟就只能挤到父母的大房间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把大沙发翻过来,铺上褥子被子睡觉,第二天起来再都收拾起来。
94年的夏天是我们祖孙三代六口人比较难过了一段日子。房子在顶层,一整天的烈日曝晒,室内是热气蒸腾。房子又是朝东的,单元门正对着楼梯间,垃圾道的气味都升腾聚集在了顶层,也不能开大门,而且东西向也没有什么风。
每天晚上我妻子和女儿先洗洗在小房间睡下了。剩下我们四个大人也要分别端着大澡盆在大房间里洗澡,若是弟弟一个人在房间里洗澡,我们三个人在小过厅和小厨房里盲动,妈妈习惯坐在门厅里的那个小凳子上,那也是我们平时洗脚的地方,我则站在大门口,爸爸没有地方去了,只好站在小厨房里了。厨房里那个通往阳台的纱门还不能老开来开去的,容易把蚊子放进来,那晚上睡觉就麻烦了。
94年7月妻子从单位分到一个小二居,我们一家三口才搬离了这里。一年后,父亲在退休前也终于从设计院分到了一套三居室而离开了这里。
30号楼11门403室 (1995年秋至2004年初)
2000年春节,我们大家在客厅中的合影。我们已经决定这年的夏天,就远走加拿大了。此一去关山重重,人地二生,一切从零开始,父母心中虽是十二分地不放心,只是我们都人到中年了,也就不说什么了。
1号楼1门205室 (2004年初至今)
2020年春节,国内开始封城之前,妻子在父母亲家客厅。
世界上有的民族有这么一个传统,死的人是要死二回的,第一次是他肉身的死亡,但他的灵魂还活着,他的音容笑貌还活在他的亲人们的心中,当他的亲人们也死了,或是都忘记他的时候,他的灵魂也就死了,这时他就完全死了。
父母亲是会在我们的记忆中长久地活着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中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们的相貌中有着他们的影子,而我们的价值观和性格中也有他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