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邵燕祥《别了，毛泽东》序

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邵燕祥《别了，毛泽东》（牛津版）序
作者：章诒和
　　我决定为邵燕祥新作《别了，毛泽东》写序。
　　多少天，多少次，电脑打开又关闭，久久不能落笔，人发呆，心发怵……像个劣等画家面对无比辽阔的天空一样束手无策。邵燕祥和他的诗文，就是那无比辽阔的天空——高邈，温润，清澈。两眼看得到，伸手够不着。
　　我们具体相识于何时何地，已然记不清楚了；但相识后的点点滴滴，却是再难忘却的。这不是因为我的记性好，而是由于他的才识、性情、气质总能触动你的内心。以致于有谁相邀，我总盘问人家：“有没有邵燕祥和谢大姐（他夫人谢文秀）？”这很无礼——人家做东，你凭啥挑三拣四？但我克制不住，理由极简单：有他（她）在，会面是享受，回忆有收获。
　　邵燕祥其人，难用三言两语去概括。他对人，无论亲疏远近，他对事，无论大小轻重，都有着良好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加之个人的天赋和修养，他的情感、思想、意志之表达，决非人们所惯用的思路与方式。因出其不意而令人惊叹，惊叹其精神个性何以如此自然地切入到对象世界里，再呆板的事物都被他生动化了。即使貌似零星随意的琐谈，也多为心智理性的感悟。举个小例子吧。
　　去冬（2006），我们六、七个朋友为大律师张思之先生贺八十大寿。一番争执后决定——算章诒和请客，由邵燕祥买单。酒杯斟满，开筵之前，总得有个人代表大家说两句喜庆话儿吧。谁都知道张思之先生荣辱半辈，风雨一生。谙熟 “红尘”于外，“天理”魂魄于内。通达忧患两者调和兼具，谋而能断，迥别流俗。宾客齐集，大家一腔炽烈，可谁都张不开嘴了——这包含着喜悦、诚挚、敬佩的颂寿当如何措辞，真成了一道难题。
　　我说：“谁掏钱，谁开口。”
　　几推几让之后，邵燕祥被众人推选出来。他起立，庄重地说：“今天聚会于此，我们衷心祝贺张思之先生进入80后（‘80’后为大陆对1980年代生人的流行称谓）。”言罢，举杯即饮。再往下听，没了。
　　全体愕然，遂大笑。而笑得最灿烂的，就是那位“80后”。从此，我们就“80后”，“80后”地叫着，叫得大律师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与邵燕祥相识的人，无不佩服他的诡譎幽默，狡黠嘲笑。一觞一咏，多睿智调侃之语。他的这个特点，常让我们大感快意。我管它叫“灵气儿”。我等之辈即使想学，今生恐也难学到手。所以，但凡有邵燕祥在场，我便向他夫人提出申请：“请谢大姐让让，我要坐在邵先生身边，好沾点灵气儿。”
　　闹得次数多了，谢大姐事先便把丈夫旁边的位置留给我。我坐过去，谢大姐时不时笑眯眯地补上一句：“他有没有灵气儿，我最清楚。”
　　说到这里，我扭脸看邵燕祥：他脸红红的，有点儿难为情呢。
　　邵燕祥的特殊敏感有如闪电一般辉亮，有人说是源于江浙人的禀赋，而我则认为这种迅捷的反应能力与一个人长期身处高压环境下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这就好像久行夜路者，对异样的声音、微小的动静和远处的磷火都能迅速察觉一样。一次，有个饭局，我和邵燕祥都去了。面对满桌菜肴，我感慨道：“终日吃喝，若再嫖赌。邵先生，我觉得自己已然堕落。”
　　听后，他板起面孔对我说：“你这话，跟我说有什么用？要说，就跟禁你书的人去讲。告诉他们，章诒和已经堕落，只惦记吃喝玩乐。这样一来，上边也就不会管你、不禁你的书了嘛！”我在想：他说话为什么与众不同？翻译家蓝英年先生认为，邵燕祥的独特在于，一般人是站在前面看事物，而他偏偏要绕到背后去看，去想，去说。恐怕邵燕祥的思维远不止于“绕到背后”看事物，而是思想深度与穿透力所致。当然，还必须有与生俱来的智慧才行。
　　邵燕祥是有锋芒的，锋芒在他的文字里。学者孙郁先生在他的文集《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里，对邵燕祥是用诗人、战士两种颜色来描绘的。书中写道：“邵燕祥对横亘于观念世界的诸种病态理性，毫不客气地直陈其弊。吴祖光与‘国贸大厦’事件，人们三缄其口的时候，他出来讲话了；佘树森不幸早逝，人们木然视之时，他出来讲话了；作家被诬告，且法庭判作家败诉时，他出来讲话了。邵燕祥短小的文章，不断在诸种报纸上冒出其中，把动人的声音传递出来。在他的眼里，虚假的‘圣化’已失去光泽。他用犀利之笔，还原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的确如此，当下，一饱一暖以后，人人都想“躺”下，连北大教授关心的都是房子、车子、票子了，邵燕祥却坚持重复着“五四”的声音。在这个失去思想活力的时代，他是不倦的风，始终呼啸着。
　　大雪中，我们眉开眼笑地迎来了2007。大雪中，邵燕祥写下了辛酸沉重的《新年试笔》。开年首日（1月1日），他即提醒我们这些快乐的人： 今年是何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面对半个世纪的暴虐历史，他责问的是自己。他说：“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 面对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惨烈经历，他写道：“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声的中国共产党，向所有１９４９年后的无辜死难者说一声“对不起”！？但我深知，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授权，让我来履行这一个道歉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我这不又是没有‘摆好自己位置’的严重越权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对于受迫害的死者和他们的亲人后代，这有什么意义？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份量？”
　　“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为什么面对过去，我和其他人都很难做到不断忏悔自身。可见，忏悔不是出于普通人的良心发现，而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的历史自觉。这篇“试笔”给我以极大的精神震动和思想冲击，一连数日情绪激动，眼睛里涌着泪。我不由得联想起1995年在西方发生的一件事。那年是二战胜利50周年，整个西方社会都在谈论一个名字——奥斯维辛。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记忆到底属于谁？即谁有资格为奥斯维辛记忆命名？是以犹太人的名义还是以全人类的名义纪念这场大屠杀？结局令人遗憾，各国政要签署的《奥斯维辛宣言》由于要满足众多国家的不同政治诉求，被搞得四平八稳，成了一篇平庸之作。但无论如何，人家做了，人家毕竟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描述这场难以名状的灾难和痛苦。掉头看看自家，五十年来，我们这片土地灾祸不断，苦难不绝。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是官方的道道禁令和半个世纪成功驯化的良民。所幸，还有像邵燕祥这样的人，在唤醒、警示着我们。
　　邵燕祥是有锋芒的，锋芒在他的言行里。一次和他聊天，我说：“现在精简机构，全国文联所属各协会，如我们的剧协（即戏剧家协会）和你所在的作协以及影协（即电影家协会），音协（即音乐家协会）等等，依我看都该统统撤消。”
　　邵燕祥“白”了我一眼，说：“它们是派出所，岂能撤？”紧接着，他又添了一句：“相比于这些协会，你不觉得青年团、少先队更该撤吗？”惊诧。也惊吓。一语坠地，似熔岩流淌，却又像浩荡天风般地直入心底。今天，有几人能说出这句话来？是汉子的未必能说，不是汉子的未必敢说。
　　2005年1月17日，一个被废黜的国家领导人在被软禁十余载后，与世长辞了。消息不胫而走。民众悲情无诉无告，自发地奔向同一个地方：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人们一定要去走一回，去看一眼，去哭一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请问上苍。
　　整条胡同里站满警察，停满警车，还有便衣。年轻的律师浦志强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去富强胡同！还要送上花圈。”
　　我知道，从1989的夏季开始，小浦就“榜上有名”。所以，我不赞成他前往。说：“纪念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他的精神。”电话挂断，我知道血气方刚的浦志强是一定去的，或许他就在路上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把“富强胡同”的事告诉了邵燕祥。他不做任何表态，只是平静地对我说：“我也去了。”淡然又凛然。
　　“夕阳山外山，春水渡旁渡，不知那搭儿是春住处。”说到春天，无论惜春还是送春，自古以来，文人的心头都是一片迷离。但“邵燕祥的存在，至少提示我们，中国文人的苦路正长，奋斗正长，信念正长”——这话是孙郁说的，我曾无数次地默诵以激励自己，扎挣爬起，苟活下去。
　　世间有千种人，万般事， 百样情，各有面目与分量。你如何对待？又怎样处置？这或许是最能显露一个人的心肠。袁水拍——一个二十岁成名的诗人。抗战时期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一起，在重庆文化界被称为“四大神童”。袁水拍与另外三个“神童”不同的是，他很快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追随革命，忠诚革命。1949年后，他进入《人民日报》工作，负责文艺部。1951年受命同江青一起对武训的历史作调查，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来，调入中宣部文艺处（即文艺局之前身）。处在这样的位置，势必卷入一系列的文化批判运动，如批判武训，批判胡风，批判右派，大小批判文章大多要过他的手。“文革”爆发，他自然成了当权派，经历了几乎无数大小批斗“战役”。难忍羞辱的他，选择了自杀。所幸未死，即不幸未遂。于寂寞中，又不甘寂寞。战战兢兢，度日如年，以为只有更加“紧跟”才能幸免于被党弃置。几番思量，他终于给“文化旗手”江青写了“效忠信”，结果在被“解放”后，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即所谓“上了末班车”。“四人帮”一倒，袁水拍便跟着倒下。一个诗人，一个干部，一个随政治风云起伏跌宕而上下颠簸的人，虽难以评说，却成为圈子里笑谈。我的同事就管他叫“袁会拍”，又称“袁十八拍”。1982年前后，邵燕祥所在的《诗刊》开座谈会，有时也请他去，但无人搭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令邵燕祥非常难过，甚至后悔请他出席。经过“揭批查”的全过程，上边尽管有了结论，袁水拍仍然得不到人们的谅解，郁郁以终。在他简单的告别式上，有两个人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一个是朱子奇，还有一个是邵燕祥。
　　说来恐怕无人相信，我曾接受过邵燕祥的道歉。今年（2007）年初，国家新闻署一个副署长指名道姓地查禁《伶人往事》。我愤极，怒极，提笔写下了《我的声明和态度》，表明要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声明”里，我说我是研究人员，是民盟盟员，是孤寡老妇。邵燕祥支持我的立场，但笑话我用“孤寡老妇”形容自己。没多久，他看到了我发表的《泪往下滴，血朝上涌——胡发云“如焉”序》一文，立即来信。说：“诒和：你好！读了你为胡发云写的代序，极其感动。特别是你追叙平生的时候，我后悔向你开玩笑，说你自称“孤寡老妇”是“哀兵之计”，这一定伤害了你的感情，向你道歉。但我还是要劝你再不要这样想，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给自己不良暗示。你应该像关汉卿[不伏老]中唱的那样，做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儿歹症侯，尚兀自不肯休！’你应该像伏尼契老太太写的《牛虻》那样，‘无论我活着，或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这其实是从一位英国诗人那里套下来的，只不过那首诗的中译，似是‘快乐的苍蝇’，有点煞风景罢了。其实，以你的一生，以你近来写作的贡献，你已经不愧为‘一粒铜豌豆’，‘一只快乐的牛虻’”。
　　人自有一份心里的端正和庄严。邵燕祥的道歉，正是出于他的端正与庄严。 向别人道歉，恰恰是对人的自身的肯定——“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巴金语）”。由此，我更加敬重邵燕祥的人品。想想吧，现在还有谁道歉？政府每天都在报刊上提倡大陆百姓学说“奥运文明用语”，其中就有“对不起”一句。我们的百姓似乎很难学会道歉，也别怪罪他们了，自有人民政府以来，政府向人民道过歉吗？老师不会，学生怎会？
　　最后，要说的是邵燕祥对我写作的帮助。
　　从《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一文开始，我便把初稿寄给他，请他批评指正。当我第一次收到他返回的“一阵风”原稿的时候，真吓了一跳。凡标点错误、用词不当、提法不妥处，都逐一标示并加以解释，还附上一信。信中写道：“此次，你笔下复活了马连良。我相信，还有多少善良的、也许难免有缺点弱点的亡灵等待着你，等待着你使他们复活……”谈到我的写作，邵燕祥说：“我想，固然有家学渊源为你打底，还多亏中国共产党给你的特殊锻炼，多年铁窗，家破人亡，从体力到精神的摧残……‘玉汝于成’，你证明你已对得起这个时代的熔炉和炼狱了。”信的末尾，他言道：“你也留下了千古绝唱，是你啼血而成。为了这，你也要拂去那时时袭来的悲凉和伤感。”　——邵燕祥字字句句，如夏日夜晚的飒飒细雨，每一滴都打疼了我的心。望着父母的遗像，大恸。多少年了， 我一人独自面对，独自行走，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外表坚硬，内里空虚。快要坍塌的时候，就哭着扑在父亲的遗像前，寻求天堂的回声。终于，有像邵燕祥这样的人走近我，叫我不要再哭泣，要留点气力，长点精神，明天还要活，还要写，还要去关心比自己更为不幸的人。
　　《别了，毛泽东》一书，是邵燕祥从1945年到1958年的自述，平朴而有质地，细密而又深入，锋利而无尖刻。叙述的跨度，前后一共十三年。故他自称是“流水十三章”，因其间经历的各种运动，使国家方向和个人命运都发生了逆转，便又叫“大弯路”。生活是长河，多少归人、多少过客，来去匆匆。其中，很多人不知缘何而来、缘何而去，连人的含义都没来得及弄明白，就走了。邵燕祥是弄清了自己的来历，也认准了自己的去处的。所以，他坚定地说“别了”！人活到这份儿上，才称得上“自由”了！
　　我从这部书里，看到的是一个中国文人的清正本色、读到的是一个当代诗人的痛苦灵魂。
　　2007年3月20日于北京守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