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狼给一只狗的公开信 作者：高尔泰

昨日少年今白头
　　一头狼给一只狗的公开信
　　高尔泰
　　朋友们先后寄来《领导者》杂志上你的《“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一文，和该文的一些跟帖，
　　劝我做出反应。看来，为关心此事的读者提供一些查证和判断事实的依据，是必要的。故有此信。
　　你说，“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的狼。”我想这两句话，是来自诗人黄翔。黄翔著名的《野兽》诗，就是这样开头的：“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你把后句紧接着“践踏”二字的“野兽”二字去掉了，很有意思。所有的狗，都有一种同野兽划清界线的需要。
　　没想到的是，你会以我的亲密朋友的身份，来划这线。所谓“研究所里关系最密切的人，”所谓“多年的情谊，戈壁滩上的漫步，倾心的交谈，学问的沟通，风趣的玩笑与相互间的关怀与同情”， 所谓“文革中有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这种凭空虚构的逆向迂回，已超过了划线的需要。那些半真半假的趣闻轶事，隐私八卦，掺杂着骇人听闻的道德指控，在不了解真相、特别是不了解文革真相的年轻读者那里，也真的可以造成，一个老朋友在怀念故人的印象。而这个故人，是一头“身子在二十世纪，头还在中世纪”的、到处乱咬的恶狼。
　　好在任何事情，都有个历史背景。“横扫一切”时发生的事，“化消极因素”时不会发生。红卫兵着旧军装走遍全国时发生的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不会发生。“揪军内一小撮”时发生的事，“还我长城”时不会发生……你的许多历史言说，放在当时的客观背景中来看，还是可以证伪的。比如你说你在文革中我最艰难的时候偷偷溜进我的房间与我相会，你可能是忘记了，那时我人在牛棚。房间已被查封。
　　我爱画狼，这是真的。但是这个真，不能为你那个假作证。那幅油画，抄家时已经失去。抄家是群众性的，你也来了。你提到了那幅画，没提抄家。这种任意剪接情况——不提的事比提到的重要——文中常见。你的剪刀很大，历史被整段整段地剪掉。提到八三年，不提“清污”。提到社科院，不提八十年代……这些切断了因果链条、绝缘于泛文化背景、加上虚构细节的小故事，漏洞多，矛盾大，不待与事实对比，你早已自我证伪。
　　这里权且指出几个，就文本所及，说一些事实。不作评价，也不作评价的评价。
　　第一个，你说你1972年从嘉峪关到酒泉看我，散步时我告诉你，我揭发了你偷听敌台。于是，“闪电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两年多以前在离莫高窟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段放羊的历史。我放羊，高尔泰和几个牛鬼打地埂，他和我同住一间土屋。一天晚上，高尔泰进来，见我把半导体凑在耳边，问了一句：听什么？敌台，我回答……我又想起，去年几个月我所感受到的曲辱，原来根子竟在这里呀！我心里盘点着还有什么值得他揭发的事，幸好，我烧了在新疆写的上百首诗的事他不知道。出于本能的警觉，我感到身边这个人忽然变得如此可怕，我必须有所戒备了。”
　　1972年的“两年多以前”，是1970年。1972年的“去年几个月”，是1971年。你又忘了，我已于1969年春天离开了敦煌。时间和地点都对不上号，这是一。1969年以前的三年，特别是事件发生的1967年，阶级界线判若水火，革命两派你死我活，没有可能一个造反派战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劳动。事实上你是作为看管阶级敌人的民兵监押着我们来回的，这是你所谓的“放羊”，这是二。那个山沟叫苦口泉，只有一个窝棚。那次去的人很多，大家都在里面过夜，很挤。你不会在那样的场合“偷听敌台”，听什么也没人敢问你“听什么”，这是三。
　　我确实揭发了你。你说此事时，可曾想过，应该向读者交代一下原委？那天你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督劳动，我们牛鬼蛇神挖土。我挖着挖着，浑身燥热起来，就把上衣脱光，晒着太阳挖。你走过来，告诉我不许赤膊。我问为什么，你说不许赤膊。我又问为什么，你还是说不许赤膊。我没有听从，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头，问我“是不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不是以为在这野山沟里只有一个民兵，就治不了你？”直到我穿上上衣，还没完。晚上我们做完请罪仪式，你给大家训话，又专门训我一顿。我们每次进山劳动，都有个民兵监押。对我们宽严各异，没人像你这样。
　　时值两派恶斗，所里无政府。你在“革总”，对方是“革联”。回所后，我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告诉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里，你正在收听苏修节目。知道没有旁证，最终不能定案。知道革联处于劣势，一时管不着你。知道如果革总找我算账，革联不会相救（谁救阶级敌人）。但是没有涵养，又别无选择，顾不上那么些了。事后两天，在院子里遇见你，大声地对你说，“你偷听敌台，我揭发了你”。你站住，我绕过你走了。
　　你剪掉了你在苦口泉发飚的事件，把我说“我揭发了你”这句话的时间，挪到1972年，地点挪到酒泉，并宣称在这之前，你毫不知情。这就与情与理，与历史事实，与你此文的下文，都对不上号了：“我掂量了一下形势，两年多都过去了，所里却对我没有任何行动。后来我被感受到的虽不公开却十分明显的歧视实在压得受不住了，曾冒险跑到军宣队队长李治安那里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来得了……被老李一番温言好语劝住……以后一年我才得知，这事在所里曾引起一场隐藏在幕后的特大风波，把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都卷进去了，(尔泰按，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因为你的投诚者的身份，在对方阵营中的地位使然)，工宣队队长郑绍荣老人为了救我真是费尽了心力……”这就在无意之中，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坐标：军宣队、工宣队时代——六十年代后期。和一个不同的地理坐标——敦煌，使得那一脸无辜如梦方醒痛心疾首的表演破了功。
　　那次在苦口泉劳动，不是只我一个。目睹你发飙的同事们都还健在。你激动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相信你终身记得。文中绝口不提，该不是选择性遗忘。然后你说，“为什么他要揭发我呢？这完全是一种对恶势力摇尾乞怜，以献上朋友为代价，求得自己减罪，这是一种人间最不齿的卑劣行为”，作为旁证，接下去你说，你到酒泉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系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暗示我得到了“献上朋友”的回报。这个谎，就撒得太随便了。从历史常识来说，“立功赎罪”的支票从无兑现，遑论嘉奖？从个人的履历来说，我的编制从来没有到过党校，一天也没。你怎么能编造别人的履历，来适应自己的需要？
　　那次你来酒泉之前，所里另外两位同事，刘玉权先生和王炳先生刚刚来过。是所革委会派他们来了解1967年我那个揭发的，要我提供一点旁证。我没有，他们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们前脚刚走，后脚你就来了，说是来看望我的。有过互相伤害，难能不计前嫌，你这么远跑来看我，我有些感动，告诉你刘王二位刚走，所里在调查你，你要注意。万万想不到，你的回答竟是，“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朋友是朋友，组织原则是组织原则”。我像吃到一个苍蝇，只有冷眼看你。你站起来走了，我随即砰地一声，用力推上了房门。声音太大，惊动了隔壁的赵存福，一位杰出的摄影师，过来问什么事，我都告诉了他。想不到三十六年以后，你会说我送你一直送到旅馆。
　　刘玉权先生是考古学家，正派诚实。王炳先生管后勤，也是老实人。二位至今健在，不难找到查询。他们当年的酒泉之行，是你我那次酒泉冲突的关键。你的酒泉故事中没有他们，该不是选择性遗忘。三十六年以后，你把我与他们的接触，说成是我对你的第“两次揭发”，并说凭着我告诉你所里在调查你这一点，你也可以“告他一个与我进行黑串联之罪。”你写道，你回所以后，“我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联，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的事说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你的故事前面根本没有提到刘、王二位，怎么后面又冒出一个第二次揭发和黑串联之说？思路一时迷失，邂逅了一段你已经剪掉的关键性环节，你不尴尬？
　　第二个，你指控我出卖了贺世哲和施娉婷，导致贺被开除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施被扭断了胳膊。我同贺、施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在《寻找家园》中写了。我写的，你也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你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诡云谲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被工作组揪出来了。但是我们今天看高揭发贺的材料，又算得了什么……可就凭这些，再加上以后广罗密织的各种罪行，就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
　　你十分清楚，早在工作组进驻以前，贺世哲就以“揭开敦煌研究所阶级斗争的盖子”为号召，发动群众对我这只“夹边沟铁笼子里逃出来的恶狼”穷追猛打，“解剖麻雀”。工作组进驻时，我早己被解剖完毕，斗倒斗臭，成了阶级敌人的现成标本。那时的贺世哲，是所里“文革小组”组长，权倾一时，一言九鼎。你怎么对此只字不提？你怎么不说，是他们葬送了只有三十一岁的我的前途呢？难道我没有入党，没有抗美援朝，因此算不上有为青年，就可以随便葬送吗？
　　你十分清楚，那是1966年六月的事。同年十月，工作组宣布，我降三级，贺取消党籍，施免予处分，算是结案了。宣布大会上，你上台教大家唱样板戏《红灯记》，该不会忘记。不久形势逆转，各地奉旨造反，两派武斗比忠，贺、施再度崛起，成为“革总”的头头——你的领袖。你写了很多大字报，自称“红卫兵”，“超龄团员”，“韶山战斗小组”，为之摇旗呐喊，该不会忘记。后来“革总”失势，贺、施被打成重伤。所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进了牛棚，你“乘着革命大联合的东风”，和革联的人们一起，依然红色战士，该不会忘记。
　　敦煌的武斗，是全国武斗的缩影。得宠者胜，失宠者败。得者复失，失者复得。全在皇上一念，谁都没处捉数。我辈阶级敌人，皮青肉肿看戏，更是眼花缭乱没处捉数。但是，是谁打折了施娉婷的胳膊这样的具体事件，你们局内人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知道而不说，剪掉了多少历史？不管你的剪刀有多大，我一直是勤王两派共同的专政对象，一直都在监督劳动之中，身在局外，不可能参与其事，这一点，你是剪不掉的。
　　第三个，你指控我出卖了陈克俭，导致陈自杀。你写道“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前，甘肃师大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但还没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言之凿凿，骇人听闻。但是谎言越具体，越容易证伪。且不说陈是水彩画家，不画油画，也没有在1965年来到敦煌；且不说“破除迷信”十几年，那时已无浴佛节庙会和任何庙会，更不会有以此为题材的任何文艺创作；且不说“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五七年鸣放时兰州市女子师范许植本老师在大字报上写的（《寻找家园》中有提及），挪用不到其他人头上 ……且说事实：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与陈克健和李巍（甘肃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一室。三个人晚上闲聊，说起当时的饥荒，李说，中国农民胆小，不然要造反了。陈说胆大也不会，因为国家有军队。我说不是国家有军队，是人民没有组织。军人来自人民，会把人民的体验带进军队，一定条件下会站到人民一边。条件是出现某种组织性力量，比如独立农会，比如民间宗教，现在都没有可能……不是发昏，都想透口气。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政治相对宽缓，以为在这个沙漠孤岛上，天高皇帝远，可以随便些。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里（招待所没有食堂，在研究所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有一天忽然手抚我背，说我“脑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疯子”。这是不着边际的话，本来没有什么。但是环境特殊（这一点你很清楚，我也写过），有人就找他“闲聊”。后来支部书记李承仙找我谈话，说，听说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么回事？常所长调你来，费了很大劲，对你期望很大，你怎么一来就给我们惹麻烦？让范华在会客室里给开了个临时床铺，让我当天就搬过来暂住，说清楚了以后，别再胡说八道了。
　　我交待了谈话的内容，作了自我批判（认识到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且不敢通知陈、李。这是丑行劣迹，我一直心存愧疚。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无事，他们在所里待到1963年，先后离去。1965年春，我被借调到兰州甘肃省博物馆搞“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陈也在那里，又同住一室。谈起这事，他说在敦煌时，李承仙找他谈过。他当过团干部，也处理过这种事。同样一句话，要看是什么人说的。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牢骚很多，顾不过来，一般人说句错话，基本上不会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说的，性质就不同了。你们那里水深，没人追究你，要感谢李承仙。
　　陈的厚道，李的保护，我只有感激。因所里搞新洞窟创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陈继续搞展览，以后没再见过。文革后我到兰州，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很意外，很惋惜。你说他是因我而死，“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为现实。” 一个“必”字断案，干脆利落，就像说施娉婷的胳膊是因我而断一样，显然不是判断力和记忆力的问题。为了和文革挂上钩，把1962年发生的事挪到1965年，该不会是无意的吧？兰州文革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个人自杀，应有较大原因，应有档案记录，应有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记忆。现在甘肃师大还在，艺术系还在，当时的不少老师和同学还在，要了解真相，应该不难。你此文的跟帖中，有一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个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也说不清道不明，但陈克俭老师之死是谁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凭高的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应是知情人所写。你既然要做这文章，又不先了解一下，哪像个吃考古饭的？
　　第四个，你说我的《荒山夕照》，“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以外，没有明确交代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正就是高尔泰本人！原来，人情世事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前面的“打赌”，“一定”，“绝对”，加上后面的“原来”二字，立即就变成了事实，以及对事实的道德判决。实际上那次回所以后，革委会主任何山听了范华的汇报，说，下一次他要亲自到大泉“带头劳动”。指示范华多准备几个铗铑，以便“改善生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新生的革命政权以权谋私的一个小小萌芽，值得一写。但那是另一个主题，我怕文字杂乱，决定割爱。想不到留下这个悬念，竟使你如此亢奋。
　　第五个，你说我 “谈到夹边沟的生活，说那里的人最后都成了野兽，他们到处逮耗子烧吧烧吧就吞下去了。有时为了抢耗子，他们会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难友接到家里寄来的饼干，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胀死了。其他受难者弃死者于不顾，为抢夺剩下的饼干打得一塌糊涂，而他抢得最多……”，如此等等，比我知道得还多，描写得很细致，如同亲身经历。你读过《寻找家园》，应该知道，我在1959年初，就离开了夹边沟。在我离开以前，还没有发生你所说的上述情况。我也没在盐碱地上见过耗子。九十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些幸存者的见证和勇敢作家的调查问世。我想你是读到一些，搬过来充当“寻找家园以外”的知情人的。显然你又忘了，1960年以后发生的事，安不到1958年去。
　　并且你在这里，不动声色地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对比：你很尊敬夹边沟人全都是社会良知，而我骂他们都是野兽。用心之深，令人生畏。但是我对夹边沟难友的看法，早已写在书里。有我的书作证，不是你可以随便涂改的。你毫无亲身经历，怎么又从“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得出了这么一个全称肯定？
　　第六个，1983年（你挪到1984年，为什么？），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开会，我应邀与会，遇见不少敦煌的老同事，握手如仪，还是有些旧情。唯独你，酒泉一别，已形同陌路。楼道里遇见，没打招呼。会议中间休息时，你挤过来坐在我旁边，说，“我到艺术研究院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你问我“你怎么样啊你？”我说我很好。时值“清除精神污染”，我是批判重点，被停课禁书，拒绝检讨，拒绝约谈，处境恶劣，无人不知。你明知故问，毫不掩饰幸灾乐祸，我像又吃到一个苍蝇，掉头不再理你。你转身走时，丢下一句威胁：“齐一你知道吗？我和他很熟。”显然你以为你心目中的庞然大物，必然也是我的。
　　关于这次偶逢，你的版本是：“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给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与理睬）……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呆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 ，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呆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揭发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异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的确又揭发了什麽人让人家赶走了。“丁一你认识吗？”我问。“是他告诉你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个弱者。”
　　这一长段话，形象伟大，气势昂昂，不像会议休息时稠人广众中短暂的招呼，倒像是八十年代以前居民委员会里带红袖章的老太婆对阶级敌人的啰嗦训话。这种架势和口气，革命知识分子也有，但须得对方像老鼠见了猫那样战战兢兢配合才行。所以这种节目，七十年代已少，八十年代已无。语境既已转换，舞台、道具也不再和角色配套，你无从吸取能源，单靠文字过瘾，难免底气不足。刚一提出指控，立刻转了话题。借编造的我的结结巴巴回答，从社科院的不知什么事，一下跳到敦煌（文革中的）的不知什么事，上下文毫无关联。故事的主线索，就这麽断掉了。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这里面的空白，可不是剪接所致。
　　剧本还没完，脚色就变了。恶狼受命卸妆，扮演多情贱鼠。追猎改为追随，遭抛弃了还恋恋不舍跟着：“我们就这么无声地走着，他几次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就这么尴尬着，一直走回招待所，我进了屋，他没进来。迟疑着说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带着询问的口气，我没搭理，他走了，到大门口，回头望了我一眼。”或者“他一直盯着我……他赶来参加这两次会，仅仅是想见见我……”。好家伙！这些自恋者的意淫，使我想起chiwawa ，一种很小的宠物狗。它以为自己很大，而且魅力无穷。狼也萧默，鼠也萧默，你站在这么一块左右摇晃的垫脚石上面，高则高矣，稳当吗？
　　在《“祁连山下”以外的常书鸿》一文中，你写你以民兵身份，押解所革委会的头号敌人常书鸿外出治病（自称“董超、薛霸”，貌似调侃，实际上是给自己涂脂抹粉，）对医生训话的口气，也这么气势昂昂。要说这气势的源泉，说白了还是你所依附的权力。压下者，必然媚上。所以另一方面，你又“孙头儿”“钟头儿”叫得和从前的“常所长”一样亲热。在军代表、工宣队长面前撒娇更绝，要求“把我揪出来得了”。博得前者“温言好语”相劝，后者“费尽心力”相救”，嗲劲儿难以想象。主也萧默，奴也萧默，可知道在这二者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
　　你问我为什么不在社科院哲学所待下去，假如我是你，自然能待下去。但我不是你，我和你心目中的那位庞然大物合作写书不成，闹翻了。我被“清除精神污染”，也是因为写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逆了龙鳞。一个人再怎么邪恶和愚蠢，也不至于一面激怒当局，一面又向当局告密，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即使至于（比如两面派、双重人格），上下左右那么多人盯着，也绝无可能保密，当时就会身败名裂，还等得到二十七年以后，由一个与社科院毫无关系的你来说？
　　你说我惊异于你的消息灵通，因而也证实了我揭发了人。你拿出来的证据就是你所谓的我的惊异吗？为什么你不把那些灵通消息及其来源抖出来作为证据呢？
　　你说我是因为“爱揭发人”被赶出社科院的，为什么不说出我揭发了谁？向谁揭发的？揭发的是什么？
　　你说渺远往事，充满具体细节绘声绘色，怎么说到近事，反而含混起来？
　　如此严重的指控，怎么能闪烁其词？
　　现在社科院还在，当时的人们还在，你只要说得出来，自会有当事人作证。为什么不说？
　　如果你说不出来，是不是撒谎？
　　你虚构了一个“丁一”，以维持气壮如牛，实际上并无其人。如果有，必无躲藏之理。藏也藏不了的，起码互联网能搜索得到。如果没有，是不是撒谎？
　　你写此文时，已经年逾古稀，还撒谎，不知道是为报旧仇还是昔日的派性发作？不知道是玩世不恭还是想抹黑或攀附别人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不知道是前红卫兵的历史乡愁使然，还是高级宠物的特殊心态？
　　不论是什么，都不奇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要负责任。何况用虚假的名字，进行真名实姓的指控，并且公开发表，问题的性质，岂止是撒谎而已？
　　撒谎二字，不是可以随便说的。我敢于负这个言责，是因为有你的文本在。不论如何阐释，白纸黑字，作为既成事实，它已经不能修改。
　　文本所示，此为焦点。焦为热之聚，即小可以见大。四十年间民族灾难深重，你由看门狗晋升到宠物狗一帆风顺，岂是偶然？现在有头有脸安富尊荣不但毫无反省，还美滋滋地写了不少名流轶事烘托和美化自己。花边趣谈、隐私八卦，周恩来的关注，郭沫若的嘉奖……靡不毕集。时或在昔日的意识形态碎片中掺入一些“恶势力”之类时尚字句，或者貌似附带地宣称自己写了一百多首诗烧掉了……不管时代怎么变反正正确是你的机会是你的好处是你的。假如有一天，看到你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连署某个请愿书或者走在某个游行队伍的前面，一有危险就缩回到安全的宠物窝，我将毫不奇怪。
　　如此人文景观，其实非常普遍。米兰昆德拉早就在他的《玩笑》一书中，把这种没有忏悔的“与时俱进”，写得淋漓尽致。但是玩笑一普及，就变成了严肃。正如谎言一普及，就变成了真理。若要与之周旋，正好陪着玩儿。你说我“实际上是个弱者”，没错。否则，哪会一辈子被群狗追咬，连躲在深草丛中静静地舐一舐自己的伤口都没有可能？十几年亡命天涯，还要被追着抹黑，拉着垫脚，以衬托别人的高大？哪会被迫辩诬，别无选择，只能把本可以用来叩问存在寻找意义关注身外事物的有限能量，虚耗在渺小个人卑微琐碎的自卫斗争之中，显得时间和精力都毫无价值？
　　这玩儿对于你，是有趣和有利的。对于我，纯属生命的贬值。迫使我陪你来玩，这本身就是你的一个胜利。但这胜利，未必是强者的证明。强者之强，首在独立。否则没有自我，存在就是虚无。虚无之胜，也是虚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腐皮之上，毛何持而强？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的价值也是自己创造的，此外持什么都是空的，何况腐皮？何况抹黑别人抬高自己的游戏？
　　我使用“抹黑”二字，不是说自己干净。澄清某些史实，不是说我好你坏。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任何渺小短暂的个体，都不是真理的化身，都没有资格充当道德法庭的终审法官。我比你优越之处在于，我明白这一点。面对暴君的奴役，检讨认错、鞠躬请罪，我什么丑没有出过？画了那么多毛像，画了那么多歌功颂德的宣传画，我什么脸没有丢过？对于贺、施和你的报复，手段也邪乎得可以。特别是反骨难换，祸延亲人，留下创深痛巨不可弥补。用残损的四肢，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满身污泥创伤，早就不像人样，敢不谦卑？敢以清白自居？硬要充个胖子，也只能说，我纵有狗性如你，也还能因而知耻，。知耻，故能找回来一丁点儿自我，那个自省的主体。
　　你责怪我在《寻找家园》中没有写你，那是因为已写了类似的事例。此外，社会底层那些不施脂粉、以真我面对人生的普通人的命运，也比你更值得写。漂泊天涯，谋生不易，很多想写的，都没顾上。有太多的没顾上，至今感到遗憾。就你而言，四十年后的这个后续发展，倒是赋予了题材以一种此前没有的写作意义。但我如现在来写你，文字会像辩诬，更加要不得。
　　但诬既有之，不得不辩。只能直接写个公开信，向读者做出交代。这是弱者的悲哀。你的诬不止这些，所辨只限于比较严重、有案可稽，有旁证可以鉴别真伪的部分。有关谬托知己、隐私八卦、心理推测、趣味花絮，以及不在一个层次上面无法进行的所谓“学问的沟通”，不辩也罢。不辨不等于默认，也是弱者的悲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个人处在要为自己辩诬的地位，就已经是屈辱的了。何况在受了实际的伤害之后，还要来辩诬？
　　整个八十年代，你一声不吱。现在写作此文，却用上了那时穿靴戴帽的方法：以“如果有一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诚相见，他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开篇，以“我现在真希望能再见上高先生一面……真想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倾心地再谈一谈”结尾。双手捧心，令人错愕。
　　见文如见人。我不觉又体验了一次，前两次久别重逢的况味。
　　“劝君更尽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