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出去度假,俩闺女都嚷着要去马耳他。两年前我们去那里旅游,回来后给她们讲过马耳他的历史古迹和自然景观,从此,马耳他就成了她们迷恋的地方,盼望着有机会去那里一游。
马耳他对我们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这个有着“地中海心脏”称号的岛国不但历史悠久,古迹众多,而且阳光灿烂,海水清澈,特别适合海滩度假。我们上次去马耳他来去匆匆,当时就生出一种还要再来的欲望。这次孩子们要去马耳他,真是一拍即合。
马耳他是个只有50万人口的小国,但有7000多年历史,有三处联合国历史文化遗产,被称为“欧洲文明的摇篮之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既有欧洲的浪漫,又有北非的异域感。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经常能看到介绍和推荐去马耳他旅游的信息。马耳他作为一个融合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与轻松度假氛围的理想旅游目的地的潜力正在喷发。
(一)
马耳他首都瓦莱塔(Valletta),看起来颇像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是座雄踞海边围着城墙有人居住的古城堡。城堡内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好像一座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当然是我们率先要来游览的地方。
马耳他岛没多大,开车从南到北也就两个小时。我们住在岛的北部,离马莱塔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早餐后,兴冲冲地上了路,才发现马耳他的游人比前两年增加了许多。
路上拥堵,走走停停。由于路况不熟,还常选错路口,走了不少冤枉路。一次,我们的车无意间拐进了岔道,正在寻找返回的路口时,霍然发现马耳他大学(University of Malta)的招牌。我对大学校园情有独钟。每到一个地方,对我吸引力最大的就是大学校园。今天不经意间来到马耳他大学,真乃天助我也。甭废话,先进去看看再说。
虽然马耳他只有五十万人口,但其大学却一点儿都不含糊。这所大学是马耳他的最高学府,历史悠久、学术声誉卓著,是地中海地区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上网一查,这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592年,前身为耶稣会学院(Collegium Melitense),1769年正式更名为“马耳他大学”。这个学校现在约有学生11,000人,包扩近1,000名国际学生,提供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完整学位体系。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岛上,竟有如此规模的大学,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校园略显拥挤,但建筑与众不同,一看就像个大学校园。尽管路边停满了车,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教学楼之间匆匆穿行,整个校园仍然显得安静整洁。各种研究中心和院系的招牌展现在风格各异的建筑上,引人瞩目。走在校园里,彷佛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回到那段充满激情令人怀念的时光。我拍照时,两个学生见我在照相,特意伸出手来致意,表现得特别善解人意。
离开马耳他大学没多久,就来到瓦莱塔。旧地重游总是令人兴奋,再次看到这座古城,感到既亲切,又熟悉。城门前排着长队的巴士,顶着烈日络绎不绝的游人,像一幅流动的画面与记忆中的影像重叠。瓦莱塔,我们又来了!
瓦莱塔看起来酷似一个军事要塞。事实上,这座城市就是按照战争年代的需要而建的。1565年,奥斯曼帝国曾以数万大军攻打马耳他,马耳他骑士团在大团长让·帕里索·德·瓦莱特(Jean Parisot de Valette)的带领下,顽强抵抗了奥斯曼大军近四个月的围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围攻”(Great Siege of Malta)。战后,岛上的防御工事几成废墟。
为了防御奥斯曼军队的再次入侵,瓦莱特决定在这片高地建立一座全新的军事要塞城市。这座城市不仅要坚不可摧,还要体现骑士团的尊严与荣耀。
1566年3月28日,新城破土动工。为了纪念瓦莱特的领导与胜利,这座城市被命名为“瓦莱塔”(Valletta)。城市的总体规划由著名意大利工程师、米开朗基罗的学生弗朗切斯科·拉帕雷利(Francesco Laparelli)设计,后由其助手继续完成。
经过五年的建设,瓦莱塔于1571年竣工,成为欧洲第一座按现代城市规划建造的首都。城市街道整齐划一,防御体系科学严密,被誉为“一座由绅士为绅士建造的城市”。然而,这位伟大的大团长早已于1568年去世,未能亲眼见证他亲手筹划的理想之城拔地而起。
瓦莱塔坐拥天然良港——大港(Grand Harbour)。正是在这片水域,大围攻期间骑士团与奥斯曼海军激烈交战,战火染红了两岸的海水。如今,港湾宁静安详,但历史的血与火,仍回荡在古城的石墙之间,提醒着世人:这里曾是文明与霸权殊死较量的前线。
进城后,穿过总理府、马耳他股票交易所等政府建筑,我们率先来到上巴拉卡花园(Upper Barrakka Gardens),在此欣赏对岸的大港(Grand Harbour)和三姐妹城(Three Cities)。映入眼中的是马耳他文化的精华,浓缩了千年的地中海文明、十字军的理想与殖民历史的遗产。
上巴拉卡花园由意大利骑士弗拉米尼奥·巴尔比亚尼于1661年建造。花园最初有屋顶,但在1775年祭司起义后天花板被拆除。这里居高临下,微风送爽。凭栏眺望,大港和三姐妹城近在眼前。
随后,我们乘坐电梯下到海边,再穿过优雅古朴的维多利亚城门(Victoria Gate),走进静谧而怡人的下巴拉卡花园(Lower Barrakka Gardens)。
这里不仅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大港(Grand Harbour)的壮阔景致,还矗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新古典主义纪念亭,纪念的是英国驻马耳他首任总督亚历山大·约翰·鲍尔爵士(Sir Alexander John Ball)。亭身洁白,柱廊典雅,许多游人在此拍照留念。
正当我们驻足赏景时,远处的上巴拉卡花园突然传来隆隆炮响——那是每天正午上演的传统鸣炮仪式。那一刻,历史的回响与现代城市的喧嚣交织在一起,我们都感到乐在其中。
继续前行,我们走进了马耳他考古博物馆。博物馆的底层正在装修,不对外开放,但喜欢考古的女儿坚持进去参观开放的展馆。馆内分门别类的陈列和详细的注释,诉说着马耳他史前文明的神秘与辉煌。沉浸在出土文物之中,我们一时竟然忘了时间,久久不忍离去。
而真正让我心跳加速的,是进入圣约翰共主教座堂(St. John’s Co-Cathedral)的那一刻。这座建于1578年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朴实无华,内部却华丽得令人屏息——金碧辉煌的穹顶、错综复杂的地面镶嵌,以及那一幅幅骑士团历史的壁画,仿佛置身于一部活着的史诗之中。
进入教堂后,我们率先来到德·瓦莱特团长的墓前。他的遗骸安息在地下墓穴的石板下,周围是大理石与幽暗的光影。他从未见到这座以他命名的城市最终落成的模样,但他的精神无处不在——指引着、守望着、并不断提醒后人,1565年那个命运之夏的幸存,是付出了何等代价。
教堂的巴洛克装饰风格让人眼花缭乱,找不着北,转了半天才找到镇馆之宝——卡拉瓦乔的名画《施洗者圣约翰的斩首》(The Beheading of Saint John the Baptist)。 这幅画悬挂在祭坛后方,光线较暗,营造出一种戏剧舞台般的神秘感。站在画前的那一刻,犹如亲历当时的历史现场,那种压抑、凝滞、难以言说的痛感扑面而来。
1607年,卡拉瓦乔因杀人逃离罗马,经西西里辗转抵达马耳他,并短暂加入马耳他骑士团。该画创作于1608年,是他为教堂画廊创作的祭坛画,也是他唯一一幅签名作品。
画的题材取材自《新约·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的故事。画面描绘施洗者约翰在狱中被执行斩首的瞬间——刀已落下,血已喷涌,行刑者正在拔出刀完成最后一击,旁边一位女子伸出盘子准备接头颅。
很多人在这幅画前久久伫立,不是欣赏色彩或构图,而是被那份肃杀的力量震住。这幅画沉稳、克制,却具有极大张力。血不是喷溅状,而是缓缓流淌,仿佛时间被冻结在某一瞬间。
对熟悉卡拉瓦乔生平的人来说,这幅画也是他自己命运的隐喻:他画的不仅是约翰的斩首,也是在刻画他自己的内心——对罪的悔恨、对救赎的渴望。
光看画,不过瘾,又在放映室看了介绍卡拉瓦乔的电影后,我们才尽兴而归。
当我们从大教堂走出,重新沐浴在阳光下时,心情仍然激动不已,但身体却渴望一丝休息。瓦莱塔那陡峭的石板街,在午后的阳光中柔和地泛着光,仿佛在邀请我们慢慢散步。我们漫步经过别致的咖啡馆、书店和被阴影笼罩的小庭院,每一个转角都散发着古老世界的魅力。
回望这座“绅士为绅士所建”的城市,它自豪地矗立在斯卡贝拉斯山上,宛如一头不眠的雄狮,守护着大港(Grand Harbour)。它以伟大的圣约翰骑士团团长瓦莱特之名命名,却早已超越了其创始人的生命;曾被世人畏惧的奥斯曼帝国,则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篇章之中。
漫步在古城狭窄的街道中,感觉每一个转角仿佛都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身披盔甲的骑士、在港口间轰鸣的炮火、还有信仰、勇气与坚韧。大围攻的遗产并未消逝,它铭刻在城墙上、教堂里,也铭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