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二：国之重宝宜子孙

　　那次在纽约展出的是，从台湾故宫六十四万件珍宝中精选的四百五十二件（其中部分书画轮换展出）。整批展览文物的保险额十亿美元。展览筹备了三年。中华瑰宝，名实相副。
　　我在展览中仔细看了所有书画的纸或绢的质地情况。署名范宽的“临流独坐图轴”的绢底龟裂得特别严重。据介绍，此画应是范宽后大约一百年（十二世纪初）的画家所仿作。其它就是明清时期的部份作品，也有不同程度的裂损。
　　参观展览的过程中，目睹瑰宝的快乐和怕这些千年古画受损的心理时常交错。快乐之中，掺杂了一种强烈的侥幸。
　　众所周知，台湾故宫博物院里至少还有几十幅比宋、元更古的画：晋朝顾铠之的“洛神图”册页、隋朝展子虔的“授经图“册页、粱朝张僧鳐的“雪山红树图”、唐朝李思殉的“江帆楼阁”、吴道子的“宝积宾伽罗佛像”、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王维的“山阴图”……等。
　　北京故宫里的古画虽然没有这么整齐，但也不乏绝顶珍品，如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这些都是中共建国以后通过民间的渠道搜集来的。
　　台湾送来美国展出最古的是宋、元时期绘画，迄今已有约八个世纪。这些在当时已臻艺术顶峰的作品，又经我们历代前人的呵护珍藏了八百年，迄今仍是完璧，实非易事。中国历史上逢改朝换代就必定要战火烛天，大乱若干年。艺术品毁损流失不计其数。了解历史的中国人就明白这个简简单单的结论：这些幸存的文明遗产，其价值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我们的祖先制作艺术重器，总加上如“子孙永宝”这一类的铭文。乾隆皇帝常在故宫书画上矜以“宜子孙”的印记。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深谙文物保护之道，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对古文物放洋展出有规定: “凡唯一孤本或易于破坏之珍品，应不在选运之列，以重国宝。”（秦孝仪：《故宫七十星霜》）
　　台北故宫博物院对古代绘画在台湾本地一向有限展的规定：用轮流的方式，每隔三四年展出一次，每次展出四十天左右，部分书画甚至“为维护古文物，故代之以照片资料”。
　　如此珍贵、高龄、材质衰朽脆弱的文物，飞越半个地球后，还要经受频密的搬运、拆卸、包装、曝光。从前半卷半开的字画，现在要完全展开；从前是水平放置，这次是垂直固定展出……。
　　能在这样的形态下，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国宝，想想就知道有多侥幸了。
　　
　　台北擅长用国宝搞外交。五十年代叶公超任驻美大使时，通过长达五年的时间筹备，于一九六一年在美国搞过一次展览。那次送出来的文物共二百二十五件，由美国的军舰运送，美国的飞机护航。第一站是在华盛顿展出，接下来轮到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三十年前，每年参观人数是一百万，现在已经增至五百万以上。每天都有几万人头戴耳机，双目圆睁，对中国文化珍宝惊叹折服，努力理解，又画又记，买画册再买光盘。怀素、宋徽宗、范宽、黄公望、董其昌、八大山人、仇英、唐寅……乾隆皇帝，这些名字用各种语言在大家的口里滚来滚去。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宣传教育！
　　记忆太深刻了：一进门左面，是一件直径盈尺晶莹温润的圆形玉璧，历史大约四千年：右面是一件历史同样悠远，高约尺半，斑烂华丽的方柱形玉棕。一左一右，左祭天，右祭地。
　　站立在这两件玉器中的至宝之间，一种奇妙的感觉清楚地印证了这种说法：玉器和别的文物不同是处在于，好的玉器有一种温和的辐射，在四周形成一个“场”，对人的情绪和身体状况有正面影响。
　　玉器的后面是一个商（公元前十三世纪）鼎。从铭文上可知，这是当时一位高官受帝王封赏后，为了将荣耀归与祖父而铸造的，名字就叫做“乃孙作祖己鼎”。
　　商鼎后面有一件正圆柱型金属器皿，高约一尺直径两尺，两旁还附铸着两个小圆器。这是公元九年王莽建立新朝后为统一度量衡而特制的量器。
　　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用这种高雅华丽的形式对天地人这三大要素表示尊崇，并且智慧地谋求建立安定社会秩序--用如此积极姿态来表现我们的祖先，又是如此气势恢宏的展览设计，真是令人激赏。
　　看一次展览，草草的也要两个小时。我想普通人祗要进门半小时，就会沉浸到这些中华瑰宝所形成的“场”里面去。大家的赞美欣赏，无论聚焦到哪一件珍宝，或是哪一位艺术家都一样，想到的只是中国，而不是“台湾”二字。
　　拥有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国宝，和正统的代表中国毕竟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