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6日上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击案，该校韩国学生赵承熙(此前音译赵承辉，这是18日韩国外交通商部公布的姓名——编者注)开枪杀死32人后,自己也开枪自杀。这起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震惊了世界。作为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非常关注此案的进展。她认为，目前分析这起悲剧的原因时，许多人都将目光集中于或归咎于美国的枪支泛滥。但是，真正需要人们引起高度重视与关注的，是如何发现人的异常心理问题。应该看到，心理问题的危害性更甚于枪支问题。因为，对于心理问题严重的人来说，即使没有枪，他也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中国这类案件并不少见。
此前，李玫瑾教授曾对马加爵(2004年2月13日至15日，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用铁锤杀害4名同宿舍同学)、黄勇(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黄勇杀害无辜青少年17人)进行过犯罪心理分析。
性格缺陷酿成悲剧
据媒体报道，赵承熙在和女友发生争执后开始枪杀师友。而此前他也显示出了“举止怪异和暴力的迹象”，他不太正常，曾在宿舍里放火，还曾追踪过女性。
赵承熙在美国长大，家住在华盛顿郊区。他的邻居称他很“安静”，常打篮球，但是别人打招呼后，他不爱回应。
赵承熙的同学回忆了去年文学课新开课第一天时的情景，他们说，学生当时都自我介绍，而赵承熙一句话也不说，学生都在签名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赵承熙写的只是一个问号。当老师问，“你是叫问号吗？”他什么也不说。
他的同学朱莉·普尔说，赵承熙上课时总是坐在后面，戴着帽子，很少参与课上活动。他们所在的系不大，但赵承熙“像个匿名者，从不与人交谈”。
记者：在您看来，赵承熙属于激情犯罪吗？
李玫瑾：32人死在凶手的枪下，这是一个悲剧，我对无辜者的罹难表示哀悼。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类似的向幼儿园、学校发动残忍攻击的犯罪都曾发生过。从目前掌握的凶手作案过程来看，赵承熙在枪杀女友后还枪杀了他的老师等人，显然不是因某一事件而突然爆发的激情犯罪。
记者：和压力有关吗？
李玫瑾：我认为不是压力，而是凶手的性格缺陷所致。人的性格缺陷不同于智力缺陷，性格一般指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即待人处事的方式，它决定人的社会交往能力。性格缺陷并不影响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不影响学习及成绩，但性格缺陷会影响个人与他人的交流和人际关系。生活中，与他人交流并保持良好人际关系是维持个人心理正常状态所不可缺少的内容。所以，当人出现性格缺陷时，会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与人交流的障碍，例如：因处事不当导致别人的反感，多次反感之后人们就会疏远此人，这时性格障碍就会引起个人的人际交往失败感，失败感又会反过来加重个人的心理问题，很多失败者往往看不出自身的问题，往往会将问题推向他人。这种恶性的心理循环一旦形成，就容易使人逐渐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终酿出对他人的绝望或愤怒反应。
犯罪心理学对于这种滥杀型犯罪人的心理研究曾指出：这类犯罪人大多有过失意经历或失意期，如工作、学习或生活方面不尽如人意，或人际交流困难，如被人嘲笑、被人讨厌、被人轻视等，本案中无论所谓的“女友外遇”还是他对所谓的“富家子弟”的看法，都流露出他被人拒绝、被人轻视的心理痕迹，这之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于他自身的性格缺陷，极端、偏执、狭隘又自负，错误都在别人身上，因此，他在报复别人时没有一丝的怜悯，没有一点人性。
某些个性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副教授露兹达-罗伊1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2005年夏天，她曾为赵承熙所在班级的学生们教授过英语写作课程，并要求学生们自由编写英语剧本。在阅读和批改这些剧本时，她发现赵承熙的剧本中充满了暴力和仇恨，多次出现杀戮和威胁的字眼。露兹达-罗伊称，在此后的教学和接触中，她发现赵承熙是一个非常封闭和孤僻的学生，“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孤僻的学生”。露兹达-罗伊建议赵承熙去心理诊所接受咨询，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记者：媒体报道高中毕业生的合影中没有赵承熙，他也拒绝参加集体活动。这些情况，会不同程度地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发生，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个性使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李玫瑾：我们应该看到，在强调个性的今天，某些个性化的东西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赵承熙在英文作文中表现出的扭曲观点是令人不安的，也是值得校方注意和警惕的。国外法学界有人研究“人生危险性评估”，我将其称为“危险人格评估”。因为人格(即个性)一旦形成具有稳定性，是可以用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倾向或态度倾向的。比如，某人偶尔发脾气我们会说这人平时不这样，今天这事把他惹火了。这种发脾气不是个性使然，而是事情使然；但是，如果某人经常发脾气，这就是个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预测此人在某种情况下一定会发脾气。这就是行为预测的根据。同样，危险人格也有迹象。比如，本案中凶手在作文中就表现出明显的思维偏执，心态异常。老师已经发现了问题，但没有任何人关注并作出反应。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的问题，值得中国的大学认真反省。学校方面要了解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现心理异常，并要及时采取措施帮助或调整。
记者：一般来说，我们不容易分辨个性或心理缺陷。
李玫瑾：心理问题的出现有迹象可循。个性，指的是一个人独特稳定的心理倾向和特征。这些心理内容会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有所表现。例如：我就发现我们学校个别学生心理有问题，曾有一名学生因和同宿舍同学发生矛盾，就用万能胶堵住别人箱包的钥匙孔。我认为，这名学生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这种人一旦当上警察，一旦手里掌握某种权力，他会怎样，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警察的权力是强制性的，是对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健康具有影响力的。所以，尽管这只是一件小事，却完全可以观察出他的个性，观察出这种个性与职业的适合程度。这就是根据心理表现进行的行为预测。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没有枪就安全了，枪是人用的，管人比管枪更难，但也更重要。
贫穷不是犯罪的借口
据报道，在韩国的时候，赵承熙一家过着贫穷的生活。他的父亲在前往美国之前说，希望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生活。1992年他随家人来到美国，而后在华盛顿郊区长大，他父母都是一家洗衣店的工作人员。警方在凶案发生后在赵承熙宿舍发现了他留下的笔记。这是一叠长达8页的打印文稿。赵承熙在文稿中攻击那些家庭背景富裕的孩子。文稿中的一句话是：“你们逼我这么做的。”
记者：这似乎又是一个贫富差距导致的悲剧。记得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死室友后，很多媒体都认为因贫穷而导致自卑是马加爵犯罪的根本原因。您却认为，将“贫穷”归结为马加爵犯罪动机起点并不全面，也并非真实的问题起点。如果以这种归因解释马加爵的犯罪动机，很容易以“一般的社会理由”遮掩“个性中的问题”，进而误导人们对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断。
李玫瑾：的确如此。在我看来，真正决定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是他强烈、压抑的情绪特点，是他扭曲的人生观，还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我的这一调查结论发表后，很多学生骂我，说我没有经历过马加爵的贫穷就不要胡说。我在一些大学开讲座时，也有学生对我提出质疑。的确，我的成长经历和马加爵不一样，但我告诉这些学生，我在办案中见过比你们更贫穷的人。你们因为自己的贫困而对现实不满，可是，你们是否知道，你们尽管经济贫困，但你们智力发达，你们具有智慧财富。而这个社会中还有很多人，既在经济上贫困，同时还在智力上贫困，他们的生活比你们更困难，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怎么办？你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事实上，当每位大学生走进学校后，支撑你们的都不仅仅是你们的家庭，不可否认，社会上有许多人在支撑着你们。这一切你们想过吗？我们是否心存感激？年轻人是否知道人要时刻带有感恩之心。感谢你长这么大有过如此多的人在支撑你。不会感恩、没有感恩之心的人如何会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做到经济上的绝对平等。事实上，人的智力、各种能力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人的差异。当然，贫富差距也有社会或历史问题，如中国城乡差别及贫富差别就有历史问题。面对社会的贫富差距，贫穷就是犯罪的理由吗？
我曾经和一名先后杀了5个人的19岁的小伙子面对面交谈，问他为什么抢劫杀人？小伙子答：我没有钱，只能去抢！我问他：按照你的逻辑，所有人都像你这种理由行事，这个社会将是：从你有钱的那一时刻起，你也要面临被人抢、被人杀的局面。因为按照你的逻辑，别人也有理由来抢你呀。你想过吗？小伙子答：从来没想过。我告诉他：我们每个人的行事规则就会形成社会共有的规则。如果我们都无法无天地行事，那么，我们会自食其果。就这点而言，穷是犯罪的理由吗？犯罪能解决穷的问题吗？所以，我说：你应该想过，法律不是管我们的，法律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规则。
所以，我历来反对将贫穷作为犯罪可被理解的理由，零容忍！本次校园枪击案的凶手也表现出仇富的心态，但他杀人时并没有选择穷富，他只是给自己找一个抵御失败的归因理由。
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也要有意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尽最大努力去缩小贫富差距。为什么富人不能拿出你奢侈的钱做些善举呢？
大学是人生的转折站，要帮助学生走好
据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副教授露兹达-罗伊发现赵承熙有严重心理问题，曾求助于校方和警方，但除她外似乎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危机那时似已露出水面，但(剧本反映出的问题)并不清晰，这让警方难以采取行动。”罗伊说，“但我认为，他心理已接近变态，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罗伊开始一对一辅导赵承熙，告诉他“那种剧本不合格，需要用另一种语气重写”。罗伊说，她还劝赵承熙去看心理医生，但赵承熙似乎“早就厌倦这种劝说”，只是敷衍说已去看过。
记者：贫困生及其心理问题是目前高校关注的重点，对中国高校来说，应该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顺利度过大学生活呢？
李玫瑾：大学最大的特点是人生的转折站，学生要从一个亲情包围的家庭走入独立打拼的社会、走入有些无情竞争的现实社会。这一阶段的学生接近独立而尚未独立，青少年时期面临的挫折最大最多，有升学、职业选择、恋爱、成家等问题。这在青少年时期都充满着未知数，而他们又没有任何责任性的牵挂。此外，人与人还有心理成熟的早晚问题，有家庭背景各不相同的问题，有个人的理想和需求不同的问题。所以，除经济上的贫困者或弱者需要帮助外，人们还应该知道有“心理上的贫困者”，例如：从小家庭存在缺陷，缺乏亲情；或因上学远离家庭而缺乏心理资源。对于“心理贫穷”的孩子来说，他们尤其需要亲情和关爱。当他们遭受挫折，品尝失败时，亲情或友情是最有力的缓解方式。而学校、尤其是大学恰恰在这方面较为薄弱。我在我们大学讲课时，经常遇到课下学生咨询问题，很多都是心理类的问题。
从犯罪年龄分析，18岁~25岁年龄段犯罪率最高，其次就是18岁以下年龄段的犯罪率。我们可以发现，18岁~25岁之间的人犯罪往往理由不充分，有的仅仅因为帮人打架就杀了人。因为他们这一年龄段看似外形接近成年，但心理上尚未成熟，并且很不稳定，所以，教育要有这种责任意识，不仅传授知识，还要帮助青少年心理成熟，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他们的人生也许会发生好的转变。
这次美国校园枪击案发生前，老师已经发现凶手存在心理问题，可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提醒我们的高校，应该树立危机意识并制定应对预案。同时，人的个性心理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忽视心理健康，比枪支泛滥的危害更可怕。(刘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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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犯罪心理画像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就是根据证人对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完成画像。但另一种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心理画像”方式，虽然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得到局部运用，但更多的只是对前期侦破工作提供参考，事实上它本可以在研究和预防犯罪方面做得更多
拿着马加爵的犯罪心理调查问卷，李玫瑾陷入沉思 摄影 本报记者 柴春芽
□本报驻沪记者 沈颖
4月24日，马加爵以故意杀人罪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起轰动全国的重案目前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看上去即将走完法律层面的最后一步。
甚至一度沸腾的民间的怨愤、感慨或争论，在未经梳理的情况下也正逐渐归于平静。
在昆明中院的判决书上，关于这一令人惊愕的案件的犯罪动机，只有寥寥四个字———“琐事积怨”。
而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给出的分析结论，却长达万言，它构成的其实就是一幅马加爵犯罪心理的精确画像。
作为特殊的“画家”，李玫瑾关注的远不止这一张脸孔，面对那些典型性恶性案件，她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解答，并通过“画像”向社会回馈有价值的信息。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
去年春节期间，河北某地接连发生三起凶杀案，其中一起发生在一家小旅馆，店家的一家老小都被杀害了，一位老太太还遭到强奸。凶手几乎没在现场留下任何线索，当地警方一筹莫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被请来。听完案情介绍，她通过分析确定了凶手大致特征：一个外地打工者，住所不在附近；有犯罪前科；一个性饥渴的人，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或者女伴。最后，李玫瑾还根据三起案件的发案地点，画出疑犯的大致路线图。
警方据此缩小范围展开侦查。很快，疑犯落网了，各种情况恰好符合李玫瑾的分析。
“我的分析，就是给犯罪心理画像。”在这个领域研究多年的李玫瑾说，应用犯罪心理画像，能够比较迅速准确地确定侦查方向。“但犯罪心理画像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些。”
“发烧就给吃退烧药，得了传染病就给隔离，这显然不够。”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认为犯罪心理的研究和临床医学有某些相近之处，一定要找到具体的病因，才可以真正起到预防的作用。
犯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驱使犯罪的心理问题同样呈现着复杂和多样性，不可能以某种固定模式对不同的犯罪行为作出解释。
五个多月前在河南平舆接受了审判的案犯黄勇，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自己设计了一个专用于杀人的木马床，连续杀害了17名青少年。
黄勇的犯罪动机同样令人惊愕，人们很难根据生活常理给出答案。
李玫瑾对黄勇杀人案也有过自己的深入分析，黄勇系列杀人案的案情使她首先想起国外同行研究过的一个案例———
有一个在孤独中成长的孩子，觉得没有人看得起自己，他就会拿家里的布娃娃去砍，以此来表示他的勇敢。当他长大以后，看到和布娃娃一样的金发女郎，就会激起他幼年的冲动，用杀人的过程来体现自己的英雄气质。实际上，这是自己的挫折感扭曲的表现。
根据国外对于系列杀人犯的心理研究结论，李玫瑾的判断是：黄勇实施杀人计划的时候，内心一定存在着某种想象，他应该有个缺乏亲情的家庭，应该是单身。
后来有记者问黄勇：你为什么想杀人？他说，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觉得做杀手很酷，一直想成为一个杀手。
果然是一个幼年的想象在作祟。
而他在明知道放走对方自己必将落网的情况下，却最终被第18个杀戮对象的亲情诉求所打动——与其说是打动，不如说是被对方无意中击中了自己内心最敏感的痛处。这一情节也印证了李玫瑾关于亲情缺失方面的判断。
这显然是一次成功的心理画像。它通过某些典型案件中总结出的一些共性特点，针对新的系列杀人犯的犯罪特征进行分析，很快找出了他的心理背景。
但有的案子用环境去解释，不足以客观而全面地透视犯罪动因。
今年年初在浙江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后，李玫瑾见到了被抓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刘超。他在5年时间里流窜于杭州、昆明、广州、长春等地，强奸、杀人，作案几十起，甚至挑衅公安部门，不时给警方写信透露自己的杀人过程。刘超在叙述杀人过程时就像在讲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他直到这时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李玫瑾通过谈话发现，刘超的家庭环境很正常，他是家里的第7个孩子，哥哥姐姐心理也完全正常。在周围人看来，这个孩子从小就特别坏，他犯罪的“理由”就是想杀人。
李玫瑾的判断是，刘超属于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情感，其次就是极端任性。国外对这类人的大脑皮层的脑电进行测试，结果是始终在10岁左右。”
李玫瑾说，有些犯罪即使表面看是外因导致的，也要通过他的家庭背景、成长过程以及罪犯自身的遗传特点去分析。比如制造了石家庄爆炸案的靳如超，他的犯罪也与自身心理问题有关，由于听觉不好，某种程度也容易造成一种心理障碍。
我们的社会需要“危险人格评估”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犯罪。
“在分析具体的心理历程中，发现问题后还要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比如在某些国家，如果发现家庭出了问题，父亲吸毒，母亲改嫁，孩子无人管，这时候社会就会启动家庭干预机制，干预家庭不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针对刘超的案子，李玫瑾认为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关于危险人格的评估体系。“危险人格评估”的指标有很多，包括智力发展的均衡问题、个性倾向等，更重要的是心理内容，心理内容通过心理测量是测不出来的，需要对一贯的行为方式进行观察，这就是一个评估体系。
“如果在小学、中学时，你看出一个孩子家庭很正常，但是非常任性，谁也管不了他，就要引起注意了，可以做一个人格评估，对症教育就可能矫治他的人格问题。”李玫瑾说。
去年震惊全国的杨新海系列杀人案，一杀就是全家，连做20多起，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天生杀人狂”的典型，李玫瑾认为该案就属于危险人格失去控制酿成的悲剧。
对于轰动性的马加爵杀人案，人们最初是惊愕，继而是按常规的逻辑推导出他的犯罪诱因：马加爵由贫穷导致自卑，由自卑导致极度自尊，当脆弱的自尊受到伤害，当然会疯狂报复。
3月26日开始的独立调研，使李玫瑾逐步得出自己的判断。她发现马加爵的悲剧更多的是由于其人格缺陷酿成的。
马加爵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只能与自然频率接触较高的少数同学交往。即使是与交往最密切的同学、老乡之间，他每个月至少有1至2次争吵，这属于较高的人际冲突频率，它意味着马加爵在处理人际冲突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贫困状态导致的，与他发生冲突的同学大多同他一样，也住在贫困生宿舍。”
过分情绪化的马加爵还时常为一点小事而出现强烈的反应。当他少年时代听到父母吵架，甚至动了杀死父亲的欲念，从中不难发现导致他后来杀害同学的心理背景。他对吵架极为敏感与愤怒，而且漠视生命，很容易引起他的“杀人”冲动。
马加爵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几乎一切都是以“我”为出发点。心理学研究指出，许多心理上存在严重疾病的人，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谈论任何事情时都以“我”为主题词，“我”的出现频率极高。他们从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这种性格特征也是许多犯罪人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李玫瑾认为，以马加爵的性格与人性特征，典型属于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疏导和控制的“危险人格”。
犯罪心理研究之惑
“（杨新海）这个案子的深入研究对公安的侦查工作极有价值。”李玫瑾至今对杨新海案没有从犯罪心理的角度进行透彻研究感到遗憾。
“我非常想知道他离家出走以后，究竟遇到了什么，他的内心潜藏着什么，为什么他变得如此残忍？我很想亲耳听听他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比如他第一次犯罪的真实动机。”
李玫瑾常常苦于没有面对面的机会去深入了解犯罪人的心理。
“这就像医院里突然收到一个很怪异的病症，可能是一个未发现的病毒在作怪，或者是某些病的集中代表，但一个很想问个究竟的医生却得到这样的答复——不用研究了。”
难题在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目前仍很难立项成功，在基层得到的配合也不够。“走法学，立不下来，走心理学，立不下来，走政治学，也不行。”
目前中国国内像李玫瑾一样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还寥寥无几，显然，这个领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国家，有些死刑犯的行刑会根据需要暂缓一段时间，允许犯罪心理学家去研究他。”
犯罪人到了最后时刻自己也在总结，比如黄勇临死前就说了一句很有价值的话———“告诉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我们的社会当然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客观更全面的心理分析并建档。
李玫瑾为此建议，全国的重大案件都应该附上一份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应该在接到报案的时候有一个行为指标的登记，在案件破了以后，通过讯问再建立一个人格指标的登记，积攒起来，形成一个犯罪心理指标的系统。”
这个指标系统也有助于加快串并案的侦破速度。如果每一个案子后面都附有几项指标的话，如果3起案件有相同的指标，就可以大体判定是一个人所为。“人的心理规律是通过动态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李玫瑾强调说。
马加爵案为更系统的犯罪心理分析撬开了一道门缝，李玫瑾相信，只要这一工作得到充分的重视，坚持5年时间，一个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心理指标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