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道夫
“非人性教育”导致日本士兵变成了魔鬼
政府的军国主义灌输+民众的狭隘愚昧
今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往事不堪回首，提起抗日战争，我们无不对抗战期间如同禽兽魔鬼的日本士兵咬牙切齿，痛恨入骨。同样是人类，甚至同样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为什么那些日本兵竟能堕落成禽兽？
这个疑问，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疑问。例如在那些富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中，左翼刊物《教育与人权》主编，对战争有切身体验的津田道夫的质疑无疑最为尖锐。他站在南京大屠杀论争的前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劳动者’‘平凡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人’之类的日本庶民，到了中国战场会变得那么残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津田于1995年写下了《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这本书。书中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及日本大众的“虚无主义”、“天皇崇拜”等等精神构造作了深刻的剖析与反思。
“我父母亲都是学校的教师，我至今记得战况在家里也是话题。还是孩子的我，和朋友们一起唱着‘握紧，惩罚的枪和剑’等并不明白歌词意义的战时歌曲，学着军人的样子度过每一天。到了12月，对‘南京陷落’的期待在日本大众中愈发高涨。媒体也积极参与迎合时局、鼓吹战争的大合唱。”“12月7日，‘祝南京陷落’‘皇军大胜’的旗帜和大幅标语早早地飘悬于东京各处，政府在12月11日星期六就提早举行了占领南京的庆祝活动。晚上，父亲带我去看灯笼游行，大街上人山人海，刻意造成的灯笼的波涛，我今天还记忆犹新。”津田在书里从不掩饰自己的“愧疚”。“幼时体验变为痛切的自觉，已是80年代初相当晚的事。我在这时才首次从精神层面来思考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如果想到战争的幸存者至今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我唯有羞愧。”
津田在90年代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认识自己的“战争责任”：“我既未去战场，也没有虐杀中国人，作为个人，自然没有法律责任。然而，虽然幼小，但作为日本人的一员，直至战后参加民主主义运动仍没有自觉；作为一个知识人，在道义上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点，对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也一样。”
非人性教育生产出魔鬼
对其他学者而言，若单从政府的军国主义观念灌输，民众的自私、愚昧、偏见等狭隘习性，似乎都不足以说明普通良民能在战争中沦落成为魔鬼。
在东京的“南京事件七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吉田裕和能川元一对南京大屠杀的产生背景、战后日军对其保持沉默的社会构造进行了分析，称日军特质导致了暴行的产生，战后日本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又令老兵独自承受精神煎熬。
东京的“南京事件七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两位学者首先指出，南京大屠杀中表现出的日军放火、强奸、嗜杀等侵略行径的常态化不能用连续激烈的战斗导致人的情感麻痹、习惯性杀人和由于战友牺牲而产生的复仇情绪等一般战争心理进行解释，其更重要的原因是日军“非人性化教育”、森严等级秩序下上级对下级人格的否定、战斗至上主义指导下的对士兵补给和卫生、休养等要求的轻视。
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日军对士兵采取了“非人性教育”，认为只有在“私下制裁”名义下通过暴力手段(含精神侮辱)才能打造出坚强的部队。在军内森严的等级秩序中，上级对下级的人格进行否定、人性进行压抑，而士兵积攒在心中的抑郁在战争中转化为对弱者的欺凌，也就是对中国没有战斗力的普通民众的杀戮。
在战争之初，指挥者向士兵保证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战争爆发后日军却遭到了中国军民的激烈抵抗，士兵在绝望中产生报复心理，加上先头部队很快就失去了补给保障，战争犯罪由此产生。再加上军官对下级犯罪行径的默许，以及充斥于报纸上的煽动性报导，都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老兵精神疾病患病率100%
吉田裕等同时指出，战中罪行在战后不仅对受害者，对作为加害者的老兵也造成了深重的心理伤害。一项调查显示，374名接受访问的老兵各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百分之百，其中超过30%的人有抑郁症，超过10%的人曾有自杀念头。但日本战后的非战政治文化令整个社会对战争、军队都有很深的忌讳，使得老兵成为一个游离于社会主体之外的团体。这一状况则进一步加重其精神负担。
两位学者认为，通过对南京大屠杀中残暴行径的科学分析有助于人们对战争犯罪的理解，增进日本社会对日军罪行的认知。
日本著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先生（左）和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于1987年12月访问南京期间照片。
谢罪与反思
在战时，日本的舆论报道受到严格审查和管制。“南京大屠杀事件一发生，日本政府和军部领导层即获得情报并作出了反应。但相关信息被严格管制，不让日本国民知晓。”日本进步学者笠原十九司根据史料发现，这种自上而下的不透明在战后得以继续，直接影响了日本人对东京审判的看法，进而影响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认知度。日本战败后，趁联合国占领军未抵达的“空白期”，政府、军部和军队大规模地彻底烧毁、隐藏文件档案资料。
结果，“史料缺失使从历史学角度判明南京大屠杀事件全貌工作受到限制。”“很多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因此认为，‘没有可以证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官方史料，所以从未有过屠杀。’、‘外国人的记录和文献是反日的政治宣传，是敌国的战略宣传’”，笠原如此说。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来自民间(例如一些老兵的忏悔日记)及海外的铁证浮现，加上日本本身不少进步学者的努力，真相已经越来越清晰。
不少日本学者都曾到访中国谢罪。例如1998年4月，前述的津田随东史郎访华团访问南京。据知情人回忆，他参观了南京城内大大小小的屠杀纪念遗址，在遗址前放声大哭，长跪不起。在南京大学，他的演讲稿被泪水浸透，他站在话筒前只说了一句：“我作为一位普通的日本知识分子向中国人民谢罪。”
话说回来，事实上，类似灭绝人性的大规模屠杀，在中外历史上都并不少见。例如以下摘录：
“（清朝廷剃发令下达后，民众起义。）。。。清军将领李延龄受李成栋指派，以铁骑围城，先杀义民数千。而后，清军入城，开始屠城，大杀三天，方下令“封刀”————“是两日天气晴明，而风色惨淡，空中无一飞鸟，暮皆大雨，震雷轰烈……初八日，王师（清军）拘掠千艘，载虏获西去。约计城中男妇踰垣得出者，十无一二。巧掩得全者，百无一二。骤遇炎雨，尸皆变色……其死亡状，有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才磔种种之异，以至悬梁挂树，到处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呜呼惨矣！”（吴伟业《鹿樵纪闻》）
“由于李成栋（曾是李自成起义军将领，后降南明，顺治二年再降清，后再降最后一个南明政权，直至在抗清中战死。）的弟弟李成林在此之前在一江伏击战中被杀死，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他下令部下屠城。“（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
“清军受命，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遇见年青女人，就当众白昼轮奸。如遇抵抗的妇女，这些人形兽物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
“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四处劫掠财物。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兜头一刀，也不砍死。如果被砍人拿出金银，清兵（其实是前明军）就会欢跃而去；那些腰中金银不多的居民，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
而这，只不过是发生在比较近代的其中一桩而已。中国从每一个朝代的末期到下一个朝代的建立为止，人口损失轻则十之四五，重则十之七八；有些朝代初建时，人口只剩上一朝人口高峰期的十分一而已。
发生在整个亚欧大陆上的屠杀亦然。例如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开疆拓土中，屠杀2亿人口的记录在《世界吉尼斯记录》85年版。其中汉族被屠杀约6000万，甚至超过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直接伤亡人口（累积约4500万人）。然而，至今很多人仍只崇拜成吉思汗开疆掘土的所谓“丰功伟绩”。
我们不仅铭记历史，更应吸取教训，杜绝未来悲剧的重演。
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其实验结果产生了一个心理学名词“路西法效应”（*）。该实验把参与者随机分成狱警与囚犯两组作角色扮演，给予逼真的环境。实验原本打算持续14天，然而实验开始不久，就因为发展趋势过于残酷，虐囚现象严重得令人吃惊，而在实验5天后就不得不提早结束。
实验发现，其实仅仅是给予参与者一个角色与情境的安排，并默许“狱警”的权力凌驾于囚犯不受约束且是正当的，那些扮演狱警的普通人就已经演变成为魔鬼了！
要杜绝悲剧，怎样的政府导向，怎样的人性教育，怎样的权力监管，方方面面都不可忽略啊！
* 路西法，是西方宗教中原本的一名大天使，却堕落成为魔鬼。
关于“路西法效应”的实验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0612.htm
延伸阅读：
良知揭真相
http://whb.news365.com.cn/tx/201412/t20141213_151566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