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提前15年的信 (第十二封)

第十二封 小语： 上一封信提到知识分子。你祖父、父亲都是知识分子，而你，也会是知识分子。因此，你不能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是青年教师；当时，青年教师，两人住一间房间。和我同室的一位教师，年纪比我大，我视他为老大哥；平时在生活上，对我很照顾，我很感激，很敬重。可是在一次会上，他突然拿出一个小本子，声色俱厉地开始了对我的“揭发”。他的小本子上一条条地纪录着我的“罪行”，几月几日，沈敏特说了什么什么，几月几日，沈敏特又说了什么什么。。。。。。就这样，我们划清界限，了了分明，他成了“积极分子”，我成了“反动知识分子”，抄家、看守、批斗落在了我的头上。我还记得，所有的书都给抄走了，只留下《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和《马恩选集》。 十五年后的你，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谈，可在那年头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平常的。说真的，我的倒霉在当时算是最轻微的。那些我们很敬重的大知识分子都难免你斗我、我斗你的角斗和厮杀。坐牢、劳改、家破人亡者，不乏其人。最近，凤凰电视台有一个专访作家张贤亮的节目，他当过右派，而当年写大块文章批判他的，就有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大诗人，而这位诗人，不久也成了右派。大作家田汉，文革中成了所谓的“四条汉子”，被迫害而死，而在反右运动中，他也曾慷慨激昂地批判过别人。巴金说得很坦诚，文革中，自己若不是早早地被“打倒”了，他也可能积极地批判别人，争取当积极分子。知识分子的圈子，真象是互相撕咬、你死我活的角斗场。说是“角斗场”，并不是我的首创，有一为大诗人的文章题目就是《角斗场》。 其实，这还不是最悲哀的；更让你们无法理解的是，那些被批判、被迫害、被打倒的知识分子本人，也常常自认：“打得有理！”甚至以为，自己的“反动”大概已深入骨髓，所以久久不能感觉到自己的“反动”。最典型的是郭沫若，他认为自己文革前的作品都“坏透了”，应当“统统烧掉”；著名剧作家曹禺则跪在毛泽东相前，痛哭流涕，认为自己对不起党，写了那么多“大毒草”。知识分子丧失自我，丧失认识自己的起码的认识能力，这不是人类的大悲哀吗？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大毛病是自以为是，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毛病是，缺乏最起码的自以为是的能力。一个人成不了认识主体，还有人的价值吗！ 于是，叫你斗别人，你就冲上去，声嘶力竭；叫你斗自己，你就跪下来，痛哭流涕。这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种灵魂的扭曲，我也不能免除。上个世纪90年代，著名人士学者舒芜先生在为我的文集作序时，便指出80年代思想解放中我的有些文章还有“痕迹”；他很精彩地以一幅漫画作比，一个人在一个坛子里生长，后来坛子打破了，这个人的身形依然还有坛子的痕迹。 当然，不能一言以蔽之，还有顶天立地的人物。马寅初、陈寅恪、梁漱溟、顾准、遇罗克、张志新。。。。。。但，人数太少，力量太弱，不能扭转乾坤；只有在付出鲜血、生命的巨大的惨重的民族代价之后，人们才会承认他们的价值；而为时已晚，当时影响不了历史的发展。 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创造先进的生产力吗！ 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创造先进的文化吗！ 人们为出不了大作家、大科学家、大师级的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痛心疾首，其实，若有，倒是奇迹了。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有十年之久，而上个世纪从1927至1936还有一个长达十年的所谓“文化围剿”；这两个十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摧残进步文化与进步文化人。而这两个十年的结果却迥然不同。十年反“文化围剿”中，进步文化有了长足进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人物。我们熟悉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在这个时期贡献卓著。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就那么几个“样板戏”加上“一个作家”，称的上是大地一片白茫茫。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蒋介石仁慈吗？不，蒋介石是一个血腥的刽子手。对于异己的文化人，他毫不留情，闻一多、李公扑被枪杀，多少进步人士在白公馆、渣滓洞受到的酷刑、虐杀，都是明证。进步文化人不能靠蒋介石的仁慈来构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但，蒋介石始终没有统一中国，与他并存着很多不能控制的政治力量。中央和地方，嫡系和非嫡系，有着矛盾和磨擦；就是在一个城市，还有租界和非租界的不同；这就给进步文化人留下了很多生存与发展的空隙。如，鲁迅还有内山书店、日本医院可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除台湾，基本上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构成了上下一致、纵横兼备的政治体制；甚至囊括了街道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组织。一声号令，全民动员；要干好事，效能很高；出了问题，难以倖免。你祖父在文革中，想在家过个年也不可能，就是个小小的例证。 蒋介石政权始终在战争状态，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连不断，来不及形成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消灭蒋家军，建立新中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和极大的信任。如利用这种优势，普及科学与民主，推广马克思主义的真髓，这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惜，这样的优势一度被错误地利用了。 中国是一个有着皇权专制主义深厚传统的国家，缺乏欧洲几百年的民主启蒙的洗礼；一旦气候适宜，加上新的包装，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包装，卷土重来、变本加厉，是完全可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史无前例的一例！ 那时我们没日没夜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搞着“斗私批修”，喊着“三忠于”“四无限”“万岁万万岁”，甚至连“一闪念”也不放过，这似是而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已是天衣无缝。实际上，离开马克思主义已经很远很远，因为马克思的理想已写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观念，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度就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奉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顶峰。 这里还特别要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最好的命运就是遇上识马的伯乐（或皇帝，或高官），最值得感谢的是“知遇之恩”，最值得的牺牲是“士为知己者死”，最倒霉的是“怀才不遇”。而在知识分子之间，又少有群体凝聚的自觉，多的是“文人相轻”，运动来了就互相揭发，互相批判，在自己倒霉的时候也要通过打击同类来立功贖罪，争取从地狱的十八层上升到十七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基因中有一种“争宠”的妾妇情结。连李白这样颇具狂放自傲的大诗人，也难免俗，他写过“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諛词，有点儿投靠权门之嫌。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文化大革命十年，完全扫荡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创新能力，造出一片旷古难见的大地白茫茫的景象。是的，所谓知识分子，并不是老百姓通常指的那些读过书、能断字的人；若以此为标准来确定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么教育一普及，岂不人人都成了知识分子。应该以精神生产力为标准，来界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指那些生产新思想、生产新知识的人。若以此为标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更清楚了。这是一个消灭知识分子、消灭知识生产力，使人类退化的史无前例的灾难。 当然，这十年也给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我要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努力回答这个问题；而我更希望十五年后的你、你们，会把这个问题回答得十分圆满。 敏特 2003/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