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多伦多
我的信仰是我皮肉上熬出来的，比哲学家强。
3月28日凌晨5；20分许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场，在飞机的起落架碰触到水泥跑道的那一瞬间，整个机身都振动了一下，我的心也随着振动了一下。这是5年来我又一次踏上了这块土地，我的故乡，我父母家所在的城市。
但是三年抗疫清零，一朝放开已经物是人非。父亲在放开疫情封控后就感染了病毒，当时整个医疗体系空前紧张，父亲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抢救，于2022年12月25日去世。母亲因为吞咽障碍，喝水吃饭需要完全依靠通过鼻孔进入胃里的胃管，这样已有半年了，此时也感染了病毒，并于2023年1月4日住院治疗，2月27日才出院在家不到一个月呢，3月24日又突然吐血，急送家附近的二炮总医院急诊科抢救。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赶回北京的。
3号航站楼各处都有安保人员看守。他们黑衣黑裤黑皮靴，脸上戴着白色N95口罩，但不戴帽子，个个身材高挑，白白净净的象是刚从学校门里出来的学生仔。他们站在那里看不出青年人的朝气，倒有些个暮气，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样子。看来他们的待遇也一般，自己心气也不高。我后来查找了一下相关信息，他们都是首都机场安保公司招聘的实习生，要求高中毕业，女身高163 厘米以上，男身高175厘米以上，普通话流利，英语发音准确等。
我是搭乘机场大巴前往市区的，机场大巴的搭乘地点在机场的底层，出入口处就有二三位安保人员值守，而在他们十几米远的地方，还站着一位辅警（左臂上有标识）。他一个人的存在就胜过旁边那好几个安保人员，首先他那身制服的质地就挺考究，也挺扩和贴身，他头戴战斗帽，脸上也戴着白色N95口罩，腰束武装带，制服外面还贴挂着各种通讯和擒拿的装备，让整个人显得精神了不少。他身上还佩戴着一盏警示灯，始终一闪一闪地，时刻提醒着他的存在。他二腿叉开，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周围，象个随时可以出手的衙役，颇有点一夫把关，万夫莫开的劲头。机场内外给人一种处处设防，严阵以待的感觉，很有些压抑有余，而祥和不足。
我是在二炮医院急诊科抢救室里看到妈妈的。她躺在一张靠里面的3号病床上，苍白衰老枯萎，几乎瘦得就剩下一把骨头了，一个鼻孔里插着胃管，另一个鼻孔里塞着氧气，左手臂上包着血压计，右手手指头上戴着血氧夹子，瘦得皮包骨头的手臂上已经找不到可以用来扎针输液的地方了，护士不得不在她的肩胸部位找地方下针。妈妈看到我走进来，还能认出我来，并和我简单地交流。她说话有些模糊不清，需要凑近了嘴巴仔细听。
眼前的妈妈已经是风烛残年，衰老和病痛象二只无情的恶爪在紧紧地纠缠着她，要耗尽她最后的生命。这个从江南水乡苏州城里走出来的女子，在她生命最蓬勃的时候也曾生养了我们兄弟二个，后来我们都是180厘米多的大个子。我看到了一个人在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中的无奈，和生命之树常绿的伟大。
妈妈胃出血抢救时，胃管进食就完全停止了，整个人都靠输液维持。她现在出血止住三天了，在输液为主的情况下，医院认为可以逐步恢复胃肠功能了，从喂一点水，和米汤开始摸索，这个过程会是很缓慢的，甚至会有反复。如果妈妈最后不能够完全靠胃管进食，还多少需要输液帮助，那她就出不了院了。
现在妈妈所在的抢救室里，总共躺着5个病人，围帘后面还有2个空床位，那是为随时到来的急救病人而准备的，医生，护士，病人，家属，有时还会有120急救车的工作人员送病人进来，真是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大呼小叫，周围环境太乱，太嘈杂，需要马上转入病房作进一步的治疗观察。
二炮医院急诊科从主任医师到值班大夫都对我们讲，母亲的胃出血现在是止住了，但什么原因导致的出血还不清楚，也随时会再次出血，需要作胃镜检查。我们消化科的大夫讲他们作不了这个检查，也不能收住院。你们可以到更好的医院去看看。
我们明白妈妈这个年纪，身体这个情况，并不需要知道胃出血的原因，就是真知道了胃里面有点什么问题，也不会再开刀动手术了，也就是保守疗法，减轻痛苦的事情了。我们也理解二炮医院作为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需要考虑社会效益最大化，不能在这里陪着一位已经是临终关怀的老人打转转。老人家临终关怀式的医疗护理应该到二级，或是区一级的医院去进行。可是他们话没有那么说，反而要我们到更高级的医院去看看---完全是误导。
为了妈妈转院那几天我们在二炮医院急诊科的走廊上，手里拿着纸，上面写着一家家的医院，打电话联系，带上病例治疗报告去实地向医生说明情况，真是走投无路，求告无门啊。最后还是在亲人们的帮助下，妈妈终于在30日下午离开二炮医院急救室，入住北京惠兰医院老年病区。
在妈妈还在二炮医院等着转院的时候，我那几天都会到医院去，我得以实地观察了一下这家医院。位于新街口外大街和新康路十字路口东南角的北京二炮总医院，由几座医疗和办公的建筑物围合成了一个不小的院子。其中主要的内科大楼，外科及住院大楼，CT检查楼三座医疗建筑平面布置上就不合理，且各自独立，互不联通，医护病患往来各个科室都要出大楼，经院子才可以到达，春夏烈日当头，秋冬风雨交加，于是不得不又在院子里又搭建了一座T字型的帐篷形式的走廊。医院每个大楼门口上面的电子屏幕上循环显示着各种口号；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政治建军等等。而走廊上也都是关于医德的口号：常将人病当己病云云。
我们习惯在原本平实的事情后面，再给安上一个非常宏大的意义，例如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老年人作作健身操，出门走走步，年轻人打打球，骑骑自行车都是怡悦身心，为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最多也就是有什么别有病罢了，实在达不到要保卫祖国那样的高度。对于职业我们就更是要强调又红又专，德才兼并了。于是就有了教师是文明的工程师，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这样的美好称谓。
其实医生和病人之间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职业距离，否则今天老张抢救无效去世，你伤怀自责，明天小李走了，你也心情忧郁，一撒同情之泪，那这个医生你就当不了了，你在还没有锻炼成为经验丰富的医生之前，就从这个岗位上淘汰下来了。一个职业就是一个职业 (A job is a job)，要用平常心来对待，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自己的本份，用不着无限地往高大上上面拔，过了份之后，就让人感觉有些假大空了。
同时我们也不要把聪明人和圣徒混淆在一起。生活中很多聪明人，他们在学识，专业上大有成就，但他们并不是圣徒。我是在观看文献片《寻找伦布郎》（ Looking for Rembrandt）时, 记住了这么一句话；”不要把天才和圣徒混淆在一起”（ don’t ever confuse genius and saint）。
医院东北角处的食堂建筑物的整面墙上更是镶嵌了红色的习主席训词，洋洋洒洒百十字。一般人走过时扫上一眼是不足以看完全这一段文字的，需要驻足细读才可以。这整面墙上的习主席训词，从先期的制作，到后面的空中作业，在四层楼高的墙面上放线钻孔安装，估计得花费不少吧。这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那些匆匆走过的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们可否有人真正地留意过这些标语口号，并在心里面走了一圈，回味了一下它的意思，想了一下它们在现实生活的作用吗？
这次探亲我见到了一位40多年没有见过的中学同学，我向他问起我们当年的一位学霸的现状。当年学霸学习有方，脑子又灵光，尤以数学好得令人吃惊，多难的代数几何题他都能信手拈来，如探囊取物。数学被誉为大脑的体操，凡数学好的人脑子都好使聪明。他的学习能力要比我们这些一般化的所谓好学生高2到3个层次。他说过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好学生（学习好的）学习陈景润，坏学生（学习不好的）学习雷锋。他后来如愿以偿地考上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在不出国留学不足以说明自己聪明才志的80年代，听说他早早就赴美留学去了。我们估计以他的能力在美国大学里作个教授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而他也确实一直在美国。
但此时我这位消息灵通的老同学讲，学霸初到美国很是在学术上风光了一阵，可回来却和周围的人和事搞不到一起了，在正是出成绩的年龄回家当寓公去了，看看孩子，靠夫人工作的收入过活，如此这般也有20多年了。
这么一位天才少年在后来的学术场中都没有崭露头角，实在令人惋惜。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点什么也真是不容易。学生时代我们脑子里只有学业这一根筋，而且学习也还是个个人行为，只要你自己努力，脑子还好使就行。而进入社会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智商和情商）只是一部分，还有外界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多项其他因素的作用，英语里也有所谓right person, right place, and right time。如果把自己可以掌握的个人能力，和自己不能把控的外部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等4项都平均地加在一起，那么个人能力也就占25%。一个人在完成了主要靠自己努力的学生时代后，就要穷尽一生在属于自己的学术场，职场，商场，和官场中努力攀爬，占据有利位置，以期达到个人利益（富贵）的最大化，这中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而其中分寸的把握拿捏都会是成败的关键，更有大环境和小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我们大多数人的这一辈子都是蹉跎岁月，白忙活了一场，从当年的懵懂的少年，迷茫的青年，无奈的中年，一晃儿就到了现在自己给自己解宽心的老年。而少数因为机缘巧合而青云直上的佼佼者，也不必要整天都端着，在人面前一副我历尽磨难痴心不改，我认真地过好每一天的样子。小子，你肉体凡胎的那点儿事我们都知道，就别他妈的在这儿装神弄鬼了。
2023年4月29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