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提前15年的信 (第十五封)

第十五封 小语： 人的一生常有关口，对人是一种考验。这些关口时间短暂，甚至只是一瞬间，却是你全人生、全人格的展示。 我记得，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有这样的诗句： 在那阴郁的日子 需要镇静 相信吧 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的 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这里，“镇静”二字是重点，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能不能镇静，几乎是你的经历、经验和人生观的回答。 中国还有两句成语：“化险为夷”、“因祸得福”。能不能化险为夷，能不能因祸得福，常与能不能镇静有关。 我最看不得那样的男人，遇事摔锅打碗、抽烟酗酒、自暴自弃；于是险就是险，祸就是祸，不能转化，倒霉到底。现在的电视剧中多的就是这样的男人，实在是很丑陋的。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我正大学毕业。不迟不早，你祖父也在这个时候被打成右派---也就是反动派。虽然你祖父没把这事通知我，但从他的工作和职务的变化，我能敏感到事情不妙。中国人的政治感觉是最迟钝，又是最敏感的。对民主政治的规则无知到迟钝的程度，对人治政治的变动辨察到敏感的程度。一个右派的儿子实际上就是“准右派”，虽说在一些政策宣传中也讲“不唯成分论”，但谁都明白最幸运的遭遇也只是不“唯”而已，还是要讲成分的。你的工作范围，你的事业前途，都有种种“限定”。你要学会认命，万不可痴心妄想。 也许又是阴差阳错，可能你祖父当右派的事还没有及时通报学校，在分配工作时竟按我的成绩，把我分到了一个“要害部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一个右派的儿子，能在这样的要害部门生存吗？起先我带着侥幸心理去报到了。 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斗争右派大会。地点是大播音室。具体的斗争对象是邵燕祥，当时就是很著名人士的诗人；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部门的头儿；此时已成为右派。他站在台上做检查，任务是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否则就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记得他穿着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个子不高，脸色苍白，看着讲稿念检查；口齿清楚，声音很低；实在看不出象一个坏人。而当时的顺理成章的解释是，坏得很“隐蔽”。他讲完之后，一个接一个上台批判，不知是真是假，个个慷慨激昂，目的是营造一中“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气氛。这种气氛对坐在台下的我--- 一个右派的儿子，自然是格外刺激的。 我能在这儿呆下去吗？----成了我心中拂之不去的问题。那时我只有21岁，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感到骄傲，因为我没有像稀泥那样瘫下来，而是很清醒。我要保护自己，在危难中寻求安全；而当时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和商量的人。除了自己的镇静，别无依傍。 一个决定就在我心中产生了。离开！ 我给国务院人事局打了请求调动的报告。当时电台的人事归国务院人事局管理。不久，一个处长召见我。我记得，处长是一个中年妇女。坐下之后，她没有马上发话，而是久久地注视着我，忽然说： “你真要调动吗？” “是的。” “你这个年轻人有点儿怪，人家想来中央国家机关，来不了，你刚来，就想走！” 很遗憾，我已记不得 她的姓名了，她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干部。当她知道我想去教书的时候，说教书是好事，表示支持，愿意帮我联系。 几天以后，她又把我召去。她告诉我，北京的高校都在反右，很紧张，暂不进人，只有地方新办的高校需要马上进人。她问我愿意离开北京吗。我当即表示：同意 就这样，我到了一个比较穷和落后的省份，开始了我长达三十多年的教书生涯。离开北京的时候，那些不知真情的同事都表示惋惜，有一位姓陈的老大哥说：“小沈，你的写作能力很强，在电台有发展前途。何况，北京毕竟是首都，发展空间大啊！”而那个省份确实落后，我记得省会和北京之间还没有直通车，必须在一个城市转车；转车之后，换乘的车厢很破旧，印象很深的是车上随地吐痰的人很多。 但，三十多年来，我从不后悔。并且一直感谢那位我已记不得姓名的女处长。那些为我惋惜的朋友不知道我是一个右派的儿子。当电台知道这点后，即使不把我赶走，也得“特殊安排”，使你能生存而不谈发展。也许开什么会的时候，会通知我“不必参加”，或是一屋子的人都走了，就落下我这个“政治另类”。而在一个落后省份的新办缺人的学校里，还得使用我，我还能站在讲台上。而在讲台上，我就有了一定的施展才能的空间。除非我自己真的无能，被学生赶下台，那就怪不得天，怪不得地了。而我静下心来，认真对付了教学，我没有浪费生命。多少年后，那些已经进入社会，在工作中取的成绩的学生，见到我时总要心驰神往的回忆他们当时听课的激动。最近，王达敏先生在评论我的文学、文化成就的文章中，还专门描述了我的教学----实际上，就是一个右派的儿子在当时的如何镇静地面对命运、沉着的战胜自我的记录。也许“化险为夷”“因祸得福”就是这样用镇静换来了。 事情未完。教学优良、学生欢迎，在当时未必完全是好事。当时就有人给我“只专不红”的评价。十五年后的你、你们，可能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这是说，你业务虽然可以，政治上不行。可用，但不可信。那时培养青年教师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送出去进修。一批又一批地送走，而从未轮到过我。在一次欢送进修教师的会上，一位领导说：“我们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于是我懂了，我是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在培养之列。但我的尊严依然，对学生的责任还在激励着我，我不自卑、不自馁。有人说我“骄傲”，而正是这“骄傲”拯救了我。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转机。当时的副总理陈毅同志来我们学校开座谈会。他在会上大谈红专问题，反对把“只专不红”的帽子戴在知识分子头上，要求对这些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他走后不久，我就成了落实政策的对象---被破格提升为讲师；成了着个省当时最年青的讲师。真成了“化险为夷”“因祸得福”的例证。 从那时到今天，又是几十年，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我更明白，“化险为夷”也好，“因祸得福”也好，前提是自己的镇静。而更需要思考的是，镇静的前提又是什么，镇静之源何在？我还将与你交流。 敏特 200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