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议夹叙说文联

夹议夹叙说文联 ———写在文联50周年 　　我不是文联的“元老人物”，我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才“混”进文联的半道出家的作家。因为不是“原装货”，在纪念文联５０岁大寿的时候，我本不具备说三道四的资格。但转而一想，我这处于文联之内与文联之外的双重性的身份，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视角，反映出一种对于文联的特殊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说出来可能是“歪理邪说”，也能从反面突显特殊的参考价值。 我的美好回忆 　　在我还不是文联驻会作家的时候，我已参与了文联举办的一些文化活动。有的印象已经淡漠，有的却是记忆依然鲜明。如今细细琢磨，淡漠和鲜明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 　　先举一个例子。 　　那是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我想不起来准确的日期，打电话问了苏中老兄，才知道是１９７７年３月。具体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绝对权威的理论——黑八论”。 　　这个活动安排在体委的招待所。我记得住的是大通铺的房间，睡的是那种上下铺的铁床。没有空调，大家穿的是或黑或蓝毛式棉衣。讲话的时候，大概有点冷吧，还习惯性地呵呵气，搓搓手。饭食呢，在当时堪称丰富，大家满意十分；但与今天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仍是天壤之别。 　　但整个会议却有一种因为潜藏着风险而令人激动的气氛。 　　我说“风险”，绝对不是夸大其词，故意耸人听闻。 　　会议名曰讨论“黑八论”，实为批判和否定。风险由此而来。 　　要知道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官方文件形式确认，包括“钦定”的理论，都尚未以正式会议的形式予以触动；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触犯这些理论的人，还坐在牢里，并没有平反；而更重要的是，有权用棍子整人的“左派”们有的也还在位，信仰这套“左派”理论、没有从“凡是”派的阴影中冲出来的人们，依然不是少数。而从７０年代末一直到９０年代中，虽公认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每年都有一段时间会有“左”的寒流袭来，有时来势颇大；撞上的人虽不至于像“文革”结束时那么倒霉，但也可以相当倒霉。 　　把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摆，大家一定能想见，这个在“文革”后第二年举行的会议所面对的风险。而正是这个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是深刻的好印象。 　　这好，不仅是一种感觉，还有与这感觉相一致的认识。文联，文联，顾名思义就是联合文化艺术工作者，在文化艺术领域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我想，这个会议体现了文联的这个应当永远坚持的目标。那么，什么才称得上是“好事”呢？那就是勇于突破，去创造符合历史潮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文化艺术。那就是敢于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承担起新思想的启蒙的历史任务。那就是面对困难、障碍、压力，甘心承担风险，激发历史乐观主义精神。 　　我这里特别要提到那个会议的一种让我感到舒适的气氛：平等交流。大概那时“文革”的权威刚刚崩塌，新的权威还没有树立起来，传统的官本位式的权威也没有恢复过来；谨慎的官员们面对一个把握不定的局面，还不愿意轻易出头，去引导，去总结，去指示。谁都明白，此时此刻想“摆谱”是要冒风险的。与会者呢，带着“四人帮”粉碎后那种兴奋，全神贯注于分清是非，探求真理，压根儿没想到在这个会议上，自己是老大、老二，还是老小。 　　我不敢说，这代表着文联的一个最好的时期，但我敢说，这代表着文联的一个相当好的时期；也是文联在全国的名声相当好的时期。当时，我还是文联的“外人”，我对省文联的感觉是舒适的、纯净的、激情洋溢的、努力向上的、执着追求的。每次有什么会议和活动，我都欣然以赴。 我的困惑和思索 　　当然，不能一言以蔽之，说文联在此之后就走下坡路了，一蹶不振了。很多作家、艺术家，创造了不容忽视的业绩，依然令人欢欣。但应该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事让我感到不太舒适，不太纯净；有点烦，有点厌。最突出的就是文联不太“文”，文中夹杂了不少官本位的官气，文坛冒出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于是文坛也就难免有了不该有的纷扰和争端。争位子的积极性有时超过了创作上友好竞赛的积极性。文学艺术创作的评价标准常常兑换为官阶的级别，于是，仿佛有了官位才能体现创作的业绩，仿佛官位愈高创作成就也愈大；于是，创作成就的追求不知不觉兑换成了官位的追求。因为位子供不应求，酿成了纷扰和争端。为什么文联和下属的协会换届如此之难，必得一拖再拖，大要在此。文联，文联，本是文化人的工作联合体，常常要演出梁山泊忠义堂英雄排座次的活剧；文坛的味儿愈来愈淡，官场味儿愈来愈浓。 　　任何内容都要寻求相适应的表现形式。所以，非常好玩的是，文联的各种会议常常要体现出一种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主席台情结”；大会、小会、报告会、讨论会、庆祝会、纪念会，不管人多人少，都得设一个主席台。上台的资格标准不是创作成就的大小，而是官位的高低，诸如部委级啦、厅局级啦、县处级啦，等等。坐在台上可能“味道好极了”；什么味道呢？不言而喻，权力与官位的味道。在这种气氛下，常会出现喜剧性的情节和细节。 　　有一次，主席台出现了人满之患；人没到齐，台上已经坐满。有位老兄迟到了，却找不到本该留给他的位子。如果没有“主席台情结”，台下座位多的是，坐下来不就结了；这又伤不了健康伤不了财，可他老兄不甘心。也许心中已是怒火冲天，仿佛遭遇了政变，他硬是要把局面扭转过来。他不辞辛苦，在台下找到一张椅子，亲自搬上主席台。由于正中已满，他不得不把椅子放在了台的边角；虽然让人看着有点好笑和委屈，但毕竟和台下有了本质的区别，他老兄也就心满意足地坐了下来。 　　当然，我深知这些现象仅仅是现象，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决不是个人的过错；我所提到的与此有关的人，都是善良的好同志，他们的令人遗憾的行为，无不是某种体制的演绎。是的，文联体制不尽顺当，不能充分体现现代文化的精义。文联，全称很长，但中心词只一个字——“文”，即文化。文联的一切工作，包括组织、人事、创作、社会文化活动，等等，就是在这个“文”字上做文章。你吸纳什么文化，拒绝什么文化，坚持什么文化，创造什么文化，传播什么文化，都会在你的全部工作中呈现出来。我想，“官本位”文化和文联的文化应该不属于同类的；否则，文联不就成了旧式的官衙门了吗！好在文联是有好传统的，但愿这好传统得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