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5：我们开了个黑会

　　
　　工作组进校以后马上宣布，洪校长、刘副校长因为犯有“严重错误”停职检查，希望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揭发批判校党委的问题，同时也要把握革命大方向，坚决揭发批判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工作组热烈赞扬了以“辉煌小组”为代表的革命师生，希望大家团结对敌，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老实说，那时候文化革命十六条已经公布了，我对其中许多词句其实完全不了解。那是一种习惯性的忽视。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文革停课以来，虽然每天开会学习写大字报用掉了许多时间，我的副业——装无线电收音机还是突飞猛进。
　　尽管工作组来了以后，对于我们的革命大批判作息时间有了新规定，但是溜到街上去还是容易。我熟悉所有无线电材料商店，熟悉所有大工厂在城里的处理品门市部，熟悉所有从矿石收音机到超外差式电子管收音机的零件从正品到处理品的价格，熟悉漆包线、矽钢片、测量仪表表头……等许多可以用来自己动手组装元件的材料价格。我有一批朋友，多数都是比我高一级到几级、兴趣一样的同学。只要他们进的是这个城市的几所大学，我们联系照常，说不定就会在哪一家电子器材商店碰面，交流经验、消息，议论《无线电》杂志上某篇文章……，说起“无线电经”来常常是没完没了的。
　　那一天午饭以后离开学校的目的很简单，我的收音机发出严重交流哼声，我知道那只电源滤波电容又被击穿了。我在“宏音”买东西的时候遇到了比我高三届，曾经做过我辅导员的李铠（顺便说，本文所有姓名完全虚拟，切勿对号入座）。才华横溢的李铠向来是我的偶像。他这天来给学校广播站买材料。说了好一会儿电子管、变压器的价格以后，他告诉我，学校里越来越热闹，昨天有一千多个同学联名给北京毛主席党中央联名发信，要求撤换省委工作组……。我没放在心上。最后他说：
　　“嗨，有空到我这儿来玩玩嘛。”
　　给我写了“李铠，无线电工程系宿舍XXX号”几个字以后，我们分手了。

　　两天以后，就在那个星期六。下午没事儿，我和“辉煌小组”的几个同学在外面玩，聊天的时候提起李铠说的他们学校很多同学要求撤换省委工作组。大家都知道李铠。不知道是谁提议，到李铠那里去看看热闹吧。正好路边来了一辆去那儿的公共汽车，我们马上跳了上去。
　　大学里文化革命的气氛和中学完全不同，除了少数揭发批判校党委、教师、某些学生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大字报外，绝大多数都在争论一些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文化革命到底为的是什么？工作组来的目的是什么？工作组对于文化革命客观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革命大批判有底线吗……？有的大字报说“甩开保姆，自己闹革命”。这“保姆”明显指的就是工作组。有的干脆用了“工作组滚蛋”这样激烈的说法。当然也有很多“坚决支持工作组”、“工作组是革命的”说法。大字报就是引用毛主席语录也有自己的引用法，引用得很到位。有好多如果不说“毛主席说过”，我简直不敢相信，不像我们写来写去就是那几句老套。大字报则言辞冷峻，直截了当，造成一种真正的肃杀、战斗气氛。
　　还没去找宿舍，我们就在那座德国人留下的花岗岩小教堂门前看到了李铠。他两只手各提一只50瓦高音喇叭，肩上斜背一大卷彩色电线，一付大忙人模样。只记得，他指手画脚给我们介绍的东西，还不及我们在大字报上看见得多。我们不久就分手了。
　　后来文革中我和李铠匆匆忙忙见过几次面，都没机会说话，挥一挥手就过去了。1978年我是该系的新生，在桂花的浓香中站在那个小教堂前，想起已经离开人世快十年的李铠，流了很多眼泪。这是后话。
　　回到学校，食堂已经关门了。幸亏师傅们和我们关系良好，很快就给我们拿来了热饭热菜。学校里面还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在薄暮中的操场上打球。“辉煌小组”的其他几个同学都在。听说我们回来了，就来食堂听我们边吃边讲大学里的故事。听了一阵子都说不过瘾，于是决定过一会儿到教学楼的化学阶梯教室去继续说。

　　除了自己小组的同学以外，还有十几个来自不同班级的熟悉要好的同学和两个老师。一位是我的班主任薛老师，教数学，苗正根红的贫下中农子弟。另一位是隔壁班级的班主任孙老师，教外语，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那时候两个人都不到三十岁，未婚。
　　大家开始的时候随便聊天，看来的人差不多了，大家就让我讲讲白天的见闻。谁让我和李铠最熟悉呢？
　　我讲了一会儿，另外几个一起去的同学补充了一些。说得差不多了，大家就散了。
　　第二天星期天在家里，无非是帮着买菜、洗菜、洗澡、换衣服、洗衣服、玩收音机。星期一早上还睡了个懒觉，才去学校。

　　跨进校门，正好隔壁班的阿周大步出来。他看见我，眼睛马上红了，强忍着眼泪伸出手来，和我重重地握了一下。阿周是短跑健将，力量极好。他这一握，几乎把我的眼泪握出来。不等我问他话，他已经消失了。
　　走进校园，人特别多。同学老师们给我让出一条路，没人和我打招呼，眼神都有点怪，走到大字报区才知道原因。
　　第一条扑入眼帘的标语就是“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薛某某、孙某某！”
　　接着是“坚决揭开星期六黑会的黑内幕！”“坚决捍卫革命的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坚决拥护市公安局对现行反革命分子薛某某、孙某某拘留审查！”“揪出星期六黑会黑后台！”“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星期六黑会的黑手不简单！”……。
　　最后我停在大字报“星期六黑会详细纪要”前。这份“纪要”显然是某一个与会者的会后回忆纪录，但是写成现场纪录的样子。我的名字笔划写的特别浓，后面的话很大部分都是依照一个轮廓编造出来的，使得很简单的事情看起来说的人含义深长，或者故意耸人听闻。
　　星期六黑会？我记得太清楚了，别的同学也一定记得，不就是十几个同学老师在一起坐着聊了不到半小时？现场很简单，根本没人拿笔。我说得多一点，接着几个人说了一通，大家就散啦。
　　教室里空荡荡的，剩下我们黯淡无光的“辉煌小组”十个人面面相觑。全班同学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参加那天晚上“黑会”的另外班级的同学陆续进来，包括刚才流着泪冲出校门的阿周。再过一会儿，我们点算人数发现，除了两位已经被公安局拘留的老师以外，只有我班一位同学，也是团支部委员，没来。那么，告密的就是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