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生盗江湖
武生者，盗江湖之吴人也。
这是一个延绵60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从任何角度为之自豪的真实故事。当事人胡铭山96岁，至今健在。
1949年5月25日的黎明在一夜不断的枪炮声中来临。上海吴淞口东南5英哩，虬江码头上挤满了等待撤退的国军。这里停泊的大小轮船都淹没在清一色的黄军装中。
其中名为"兴华"的那艘海轮高人一头，很新，干干净净的耀目。码头隐蔽的一角，年轻瘦削的船主胡铭山愁眉不展地和船长徐善发低声说话，一面不时抬眼望望着自己的轮船。船上工人已经升火。隐约的炮声中，国军75军1500多名官兵大多数已经鱼贯登上甲板。兴华轮起碇离开上海的时候到了。
中兴公司载重3600吨的货轮兴华轮，是经营纱厂的胡铭山在1947年用36万美元从美国买来的。
政府一年多以前开始将人员物资通过沿海港口运往台湾。做航运业的人早已经从蛛丝马迹中看出端倪。随着共军加速南下，政府和私人船运的数量和频率急剧增加。
1949年1月28日（农历小年夜，即除夕前一天）凌晨3时，定期往返上海与基隆之间载重2400吨的"太平号"客货轮，满载一千余名各界人士和物资，在舟山海域与一艘货轮相撞，两船先后沉没。太平轮的乘客与船员仅36人获救。
上海的各个轮船码头照样昼夜不息地运作。
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先后发出数次公告，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淞沪警备司令部2月10日的公告说："……市区军用民用之水陆交通工具。由本部会同公用局调查编组，必要时依法征用之。"
胡铭山紧张地观察、等待着，终于在4月25日等来了决定性的的打击。两个背枪的军人把一份"征用通知"直接送到他的手里。
3600吨的兴华轮即日开始被政府军事征用，不得再自行业务。船上员工共53人皆必须随船应差。从燃煤、油料、食物、淡水等一应开支，到所有员工薪资，都由船东胡铭山负责开销。军人严密看守的船上装了不少神秘的箱子，听说是黄金之类。胡铭山唯一得到特准的是，船上允许保留他已经装载的1000套邓禄普汽车轮胎。他希望，这些轮胎运到台湾以后变卖，可以赚一些钱。
4月25日到5月25日的一个月中，他的愁闷每天都在升高之中。
胡铭山知道，国军根本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自己的船被征用后肯定凶多吉少。他每天大多数时光都守在收音机边上，收听不同来源的电台广播，对两军的攻防进退了如指掌。
解放军正在快速缩小对上海的包围圈。昨天，5月24日，上海的国军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祝捷大会。然后，上任不久的上海代理市长陈良宣布，由上海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出任代理市长。但是当晚，解放军就占领了浦东、虹桥、徐家汇。许多刚披过红带子的国军战斗英雄成了俘虏。国军主力被压缩到吴淞口两侧地区。
早上，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说，打进市区的解放军为了不扰民，昨天晚上静悄悄地露宿霞飞路。上海人为之震惊，出现了许多人送饭送水送点心的场面，还有一些外国人送饼干香烟，但一律被解放军婉言谢绝。
兴华轮的影子在吴淞口紫色雾霭中消失后，胡铭山爽然若失，转辗回到家中马上打开收音机。就在刚才75军官兵登船的时候，南面的解放军又占领了静安寺。下午一时，上海市政府大厦屋顶竖起了白旗。
26日下午3点，抵抗到最后的国军204师残部投降。
27日，上海市区响起密集鞭炮，街上人们扭秧歌，庆祝解放军胜利的时候，胡铭山沮丧的心情又加上一重压力。他接到电报：兴华轮在定海附近遭到炮击，四名水手死亡，另十一人轻重伤不等。他必须准备安抚、赔偿死伤水手在大陆家属……。
此后几个月时间，消息变得断断续续，直到兴华轮船长徐善发在1949年8月转辗回到上海，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带来具体细节：
兴华轮已经在5月28日抵达基隆港。早一天，船到定海海面时突然遭到解放军炮击。轮机长孙财发、管事金浩民、助理员鲍纪远、大司务沉心龙四人当场死亡。紧急之中只得行权宜之计，四人尸体就地海葬。助理员丁厚发和三名火工鲍善鹤、陈鹤年、安有福四人重伤；二副张廷龄、工役李阿炳、工役陈厚发、工役张阿土、火夫王德庆、火夫王德宝和火夫包兴惠七人轻伤。抵台后不久，陈鹤年和丁厚发两人死亡。此外，船到舟山沈家门时，曾加载了一批军民等，数字不详。
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时间过得快起来。
损失惨重的胡铭山在上海，只能通过香港的大陆轮船行勉强和台湾维持联系。
从一份1951年5月的记录可知，胡铭山的兴华轮是被国府"租用"的。国府有关机构将租用起讫日期定为1949年5月8日至同年6月13日，共37天。每天的租金是新台币2733.01元，差租费共计应为新台币101121.37元。
一位在这份记录上被称作"潘组长"的国府官员在广州的时候，通过香港的大陆轮船行，付予胡铭山2100个银洋，作为兴华轮的差租费。照当时兑换率，一块银洋换3块新台币，胡铭山这趟"应差"的所有报酬就是这6300元新台币。剩下的95000元新台币，或者3万2千银洋，就不提了。
这中间还有一些遗漏，胡铭山没有忘记：
一、兴华轮是4月25日，而不是5月8日开始被征用，少算了13天，亦即3万余台币，或1万银洋；
二、兴华轮离开上海的时候加足水、油、煤。启程时存煤255吨，抵达基隆时只剩下了2吨。这化成青烟的253吨煤没有计算；
三、船员的薪资、大陆船员6死9伤在上海的抚恤赔偿，以及其余38名船员失业遣散费用都是胡铭山垫付；
四、他装在船上的1000套邓禄普汽车轮胎。
不过，和这艘两年前才用36万美元买来的船相比，上面这些损失只能算"误差"了。
时间推移，两岸对峙局面渐成，胡铭山鞭长莫及，焦急莫名。
1951年6月20日，他通过同行友人将兴华轮向台湾省政府交通处基隆港务局办理船籍港变更登记，付了变更登记费以及登记证明书费，将兴华轮由上海港转到基隆港登记，拿到经济部所发（新）2451号执照。但是，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兴华轮被视为"无主"船只行将标售的消息，不久就从传言变成了事实。
1953年兴华轮在基隆港作"无主船只"拍卖。台湾轧钢业联营公司以1126900新台币得标。该公司在4月10日付款40%，余款在4月21日全部付清。该拍卖所得暂由基隆港务局保管。
胡铭山通过各种渠道反对标售兴华轮不果。而且，很快又传来了比标售更坏的消息：
1954年1月15日，胡铭山在香港航运业友人告诉他，他给交通部的第二封追讨船款的信已经由同事贺正平（前交通部长贺衷寒之长公子）亲自送去。据透露，"现存部款子（即胡铭山船拍卖款）仅几万元，大部分的一百余万元已分存船联会及其他机关，极可能已移作别用……。"
胡铭山人在上海，雪上加霜，情何以堪。
那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蒋匪、国特、反革命份子"严惩不贷。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力度不断升高。很难想象内外交困的胡铭山是怎么过来的。8年以后，1962年，胡铭山夫妇离开上海到了香港。
按照台湾标准，香港属"自由世界"范畴，但是胡铭山不能直接去台湾。他只能通过信函向国府有关部门申诉，要求赔偿。
开端看起来不错，但是异常短暂。当时行政院长严家淦批示："此事必须严究"，"著令主计处派员彻查"。但是交通部等完全不合作，而且力阻胡铭山本人赴台。时间过去，事情就不了了之。
14年后，1976年，胡铭山入籍美国，终于如愿踏足宝岛。但是，他前后五次到台湾奔走申诉，皆铩羽而归，连一个主管官员都没见到。
在美国，胡铭山历年给国府历届总统、副总统、行政院正副院长、监察院正副院长、交通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法务部长、侨委会主任、立法委员、北美事务协调处主任、驻美代表……发出无数申诉信。老蒋、小蒋一辈元老以降，贺衷寒、沈怡、储家昌、张建邦、简又新、吕有文、严家淦、陈履安、郝柏村、李登辉、丁懋时、钱复、廖百豪、王建煊、章孝严……（排名不分先后）人人有份，且有多份。
同志们大多懒得理他，这些信绝大部分如石沉大海，所获答复多数答非所问，不是推诿责任，就是胡乱应付：
时任国防部部长的陈履安复信称："兴华轮应差运载国军来台一节，经查本部旧档并请陆军查证，均无资料可稽，且胡君无法提出证明文件确证国军曾使用该轮……。"
时国防部次长杨德智说："……民法第一二五条规定（请求权因十五年不行使而消灭……），及依军事征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略以：征用物应于使用完毕后发还原物主或占有人，如有损坏或减少价值情事，应于发还后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其不提出声明或其发现损坏在发还后逾一月者，不得请求赔偿）。按前述任一法律规定，均已超过请求权时效，依法欠难办理。"
1962年，交通部为文声称："有关兴华轮被标售，经查无此案。胡铭山及其妻子无来台必要……。"
行政院1967年4月6日在（56）03629号函中却说："兴华轮不受时效限制，直到政府反攻大陆，接管上海一个月以后为止。"
1984年9月胡铭山写信给当时在华府的钱复大使请求协助，同年11月接获北美事务协调会回信，转达交通部答复称："兴华轮已标售，款存放法院。如果你是该轮合法船东，自应检具证明向法院办理。"
1989年，胡铭山上书李登辉总统求助。总统府的复示冷到了最高点："本府并非主管机构，台端如另有意见，请依法径向有关机关陈述。特此函复，并请亮察。"
1991年，国府驻美代表丁懋时函美国在台协会白乐崎："兴华轮船款存在法院，胡君恐非船东，故不来提取。按我国家法律，已逾十年时效，款退国库。胡君如欲了解，可致电02-31-2698向凌小姐求助。"
1991年胡铭山上书美国总统布什后，同年7月8日到台湾，在美国在台协会官员陪同下来到交通部。经办人员终于取出所有案卷。他赫然发现，自己历年向台湾各部所写申诉全部完整保存。但是，他求见交通部长解决兴华轮问题的要求仍遭拒绝。那一次，他在台湾滞留整整4个月，投诉各部，仍无结果。
胡铭山在2004年向美国总统布希和参议员鲍勃杜尔求助。得到的复信说，根据台湾驻美最高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处方面的说法是："兴华轮系被台湾政府充公的胡铭山私人产业"（…Ship Hsin Hwa belongs to the personal property of Minshan Hu and it was confiscated by Taiwan Government…）。
这是最令胡铭山愤怒难平的事。按常识，被充公产业通常是"有罪恶资产"。政府充公产业行为，是对业主的惩罚：
"这种说法不但是对我名誉的侮辱，也引起了美国官方对我合法权益的怀疑。"
台北庙堂衮衮诸公，在胡铭山心里有两个好人。一个是前面提到主张"严究、彻查"的严家淦，另一位是前立法委员储家昌。
储家昌出身中央政治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国府第一届立法委员。50年代他曾在立法院就胡铭山案指出：
"……事关人民利益，实是一个亟待确切解决的问题。救我忠良，还我公道，勿再被欺。在1949年4月，风声鹤唳，兵荒马乱，国家征用民船，根本没有合理手续，手段粗暴。时至今日，借'无足资证明文件'为托辞将船东之垫付损失一笔抹杀，似欠公允。船东无辜，殊难就此了案。"
今天读这些文字，仍然令我这个局外人肃然动容。对于在申冤上诉之路徘徊了整整一甲子的老人，储家昌仗义执言一番话，实实在在地照耀了他一生。
在胡铭山保存的厚厚卷宗里，我还发现另一位好人，当时立法委员王建煊。他给胡铭山的信字数不多，记录如下：
"铭山先生大鉴：
上月中旬本院葛委员雨琴转来先生大扎，及所并传之附件，一一拜读，心如块垒。
贵公司与兴华轮于国难当日，兵荒马乱之际，达成协助国军部队撤退任务，居功厥伟。终因大陆赤化，神州色变，益加之人谋不臧，乃至于斯，令人扼腕。今就来函所询各节多方请教，咸以为国家赔偿法甫通过未久，于陈年积案之助力不大。而今监察院中新人新象，何不前往陈情，或有所助。专此布达。敬颂
时祺
弟王建煊（私章）敬上，五月四日"
解决胡铭山的问题，王建煊力不能逮，但是看到民间疾苦，他心如块垒，诚恳、认真地做了回答。小小一份同情，已足使他和别的大佬同志们不闻不问，或冰霜刀剑的态度形成大大的鲜明对比。
几十年来，胡铭山眼看台湾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经济起飞，国库充盈。他不解的是，政府对于为其在生死存亡之际做出重大献替的平民百姓为何如此刻薄寡恩。他一再浩叹：天理何在？这样的政府欲在国际间寻求同情承认，其可得乎？到后来政权丧失，良有以也！
二十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位朋友邀请我去他家吃烧烤。当时天清气爽，美食当前。凉台上满是宾客。朋友的父亲，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意兴湍飞，说了一段当年上海电影明星"小咪"（李丽华）和严俊的轶事，引起一阵笑声。老人穿过人丛，过来和我聊天。过一会儿，他忽然沉默，然后放低声音，语气转为低沉：
"不介意的话，我想和你谈一件事情……。"
他就是胡铭山，谈的事情，就是这艘在他脑海里飘荡了几十年的船。
胡铭山大半生以追讨自己轮船赔偿为主业。他的"业余"爱好是黑白摄影，熟谙冲放。近十年来，他因年龄关系转向阅读，关注世事兴趣不减。期间，适逢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在台上时，胡铭山不得不沉默下来。现在国民党经过八年生聚教训，改弦更张，再次执政，垂暮之年的胡铭山又重燃希望。
他是对的。
台湾今天民主程度为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马英九是认真服膺民主精神的清流。值此国民党励精图治之际，成就了胡铭山追船之旅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
机会不等于成功。有人说，政府昔年亏欠人民太多，只怕先例一开，赔不胜赔。此说只是模糊揣测，但作为旁观者，的确没有人可以表示乐观。不过，事情到一个阶段，总要有个结果。这次如果仍然不成功，非战之罪也。前几天我给他写信，建议他不要存必得之心：
"六十年来，你已经尽力。岂不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上绝大多数人事皆不能尽如人意。相较之下，你高寿康健，后代多事业有成，人品皆优秀敦厚。古人云：天理昭彰；又云：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此之谓也。所以，万一这次还是没有圆满结果，建议你一笑置之，莫再强求……。"
最后，说说在1949年5月25日有1500官兵在上海易手前夕上了胡铭山兴华轮的国军75军。
据大陆方面统计，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上海战役歼灭了国军第51军等全部，以及第75军大部，共15.3万余人。解放军伤亡3.17万。
上海之战，国军52军战至5月20日不支。汤恩伯抽调第75军前往增援。到5月25日，75军1500余官兵乘坐胡铭山的兴华轮南下，由于该轮曾在沈家门停泊，后来又有报道说，解放军第22军在同年8月"攻占大榭岛和梅山岛，歼国民党军第75军2个团"。
由此笔者推想，那1500余官兵极有可能并没有直接从上海撤退到基隆，而是在舟山下了船，被部署继续抵抗。
回到台湾的75军在1954年编入第9军。
75军由北伐中投效国民政府的浙江部队德式装备第6师（原周风歧部，历任主官有陈仪、赵观涛、周喦。汤恩伯也是这支部队出身）加上湖北的13师，原夏斗寅部等扩编而成。
75军军长周喦历任团长、旅长、师长、战区副司令长官等，也是国民政府最后一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退休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周碞于1953年7月23日病逝台北，追晋陆军二级上将。
杭州清波河下有一幢西式别墅"维新堂"是周喦当年府邸。50年代后，这里住过罗瑞卿、张爱萍、陶勇等解放军将领，现为浙江省军区宿舍。
2009年12月30日
（本文曾刊《世界周刊》第1348期）
阅读了世界周刊2010年1月17日（No.1348）刊登的吴生先生的「一艘飘荡60年的船」一文，才知道与我家失去联络几十年的胡铭山先生仍健在，生活安逸，并且还在努力不懈地追讨他的轮船，真令人感叹万千。
胡铭山先生是家父黄永利青年时期的好友兼邻居。他们同住在上海市愚园路中实新村，胡先生住40号，家父住15号。五十年代初期，上海经济萧条，物资短缺。胡先生经营的上海大安纱厂也由於原材料短缺而无法开工。为此胡先生多次到我家和家父的写字间寻求帮助。胡先生对家父讲：「…工厂倒了不算，工人们正打算拖老携幼到我家来吃饭…」。
家父见好友到了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地步，就一口答应将正打算送去交易市场兑现的英制64支羊毛条三万磅，和家中所有黄金共41两借给胡先生。当时家父言明此仅为私人借贷，无生意合作关系。
得到家父的帮助後，大安纱厂马上复工，胡铭山先生安渡难关。为此，胡铭山夫妇视家父为救命恩人，感激不尽，并一再保证日後一定原数归还。
1962年，胡铭山夫妇留下二儿一女，离沪去香港。临行前，胡铭山先生再次向家父保证到香港後会动用他的海外资产来归还家父的一臂之助。胡太太也一再拜托家父照顾他们的三个孩子：大安丶毅安丶珊安和孩子们的外婆（胡铭山先生的岳母）。
家父遵守承诺，一直有去关心胡家三兄妹的生活和学习，并不时去探望外婆。每逄过年，胡家三兄妹也来给我父母拜年。
胡铭山先生去香港後，由於共产党严格控制国内人民与海外的书信来往，家父袛能通过胡铭山的大儿子——胡大安与胡先生保持联络。胡先生每次来信均报平安，但从不提及如何归还当年的借贷之事。家父当时认为胡铭山夫妇刚去香港，还未立稳脚，生活可能不稳定，因此不便急於提出归还的要求。家父一直认为人的信誉比生命还重要，胡铭山先生不是食言之人，家父相信胡铭山先生绝不会负他。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我家遭到扫地出门的命运，家中所有的东西均被抄走抢去，我家顿时陷入连吃饭都成问题的绝境。这时家父才去找胡大安，请他将我家的困境转告他父亲胡铭山，并第一次提出请胡铭山先生归还部分借贷，让我家可以活下去。谁知，胡大安开始推搪丶疏远及回避家父。文化大革命後期，大安丶毅安和珊安也都去了香港。
1979年4月，胡铭山先生回上海探亲，并约家父去五原路其弟胡锡山家见面。当时胡铭山先生一再承诺，一定会将当年借贷之事尽快解决。当时，上海复查办公室正在审查家父在解放初期从英国运回中国的二船英制羊毛条去向一事。胡铭山先生闻之，当埸给家父写下书面证件：证明当年借贷之事实。由於家父和胡铭山先生情同手足，当家父出手相助胡先生时，双方均没有想到有必要立下借据。
1983年春，家父嘱我和胞兄送一封信给胡铭山先生的胞弟胡锡山，请他转寄给胡铭山先生，要求他归还当年的借贷。胡锡山当时对我俩讲：「信，可以帮你们寄，但寄了也没有用。胡铭山已退休，住在美国老人公寓，领老人金，根本无能力还钱给你们。」胡锡山太太讲：「胡铭山向你们借的东西用在厂里，厂都给共产党拿去了，他的损失比你们还大。你们有本事，可以去向共产党要钱。」
当时我们提出：公私合营後，政府一直有发定息给胡铭山三兄弟，为何他们不用部分定息分期还借贷时，胡锡山讲：「钱是胡铭山借的，与我们无关。你们去美国找胡铭山要钱好了。」关门落闸，从此，我们再也无法联系到胡铭山先生了。
老话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胡铭山先生为了追讨他那艘船，六十年来东奔西走，长途跋涉，我完全能理解他的辛苦丶烦恼丶失望和折磨，但我不知道胡铭山先生是否想过家父的感受：被最好的朋友欺骗和背叛的痛苦。
胡铭山先生在追讨那艘飘荡了几十年的船时，不知有否想过：他自己还有笔拖欠了几十年的债没有还呢。
胡銘山先生是家父黃永利青年時期的好友兼鄰居。他們同住在上海市愚園路中實新村，胡先生住40號，家父住15號。五十年代初期，上海經濟蕭條，物資短缺。胡先生經營的上海大安紗廠也由於原材料短缺而無法開工。為此胡先生多次到我家和家父的寫字間尋求幫助。胡先生對家父講：「…工廠倒了不算，工人們正打算拖老携幼到我家來吃飯…」。
家父見好友到了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的地步，就一口答應將正打算送去交易市場兌現的英製64支羊毛條三萬磅，和家中所有黃金共41兩借給胡先生。當時家父言明此僅為私人借貸，無生意合作關係。
得到家父的幫助後，大安紗廠馬上復工，胡銘山先生安渡難關。為此，胡銘山夫婦視家父為救命恩人，感激不盡，並一再保證日後一定原數歸還。
1962年，胡銘山夫婦留下二兒一女，離滬去香港。臨行前，胡銘山先生再次向家父保證到香港後會動用他的海外資產來歸還家父的一臂之助。胡太太也一再拜託家父照顧他們的三個孩子：大安、毅安、珊安和孩子們的外婆（胡銘山先生的岳母）。
家父遵守承諾，一直有去關心胡家三兄妹的生活和學習，並不時去探望外婆。每逄過年，胡家三兄妹也來給我父母拜年。
胡銘山先生去香港後，由於共產黨嚴格控制國內人民與海外的書信來往，家父袛能通過胡銘山的大兒子——胡大安與胡先生保持聯絡。胡先生每次來信均報平安，但從不提及如何歸還當年的借貸之事。家父當時認為胡銘山夫婦剛去香港，還未立穩腳，生活可能不穩定，因此不便急於提出歸還的要求。家父一直認為人的信譽比生命還重要，胡銘山先生不是食言之人，家父相信胡銘山先生絕不會負他。
1966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我家遭到掃地出門的命撸?抑兴?械臇|西均被抄走搶去，我家頓時陷入連吃飯都成問題的絕境。這時家父才去找胡大安，請他將我家的困境轉告他父親胡銘山，並第一次提出請胡銘山先生歸還部分借貸，讓我家可以活下去。誰知，胡大安開始推搪、疏遠及迴避家父。文化大革命後期，大安、毅安和珊安也都去了香港。
1979年4月，胡銘山先生回上海探親，並約家父去五原路其弟胡錫山家見面。當時胡銘山先生一再承諾，一定會將當年借貸之事盡快解決。當時，上海複查辦公室正在審查家父在解放初期從英國呋刂袊?亩??⒀u羊毛條去向一事。胡銘山先生聞之，當埸給家父寫下書面證件：證明當年借貸之事實。由於家父和胡銘山先生情同手足，當家父出手相助胡先生時，雙方均沒有想到有必要立下借據。
1983年春，家父囑我和胞兄送一封信給胡銘山先生的胞弟胡錫山，請他轉寄給胡銘山先生，要求他歸還當年的借貸。胡錫山當時對我倆講：「信，可以幫你們寄，但寄了也沒有用。胡銘山已退休，住在美國老人公寓，領老人金，根本無能力還錢給你們。」胡錫山太太講：「胡銘山向你們借的東西用在廠裏，廠都給共產黨拿去了，他的損失比你們還大。你們有本事，可以去向共產黨要錢。」
當時我們提出：公私合營後，政府一直有發定息給胡銘山三兄弟，為何他們不用部分定息分期還借貸時，胡錫山講：「錢是胡銘山借的，與我們無關。你們去美國找胡銘山要錢好了。」關門落閘，從此，我們再也無法聯系到胡銘山先生了。
老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胡銘山先生為了追討他那艘船，六十年來東奔西走，長途跋涉，我完全能理解他的辛苦、煩惱、失望和折磨，但我不知道胡銘山先生是否想過家父的感受：被最好的朋友欺騙和背叛的痛苦。
胡銘山先生在追討那艘飄蕩了幾十年的船時，不知有否想過：他自己還有筆拖欠了幾十年的債沒有還呢。
I DON'T KNOW WHAT TO S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