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转贴）

  我撰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是想为目前正在许多国家展开的关于社会民主政治之未来的讨论作出一点贡献。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讨论，其原因是非常明显的。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期在工业化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福利共识”的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信誉最终受到质疑，以及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异常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这些变化？社会民主究竟还能否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而延存下来？这些问题的确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我相信，社会民主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不仅能够延存下去，而且还会兴盛起来。但是，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修正他们的既有观念的情况下，社会民主才可能存在并发展下去。

    他们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正像我在正文中将会指出的那样，“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民主的历史上，这一术语已经被使用过许多次；而且，试图申言不同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也曾经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过它。在这里，我用这个术语来指称社会民主的复兴，即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得不经常进行的阶段性反思主题的当下形态。

    在英国，“第三条道路”已经逐渐同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的政治战略联系起来。人们经常把托尼·布莱尔的政治信念同美国“新民主党”的政治信念相比，而新工党与新民主党之间也的确存在着紧密和直接的联系。有人说过：“与撒切尔政府和梅杰政府一样，布莱尔政府是到大西洋的彼岸，而不是到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去寻找启发。它的政治修辞是美国式的，影响其政治方略的知识资源来自美国，甚至连它的政治风格都是美国式的。”①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比如，工党的劳动福利规划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带有美式标签，但是，经过仔细推敲，我们便会发现，其实它的灵感更直接地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而不是来自于美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规划。在这一观点的有效部分中，其重点也需要加以修正。关于新工党的讨论尽管是活跃而有趣的，但这种讨论基本上是在忽视欧洲大陆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关于社会民主的类似讨论的情况下进行的。托尼·布莱尔与老工党的决裂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件，但是，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也都完成了类似的决裂。

    在英国进行的类似讨论中，有许多方面尚有待于赶上欧洲大陆关于社会民主的讨论。然而，英国又正在为一种蓬勃兴起的新观念作出积极的贡献。与其简单地照搬美国的思潮和观念，英国不如成为一座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沟通之桥。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都未曾像英国那样有过如此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执政。不论撒切尔主义在英国造成了别的什么影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震动了英国社会。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像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保守派。在自由市场的旗帜下，她攻击既存的组织与精英；与此同时，她的政策更进一步推进了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的变迁。工党及其理论立场的同情者对此作出的最初反应是重申老左派的观点。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做而在选举上遭受的挫折，又促使它转变自己的取向。因此，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阵营中产生的观点相比，在英国开展的政治讨论中产生了一些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思路。在英国产生的思想与欧洲大陆的讨论是可以有直接的相关性的，而它们却是针对不同的背景而展开的。

    这本书源于我与伊安·哈格里夫（Ian Hargreaves）和杰夫·马尔干（Geoff Mulgan）所进行的非正式的晚间讨论，我想对他们两人表示感谢。起初，我们想合编一部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文献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是我从我们之间的讨论中得到了许多启发。我必须特别感谢戴维·赫尔德（DavidHeld），他细心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和好几份修改稿，他的评论对于最后形成的文本是关键性的。其他对我帮助甚大的人士还包括：马丁·阿尔布罗（Martin Albrow）、尤里奇·贝克（Ulrich Beck）、艾里森·齐弗斯（Alison Cheevers）、密里安·克拉克（MiriamClarke）、阿曼达·古德尔（Amanda Goodall）、斐欧纳·格拉姆（Fiona Gra－ham）、约翰·格雷（J0hn Gray）、史蒂夫·希尔（Steve Hill）、朱利安·勒·格兰德（Julian Le Grand）、戴维·米利班（DavidMiliband）、亨利塔·摩尔（Henrietta Moore）和安妮·波尔（Anne Power）。我还想对阿丽娜·勒德内瓦（Alena Ledene－va）表示衷心的感谢，她不仅对全书的问世贡献良多，而且，每当我感到沮丧——这是常有的事情——的时候，她总是鼓励我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