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公

　　记得那年秋天刚到美国，和父亲聊起写小说。父亲说，台湾来的名小说家王鼎钧就在纽约，要不要介绍见一见，可以当面请教。我想，名家和后生晚辈见面，总是先客气后勉励，如此的见面实际上对大家都没有意义，做文章的问题岂是拜师请教可以解决的。
　　後来看了鼎公（此地大家对他如此称呼）的文章才知道，他的本事是写散文，写得真是好。连他的小说也做散文状，好看且有回味，飘飘逸逸之中含着一环套一环的哲理。写到这里，马上想起他一个故事中的警句：
　　不可中断自己的历史，除非你可以真正进入别人的历史。
　　那故事讲的虽然是抗战流亡时期他跟随朋友转校的事情，我读到此处却心中一动，有许多别的感触冉冉升起。
　　另一段故事说少年的他心仪某异性，自以为对方早已经感知。遇事才发现，对方非但没有自己预期的感知，而且对自己还有颇深的负面成见，惊讶之余大觉遗憾。少年情怀，跃然纸上。
　　鼎公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人。
　　抗日战争中和战後，对于敌我阵营，特别对于汉奸的处置是非常严峻的。战时的紧急，战後的民心，都要求用非常的办法来处置这样的问题，大致上可以用快刀斩乱麻来形容当时的形势。到後来，张爱玲丈夫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在台湾成了热门书；大陆不少学者大力吹捧鲁迅的哥哥周作人，才使人想到，二战结束已经半个世纪了。
　　此事有关民族气节。
　　中国旧时的传统将气节看得很重，引申得很远，与西方的传统有相当距离。经过内战、文革、改革开放……，今天社会上人欲横流，为求利益，没有不可以做的事，没有不能讲的话。包括气节在内的许多旧事，已经沦为需要在网络论坛上辩论需要与否、正确与否、是否阻碍过中国社会发展……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鼎公的书里记载抗战，没有当时的铁血严峻，也没有现时的无聊放纵，一双少年的清亮眼睛而已。
　　转眼间和鼎公相识已有多年。此地书店和图书馆中他的书能看到的都看过了。我们很少见面。对我来说，感觉上他的书比他个人要亲近。原因可能是我太敏感。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商人谈生意；和市民谈民生；和画家谈艺术；和工程师谈技术；甚至和美国政客谈选举，都比和中国的文化人交谈来得简单。
　　中国文化人相交，说的往往都是很敏感的东西。走廊上的现象就是例子。一言不合，就会出现“口水共墨水一色，砖头与拳头齐飞”的局面。
　　早年前有国共斗争的余绪阴影，在与一些台湾来的优秀文化人往来时，我常常需要抑制心里的倾慕。因为在客气话的背後，总有被猜疑的感觉，生怕他们以为我是大陆的什麽人。只要发现某种观点与他们固有的有很细微的不同，就不想深谈了。同理，我发现他们在某种情形下，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国共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中国又出现了政治和宗教上的新势力，在和新一代的中国文化人交流时还是可以看到可疑之处，或者感觉到某种猜疑。
　　红尘失意，可以削发为僧尼。文坛厌腻，开店做生意算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