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對民主的先見之明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李杨／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独秀即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　(chinesenewsnet.com)

　　所谓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指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间，陈独秀发表的4篇文章和写给朋友的6封信中表达的观点，后人将这些文字辑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按抗战期间与陈独秀往来密切的陶希圣的说法，“最后见解”的主要内容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独秀与我多次见面，无所不谈”，“他每次与我谈论，都鲜明表达他思想转变的方向”。陶希圣说：他虽已为某党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确的民主思想。这两种成分存在他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经过了“六七年沉思熟虑”，他的民族思想与民主主义便突破藩篱，而结成他的“最后见解”。（本文所引陶希圣的言论，均见《记独秀》，《传记文学》第5卷第4期）　(chinesenewsnet.com)

　　陶希圣特别说明：“独秀与我谈论，远在这十篇文字发表之前。”也就是说，早在1938年上半年，陈独秀已多次谈及他的“最后见解”。那么，陈独秀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所得的结论是什么呢？陶希圣回忆：　(chinesenewsnet.com)

　　他以为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民主政党。他以为无产阶级民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chinesenewsnet.com)

　　他以为若是不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达林（编者注：即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若不实现民主制，史达林死后，谁也免不了还是一个专制魔王。　(chinesenewsnet.com)

　　观察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个。陈独秀把民主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杆。基于民主立场，陈独秀对苏联的非民主经验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比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认识更为根本和透彻。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陈独秀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已经触及政治制度层面。“是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陈独秀著作选》，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55页）一直受斯大林打压、命运坎坷的陈独秀说：“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留俄的国民党员白瑜感慨地说：“陈先生宽恕斯大林，胡适之先生谓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凯‘败不出走，于今犹杰’，均书生本色。”　(chinesenewsnet.com)

　　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独秀即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1939年德苏协定后，陈独秀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chinesenewsnet.com)

　　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什么呢？为让大家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陈独秀列了一张表，比较英美与俄德意的政治制度：　(chinesenewsnet.com)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chinesenewsnet.com)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chinesenewsnet.com)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chinesenewsnet.com)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chinesenewsnet.com)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chinesenewsnet.com)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chinesenewsnet.com)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chinesenewsnet.com)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chinesenewsnet.com)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chinesenewsnet.com)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chinesenewsnet.com)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chinesenewsnet.com)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chinesenewsnet.com)

　　陈独秀说：“每个康米尼斯特（即共产党员——引者注）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陈独秀著作选》，卷三，第558页）通过比较，陈独秀认为苏俄的专政是退步和反动的，“俄国的苏维埃制，比起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chinesenewsnet.com)

　　胡适认为陈独秀这张列表十分重要，整段引入他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所撰写的序言里。胡适说，这本书足以代表陈独秀的最后思想，也是陈独秀对于民主政治深思熟虑的最后结论。晚年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的陈独秀，与一生鼓吹民主、自由的胡适，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chinesenewsnet.com)

　　在陶希圣看来，陈独秀认为将来中国还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这“‘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　(chinesenewsnet.com)

　　如果说陈独秀是立足于政治制度层面看民主政治问题，那么陶希圣则主要立足于唯物史观看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问题。早在1929年，陶希圣就提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崩坏，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现在的中国，从伦理的基础上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路，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路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事实问题及社会阶级势力推移的问题，不是爱憎问题，不是喜惧问题。（《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29，第319页）“半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民众难以对人权、民主、自由等观念有广泛的和深切的理解，更说不上有强烈追求。　(chinesenewsnet.com)

　　陶希圣十分认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认为“他的远见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陶希圣主持的《政论》周刊，半年内发表了陈独秀的6篇文章，包括《抗战与建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蒂》等。　(chinesenewsnet.com)

　　外号“火山”的陈独秀说过，我“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的“最后见解”公开后，如同瞿秋白临死前留下的《多余的话》一样，引起许多争论，甚至“遭当世骂”。《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陈独秀旨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指责陈文体现了“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汉奸本质”。(chinesenewsnet.com)

　　陈独秀也明白自己永远是个不“入时合流”的“反对派”，总是充当一个艰难而别扭的角色，所谓大丈夫不能投机，更不能取巧。“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胡适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胡适认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具有“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胡适将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评价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chinesenewsnet.com)

（《南方周末》）(


(参考)陈独秀的希望与绝望

作者：b3af117 提交日期：2004-3-10 15:06:00  

??在中国现代史上，陈独秀应该是一个石破天惊领袖一代的人物。他那炯炯发光，烛照幽微的眸子不仅看穿了几千年专制社会的弊端，而且洞察了在他那一时代活动着的魑魅魍魉嘴脸；他那渊博精深的学识，锋芒毕露的文章，曾经是启聋振馈的号角，是驱除阴霾的闪电。号召着人们去迎接民主与科学的曙光；去直捣孔家店这座封建势力的最后的巢穴；去摆脱那陈腐僵死的语文外壳，代之以刚健清新的文学形式。而从一九一五年九月第一期《新青年》杂志问世迄今，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一直在他所指出的方向和他们开拓的道路上曲折前行。这使我们感到骄傲，也感到悲哀。因此，这就愈发使我们产生一种对他睿智思想和高尚人格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以民主始，以民主终
　　
　　 陈独秀的人生道路是以民主始，也以民主终。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之“形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轴心是“民主“二字。而他的民主思想妊娠于对封建八股的叛逆，得营养于法国民权论的思想，成长于对封建专制和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批判。早在他髫龄发蒙读书，在家庭的逼迫下走上科举士进的道路时，他就以“选学“妖孽造了八股文的反；在那令人窒息的考棚里，他以从《昭明文选》得来的词调堆砌成了一篇应试的八股文，却得到了考官的青睐，得中秀才，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他对八股取士的揶揄和嘲弄。及至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盂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著作后，就毅然参加了中国青年会和一九零三年风靡一时的“拒俄“运动。同时，在同年六月在上海创刊的《国民日日报》上，他首先废除皇帝年号，使用干支纪年，为国内报刊开创了先例。而他在安庆藏书楼所作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安徽成立的岳王会等组织并任会长，策划以实际行动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更说明了他兼有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宣传家和实行家的双重身分。
　　
　　唤起了整整一代青年人
　　
　　 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尤其是作为主将的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更是将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人民内心里所郁积的民主主义的渴求喷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义正辞严地疾呼：“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堂堂正正的提出新青年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行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他提出青年应具有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政治的觉悟即是：第一步，知国家为人民公产；第二步，顺立宪制之潮流，弃数千年之官僚专制，而另以自由的自治国民政治；第三步，多数国民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进而建设政府。伦理上的觉悟则是“弃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实行心理上除旧布新的大革命。而为了迎接民主与科学的新世纪，为了巩固新诞生的共和政体，杜绝袁世凯、张勋之类的封建帝制的复辟，就必须打倒帝制的文、武两个守护神——武为新旧军阀，文的就是孔教。因此，以陈独秀为主将的《新青年》，聚集了高一涵、吴虞、鲁迅等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著名人士，向孔教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一时之间，孔教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成了举国共讨的矢的，而在这一声势浩大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培养起了整整一代矢志为民族独立，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的青年斗士。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和他的同事们唤起了这整整一代的青年人。
　　
　　 建立共产党，保持民主信念
　　
　　 应该承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或是陈独秀成为中共最初的领袖。都是在历史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由外力的输入而产生的历史事件。因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还是比较肤浅的，他们仅仅是通过在日本留学时从日文转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读物中来理解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据李大钊一九二零年五月的想法是，“认为自己和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陈独秀的想法则是：“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张国焘《我的回忆》）而在具体的组织原则方面，陈独秀毅然否定了孙中山在国民党内所实行的党魁制，而应用了较民主的委员制，书记仅负联络之责，遇事公决，以确立党内民主作风，杜绝个人独裁及官僚作风。可见，即使在建立共产党时，他仍然保持着民主的信念。
　　
　　 共产国际指挥棒下的无奈
　　
　　 俄国人是在“首先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革命的。为了确保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他们需要分散外国的压力，需要在远东寻找同盟者；而此时的中国，列强正各自支持着力量较强大的直奉军阀，使缺乏实力的孙中山陷于势寡力单的窘境。于是，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说，俄国人要让中国共产党人去做国民党的苦力，以国民党作为阶级联合的组织形式和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联合，以壮大国民党。陈独秀在建党初期对于共产国际的名义来指挥中共的行动是颇为反感的。他提出：“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并主张：“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对于工作人员还要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从而否定了职业革命家的存在，并在经济上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津贴。然而，他紧接着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和一九二二年八月第三、第四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而这两次的被捕和被释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用大量的金钱贿赂了租界当局才使得他得以迅速获释的。于是，在内部外部的现实压力下，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坚持他独特的见解。他提出：中共最好用民主主义的口号，就是“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奋斗！“。他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战争的传统观念：“农民战争如无城市无产阶级政府的领导，一定会堕落或被消灭。“就是因为这样一些言论和主张，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负起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罪责。然而，历史的真相却是，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面临蒋介石、白崇禧的大军压境，是共产国际的一纸电报，命令数千名工人纠察队将武器隐藏起来，从而自动解除了武装，招致了“四·一二“的清党大屠杀；在同年的宁汉分裂之后，是斯大林亲自发表演讲，指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革命政府“，从而给汪精卫“七·一五“清共留下了缓冲的时机；而在湖南的农军包围了长沙之后，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迫使中共中央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从而招致了百馀工农和中共党员被杀的“马日事件“ 。而在所有这些退却的命令之后，斯大林又下令中共在二十四小时内实行土地革命，于是又发生了中共“八·七“会议之后的盲动主义。而在这些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忽联合忽斗争的共产国际的命令的背后，隐藏着苏共党内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为了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为了辩护自己政策的“正确性“，于是就下达了这样那样完全不同的命令。陈独秀在这样一种残酷的斗争面前厌倦了，于是就自动离开了中共中央。而在临离开武汉时，他沉痛地总结了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何等卓越的预见
　　
　　 陈独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第五次被捕，并在南京的监狱里被羁押了五年之久；获释后，又辗转到了川东江津县城郊的一个山庄里过了五年的幽居生活，于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于乡间。而他的民主思想，在这十年囚居和幽居生活的磨炼和砺砥中不是愈发趋于消沉和萎缩，而是愈益变得成熟而臻于升华。
　　
　　　
　　
　　 提纲挈领地说来，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的基本的真实的内容：“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纳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二、民主的必要性：“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 “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
　　
　　 三、民主的历史性：“原始社会就是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踏步前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走向人类大同。“ “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
　　
　　 四、民主的阶级性：“大有利于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民主与科学大有利于中国人民，当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骗、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馀年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在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如果说斯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斯大林的罪恶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于斯大林)而是由于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即无产阶级之简称)独裁制之逻辑发展，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是推源于苏联独裁制度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样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的国家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尽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是-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认真使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等……“
　　
　　 五、民主与世界大势及其未来：“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如果我们认为目前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为首要斗争，第一必须承认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
　　
　　 “如果革命胜利，我设想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实行名副其实的自由、平等、博爱。“
　　
　　 “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地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皇投降之后果?“
　　
　　 何等睿智的思想，何等卓越的预见！战后这半个世纪的发展，尤其近一、二十年中，美英法等民主国家在科技领域中的突飞猛进，已经治愈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指摘的种种社会创伤，使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安和乐利，普遍繁荣的新时代，使苏联和东欧等鄙弃西方民主的共产国家为之瞠目结舌，只有解除禁制，改弦更张，这或者正是五十年前陈独秀所预言的那种“仓皇“的“后果“吧!
　　
　　“终身反对派“终身受迫害
　　
　　 “终身的反对派“ ，这是陈独秀的同乡兼挚友胡适之给他的评语；陈独秀本人也说：“实是如此。“［18］的确。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驻日学监，到返国后在藏书楼演说。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再到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家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再到一九二一年以后，在共产党内反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吴廷康、马林、鲍罗廷的肆意干涉，反斯大林的独裁官僚体制，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至于反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对革命人民的迫害、镇压，以及抗日战争中的妥协、退让、不抵抗主义等等，更是不在话下。而在家庭内部，他反对包办婚姻，终生不愿意继承他继父的万贯家产；在朋友之间，他在法庭上严词拒绝章士钊为他提出的出于善意的辩护词；在孤独中，他蔑视从延安脱逃的张国焘不愿与之合组另一共产党；在困厄中．拒绝了张国焘从国民党当局那里转来五万元巨款的恩赐，以及他学生中的新贵罗家伦等人的救济。在共产党内，他也绝不写任何承认错误的“检讨“，拒绝了一次次“回到党内“的召唤，在监狱和法庭上，他从来就是拼辩到底，绝不屈服。甚至在两次死刑的威胁面前，他也表现得毫无惧色。
　　
　　陈独秀的“终身反对派“的品格首先来自他那与生俱来的刚毅性格和逆反心理。早在六、七岁的童年时期这个不愿死读经书的孩子就以在狂怒的板子毒打下从不哭叫而使老祖父十分讶异；及到思想成熟以后，他常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而他的这种貌似偏激，狂狷不羁的性格，却使他在混浊的社会中，永远保持了做人的良知良能和敏锐到近乎直觉的洞察力去穿透历史的翳蔽，去摆脱利害的纠缠，使自己永远立于一种既高远又纯正的境地，成为一切污浊和罪恶的对立面。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陈独秀从后天的学养中得来的强烈的正义感，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为真理而献身的道德感，配合上他那在渊博学识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使他对一切来自上下左右内外的大大小小之谬误和阴谋，威迫和利诱绝不妥协和退让。他在一九一九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一九三二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宇。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可见他对于社会人生已达到了何等的生死以之的大彻大悟的境界。
　　
　　 在贫困潦倒面前，在以喝粥度日，仅有一件衬衣的艰难岁月中，他仍慷慨激昂以论天下事的气度，更是完整地表现了他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优良传统。
　　
　　 当然，如前所述，形成陈独秀作为“终身反对派“形象的第三个因素乃是他的环境和遭际对他摆脱不掉、纠缠不休的迫害。第一、二次在芜湖和北京的被捕，促使他在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以后坚决反军阀的政治倾向；第三、四次在上海法阻界的被捕及共产国际的营救，则促成了他在那一段时间接受了他们政治上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第五次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刑，则决定了他终身与国民政府毫不妥协的态度；而在出狱之后，王明、康生诬陷他是“日本汉奸“，则使中共召唤他回到党内的一切努力成为徒劳；而他的两个儿子——延年(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乔年(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均遭国民党杀害，更增添了他与国民党不共戴天之仇。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终身反对派“的性格招致了他终身受迫害，而他的终身受迫害的身世，也增强了他反对派的性格。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中国不允许第三势力、反对派存在
　　
　　 从社会现实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既反对过国民党的腐朽黑暗，也不满于共产党的……专制；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曾经因追求民主和光明坐过监狱，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又因仗义执言而成为专政对象。他们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在这一大群人中，我们看到了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马寅初等等一系列人物的身影，而他们的前躯就是陈独秀。这说明，直到现在的中国现代史上政党政治本身就是专制政治的延续，他们容不得社会民主精英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做出真正的贡献；也说明中国现代社会落后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孕育出一个经济上、政治上都能独立的中产阶级来形成一种社会的中坚力量，来支撑社会的民主改革。在中国现代史上，许多人都曾经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势力，早年的邓演达，后来的李宗仁，台湾的雷震，都被销解于无形，胎死于腹中。陈独秀在第五次被捕出狱后，避居武汉时期，曾经遇到过一个西北军的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对他的政治主张颇为倾心，并答应陈的两位同志去师部任秘书长，做政治工作，然后徐图发展。然而，尚未来得及实现，这位师长即被解职。此后，他也曾企图把一些抗日、反蒋而又不容于共产党的人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力量，但也是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因此．陈独秀当年曾经有过的想法；“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在当时的中国，也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最后，连托派组织也由于纷争不断，两派组织内哄不已，也只剩下屈指可数的五十馀人，在内战的战火中被冲得七零八落流落港台，有的入狱大陆，成为渺然无踪的孤魂。而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为处理陈独秀问题时与张国焘、瞿秋白的谈话中曾问及：“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支持去办一张报纸?“当斯大林听张国焘回答：“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纸“时，曾经“颇为满意“。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外独裁者对待反对派在赶尽杀绝，不留馀地方面是如出一辙，毫无二致的。然而，反对派却总是不绝如缕，不断出现，这也是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由不得独裁者们的个人旨意的。
　　
　　一号政治人物不一定掌握真理
　　
　　 从哲学理沦上来说，陈独秀所持的“终身反对派“的态度，与本世纪二十年代迄今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勃起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在《开放的辩证法》或《否定的辩证法》中提出：主体与客体，就是在一种永无止境的相互矛盾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和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否定中达到无限的发展；肯定就是为了否定，否定就是希望之所在；自由并不仅限于对必然的认识，而是对于一切阻碍建立个人之间新关系的力量和因素的不间断的否定；一切关于物质与精神、客体与认识之间“同一性“的论证，都是为了建立一种终极的超科学的绝对的真理，而这个“绝对的真理“又是为现实的“公理性“服务的，否定的辩证法则是一切现实公理性的条条框框的批判的武器；实践对于真理的检验是在它不断否定的发展之中，而并不等于获胜的一方就有真理；因此，用政治上的权威来树立理论权威，又用“理论权威“来加强政治权威，让政治上获胜的领导人来为理论上的争论下结论，政治上的一号人物就是理论上的一号人物，这种状况，只能导致理论上的窒息，思想上的僵化，政治上的独裁。而陈独秀的“终身反对派“的人生历程，正是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运用，他就是要用理沦来决定政治，而不是让政治来决定理论。因为，正如陈独秀本人所说：“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海底飞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 这是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为求字者所撰的两副对联。这两付对联正好道尽了他生前在艰难中坚忍奋进和昂然的期待。预言了他生后久久被埋没在时代的烟雾中而不能显现光彩的无奈，以及历史终将还他以公道的确信。我们今天纪念他，讨沦他，重温《独秀文存》中那些被胡适之先生誉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正是要呼唤他那永不疲惫的亡灵，来做当代民主政治中不可缺少的反对派，从永远直到永远！


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的幽禁岁月

     千秋功过，世人评说。“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独领风骚的陈独秀，在我党历史上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因时而异。本文披露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断。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没有想到，他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之后，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为此，《世界日报》刊登一幅漫画：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了，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了。

　　1932年12月8日，世界著名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给蒋介石拍来电报：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

　　被誉为“世界20世纪的三大哲学家”也相继给蒋介石拍来恳求电。特别是英国人伯特兰·罗素、美国人约翰·杜威更是陈词灼热，对陈独秀一片爱心。

　　可蒋介石却无动于衷。蒋介石说：“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在中山公园，蒋介石被记者团团围住，问及陈独秀事件，他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2年，在周家嘴路的一条弄堂底部，陈独秀仍在深夜奋笔疾书，吟诗骂世。突然，整个弄堂一片漆黑——停电了！陈独秀叹道：“中国的现实就像眼下的光景，漆黑一团！。

　　他拿根蜡烛正想点燃，突然几道手电光同时向他射来。接着，沉重的铁铐锁住了他的双手。

　　陈独秀眼睛一瞥：“原来是你谢少珊出卖了我？！”说着，狠狠向谢的脸上吐了口唾沫。

　　谢少珊是“左派反对派”中央常委的秘书，曾经鞍前马后跟着陈独秀，备受陈独秀的赏识。

　　陈独秀在租界看守所见到了彭述之等几位被捕的党委。彭说：“该如何是好呀？”“怕什么，我独秀已蹲了三次监狱。共产党人，命大！”当时，各地的电报雪片似的飞到国民党中央，义愤地提出“查办处决”的意见。有单位发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广东省党部，以及许多军队的师党部和地方的县党部；还有个人发的——湖南清乡司令何键、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他们陈词激烈，把陈独秀视为千古罪人，不杀不解心头之恨。

　　中共中央苏区持什么态度呢？《红色中华报》第37期写道：“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报纸刊登的内容也有例外的声援。《先锋报》第4期写道：“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文章说：“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同时，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他那艰苦卓绝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之伟大，他那为中国革命斗争之不可磨灭的伟绩，只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没有不知道的。在革命的阵营中他是伟大的领袖；在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等反革命的眼中，是他们唯一的死敌。这次他之被捕，并不是历史上的例外，乃是阶级斗争中之事实上难免的。”

　　10月19日晚，上海火车站紧急戒严。陈独秀等要犯在无数武装军警的监视下，押到南京。

　　半月前、陈独秀与夫人潘兰珍因吵嘴，一赌气，让夫人悻悻地回到浦东娘家，才幸免双双被捕。

　　她与陈独秀已生活了两年多，但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陈独秀。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她与枯瘦的陈独秀站在一起，你只会相信她是陈独秀的女儿。

　　陈独秀被捕后，她与娘家人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
    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不日，潘兰珍启程到南京。

　　见到陈独秀，两人抱头痛哭。“你为什么不给我讲你的真实姓名！”“为了你，也为了我！”“你是什么人？”“好了，我不过是你所爱的男人！”小别胜于新婚，二人竟亲密得忘记了这是监狱。

　　蒋介石得知陈独秀押到了南京，一夜未合眼。他召见部下何应钦问：“如何处置此事？”何应钦说：“半谈宣言半询问。”

　　10月25日，陈独秀被接到军政部会客厅。

　　何应钦正襟危坐，漫不经心地拿出曾在北伐前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签定的《两党领袖联合宣言》，送到陈独秀的手中。陈独秀是两党联合的发起者，也是签字人。

　　何应钦说：“合作，合作，现在仍需要合作！”陈独秀把“宣言”掷到一边，吼道：“不合作的是你们！”“先生不要发火。不知你老兄与赣鄂等省的暴动有无关系？”“毫无关系。”“好好，这就好！”何应钦毫无所获地走了。随后，他急忙前去与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研究了陈独秀的“罪证”，决定对陈独秀公开审判。

　　这期间，陈独秀虽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但仍是比较自由的。可以跟一些社会名流随便交谈和通信。蔡元培、胡适等不少享有声望的人士纷纷为他推荐辩护律师，但陈独秀却一一谢绝了。

　　这天，章士钊气喘吁吁跑来找陈独秀。陈独秀一跺脚，对传信人吼道：“不见！”章士钊曾是陈独秀的密友，本世纪初，两人携手合办过《国民日报》，在日本办过《甲寅》杂志。陈独秀不止一次对人说：“从事政治活动，我与章士钊属于“黄金搭档！”可是，后来章士钊就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参与“三·一八”案，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陈独秀奋笔给章士钊写下绝交信：“你与残暴为伍，我与你绝交！”原来，“不见”是如此原因。但是，章士钊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通晓当局的法律，他的辩护常常让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章士钊不顾一切地冲进看守所，劈头就讲：“为何不见？为兄辩护，只尽义务，不收铜板！”陈独秀讲道：“倘若弃暗投明，我欢迎你这样来为我辩护！””“章士钊说：“世事沧桑，后人自有公论。为今之计，兄当争取早日获释才是。”四1933年的4月15日、16日、20日，是全世界新闻媒介异常活跃的日子。“陈彭案”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庭相继三次开审。由苏州来的胡善称和朱分别担任审判长和检察官。

　　起诉书早在3个月前就准备好了。它与陈独秀的辩诉状同时罢笔。

　　第一次开庭，法庭内外一片寂静。起诉人振振有词地念道：被告陈独秀，系安徽省怀宁人，初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于前清宣统元、二年（1990~1910年）间，曾一度回国从事著作。光复后，又往日本继续求学。至民国四年（1915年）回到上海，在《青年报》当主笔……民国十一年（1992年）赴莫斯科，回国后，被派为共党总秘书，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挥各地党的活动。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因国民党清共，共党失败，第三国际以被告执行组织不力，将其总秘书开除。彼时共党内部分裂为二：一为斯大林派，又名干部派；二为托洛斯基派。被告就是后一派的首席。

　　被告纠集一班开除党籍者，若彭述之、王子平、宋逢春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团体。

　　起诉人说：“这团体分头活动，组织危害民国的集合，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文字叛国”指的是陈独秀主编的《校内生活》和《火花》两种杂志。“所有危害民国的行动及宣传，由陈独秀操纵。（证据第24号、证据第5号、证据第7号）”总共12种证据。无疑，陈独秀“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起诉人最后提高嗓门说：“证据确凿，自应令其负责。”

　　陈独秀态度安闲，若无其事。他把法庭人员当做他的学生一样，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听了那堂“课”的年轻人，对陈独秀那浓重的安庆乡音，倍感亲切：“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又，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30余年。”

     法庭，死一般的寂静。唯有陈独秀的陈词，像珠落玉盘，撞击着人们的灵魂。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起诉人的问题，而是指责蒋介石“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
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弃国人耳。”

　　陈独秀那朗读古文般抑扬顿挫的声调，震荡着人们的听觉：“蒋介石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的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之金科玉律。

　　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不亦哀乎？”旁听席上，人们纷纷议论，皆说陈独秀“言之有理！”审判长胡善称显然听出了“言之有理”，他站起来吼道：“不得喧哗，要上下一致，精诚团结！”转而对陈独秀讲道：“你不得有鼓动之词！”“你刚才讲到团结，”陈独秀说，“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词。不过我总觉得，骑马的要和马讲团结，不然，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你相当舒服，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浑身臭汗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

　　一时，旁听席轰然大笑。

　　胡善称说：“讲你的辩诉，马与本案无关！”“好，言归正传。”陈独秀足足讲了近两小时。

　　接着，大律师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其词5000余言，侧重法理，逻辑性很强。条条针对审判长的讯词，逐一辩驳。其中说：“孙中山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又云：‘国民党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基上，陈独秀非以鼓吹共产主义而可治罪！”章士钊最后说：“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属守法律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罗，实为公德两便。”

　　听完辩词，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只代表他自己。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

　　台下一片唏嘘：“多么崇高的革命家！”一周后，“陈彭”二人均被判有期徒刑13年。

　　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77期报道说：“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要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以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五陈独秀在所有政治犯中属于高级囚犯，因而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他一人住一间牢房，并得以修缮。两个大书架搬进他的牢房，他可以随心读书写作。

　　一年过去，国民党最高法院做出终审裁决，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各为有期徒刑8年。陈独秀说：“我对国民党无功，何以减去5年？”陈独秀在牢房兼书房里来回踱着方步，百思不得其解，未露一丝喜悦之情。而真正高兴的是他的夫人潘兰珍。

    狱中，在潘兰珍的协助下，他的著作一部一部地面世：《中国古代有复声字母说》、《连语类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识字初阶》、《实庵字说》，还有大量短篇论文如《干支为字母说》、《道家概论》和《老子考略》。

　　最后，“西安事变”的消息让陈独秀终止了写作。他对潘兰珍说：“共产党有望了！”一时间，夫妇俩高兴得手舞足蹈。陈独秀一生大笑大怒，从未流过眼泪，这回他泪流不止。

　　他要求喝酒。

　　片刻，酒送来了。头两杯敬献烈士，又两杯敬献他那倒在蒋介石屠刀下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为了国忧家仇，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不凄惨呀，他蒋介石整死我也不投降！”说着痛哭不止。

　　潘女士劝他。他说：“我是高兴，我是高兴呀！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了！他定然难逃活命了！”“蒋介石回来了！而且是活着回来的！”1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潘女士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对陈独秀讲道，“这独夫命真大！”陈独秀耷拉着头，沉重地说：“知道了，听外面的爆竹声，响彻南京城，看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这夜，陈独秀彻夜难眠。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的末日，也是日本人拉开轰炸南京帷幕的日子。、这一天，是日军蹂躏南京的开始，也是陈独秀牢狱生涯的结束。也可以说，炮火给江南带来灾难，却给陈独秀带来了幸运。在闷雷般的炮火声中，牢房坍塌了，所有看守人员如鸟兽散。此时，国民党政府对陈独秀提出释放的两个条件：一、有人保释；二、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面对炮火，哈哈大笑：“我宁炸死狱中，也不悔过！”陈独秀拒不签字。

　　次日，国民党疲于奔命，政治犯统统释放，来接陈独秀的是他的三儿子陈松年，他比潘兰珍小两岁。

　　是夜，日机夜袭南京，陈独秀蹲过的牢房落了枚炸弹，被夷为平地。(文：毛卓)


陈独秀至死不去延安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一时间，“陈案”震动全国。一些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中央“立即处决”，他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可是，他在沪宁车上，还呼呼酣睡，一时传为佳话。还有一些人感念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或钦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尊重他的人格，纷纷进行营救工作。这是完全抛开党派之见的了。如蔡元培、柳亚子、翁文灏、林语堂、胡适、蒋梦麟、杨杏佛……以不同的形式争取公开审理，反对暗箱操作，军法从事。宋庆龄还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在开庭时，陈发表了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演说，他丝毫没有争取从宽处理的打算，而是抓紧机会进行一次政治斗争。他居然为自己建立共产党、要解放工农、要推翻反动政府的正义性作辩解。章士钊大律师义务为之辩护，多少有争取从轻的语言。陈立即说：“这话不代表我。”他以刚烈的性格，演出了法庭史上罕见的一幕。

陈被判刑13年。后减为8年。来狱中看望陈独秀的人很多，胡适和他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后来胡关怀甚多，他又非常内疚。

陈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党要犯写序。整个出版工作都是汪原放（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帮助进行的。其实陈早被开除了党籍。陈在狱中最大的快乐是读书，朋友送来一批小说，他没有兴趣，而是认真研读马恩、托洛茨基和经济学、历史、文字学等书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后来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出去，要求其写一书面检查。陈坚决拒绝。蒋很尴尬。胡适出使美国，临行时致函蒋氏，吁请释放陈独秀。这给蒋一个台阶，送胡一个人情，还不仅如此———

陈出狱，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宴请。他们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发言：“……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胡适邀请陈独秀赴美，进行著书立说。他认为此时前去是不光彩的，对胡的从政也很不快。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当时，他演说、撰文，大声疾呼团结抗日，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康生忽在《团结》周刊上，说陈是日本特务。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九位知名人士在三家报上撰文，为他辩诬。沈钧儒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为陈不平。一些居心不良之徒起哄，破坏团结抗日的局面。周恩来多次托人请陈独秀以大局为重，进行克制。徐特立老还从长沙来武汉“调解”。陈很感动。徐宣称：“问题解决了。”陈尊重周恩来和徐老，但说：“我看永无解决之一日。”

陈独秀树大招风，各色人等不断来访，还有国民党特务监视，深感武汉是是非之地。加以日机不断轰炸，他们在友人的帮助下，西去重庆。又上溯90公里到达江津县。后来，陈独秀又离开江津县城这个大量难民涌入的嘈杂之地，到了山村鹤山坪，这是一个四周高山林立，人迹罕到的地方。

没有想到，陈独秀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国人注目的去处。许多北大校友来看望老师，一些人要资助生活费用，如罗家伦、朱家骅等等，陈独秀对所有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者，分文不收，尽管他们说这是学生对恩师的心意。陈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后，话就说不清楚了。”

周恩来也曾前来拜访。他说：“你这儿太苦了，还是到延安去吧。”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但是，我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何必以后再搞得不欢而散呢。”周只说：“我驻重庆，到重庆有什么事，我负责安排。”陈和周相处已久，对周善于处理问题，待人宽厚，从来欣赏和感谢。

陈独秀做得认真，所以晚景凄苦，常常无米下锅。看到一些农家贫困，更为不安，总是说：“建设共产党，就是为了他们，可是现在……”

由于贫病交加，陈独秀亡故于1942年5月27日，享年63岁。（张庆冬摘自《人物》第11期作者丁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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