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提前15年的信 (第二十二封)

第二十二封 小语： 今年是2003年。这一年受人瞩目的电视剧是五十多集的《走向共和》。电视剧讲究收视率，这个剧的收视率之高，你在生活中就能感觉出来。很多人一到晚饭后，就把其他事放在一边，坐到了电视机前。有一次我和几位朋友共进晚餐，按常例晚饭后正是高谈阔论的时候，而这一次大家放下筷子就匆匆站了起来，说是要赶回去看电视剧，一集也不愿落下。 电视剧是大众文艺，是应予注意的。电视剧和对电视剧的反响是可以观风俗、察人心的重要领域。你可从中把摸到历史、时代的脉搏；估量出一个民族的精神质量。 譬如，为什么反映明君、清官、大侠的电视剧久盛不衰，而人们很习惯地以某个明君、清官、大侠的作为当作标准来评判今天的是是非非？其中包含着很深厚的社会历史的缘由。 中国还没有完成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民主的制度、法律，还在建立的过程之中；古代的臣民心理远没有被现代的公民心理所替代；在语言系统中，“关心”、“关怀”、“重视”、“照顾”等等的词汇使用频率最高，反映着一种仰视、乞求的臣民的心理状态。而更为关键的，也是十分现实的是，人们还不可能完全通过完善的政府机制、法律机制来实现公民权利、保障公民利益；人们的生存状态常为更为强大的“人治”因素左右。于是，明君、清官、大侠还寄托着人们的欲求和希望。反映明君、清官、大侠的电视剧还是人们心理平衡、情绪宣泄的一个精神空间。 《走向共和》收视率如此之高，固然与艺术水平直接相关，但更有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思考着、实践着，抛头颅、洒鲜血，作出重大牺牲，说到底，就是为了要实现共和，也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这个戏力图描绘出一百多年来这个过程的历史图景。应该说，这是一部好戏。 但是，不知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这个过程的描绘是不充分、不到位的。核心问题是观念不彻底。 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探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一直到孙中山为止，走向共和作为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并未达到。只有以整体文化的视角去关照这个基本过程，才能发掘出其中的历史真髓。 整体文化包含三个由浅入深的基本层面。走向共和的几个基本历史阶段，正好具体体现了这三个绕不过去的基本层面。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属于整体文化最表浅的层面——物质层面。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们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船坚炮利”为象征的西方的物质力量战胜了东方古老的物质文明。于是，他们热衷于引进西方的机器工业；军火工业、造船工业、纺织工业、面粉工业以及铁路、邮电等，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发展了起来。这当然是一个进步。 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迫使人们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物质层面的些许变化，并不能从 根本上改变中国，使中国由弱变强。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关注政治制度的变革。他们认识到清王朝腐败的政治制度必须改变，吏治必须清理，于是而有光绪皇帝支持的康梁变法，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前者要求君主立宪，后者要求民主共和。这就进入整体文化的第二个层面——制度层面。 历史告诉我们，孙中山也只是搞出了一个随时可能走样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实质内涵——三民主义并没有实现。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种制度的确立，必须以整体文化为基础。西方共和制的实现，既有发达的生产力，又有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几百年造成的思想前提。在一个皇权专制主义深入骨髓的国家，怎么可能建立起现代的共和制呢！即使是君主立宪的改良，也是人头落地，不能成功。谭嗣同临刑前高呼：“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固然壮烈，但毕竟是失败的悲剧。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进入整体文化的第三个——也是核心的层面——即包括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等的文化之魂。 于是而有五四运动，它正是总结了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高张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从而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历史证明，核心层面不变，任何物质和制度层面的进步，随时可能丧失或倒退，或名存实亡。剧中有一场戏倒是意味深长的。一位老者见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仍口呼万岁，双膝跪下，一定 要把总统当皇帝。这是传统文化积淀根深蒂固的象征。 整体文化的三个基本层面的变化是不平衡的。 物质层面的变化是最快的，而且是愈来愈快。今天的生产工具、交通通讯手段、家用电器、服装等等，以日新月异来形容，毫不夸张。 制度层面相对慢一些，几十年、上百年是需要的。 最慢的是文化之魂，往往多少个世纪都不变化，或者形变而实不变；改头换面，又粉墨登场。它具有顽强的超稳定性，因而法国文化学者提出了文化学的“长时段概念”；他们认为文化的核心内容的变化是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的。不要以为几十年就能根本变化。这一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最应当理解，在五四运动几十年后，当年批判过、冲击过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继续革命”的旗号下，变本加厉，卷土重来，酿成浩劫。 文化之魂的超稳定性十分深刻地表现在一些革命领袖身上。你看，它悲剧性地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出来。孙中山的行为中，常见民主要求与非民主手段的矛盾。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是非民主的。皇帝的帝位可以蝉让，因为帝位是家天下的；总统只能民选，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在重新建党的时候，孙中山又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向他宣誓效忠，这更是非民主的。这些非民主的东西是走向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的通道，而绝对到达不了真正的民主与共和。当然，孙中山是伟大的，他是与时俱进的；他没有把自己视为不可超越的顶峰，他留下的伟大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 制度是重要的，在一定地条件下，是关键性的。但制度也不是万能的，离开了整体文化的条件，制度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一位西方哲人说：“有什么样的群众产生什么样的制度。”柏阳说的更尖锐：“第三流的国民产生不出地一流的政府。” 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千百万愚民是专制主义的基础。 这个戏的导演张黎没有把制度的变革放在 整体文化的互制互动的网络中，来加以展示，甚至有意无意地忽视国民素质和制度确立的血肉关系。他说：“我们对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观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历史进程是由诸方面因素组成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力的四边形，就是合力组成的。。。。。。任何一个历史的改变必须要有先行者。”这是误解。恩格斯讲的是“历史进程”，这包括历史进步，却不等于历史进步；历史倒退也是一种历史进程。先行者是必不可少的，但先行者的根本功绩恰在于他要把群众带向进步的航道；一个带领不了群众的先行者只能是失败者。就像袁世凯称帝，是一种合力组成的历史进程，却不是历史进步；反袁的胜利，也是一种合力组成的历史进程，同时又是历史进步。其中就有先行者带动了群众的作用。 这个戏恰在这个前卫的，又是关键性的观念上失落了；却也昭告我们，走向共和，走向现代化，必然是一个包括物质、制度、文化之魂的整体文化工程。任何一部分的忽略、滞后、排斥，是不能达到共和、现代化的目标的。 敏特 200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