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历来被人们交口称赞。可以说,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评价《水浒传》艺术价值高低的一个关键之点。由于电视连续剧所持的是“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原则,所以对于电视剧的改编来说,人物塑造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选取几个剧中的重要人物,与小说《水浒传》相比较,试图作一个粗略的分析,以供有关同志参考。
一、鲁智深的性格和人格
鲁智深原名鲁达,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中写得最好的几个人物之一。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将其定为“上上人物”,说他是“人中绝顶”。金圣叹又说鲁智深之为人“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说他的性格特点是“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金圣叹的这些评语,应该说是很中肯的。
先说他的粗卤,按金圣叹的说法“鲁达粗卤是性急”,不同于史进的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的粗卤是蛮,亦不同于武松那种豪杰不受羁束的粗卤。店小二阻挠金家父女还乡,鲁达先喻之以理,但店小二纠缠不休。小说中写道,这时“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门牙齿”。很显然,鲁智深的粗卤只是他豪爽性格表现的一个方面;仔细想来,他实在是一个很讲道理、很讲礼数的人。小说中写他出场时“大踏步竟入茶坊里来”,正碰到前来寻找师傅的史进,当史进向他打招呼时,他“见史进长大魁伟,象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他与史进两个互相通问时的问话是:“敢问阿哥,你姓什么?”当史进向他下拜时,他是“连忙还礼”,并对史进称赞连声。在逃亡的路上,遇见被他搭救过的金家父女时,他丝豪不以恩人自居。金翠莲的孤老赵员外请他在吃酒时“上首坐地”,他谦让说“洒家怎敢?”又对赵员外说自己“是个粗卤汉子”。这固然是自谦,但也说明他颇有自知之明,这样的人绝对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个粗野的莽汉。
再说他的精细。就说“大闹野猪林”那出热闹戏吧,实在透出鲁智深的精明的深算。他“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说道:‘店里一位官人寻说话’”,便猜想到高俅之流会在路上设法害林冲,所以悄悄地跟上前去,相机搭救。野猪林的头一天晚上,他听得两个公人做神做鬼,“便要杀这两个撮鸟,却被店里客人多,恐防救了”,所以先埋伏在林子里,演出了那一出精彩的好戏来。更不要说他在“拳打镇关西”之前,唯恐金家父女不能摆脱店小二的纠缠,“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直到估计金家父女去的远了,才起身去找郑屠算帐。做事又是何等的精细,对人又是何等的体贴!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降伏众泼皮的那场戏,他的眼光又是何等敏锐,办事又是何等利落!
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鲁智深的这种复杂但却是非常鲜明的性格被简单化了。电视剧在写他粗卤的一面时,往往将他错误地描写为一个不明轻重、头脑简单、遇事举措失当,有时甚至是无事生非、寻衅滋事的莽汉子。《水浒传》小说写他出于义愤,不意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看郑屠将死,先“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后看郑屠真的要死了,不愿吃官司,“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写他打人干脆利落,用金圣叹的话说是“鲁达阔绰,打人亦打得阔绰”。写其脱身之从容,用金圣叹的话来说是“鲁达亦有权诈之日,写来偏妙”。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竟然将他写成是看见郑屠将死,忙用手试其鼻息,见大事不好,慌慌张张地狼狈逃窜的角色。这与他这位见过多少死亡的军官与豪爽多智的好汉身份又是多么不相称!林冲被发配充军这样的大事情,电视剧竟让他因头天晚上“多灌了几碗酒,失睡了”,而没去送行,几乎误了大事。而让店小二给他捶腿,让董超和薛霸自打自的耳光,(林冲竟然也不予制止)这种小家子气的作法也绝不会是鲁智深应有的行为。更不用说电视剧中增添他下令众泼皮去不择手段搞银子的情节了。
令人特别不解的,还有电视连续剧对他为资助金家父女而向史进借钱这一情节的处理。《水浒传》小说中原写鲁达先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然后向史进和李忠分别借钱。“史进道:‘直甚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李忠则只摸出二两来银子。小说写道“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只把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把李忠的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说李忠不爽快,反衬出鲁达是爽快人。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这一情节被改为鲁达向史进借钱,史进给了一小锭银子,鲁达让他“再拿点”,史进又加一锭银子后,鲁达竟又把手里的一串铜钱找还给史进,这一改动破坏了史进形象尚且不说,(电视剧中已经删去了史进最精彩的戏———史家村与王进比武一场)把鲁达也搞成了一个婆婆妈妈的形象了。艺术上的失败不说,即使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一改动也没有任何必要。
从一般的观赏角度看,电视剧中大闹五台山一出戏似乎拍得挺热闹,但也正是这出戏,从更深的层次上证明了电视剧没有很好地把握住鲁智深的人格特征。剧中把鲁智深按奈不住自己而到山下吃酒,并在酒后闹事,写成是别人引诱陷害的结果。事实上,从较为表浅的层次上说,鲁智深的这些行为可以看成是一个豪爽率直、任性大度的中年军官与他被迫隐遁的寺院生活环境的必然冲突,而不应该是由于外在挑动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则表现了《水浒传》中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生要求。
鲁智深不但是《水浒传》中写得最好的人物之一,而且还是水浒好汉中人格最为完美的人物。金圣叹在小说《水浒传》第二回回前总评中说《水浒传》“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有关鲁智深的戏,那怕在创作思想上能有金氏这样的立意,也就可以避免不少以上所说的类似问题了。
二、林冲性格的转变
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各有不同。用金圣叹的话说就是:三十六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但大多数人物的性格,在书中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有写林冲,借情节的波澜起伏,展示其性格的前后变化,曲折有致,摇曳生姿,最有韵味。可惜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由于对林冲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把握欠准,对有关情节的裁剪失当,这些极具艺术魅力之处,却没有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来。
大体说来,小说《水浒传》写林冲性格的变化,以其得知高俅派人追杀他到沧州牢城营为开端,以“风雪山神庙”为爆发,以“雪夜上梁山”为发展,以“火并王伦”而完成。脉络非常清晰,层次亦很分明。在陆谦等追杀他到沧州之前,对所有的迫害,无论是白虎堂的凭空陷害,还是野猪林的几乎丧命,无论是公人的折磨,还是差拨的勒索,林冲都持隐忍的态度,只指望有一天能够“挣扎得回来”与亲人厮见。这是一个为人“朴忠”,把人生理想完全寄托于“功名”之上的壮年军官的一般选择。但说到底,林冲并不是一个毫无血性,只会一味苟且偷生的窝囊废。所以当他知道自己所有的忍让都不能换来最起码的生命保障之后,火山爆发也似的反抗之举,以山神庙前痛快复仇的形式表现出来。汹涌的洪流,一旦溃决大堤,即成千里之势,所以小说中又有林冲在山神庙前复仇之后,于亡命途中,赶打柴进的庄客,并抢酒吃醉的一节戏,这出戏是万不可少的,它所起的作用,中国传统美学术语叫做“杀势”,即金圣叹在本回的回前总评中所说的“其势尚犹未尽,故又于此处再一点两点,以杀其余怒”也。
在传统戏曲中,常常将林冲的扮相设计得相当英俊,这与小说《水浒传》中“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林冲在外形上相去甚远。然而“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之类的唱词,却准确地把握住了林冲性格中的基本矛盾。金圣叹分析水浒好汉们的性格特征时,曾指出他们的“粗卤”各有不同。其中说“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如果寻觅林冲抢酒打人等粗莽行为的性格背景的话,这一评语用到林冲的身上更为恰当。在小说《水浒传》中,原本“性急”、刚烈的林冲,平日里忍将自己的个性压抑扭曲到如彼的地步,真不是凭白赚取了读者们的一掬同情之泪。也正是如此的林冲,才会在梁山泊前朱贵酒店的白粉壁上写下自嗟“身世悲浮梗”,立誓“威镇泰山东”的“八句”来,这正是林冲性格的合理发展。小说《水浒传》又写林冲初上梁山,被王伦逼取“投名状”时,“睁圆怪眼,倒竖虎须”,挺刀恶斗杨志;晁盖等人上山后的去留,引发林冲“火并王伦”,小说《水浒传》写林冲“双眉剔起,两眼圆睁,”一举奠定大局;最终完成了金圣叹所称道的这位“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的刚毅男儿的丰满形象。
但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始则无端割舍了林冲与店家李小二的亲情戏,把酒店主人写成是一个与林冲没有任何渊源的人。因此他也就不可能冒死向林冲通报消息,从而就抹去了林冲性格转变的合理开端。再则略掉了林冲打人夺酒,醉卧雪中的情节,从而使惊心动魄的“风雪山神庙”后,不见了余波的荡漾。继之又删去了朱贵酒店中英雄的慷慨自白,以致使接踵而至的巨变顿显突兀。后又简化了林冲、杨志间的龙争虎斗,不给豪杰久积的愤懑以发泄的时空,当林冲与杨志在电视剧中立于船头,携手并肩,悠然而来,林冲竟又以讽刺的口吻向王伦介绍杨志,说杨志是自己的“投名状”时,真令读过小说《水浒传》的观众欲哭无泪。当然,这种悲哀已不是为《水浒传》中这位命运多舛的失落豪杰,而是为其杰作沦到如此不堪遭遇的施耐庵先生了。
三、武松潘金莲,谁是主角?
小说《水浒传》中的武松事迹,除“独臂擒方腊”取自其他水浒故事以外,基本上都如实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敷演出来,并大致取得了一般观众的认同。但武松与剧中三个女性———潘金莲、玉兰和孙二娘的戏,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武松与潘金莲的关系,引起评论者的不少议论。究其原因,在于电视剧对于潘金莲形象的塑造与潘、武关系的把握有失恰当。
电视连续剧中潘金莲形象的塑造及潘、武关系的把握,与原作精神有较大的背离。小说《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因不肯依从主人的纠缠,被迫嫁给了人称“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小说写她“为头的爱偷汉子”,又让她自称“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正由于潘金莲有这样的出身、个性与品质,她才会一经王婆撮合便与西门庆苟合,才会在武大郎捉奸时“教西门庆来打武大”,也才会“极精细”、又极凶狠地下得手来毒杀亲夫。由于潘金莲的形象如此,她的被杀,才不致对武松的形象有所损害。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将潘金莲刻画成一个本分、善良、勤劳、温柔的弱女子。她的内心里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武松的到来,使她枯萎的爱情之花得到了滋润,武松对她一度相当暧昧的态度,更使其爱欲的烈火升腾,她从容就死之时,目光中又充满对武松的艾怨之情,这些不能不使人怀疑武松杀嫂复仇的行为是否合乎正义;甚至使人联想到在潘金莲堕落为杀人凶手的过程中,武松在道义上应当承担的责任。无论是从中国公众心目中武松的传统形象来考虑,还是从《水浒传》的主题出发,这样的改动显然都是不妥当的。
小说戏剧一般都具有明确固定的角色关系。谁是主角,孰为配角,由作品的主题及为表现主题而设定的主要情节所决定。角色关系一旦形成,不得任意改变,强行改变者,实际必然使作品改变主题,甚或演变为另一部作品。
在小说《水浒传》里,武松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在《水浒全传》第二十三回至第三十二回,即著名的“武十回”中,武松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其他人物,包括武大、王婆、西门庆乃至潘金莲在内,都只能是配角。潘金莲等人的戏(尤其是在武松没有正面出场的第二十四回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就《水浒传》的主题定位及主题所决定的主要情节安排而言,这些都是作为武松被“逼上梁山”的铺垫。就人物形象的刻画而言,潘金莲的戏,包括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则是为了从伦理道德上烘托出武松的一个“义”字。以上的这一切,又反映了小说《水浒传》所表现出来的极其野蛮与高度理性相互交织而形成的思想伦理倾向与美学特征。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出于增强收视效果的动机,在刻画潘金莲的形象及描写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时对原作的细节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并添加了不少迎合当代市民口味的“调料”,如四次安排潘金莲在大冬天里洗澡,让武松在大冬天的夜里半裸着身子睡觉等。这些调料尽管添加得很不合理,但如果与《水浒传》的主题不相冲突的话,也还能得到人们的某种谅解,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方面,文艺史上有关潘、武关系的一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明代小说《金瓶梅》中,武松的形象较《水浒传》大为逊色。在有关潘金莲与武松关系的一些传统及现代的戏剧小说中,也曾让武松承担过潘金莲堕落的一部分责任。这些与小说《水浒传》中武松形象及武松与潘金莲关系相距甚远的艺术处理,在历史上都曾获得过受众相当程度的肯定。其根本点,就在于它们都脱离了小说《水浒传》主题与人物关系的网络系统,成为完全独立的艺术主体,自然也就可以依据各自主题及情节的需要而任意改变人物形象,调整角色关系。其前提与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是完全不同的。
四、李逵的蛮
李逵是《水浒传》中性格特征最为鲜明的人物。他性格中最基本的特点是粗卤、率真、莽撞。具体表现为毫无城府,一触即跳,说话没有顾忌,做事不计后果。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李逵粗卤是蛮”。又说李逵“真是一片天真烂熳到底”。并以为《孟子》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作为李逵的写照。金圣叹的这些评价不能说不高,但都还没有涉及到小说更重要的方面,即李逵这个人物及其性格描写和小说《水浒传》的主题及该书的基本美学特征的关系。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对李逵性格的把握及有关情节的安排,其水平又大大低于金氏的认识,仅做到了形似而已。
李逵爱打人,小说《水浒传》对他打人是有解释的。李逵在《水浒全传》第三十八回中一出场,戴宗便向宋江介绍说,李逵的特点是:“在江州牢里,但吃醉了时,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不欺侮弱小,不惧怕强权,这是一个不失淳朴农民本色的江湖好汉。但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却将李逵的出场安排为一个敲诈在押犯人(后来才知道是宋江)的丑恶镜头。这种安排对李逵的形象显然是有损害的。
在水浒弟兄中,李逵可以说是对宋江最为忠心的。在《水浒全传》第三十八回中两人一见面,宋江就看出李逵是一个“忠直汉子”,有心笼络他。所以《水浒传》中宋、李两人超乎常人的密切关系,除了李逵性格中的有关因素使然外,还与宋江对他的近乎放纵的笼络有关。在《水浒全传》第七十三回里,李逵误以为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先砍倒了忠义堂前“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又和宋江立下了军令状说:“我若还拿你不着,便输这颗头与你。”当他知道错怪了宋江,自己赌输了时,便对同往的燕青说:“既然输了这颗头,我自一刀割将下来。”燕青教他“负荆请罪”,他说:“好却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头去干净。”宋江当然不会认真要李逵的脑袋,所以叫他去捉假宋江来赎罪。李逵得胜回来,宋江又设宴与之作贺。这段故事写得既富于戏剧性,又符合人物关系和李逵的性格。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却让李逵先去杀了假宋江,再到忠义堂前负荆。这本已非常不妥,又让宋江在李逵立功之后尚不饶他,更不合情理。让百姓在法场上为李逵请命,或许是从元杂剧《李逵负荆》之类中搬来,但《李逵负荆》中王林大叫“刀下留人”,为李逵说情是在李逵捉得假宋江之前,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刘太公等人为李逵请命却是在捉得假宋江之后,二者的背景既然迥异,所起的作用自然也就大为不同了。正由于与宋江的权谋相映照,才更能得见李逵的率真。仅从这一点来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对“李逵负荆”一节的改动也是不合适的。
在小说《水浒传》中,不但李逵和宋江在性格上形成鲜明的对照,两个人的政治态度也迥然不同。宋江时时刻刻想着要受招安,李逵则动不动就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以致宋江在喝了毒酒以后,首先想到的是“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所以“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哄李逵也饮下毒酒,害了他的性命。李逵是听说朝廷要行加害,“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在听宋江说他已喝下了毒酒以后,“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宋江则明白告诉李逵酒中有毒,李逵自愿与宋江一同去死。这种改动既不符李逵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更未考虑到《水浒传》中李逵这个人物的设计对全书所起的作用。
在小说《水浒传》中,“野性”与“理性”这两种思想伦理倾向和审美要素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在政治思想方面,则表现为“造反”与“招安”这两种主张的斗争。宋江与李逵则是这两种互相矛盾、对立倾向的代表人物。宋、李两人在人物关系上的异常密切与思想倾向上的高度对立,在小说《水浒传》中得到了极为巧妙得当的把握。这是小说《水浒传》的杰出艺术成就之一。在《水浒全传》的最后一回里,作者设计了一个“宋徽宗梦游梁山泊”的情节,在这里,作者让宋江的阴魂再一次向皇帝泣诉自己“虽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然后又让“宋江背后转过李逵,手搦双斧”,厉声喝骂,大叫报仇。骂后,“抡起双斧,径奔上皇”,将皇帝老儿吓出了一身冷汗。这应该说是较好地体现了《水浒传》的基本思想倾向和美学特征。从而使相对松散的《水浒》后部有了一个漂亮的豹尾。可惜这个苦心经营的情节,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却由于李逵“蛮性”的被阉割而大为削弱了。从而使这部名著的艺术魅力大为减弱,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港版水浒传
我还没有看过这个版本的水浒传连续剧。不过依文章的描述来看，关于武松那一节，应该是沿用了八十年代连续剧《武松》的描写手法。而在现代小说中，如此从全新的角度来刻画潘金莲在这封建枷锁中的思想挣扎的，最著名的则有李碧华的《潘金莲的前世今生》，不失为一具思考价值的优秀作品。
我认为，《水浒传》虽无愧于一部流传千古的名著，但基于作者施耐庵封建大男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以及性别上的关系，他并不懂得写女性，甚至对女性有着某种程度的偏见。而连续剧的表现手法，恰恰弥补了这个缺点，从更高的层次上，从更同情的角度去看待在封建枷锁中挣扎求存的女性，这是非常好的。在我们提倡演绎名著作品应该终于原著的时候，并不见得就连思想局限性也得跟着作者走，可以的话，拔高一些不是更有意义吗？
而且，就从艺术的角度上而言，这样的改编并不见得就对武松这个主角人物的形象大有影响了。相反的，我认为这样子的人物可以摆脱了一贯的面谱形象，而更有血有肉，更丰满，更富于人性，也更可信了。
忽然想起连续剧《西游记》中唐僧被女儿国国王骗至寝宫温柔示爱的那一幕。假如按照原著唐僧应有的榜样形象，他应该是简单的正色拒绝就是了。然而我们在连续剧中，看到这名同样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青年和尚面对着温柔美丽的女儿国王一口一声“御弟哥哥”柔声细语的示爱，满头大汗，连望都不敢望一眼，恍惚倘若一望，魂儿就要被她摄去了。我们千万观众似乎都可以感受到这名青年和尚那种六神无主却又心如鹿撞的矛盾，那种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强烈撞击。而偏偏女儿国王却似乎看透了他似的，轻轻的跟他说：“你说出家人四大皆空，既然空了，却为何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呢？”。。。
这样的处理手法，不是比原著更人性得多了吗？这样的描写有影响唐僧的形象吗？当然没有，相反的，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原来也是人，看到了他所面对的异常强烈的矛盾考验，我们才对他更加敬佩了。
杨丽萍在谈到演《射雕英雄传》的梅超风时说到，其实当初在拍摄时，是增加了很多梅超风和陈玄风这对苦命鸳鸯过去所经历的爱情磨难情节，以及众多更人性化的细节描写的。可惜在最后剪辑的时候，基于保持整部作品的连贯性而又大幅削去了，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连续剧在努力尽量不把梅超风描述成一个简单的女魔头，而尽可能花更多的笔墨去探索她之所以变成女魔头的根源，这些都是颇具有进步性的。其实单看金庸的在原著中的暗示，梅超风夫妇魔化的真正根源，其实大部分也正是他们的师傅对他们的爱情极不人道的残酷迫害所致。电视剧只不过是企图把这一点更具体的表现出来罢了。
总结来说，现在很多的电视剧在演绎名著故事的时候，一直都在致力于让一些在原著中可能比较忽略的，面谱化的人物演绎得更丰满，更人性化，并且企图从更高的角度去探讨人性问题，这些都做得很好。
扈三娘的理想配偶是谁？当然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林冲。理由有3:
1.她是林冲的手下败将
2.林冲没了妻子
3.林冲是真正好男儿
那么为什么宋江硬要把她给王矮虎？
首先，因为宋江变态的报复心理。很明显宋江对扈三娘其实也是垂涎三尺，在书中，大家已开始都以为宋江自己要娶沪三娘。但是宋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担心因此被人指责为好色，于是出于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毁灭掉的心理，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其次，更主要的原因要从梁山泊的派系斗争上看。梁山泊汇聚了众多势力，内部派系林立，真正属于宋江嫡系的亲信，也就是李逵、花荣、戴宗、吴用、王矮虎等人。林冲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很明显他不是一个会对宋江死心塌地的人。把沪三娘嫁给林冲，并不能起到收买林冲的作用，反而让林冲夫妇强强联手。更何况宋江对扈三娘有灭门之仇（间接的，直接的仇人是宋江的亲信李逵），谁能保证扈三娘不会对自己的丈夫吹枕头风，反对宋江？把她嫁给又无能又容易驾驭的王矮虎，一来可以收买王矮虎之心（保证效果奇佳），二来可以让自己的亲信王矮虎监视扈三娘，三来满足了自己变态的心理，一举三得。
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扈三娘在水浒中成为了一个没有声响的木偶。今天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她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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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者注：以前我看过另一个评说, 是从评论作者的角度去评说的. 文中说作者施耐庵可能没有很美满的婚姻, 甚至或者在爱情路上遭受过挫折, 因而对女性存在的某程度的歧视.
水浒中全是男人做的主角. 而且英雄们看来个个都是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的大男人(也难怪, 封建社会的人们本来就如此.) 书中的女人, 基本上没多少个是能让人看得舒服的. 难得的有姓名的几个. 要么就淫乱被杀. 要么就粗鄙阴毒. 仅仅唯一的一个既美丽又有本事的户三娘, 作者还要把她安排给个又丑又色又矮的小人物. 这种完全漠视女性的态度, 实在是过分得有点变态倾向了~!
宋江活捉高俅又把他放了，这事让人憋气。高俅那厮，不但是梁山好汉的“私敌”，也是国家人民的“公敌”。不少人，是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的，只可惜抓他不到。现在活捉了，正可以“大快人心”一把，怎么又放了呢？不要说林冲几个，便是我等，也想不通。
决定要放的是宋江。想当时宋江一定很为难。他夹在山寨与朝廷之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手里捏着高俅这个活宝贝，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所以，宋江虽然大获全胜，心情却很沉重，忧心忡忡，一脸的难色。
因此，我很想替宋江拿个主意。
办法也无非三条： 杀，放，不杀也不放。
杀了高俅，自然大快人心。林冲（还有杨志、鲁智深）不用说，武松、李逵、刘唐以及三阮，也一定拍手称快、喝彩叫好。投反对票的，除高俅自己，不大会有别人。但站在宋江的立场上，为他所谓“招安大事”计，却是不杀为好。宋江是铁了心要投降的。为了投降，他只想把事情闹大（闹大了才能引起注意，也才好和朝廷讲价），却不想和朝廷闹翻（闹翻可就没戏了）。所以，他可以大败官兵，也可以杀个把芝麻小官，甚至不大不小的官，比如曾是蔡京门人的华州太守贺某等等，却杀不得高俅。高俅不比别人。他不但是当朝太尉，而且是天子宠臣。杀了高俅，就等于是和朝廷翻脸，和皇上翻脸。这个脸，宋江翻不起。
于是宋江便把高俅放了。依宋江的一相情愿，原本是指望高俅能在皇上面前为他说项的。宋江深知，他能不能投降，关键不在自己，而在朝廷，更在皇上。然而，作为先前的“猥琐小吏”，此刻的“犯上草寇”，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和那“至尊天子”说上话。他的种种想法、愿望、要求，包括投降的乞求，都不可能直截了当地“上达天听”，而只能通过高俅之流来“中转”。这就是宋江决计要放高俅回去的根本原因。可惜，高俅是个小人。根本不讲诚信，还使了不少坏，害得宋江“竹篮打水一场空”。
其实，宋江应该知道高俅是什么货色，也应该知道高俅那厮根本就靠不住。因此他的做法，应该是把高俅当作可居的奇货和讲价的筹码扣在梁山，不杀也不放。也不光是留做人质，而是要他不断地写信给皇上，催皇上快快派人来招安。如果不写呢？对不起，那宋某就只好请林冲兄弟来和太尉大人说话了，就像当初对宿太尉所说的那样：“只怕弟兄们惊了太尉。”对宿太尉那样的“清官”尚且可以连哄带骗，高俅这混蛋为什么就吓他不得？
甚至在我看来，宋江还可以动点“真格的”，比如让林冲隔三岔五来臭骂一通，或者狠揍一顿（只是不可往死里打）。这既可以让林冲出出气，也能逼高俅就范。那皇帝老儿原本对高俅就言听计从，又耽心高俅小命难保，自然会乖乖地下诏招安，还得客客气气地恭请宋大人下山。如果三番五次都弄不来一纸诏书，则证明该“奇货”已毫无利用价值，那就交给林冲发落好了。送给林冲的这份人情，比招待高俅的几顿酒肉值钱得多。
那么，倘若那厮果真弄来了招安诏书，又怎么办呢？也不妨碍林冲报仇雪恨。因为这时高俅已毫无用处，留下来只能是一个祸害。他会到皇帝那里搬弄是非不说，宋高两人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这么一段“过节”，岂非说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再说了，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留他作甚？因此不妨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在招安天使将到未到之际，结果了他。朝廷来人问起时，宋江可以双肩一耸两手一摊，对不起得很，天使晚来一步，高大人一片孝心匆匆忙忙见老祖宗去了。至于死因嘛，尽管随便编： 失足落水啦，忽染暴疾啦，有的是说法。宋江身边有个诡计多端的吴用，何愁做不了这点手脚？又有个“神医安道全”，自然不难出具全套“医生证明”。反正这时生米早已煮成熟饭，朝廷也无可奈何，总不能因此而收回成命吧？自古道，君无戏言，何况那“君”又是昏君，好糊弄得很。此计的关键是掌握好时间，必须是招安天使“将到未到”之际，早了晚了都不合适。
这无疑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既不耽误招安（没准还能加快），又不妨碍报仇（顶多拖上几天）；既不悖于“忠”（替皇上除了奸臣），又不碍于“义”（让弟兄出了恶气）。忠义双全，一举两得，好极了，妙极了，简直OK顶呱呱！
可惜，这个办法也是不灵的。
不灵的原因，是宋江做不来。也不是做不来，而是不能做。如果梁山寨主是高俅，用不着咱们出这馊主意，他早就这么干了。然而宋江不行。因为高俅是小人，宋江是君子。小人可以无恶不作，君子却须正大光明，这样的诡计，如何使得？宋江倘若果真做出这种两面三刀的勾当，他在弟兄们面前，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然而反过来一想，似乎又不对。想当初，宋江为了赚秦明上山，拉卢俊义下水，什么狠毒之计没用过？卢俊义差一点掉了脑袋，秦明则被整得家破人亡，还连累了不少无辜平民，正所谓“只为一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宋江却并无愧疚，众人也说他是“义气深重”。这可真是咄咄怪事！莫非对自己弟兄（还有无辜百姓）就可以“使坏”，对高俅那样的混蛋反倒应该“行善”？
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还是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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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帝国的惆怅之《水浒》四章(二)犯不着那么傻
宋江其实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这辈子，傻事做了不少。但最蠢的事，除了放高俅，就是打方腊。
认真说来，宋江和方腊，似乎是难免有一场恶战的。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那种满足于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毛贼”，而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大寇”。这样的大寇，出路无非三条： 招安（如宋江），被剿（如方腊），或是居然成了气候，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如朱元璋）。李逵无疑是倾心于第三种选择的。他多次表示，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宋江却不肯（或不能、不敢）。其实，倘若宋江果真依了李逵，则他与方腊之间，便更会打得你死我活。因为方腊也是一个想当皇帝的，而中国的皇帝又历来不准有好几个。如果大家都想当，那就只有打，打到只剩一个为止。
宋江不敢称帝，也不愿被剿，因此选择了投降。既然投降了，就是“朝廷的人”。说白了，也就是朝廷的鹰犬。鹰犬的任务，不是逮兔子，就是抓狐狸。所以，朝廷要宋江去打方腊，宋江不能不去。
不过，打归打，却不该是宋江这种打法。
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壮大自己。除非是兵临城下，寡不敌众，不得已和敌人决一死战，就不能硬打硬拼，也不能失大于得。也就是说，打仗固然难免损兵折将，但不能伤了元气，更不能一无所获。更何况，朝廷派宋江去打方腊，其用意有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要“以匪制匪”，让“强盗”打“强盗”；而宋江接下这份差事，则和他决计投降一样，是要为梁山的弟兄们找条出路，寻个归宿，谋个前程。这个前程，既得由朝廷来给，又得靠宋江去要。也就是说，得靠宋江和朝廷不断地讲价。要讲价，就得有本钱。这本钱，一是战功，二是实力。无功固然不能受禄，但倘若把实力拼光了，也就一钱不值，什么也讨不来。所以，像宋江打方腊那样，人马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就是犯傻。
怎样才能不犯傻呢？首先要旗开得胜。旗开得胜，朝野震惊，梁山这支队伍在世人心目中，就有了分量。其次，要适可而止。比如打下一两座城池后，就不宜轻举妄动再接再厉，而应该呆在城里招兵买马，养精蓄锐，一面要朝廷封官许愿，一面向方腊暗送秋波，和两方面都讨价还价。这个价钱显然是讲得成的。因为这时方腊已经尝到了宋江的厉害，朝廷也看见了梁山的骁勇，官匪朝野双方，都要刮目相看，另眼相待，谁也不敢轻易把他们怎么样。朝廷原本打不赢，除宋江外，没什么指望，自然必须笼络；方腊已经吃不消，宋江如肯倒戈，当然求之不得，岂有拒绝之理？所以，宋江完全可以两边要价，待价而沽。
事实上，当宋江成为“剿匪”主力时，他就成了朝廷与方腊之间的第三股力量，而且力量还不小，正所谓“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和当年韩信攻下齐地时的情况一样。因此，战争的主动权，实际上是握在宋江手上。如果方腊不识相，则挥师南下，一鼓将其“荡平”；如果朝廷不答应，则反戈相向，和方腊做个“联手”；如果双方都拖拖拉拉，那就在已打下的城池里先呆着，喘口气也是好的。怎么着，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把自己的一点本钱赔得干干净净，害得弟兄们一个个都做了刀下冤鬼。
可惜，宋江也和当年韩信一样，没能利用这天赐良机，当然也就只能落得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然而宋江和韩信又是不一样的。韩信毕竟原本就是刘邦的人，而且刘邦还有恩于韩信。用韩信自己的话说，就是“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当然要报恩的。宋王朝对宋江又有什么恩呢？屁也没有。那么，凭什么要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其实，即便站在道德立场上看，宋江也犯不着那么傻。他的投降，以及投降后去打方腊，无非就是想从“匪”变成“官”。但在中国古代，官匪之间，又原本是没有什么道德界限的。作为“官”的高俅未必比作为“匪”的方腊道德高尚，王英强抢刘知寨老婆和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也很难说有什么善恶之别。既然“成者王侯败者寇”，又焉知方腊不会变成“官”，赵佶将来不会变成“匪”？何苦对方腊那么“疾恶如仇”，势不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宋江似乎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傻乎乎地一心一意只想为朝廷尽忠，以为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弟兄们就可以青史留名了。他哪里知道，在官方眼里，强盗就是强盗，哪怕受了招安，平了叛乱。可不是么？平了田虎、王庆，群臣朝贺，宋江和卢俊义却被安排在殿外凉快；灭了方腊，两个人一个被喂了水银，一个被下了慢药，哪有什么好下场？
更何况，一个做了强盗又投降的人，还讲什么“忠义节孝”？这不是犯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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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之《水浒》四章(三)晁盖遗嘱之谜
曾头市晁盖中了毒箭，神医安道全也回天无力，终于命丧黄泉。弥留之际，原本“已自言语不得”的晁盖忽然醒了过来，“转头看着宋江”，谆谆嘱咐道：“贤弟保重。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这便是晁盖的“临终嘱咐”，也是晁盖的惟一遗言。
晁盖这遗言好没道理。
晁盖这“梁山泊主”是怎么当上的？不是世袭的，不是选举的，也不是指定的，而是林冲火并了王伦，众人拥戴的。说白了，他这“第一把交椅”，是林冲从王伦手里夺了来推让给他的。他现在坐不了啦，理应还给林冲和众人，由林冲和众人再作商量，岂可视为己有，私相授受？林冲火并王伦时曾骂王伦说：“这梁山泊便是你的？”当然不是。于是王伦便只好掉脑袋，而晁盖也才得以当寨主。那么，梁山泊不是王伦的，便是晁盖的么？显然也不是。梁山泊根本就不属于哪一个人。既不是他王伦的，也不是你晁盖的。王伦活着尚且不能独霸，你晁盖人都快死了，岂能再管谁当家谁做主？
晁盖这遗言也好生蹊跷。
照理说，晁盖升天，宋江升职，是顺理成章的事。宋江原本就是“二把手”，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地位威望均无人可比。所以晁盖一死，吴用、林冲等人便不管什么遗嘱不遗嘱，全都跑来找宋江，“请哥哥为山寨之主”。他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二是“若哥哥不坐时，谁人敢当此位”。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自从宋江上山以来，梁山的事务，实际上一直是宋江在主持，晁盖不过只是名义上的寨主。因此，晁盖死后，由宋江继位，不但天经地义，而且大得人心。
然而晁盖却偏偏不想让宋江当寨主。如果他想让宋江当寨主，根本就不必立什么遗嘱，这寨主之位，自然就是宋江的；而以宋江武艺之稀松平常和根本不可能直接上阵交手厮杀，又岂能捉得史文恭？显然，晁盖这一遗言，已经几乎是公开暗示不肯让位于宋江了。
这就奇怪。因为晁盖一向视宋江为“生死之交”，而且宋江上山之初，晁盖就打算要让位的。晁盖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以晁盖之为人实在和仗义，说这话不大可能是虚情假意。只是因为宋江的坚持不就，这才形成梁山领导核心晁盖第一宋江第二的基本格局。何况宋江不肯坐第一把交椅的理由，是晁盖年长。宋江说：“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正该那“山寨之恩主”来坐主位，怎么会半路里杀出个“临终嘱咐”来呢？
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晁盖自私，一心只顾报那“一箭之仇”，把个人的恩怨看得比山寨的成败兴衰何去何从还重。作为梁山领袖，晁盖其实一直在思考后一个问题，而且越想，就越是对宋江不放心。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宋江在梁山上的人缘威望早已远远超过了他，而宋江对梁山前途的看法和自己又并不一样。
晁盖其实是一个没有多少势力、能力，也没有多少心眼的人。他在江湖上声望远不如宋江，哥们也没有宋江那么多。晁盖去世时，梁山头领凡八十九人，属于“晁盖圈子”的不足十人，也就是最初跟随他上山的几个再加上林冲。至于杜迁、宋万、朱贵，人微言轻，无足轻重，本人的心态也是无可无不可，顶多只能算作中间力量。其余先后上山的，便基本上是“宋江团队”： 破清风寨后，花荣、秦明、燕顺、王英一拨九个；劫法场后，戴宗、李逵、张顺、李俊一拨十一个。这些都是宋江的“心腹弟兄”。以后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三山聚义打青州，一拨一拨的人马上山，不是宋江的门徒（如孔明、孔亮），便是宋江的故交（如武松、柴进），不是为宋江所收（如呼延灼），便是专奔宋江而来（如段景住）。这些人上山后，自然多半只认得宋江，不大认得晁盖。比如鲁智深在少华山上要拉史进等人上梁山，便说“俺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伙”；被华州贺太守捉住，也说“我死倒不打紧，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下山来时，你这颗驴头趁早儿都砍了送去”。在他们嘴里眼里，梁山泊早就是“宋公明哥哥”的了，没晁盖什么事。
宋江不但人多，而且关系铁，过得硬。花荣、李逵，是能和宋江一起去死的；武松、鲁智深、史进、燕青，还有那个“拼命三郎”石秀，都是些“水里火里不回头”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汉子。这些人在梁山上，敢说敢骂，敢作敢为，说一不二，举足轻重。正是靠着他们的拥护，宋江上山不久，就成了事实上的梁山之主。
相反，晁盖的圈子既小，又很松散。公孙胜是个“闲散的人”，不去管他；白胜无足轻重，也不去管他。吴用是晁盖的老弟兄，又是和晁盖一起上山的，却在宋江上山之后很快倒向了宋江。每次晁盖和宋江发生分歧，吴用都站在宋江一边，帮宋江说话。刘唐也是晁盖旧部，和晁盖一起出生入死，按说应该坚决执行“天王遗嘱”的，然而却在关键时刻“丧失立场”，成了“保宋派”，还要提供“理论根据”，道是“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指宋江）为尊之意”。似乎只有宋江当寨主，才真正是天王遗志，让捉得史文恭者为首，反倒违背了晁盖意愿。林冲的态度也很暧昧。晁盖在位时，他倒是愿意帮晁盖做些事情（比如攻打曾头市，便是林冲相随），但晁盖死后，领头请宋江就寨主之位的，却也是林冲。可以肯定，如果宋江和晁盖发生冲突，林冲多半会守中立。算来算去，和晁盖最铁的，也就是阮家三雄。可惜他们人太少，又常年在山下水寨，成不了什么气候。如此看来，晁盖其实很孤立。
晁盖是什么时候感到这种孤立的？不大清楚。但曾头市事件肯定是一个总爆发。梁山泊要打曾头市，起因在于一匹“照夜玉狮子马”。这匹马是段景住盗来献给宋江的。晁盖是山寨之主，段景住要以此马作为晋身之阶，上山入伙，理应献给晁盖才是，怎么却要“献与宋公明哥哥”呢？任晁盖再大度，心里也不能不起疑。事实上，这种事情出得多了。早在宋江将上山未上山时，就有欧鹏等四筹好汉前来相见，道是“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想杀也不能够见面”。这话当着晁盖的面就这么说。好在大家“义气深重”，又都是来救宋江的，也就不会介意。可是，后面上山的人，也都说是冲着宋江来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就更是喊得厉害，口口声声“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这就不能不让晁盖有了想法。我相信，晁盖即便再愚钝，也不会感觉不到，梁山好汉们对他的态度是客气多于敬重，对宋江却是实实在在的又敬又爱。
与此同时，晁盖也一定感觉到宋江是在一步一步有意无意地架空他。自宋江上山，梁山泊的大半个家，便都是宋江当了。但有疑问，都是宋江拿主意；但有征战，也都是宋江领兵下山。每到这时，众头领的态度，不是一片响应：“哥哥所言极是”；便是一片踊跃：“愿随哥哥前往”。晁盖有什么决定，总是被委婉地驳回；想要领兵下山，也总被客气地劝阻。“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宋江总是这么说。结果，宋江的功劳越来越大，人马越来越多，威望也越来越高。这就不能不让晁盖心里有点那个。再说，晁盖也弄不明白，他这个“山寨之主”，究竟是统帅全局的领袖，还是摆看的花瓶？究竟要什么样的事，才该他出面、出手、做主，才不是“轻动”？晁盖心里，真是想不明白，好没意思。所以这一回，晁盖决计不听宋江那一套，死活要带兵下山去。不但“宋江苦谏不听”，而且“晁盖忿怒”。这“忿怒”二字值得玩味。忿怒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曾头市。
想当时晁盖一定有一种紧迫感。他对宋江说：“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同时晁盖一定也有一种孤独感。以往宋江下山时，只要说一声：“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厅上厅下便会一齐都道：“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就连打一个小小的芒砀山，吴用和公孙胜都要左右辅佐。这一回，却似乎没什么人自告奋勇，得晁盖自己点将。吴用和公孙胜都留下陪伴宋江。打先锋和当军师，全靠“梁山初结义”时的弟兄林冲一人。这就几乎注定了晁盖要失败。而紧迫、孤独导致的狂躁、冒进，则是晁盖失败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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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之《水浒》四章(四)何不杀去东京
宋江想没想过要当皇帝呢？不好说。
李逵是主张宋江当皇帝的。这话李逵公开说过多次，而且几乎是一有机会就要说。比如，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一命呜呼。宋江因为有天王遗命在先，死活不肯就寨主位。于是林冲等人只好请宋江“以大局为重”，权作首领，以免群龙无首。然而李逵却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结果被宋江一声断喝：“这黑厮又来胡说！再休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这话说得着三不着两。林冲等人请宋江到聚义厅议事，原本是要讨论寨主问题。或者说，是要让宋江出来主持工作，怎么扯到当不当皇帝上去了？即便要当皇帝，也得先当了寨主再说。但李逵是个急性子，巴不得一步到位，也有点看不惯宋江的扭扭捏捏，所以就不管合适不合适，只管喊将出来。
宋江其实也是有过这个念头的。宋江江州遇难，危在旦夕，众兄弟下梁山，劫法场，破无为军，杀黄文柄，救得宋江性命，一同上山聚义。喘息未定，宋江便迫不及待地说起“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段子，还要一句一句地解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李逵是个直人，一听这话，便跳起来叫好：“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柄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这话虽然立即被戴宗喝断，不过宋江的心思，却也被李逵有意无意地捅了出来。
那么，宋江有没有这个条件呢？应该说，多少有一点。
宋江的军事力量到底有多大，不好说。不过，直到投降之前，官兵和梁山交锋，没胜过一回。即便是高俅、童贯带了兵来，也不中。可见如果要和宋徽宗那昏君逐鹿中原，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宋江自己，应该说也是具有领袖资质的。他文不如萧让，武不及林冲，谋不如吴用，勇不及刘唐，这些人却心甘情愿地团结在他周围，唯其马首是瞻，可见宋江确实具有个人魅力。所以，如果宋江果真决定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众弟兄一定是一片响应：“愿随哥哥前往”。想想看吧，宋江要投降，弟兄们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也还是跟着走了。要他们跟宋江去打江山，岂有不肯之理？
然而宋江却不肯，因为宋江是“孝义黑三郎”。
宋江的“孝”是有名的。因为“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肯上山落草，以免“教人骂作不忠不孝”。宋江的“义”也是有名的。因为“义”，他不顾朝廷王法，放走“劫匪”晁盖等人。正是“孝义”二字，使宋江在江湖上赢得了好名声；但也正是这两个字，使宋江在听了“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段子后，虽不免有些飘飘然，却仍不敢有非分之想。
什么是“孝”？“孝”的本质就是“恭敬顺从”，因此又叫“孝敬”、“孝顺”。不过，孝敬也好，孝顺也好，都和“造反”格格不入。所以，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为人孝悌，却又犯上作乱，那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那么，什么是“义”呢？义，有侠义、情义、正义、忠义。宋江救晁盖，讲的是情义；投降朝廷，讲的却是忠义。而且，在宋江心目中，忠义显然是第一位的。所以，晁盖一死，宋江还只是“代理寨主”，便立马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甚至可以说，在宋江看来，忠就是义，义就是忠。搭救晁盖，是忠于友谊；投降朝廷，则是忠于国家。这样的人，要他在王法之外做点小动作，是可能的；要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历史上那些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都不是什么讲忠孝仁义的人。刘邦置生父和亲子的死活于不顾，有什么“孝”？朱元璋初登大位，便大开杀戒，屠戮功臣，又有什么“义”？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又译《吾土与吾民》）一书中所说，建立新王朝“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可是个极有用的东西”。宋江还只是个“草头王”，就把这东西当宝贝，行吗？
所以，孝子也好，义士也好，都当不了造反皇帝。做得成的，都只有把“忠孝节义”四个字束之高阁，至少暂时束之高阁。宋江撇不开这四个字，就不可能“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既不肯当皇帝，也不肯当强盗，便只好选择当“回头浪子”，招安投降。
金圣叹腰斩《水浒》有着充分理由。就反对起义军受招安而论，该斩；就小说的后半部分情节雷同粗糙无艺术可言论，该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梁山起义军与山东水泊梁山有着鱼水的依存关系，他们生存、发展、壮大在山东水泊梁山的文化根基之上，失败在受招安离开了山东水泊梁山之后。腰斩后的《水浒传》突出地表现了《水浒传》与山东水泊梁山的文化渊源。
一、《水浒传》故事与山东水泊梁山
《水浒传》中，特别是金本《水浒》中，绝大部分故事都是在山东境内发生展开的。
现在的山东地域，在宋代称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明确置山东省是在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宋代，即使俗称“山东”这个名词，其含义也是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如《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诏诏山东盗宋江”，张守的《秘阁修撰蒋园墓志铭》载：“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逃匿。”因《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人写，所以书中所提“山东”，既为故称，也含今义。如“山东及时雨黑宋江”等即是。
梁山在今山东省西南部的梁山县，曾属寿张县。梁山占地面积3.54平方公里，海拔高度为197.9米。梁山所以成为英雄的聚义之地，主要还是由于它周围的梁山泊。“梁山泊”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4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它的形成，是从五代石晋开运初至北宋，因黄河在滑、郓、水库澶、濮等地多次决口，河水汇集梁山周围，与源于梁山东南的张泽泊（后称南旺湖）连成一片，形成了以梁山泊为中心的巨泺，统称为梁山泊。《宋史》卷九十一载：“北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黄河又从滑州决口，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北宋晚期，梁山泊的水域最阔、水势最大。邵博《闻见从录》卷三十载：“王荆公（王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诌言，‘决梁山泊八百里以为田，其利大矣。’王荆公则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可见这时的梁山泊水域确有八百里之阔，而且容量很大，为社会所关注。
《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第七十八回开首赋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郓。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条战舰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千万军粮马草。声开宇宙，五千骁骑战争夫，名达天庭，三十六员勇将……”可见《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域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
北宋时期梁山泊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一带属于暧温性气候，又有自己独特的滋润，再加上底质肥沃，光照充足，因此有丰富的水产资源。诸如卢苇、蒲草、菱芡、鱼虾等，梁山的上下生长着茂密的树林，东面是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更重要的中，由于水域辽阔、烟波浩淼，一望无际，而且芦苇丛生，港汊纵横，地形复杂，水中有山，山水相连，蒲密遮港，山岑耸立，十分险要，退可以守，进便于攻，是绿林好汉聚啸的理想地方。而属归京东西路的郓、济二州，水陆交通便利，更是农民起义军理想的战略要地。
由于梁山泊横无际涯、云蒸雾罩，芦苇草荡，遮天蔽日，水道港汊纵横交错，气势惊人，围剿的官军一旦进来，则晕头转向，不知所以。再加上梁山为群山环绕，形成天然屏障，其主峰虎头峰（当地人称为宋江寨）在梁山之南端，东西南三面山陡坡峭，北面是一狭窄的山梁，山梁两侧是峡谷人，谷深湍急，悬崖峭壁，即令敌人丧胆的“黑风口”。起义军可以利用这奇特的地形，发挥自己的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必要时也可从梁山转移，向北可到平阴丘陵，向东北可到齐州、青州，向东南可达徐州，以便保存实力、继续斗争。
在北宋，由于朝政日趋腐败，对人民压迫剥削越来越残酷，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便不断有铤而走险者啸聚梁山泊。《宋史·任谅传》载：“梁山泊渔者皆为盗。”《宋史·许几传》载：“梁山泊多盗，皆渔者窟穴。”《宋史·蒲宗孟传》载：“梁山泊素多盗。”
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的史料中，最早可能是元初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口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可见，元初梁山泊水域仍然不小，群峰中也确有安山，宋江在梁山安营扎寨是可信的。《宋史·侯蒙传》载：“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文中“齐”，即泰山之北山东境内的黄河流域，梁山泊在齐之西南；而山西复县至河南开封一带曾属魏国地盘，梁山泊地其东北。也就是说，宋江领导的起义军转战山东、山西、河南一带，声势很大，震惊了北宋王朝，宋徽宗派侯蒙去知东平府（郓州），是要他去招抚宋江，可见宋江起义是在当时距东平很近的梁山一带，并以梁山为根据地向外出击的。
《水浒传》，特别是金本《水浒》，正是以梁山泊为中心地带，来描写水浒英雄起义故事的。从第十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起，直至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都没有离开梁山泊。且其中的一些地名，至今仍然保存着，如武松打虎之地――阳谷县景阳岗，武松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武大郎卖饮饼的紫石街，还有忠义堂、黑风口、断金亭、八角井、金沙滩等等都证实了水泊梁山是当时这支英雄队伍的活动中心。
《水浒》中的英雄人物，也以山东籍的最多，一百单八将有38位是山东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天罡星36人，山东籍者12人。主要头领晁盖，宋江、吴用都是山东郓城人。郓城县丁里长乡晁庄是晁盖的村庄。郓城县的水堡村，传说是宋江的宋家村。（也有人说宋江是梁山人，如元郑镇《宋家僭乱诸寇》：“宋江，梁山人。”这一是因为郓城系梁山泊一带，又与梁山近邻，二是宋江只有在梁山才创建了英雄伟业，成为传奇式的“人中俊杰”，才会影响古今中外，这是一种文化现象）郓城县黄堆集乡白垓村，传说是白胜的安乐村。郓城英雄还有李应、朱仝、雷横等；梁山县银山乡石庙村，传说是阮氏兄弟的石碣村，村中有座“七贤庙”，塑着阮氏兄弟七人。此外，还有青州的花荣，沂水的李逵，登州的解珍、解宝。地煞星72人，山东籍者26人。
还有一些英雄人物，虽然祖籍不是山东，但却长期在山东生活，或做官、或经商、或落草、或迁居。他们先后汇集于山东梁山泊，跟随宋江反贪官污吏，杀土豪恶霸，与官府对抗。山东梁山泊正是这些英雄好汉施展才华的理想天地。
二、《水浒传》中对饮食及其有关风俗民情的描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梁山英雄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豪壮气概动人心魂。作者描写饮食的意图，主要是为了刻划人物的性格，自然地展开故事情节，有力地表达主题思想。同时，可以让读者看出，书中所写饮食的方式方法及其程序，都是山东梁山泊一带的风俗礼仪。我们从中知道，《水浒传》的作者对山东一带民间生活十分熟悉，对梁山泊一带的饮食文化了解得更为详细深刻。
对酒类，书中所写，有荤酒、浑清白酒、村酒、老酒、透瓶香、茅柴白酒、玉壶春酒、素酒、蓝桥风月酒。
自古以来，鲁西南一带酿酒作坊很多，主要是生产白酒，也称清酒、村酒。《水浒传》作者特别注重人物的饮酒。把饮酒当作塑造人物性格，发展故事情节，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手段。例如，金本《水浒》第三回，鲁智深作为和尚还大碗吃酒，先吃了十来碗，又撕着狗肉，蘸着蒜泥吃了十来碗，把店主都惊呆了，才演出大闹五台山的喜剧，表现他不受宗教束缚，要求自由的粗犷豪放性格。第十回，“林冲雪夜上梁山”，在朱贵酒店里吃了三四碗，因去梁山要经水路，又无处觅船，内心烦闷，又吃了几碗，才由酒生情，写下那八句豪言壮语，表现了他报仇雪恨上梁山的决心。二十二回，写武松到阳谷县，一连喝了十八碗“透瓶香”，才演出了景阳冈打虎的活剧。以上三位喝的都可称为英雄酒。而在二十三回中，西门庆与王婆给潘金莲斟酒、劝饮，潘金莲几钟落肚，便动了春心，他们喝的是挑情酒、浮荡酒。二十五回，武松请众高邻来大哥家喝酒，要众位做个证见，喝的是杀人报仇酒。二十四回，宋江被老阎婆拉去，喝的是窝囊酒。最引人关注的是十四回为夺取生辰纲，晁盖、吴用、刘唐、阮氏三雄立誓饮酒，七十回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大聚会，对天宣誓毕，众人歃血饮酒，大醉而散，喝的是聚义酒。《忠义水浒传》第七十五回，殿前太尉陈宗善到梁山，十瓶御酒是招安酒。八十二回宋江等投降朝廷，天子命摆御宴，一百单八将喝的是投降酒。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那军校喝的是断头酒。到一百回，朝廷御赐毒酒，宋江自知酒中下毒，死在旦夕，但是出于对朝廷的愚忠，生怕李逵造反，又将李逵药杀，而李逵出于愚忠，死而无怨，喝的是悲剧落幕酒，令人慨叹不已。
以上所述，可以让人品味酒文化的丰富内涵：风俗人情，人物性格的、文化素养、伦理道德、政治手段，兴盛衰亡。
至于《水浒传》中的食人肉，是一种反常现象。其实，这种描写，也是有历史根据的。苏辙《龙川略志》说：“齐尝大饥，群氓相脔而食”。庄绰《鸡肋篇》：“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自靖康丙午岁（1126年），金秋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伤，残于犬冢”。《元史》卷三十二载，元泰定三年至文宗至顺元年（1326－1330年）久旱不雨，“大饥、民相食”。从中可知，宋末至元，山东境内，包括鲁西一带确有人吃人的残酷事实。
鲁西南一带民间座次礼节至今与《水浒传》所写相同。以左为上首，右为下首。围桌而坐，对房门一面为尊位（上首），依次是左右，最下称“打横”即同尊位对面。金本《水浒》十四回中，吴学究到石碣村为客，阮小二请教授上坐，吴用却说“使不得”，阮小七心直口快：“哥哥只顾坐主位，请教授坐客位，我兄弟两便先坐了。”二十一回，宋江到柴进庄上，受到热情款待，请宋江正面坐地（面南），柴进对席、宋清侧首位下。二十二回，在小酒店里，宋江上首坐了，武松下席（下首）坐了，宋清横头（打横――靠门）坐定。然而，在二十三回中，武松到哥哥家吃饭，“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武松对席，武大打横”。金批：“坐得绝倒。只一坐法，写武大浑沌，武二直性，妇人心邪，色色都有。”
由上可知，《水浒传》的作者在深入体验山东梁山泊一带生活的基础上，运用巧妙的技法，通过饮食方面的描写，得心应手地活现出民风民情，并在再现风土民情中成功的刻画了人物性格，揭示了社会现实，又使此书成为研究民俗学的宝贵资料。
三、《水浒传》语言与山东梁山泊的土语
梁山一带的生活习惯常用语言与鲁西南相同。这里着重从《水浒传》中山东言土语，看它与山东梁山泊的关系。
在第十九回中宋江几次对刘唐说“不是耍处”。“耍”是“玩”的意思。山东从郓城到沂水不少地方都将“玩”说“耍”，这里是“不是好玩的地方”，有“危险”之意。第二十回中，宋江对阎婆说，“端的忙些个，明日准来”，系标准的郓城一带方言，“端的”即“真的”，“准来”即“一定来”。“直恁地这等”，是“怎的能这样，真是烦人”的意思。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是“那老婆子却事先算计了我”之意。唐牛儿说，“我喉急了”，是他为生活紧迫，“逼急了”的意思。那婆子“张家长，李家短，说白道缘”，和“口里七十三、八十四只顾嘈”，都是纯粹的鲁西南方言。“放你娘的狗屁”，也是山东骂人的话。唐牛儿骂老太婆“教你双日不着单日着！”“着”是“挨”、“受”之意。“侧街卧巷的横死贼”中的“侧街卧巷”也说“倒街卧巷”，象条横躺的死尸似的，连同“死贼”都是鲁西南一带骂人的方言。“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系山东俗语。“你女儿忒无理”，“忒无理”即“太不讲理”，鲁西南一带常用“忒”来表示“太”的意思。唐牛儿“去阎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满眼冒金星”。“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披麻救火，惹焰烧身”是山东很多地方用来形容惹火烧身的歇后语。第二十一回中，宋太公说，“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 不肯本分生理……他与老汉水米无交，并无干涉”中的“本分”、“生理”即“安分过日子”。“忤逆”则是不顺从父辈，不安分守已之意，“干涉”是“关系”之意。“那张三又挑唆阎婆去厅上披头散发来告”中的“挑唆”、“披头散发”都是浅显易懂的山东梁山方言。“不会周全人”中“周全”是“关心照顾”之意。“干连的人”即“有牵连的人”，也是鲁西南方言。武松说，“你是什么鸟人？敢来消遣我！”中的“鸟”字，是山东不少地方放骂人人粗语，二十二回武松在与酒家对话和遇虎前的自言自语中就一连用了七次。使用此字最多的是粗人李逵。
第二十二回，武松与宋江分别之后，“寻思道，江湖上只闻说及时雨宋公明，果然不虚，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其中的“寻思”是“考虑”，“闻说”是“听说”，“不虚”是“不假”，“结识”是“结交”，“不枉”是“不亏”之意。都系山东方言。“不要你贴钱”，“贴钱”是“添补钱”、“倒贴钱”；“休要引老爹性发，通教你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之中，“老爹”是鲁西南、鲁西北一些地方对父亲的称呼，“性发”即“发脾气”，“通教”是“全部把”之意，亦是山东方言。酒家道，“这厮醉了，休惹他”，“这厮”是“这家伙”，“休惹他”即“不要引他发火”，北方方言。武松“绰了哨棒”，“绰”是“拿起”之意。武大郎说武松“如何不看见我则个？”“看见”是“看望”之意，“则个”是语尾助词，相当于“呢？”是寿张、阳谷一带方言，梁山泊一带过去也相当流行。第二十二回中，“净辨”即“净般”、“清静”的意思。“缠他（她）”即老财主“缠磨”地、“挑斗”潘金莲。文中说潘金莲嫁给武大，“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为头的”是最主要的（毛病），潘金莲对武松说，“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是梁山俗语，说看不起武大郎这样呆头呆脑、软弱无能之人。“央了间壁王婆”中，“央”是“央求”，“间壁”是“隔壁”，“伏侍”是“侍奉”、“伺候”之意，“撩拨”、“撩斗”都是挑斗风情之意。均为山东方言。“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山东人常用“顶天立地，噙齿戴发”来形容光明磊落、一身正气的热血男儿。“表壮不如里壮”是山东地方的俗语，意思是，丈夫在外能干，不如有个安分勤快的媳妇。“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这是山东许多地方用来形容正直、好强之人的群众语言。“搠”字更是山东土语。王婆说：“自古道‘骏马却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这般配合！”“自古道”两句系山东民间谚语，“偏生”更是典型的鲁西南方言。“约莫未及半个时辰，又踅将来王婆店”，“约莫”是“估计”、“大约”之意。“撮合山”，是山东一些地方称会撮合事的人。“怎吃得耳刮子”，“耳刮子”是指“打脸”，纯鲁西南方言。王婆自夸“虽然人不得武成王庙，端的强似孙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也是山东一些地方的歇后语，表示自己（或他人）的本事，能达到目的。“却说西门庆巴不到这一日”，“巴不到”是急切昐望之意，鲁西南、鲁西北方言。“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系山东俗语。“那西门庆须了得，……干吃他一顿拳头……干结果了你。”“须了得”是“真了不得”之意，“干”是“白白地”，“只见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裸起”即“撩起”、“掀起”，“直抢入”是“一直闯进”之意。西门庆听那妇人一说，“却似掉在冰窨子里”，山东许多地方把地窨叫作“地窨子”。
《水浒传》中的山东方言、土语、俗语、谚语、歇后语很多，丰富多彩，随处可见。可以看出，作者对山东及梁山泊一带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语言表达都十分熟悉，在创作中能运用自如，准确而又形象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刻划人物的性格，突出作品的主题，这也是《水浒传》的艺术成就之一，实为难难可贵。
《水浒传》全称《忠义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以宋江为首的各路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故事，生动地演绎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现实，表达了对社会安宁、国泰民安的向往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勾勒出一幅忠君爱国、除暴安良的理想图画。因此，正如小说题目所昭示的，忠义思想就是这部小说的主旨。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应该说这个形象在第70回之前是比较真实的，而第70回之后则显得虚假不实。为什么说小说中的宋江形象存在虚假成分呢？这要从宋江性格矛盾说起。尽管《水浒传》取材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但作者毕竟又加上了许多理想成分，将这个人物理想化了。
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了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
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
其中，第一个时期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铺垫。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突出描写宋江的“义”。这不仅是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也是整部小说的基础，所以，人物一出场，作者就为他定下了义的基调。小说第18回对宋江有一个总的介绍，写他平生只好结交江湖好汉，一贯地扶危济困，救人之急，有“及时雨”之称。因此，天下不论识与不识的，提起宋江莫不交口称赞，也无不以结识宋江为荣。宋江也正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这一时期，宋江最大的一次义举是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虽然他出于“义”救了他们，但从内心里又觉得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其所行之“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统治为前提的纯粹的义，但是“义”和“忠”毕竟又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当这两种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要作出抉择。顾及了对晁盖的义，就不可能顾及对封建王朝的忠。“忠”和“义”的矛盾本来就潜在着，只不过在第一个时期没有明朗化罢了。总的来看，侠义英雄时期的宋江，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是一个心怀忠义、品格完美的英雄人物。表现在他身上的“义”，体现了封建时代人民群众向往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相扶助的一种道德追求。
怒杀阎婆惜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为了逃避朝廷的惩处，他不得不亡命江湖，四处流浪。作者写他亡命江湖的目的，还是在于展示一个“义”字。比如小旋风柴进对他的礼遇，清风山劫匪王矮虎前后不同的态度等，都从侧面烘托了他的“义”。宋江的义，不仅使他侠名远扬，而且像一块护身符一样多次助他化险为夷，遇难呈祥。各路英雄对宋江的顶礼膜拜，正是对他的“义举”的回报。也正因如此，宋江才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将众多好汉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也才能够稳坐帅位，说一不二，具有那么高的威信！显然，“义”是他日后统率梁山的资本。
不仅如此，亡命江湖还给了宋江展示其组织才能。领导才能的机会。亡命清风寨时，为报刘高之妻害已之仇，他与花荣合谋定计，大败官军。此后，为了粉碎官军的追剿，他又用计智赚秦明入伙，使秦明不得不走上造反之路。宋江以他的“义”和智慧，在清风山初步集结起一支造反队伍。为了躲避大队官军的追捕，他又积极献计献策，要亲率这支造反队伍上梁山入伙。宋江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极大蔑视与践踏。当此之时，他可曾想到对皇帝的忠？秦明本无反心，他却逼其造反，这是在维护封建制度吗？计赚秦明，致使秦明家少数人被杀，这是在维护封建王法吗？秦明无辜而被反名，其家人无罪而就地死，这是义还是非义？只是，宋江这种反抗思想的萌芽不久即为宋太公的一封家书所扼杀。出于忠孝，宋江一再拒绝了晁盖的等人邀其上山入伙的建议，宁可沦为朝廷的囚徒，也不愿意落草为寇与朝廷为敌！这种骨子里对封建王朝的“忠”与行动上的不忠矛盾地纠缠在一起，使他的洁身自好与造反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忠”对“义”的主导任用，又使宋江的入伙梁山充满了曲折性和戏剧性。尽管在押赴江州途中，危险四伏，迭遇不测，使宋江饱受惊吓，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多次谢绝了各路好汉殷殷挽留的好意。
刺配江州以后，宋江原本希望改过自新，再作良民，以上报朝廷，下安黎庶，但封建阶级并不买他的帐，最后因为一首所谓的“反诗”而要革掉他的命。宋江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他的被逼与武松、林冲等人又是多么的判然不同啊！
落草梁山以后，宋江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干，整饬山寨，训练队伍，亲率义军攻城掠地，打败官军，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生存。为了壮大自己，他又不择手段地笼络人才，将宋朝的统军将领呼延灼、关胜等“逼”上梁山。为了招纳卢俊义上山，一方面，宋江大展“义”举，使卢俊义感激非常，另一方面又派人在他北京家中题下反诗，断其归路。乃至卢俊义蒙冤陷狱，宋江为救他又率兵远行，兵临城下。呼延灼、关胜、卢俊义等皆无反心，是宋江逼人家造反。等到人家情愿归降后，宋江又以日后封妻荫子相安慰。他一方面自称朝廷罪臣，见有辄称“小吏”，称已不得已暂居水泊，另一方面，却又轰轰烈烈大造朝廷的反。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落草为寇时期的宋江，始终洋溢着一种强烈的造反精神。正因如何他才能团结义军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无论宋江骨子里如何忠于朝廷，他的行为却把他自己置于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或许正因如此，招安以后，四大奸臣始终对宋江心存芥蒂，他们怎么能容忍一个造过朝廷反的人和自己同殿称臣呢？他们又如何敢给这个造反英雄以高度信任呢？宋江的“义”表现出了与朝廷公然对立的性质。客观上讲，第七十回之前的宋江比较可信，但后期的不和谐导致了人物性格的矛盾。
正当起义军取得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辉煌胜利之际，宋江的思想与行为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一向标榜“替天行道”、“清君侧”的人不仅没有杀掉奸臣，反而恭恭敬敬地将其送下了山。为了招安，他甚至去找妓女疏通与皇帝的关系。因为在宋江看来，自己已完全具备了投降朝廷的条件。不是吗？在官军不能消灭自己的情况下投降，不正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吗？可见，他是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当作了向朝廷投降的资本。招安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为统治者破大辽、平方腊，不是再一次证明他的忠心吗？可惜这只是宋江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宋徽宗这个无道昏君再糊涂，有一点却表现得非常清醒，那就是从未信任过宋江！正应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俗语，宋江的悲剧其实在冥冥中早就注定了，只不过他并不自觉，反而以“义”为借口，让众多梁山兄弟作了他“忠”的祭品。造过朝廷的反，是为不忠；投降朝廷，任人宰割，是为不智；让众弟兄因他而死，是为不义！而他偏偏以“忠义”相标榜！
通过上述对宋江忠义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忠义思想固然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但忠与义的矛盾却始终存在着，只不过在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而忠对义的主导作用，又使得宋江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忠”和“义”是极端对立的两种思想。一方面，宋江对皇帝特别“忠”，始终没起过反抗皇帝的念头，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造反行为皆归结为忠君爱国，为国除奸；另一方面，他对梁山兄弟又特别义。然而，皇帝与“贼寇”之间毕竟又是水火不相容的。皇帝才是造成社会黑暗的罪魁祸首。对残民以逞的皇帝绝对忠，就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特别义。招安之后的残酷现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是一个明证。反之，对人民群众特别义就不可能对皇帝绝对忠。遗憾的是，作者却让宋江将这对立的双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所谓第三条道路。
首先，作者让宋江把皇帝与奸臣分开，把起义宗旨限定在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上；其次，又把“义”放在“忠”的附属地位，忠义思想实质上变成了绝对的忠君思想，而“义”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束缚梁山好汉的一种精神枷锁。试看李逵的反抗精神多么强烈，可是一遇到宋江哥哥就低眉称诺，一味顺从，那怕成了宋江“忠”的牺牲品，还甘愿做一名小鬼追随他。梁山兄弟均反对招安，可是唯独不反对自始至终主张招安的宋江，并对他表现出盲目的绝对的顺从。正是在“义”的欺骗下，梁山兄弟才甘愿随宋江征辽寇，平方腊，一百单八将损折大半，最后连宋江自己也成了其忠义思想的牺牲品。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说明，宋江的“忠”既未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而他的“义”也没能保全梁山兄弟的性命，甚至连反贪官污吏这一目的也没能达到。
宋江性格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矛盾。这从小说和题目《忠义水浒传》上也不难看出。出于对封建正统思想的考虑，作者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安排宋江的出路，以使之合乎忠君爱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大力鞭挞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使造反起义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造反英雄的歌颂。作者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不仅毫无保留地体现在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使得宋江成为小说中最失败的人物，而且体现在小说的招安结局上，使得《水浒传》的主题呈现出完全对立的思想特性。作者既不想让宋江起义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那么，草寇生涯就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招安即投降朝廷才是青史留名的美事。宋江这个形象的失败，就在于他完全成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筒，以至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前后矛盾，破绽百出！
可以说，正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导致了宋江性格的分裂，最终使其缺少真实感。
中国的古典小说,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引起后人不绝的评赞。但是,人们的注意力似乎总愿集中到小说的主角身上,对于其中的配角,小人物,大都不够重视。因为,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人物常常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可事实上,一部好小说,其中的配角并非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因为尽管他们是配角,是小人物,可也是活生生的人,是社会的构成部分。就社会而言,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价值,“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李贽语)作为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在小人物的塑造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这不仅仅表现于对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也表现于对书中的配角,小人物的传神描写与刻画。《水浒传》中的众多小人物,组成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本文拟结合作品对郓哥、王婆、何九叔三个小人物形象的塑造,谈谈《水浒传》中配角的塑造及其在书中的价值。
一、配角的塑造与情节的发展
我们知道,情节是着眼于、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的,若没有人物独特的性格发展,也不可能有生动的情节。因为情节的本质就是人物的性格,情节不过是性格的运动而已。因此,情节与人物的性格应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水浒传》中的小人物,作者把他们创造出来,并不只是着眼于人物本身的性格和命运,其主要作用之一,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郓哥,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郓哥是在小说第24回出现的。这是一个市井小人物。他的出现,为的是引出武大得知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奸情,武大被西门庆打,造成潘金莲药死武大的时机等等情节。这一人物虽小,却非常关键。虽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郓哥只是简单的几个镜头,却活脱成一个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并由此让我们看到他在书中的地位和价值。
郓哥可以说是武氏家庭事件的引爆者。他机智、聪明还极有孝心。这是一个未脱孩子气的少年。他的最先出场,是由于与西门庆有联系,正因为如此,他听说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在别人的戏弄下,他带着孩子般的得意和闹着玩的心情到了王婆家。他清楚地知道王婆是知内情的,可他并不直接点明。有这样一般对话———王婆:“郓哥,你来这里做甚么?”郓哥道:“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婆子道:“甚么大官人?”郓哥道:“干娘情知是那个,便只是他那个。”没有描写,没有说明,只简单的几句性格化的对话,便显示出了郓哥的灵巧。当郓哥被王婆打骂之后,书中写道: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过,一头骂,一头哭,一头走,一头街上拾梨儿。这几个“一头”,就把一个十五六岁少年的单纯、气恼、无奈和孩子气,用他那富有特征的动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郓哥很自然地产生了对王婆的愤恨和报复心理,所以说出了“老咬虫!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说与他,不做出来不信!”这样的话。郓哥的一举一动,都显示了他在社会矛盾中所处的地位,显示了他的独特性格以及在特定场合下的心理状态。若换了别人,或许就不会有与王婆的对打,若没有与王婆的对打,也许就不会那么自然,那么快,那么合情理地使武大知道真情;如果换一个人,也许会想出更高明点的捉奸方法,若真是这样,那往后的故事情节很可能就要更改一下了。而正是这个郓哥,这个在特定环境中形成自己个性的郓哥,才使武大被打来得这样自然,这样顺理成章,才引出了“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以及郓哥大闹授官厅,武松计杀西门庆等往后的一系列情节,从而很自然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我们不难看出,就郓哥而言,塑造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以便给刻画故事中的主人提供条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郓哥这个人物也不是随便写出来的,作者对他也是精雕细刻的。他个性鲜明,虽只是白描式的描写,但他那性格化的语言,个性化的动作,却使这一形象塑造得生动、传神,并使得故事情节发展得自然、真实,曲折跌宕,引人入胜,从而给主要人物登场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因此,郓哥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他的成功塑造,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他在书中所起到的作用,决定了他在《水浒传》中的价值。
二、配角的塑造与主要人物的关系
小说中塑造典型人物是很重要的,典型人物塑造得是否成功,往往关系到整个小说的成败。应该这样说,《水浒传》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出色地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但是,“人要有现实客观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周围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没有一座庙宇来安顿一样。”(黑格尔语)若没有这样一个自然的、社会的“周围的世界”,小说中的典型本身就会变得很抽象,从而失去他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而这个“社会的周围世界”,就体现在典型人物以外的一些次要人物身上,这些次要人物塑造得好坏,即这个“社会的周围世界”是否精彩,往往影响着典型人物的塑造。
《水浒传》中,王婆和何九叔都是出现在作者精心创造的武松的性格传记里的。(前面提到的郓哥亦不例外)他们对故事情节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他们的存在,更衬托了作为典型人物之一武松的性格特点,使得武松本来极富特征的个性更鲜明。
王婆是一个善于投机钻营、损人利己的江湖市侩,也是一个串百家门的三姑六婆。她善于揣测人们的心理,能说会道。她能“教唆得织女害相思,调弄得嫦娥寻配偶”,她的性格特点,在她看出西门庆的心事以及为西门庆策划引诱潘金莲的两段描写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看出西门庆的心事,是王婆凭着自己的经验。王婆的目的是想从西门庆那里获点利。于是她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慢慢引西门庆上钩,然后从他身上捞一把,“着些甜糖,抹在这厮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厮会讨县里人便宜,且教他来老娘手里纳些败缺”。王婆的目的达到了,当然西门庆的目的也达到了。王婆那种种布置和推测,大概也只有王婆能想得出。她不露破绽地让人慢慢走进她布置的圈套中。为了自己得到,她不惜唆使西门庆、潘金莲毒害武大。这足以见出王婆狡诈、刁钻、恶毒的品性,这个畸形人物的市侩阴毒性格特点,被作者刻画得逼真传神。她的结局,也水到渠成,令人拍手称快。
如果说王婆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一个畸形人物,那么何九叔则是属于生活下层中的另一种人了。他精细、圆滑,谈不上太坏,也说不上好。他是团头,管理地方上的殓尸抬埋一类的事,因此他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各个层次。为了生存,不得不给自己着上各种各样的保护色。收殓武大尸首,他的精细使他一开始就觉得跷蹊。平白无故,西门庆突然设酒招待,又给他银两。当何九叔看到潘金莲时,心里就更有数了,“原来武大却讨着这个老婆,西门庆这十两银子有些来历”,这时,书中并没有对何九叔的性格作怎样细致的描写和说明,只是写出了何九叔见到武大尸首时在行动上的快速反应:何九叔大叫一声,望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但见: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黄,眼无光。这种带有性格特征的“快速反应”,生动地写出了何九叔的久经世故,笔墨不多,却活脱了一个明哲保身的小市民形象。因为应了西门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若逆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谁也不想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又不得逃脱,于是他只有这样干脆、迅速地处理眼前的尴尬,并不露一丝破绽,使人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圆滑、精细和应变能力,这与前文提到的单纯幼稚的郓哥是多么鲜明的对比!这种中庸的态度,等到面对着手握尖刀的武松,则表现得更加突出。
王婆和何九叔,尽管都是下层社会中世故圆滑的代表,但却一个圆滑得很毒、钻营、损人利己,一个圆滑得中庸,不愿招惹是非。两个同类性格却又存在鲜明差异的小配角,在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复杂性的同时,更衬托了武松耿直、勇猛、疾恶如仇的粗犷性格,反衬出武松敢做敢为的豪爽。
这就如同“烘云托月”的道理。画云是为了画月,云画不好,月也就画不好。当人们被月亮的美所吸引时,可能不再注意到云彩的美,但这正体现了云彩美的价值。同样的,为了“画”好武松这一形象,作者下功夫画好了作为烘托武松形象的王婆、何九叔,甚至郓哥。虽然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逼真传神,使得人们看过《水浒传》后,被武松的性格特征所吸引,赞叹这位力大无比,且极有正义感,敢做敢为的打虎英雄。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武松这一典型形象本身塑造得好,当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时,却发现了作为小人物,作为配角的王婆、何九叔、郓哥等人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些小人物的成功塑造,才使得小说的主人们有了生活的空间,才使人们感受到了典型人物的真实,社会的完整和人物性格的鲜明。
总之,一部小说中的配角,决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他们展现出社会生活的复杂面,展现了生活在社会各阶层复杂人物的多样化性格,也为典型人物的存在营造了精彩的、现实的、社会的“周围世界”,亦即典型人物赖以生存的真实的空间。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三《侯蒙传》中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曰：‘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这里所说的“三十六人”无疑是指三十六个头领。这三十六人都是谁呢？
宋·龚开在《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的一书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体箴在焉。……”龚氏所赞的“宋江三十六人”是：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条张顺，船儿火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拚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把宋江排在第一位，以他为首、为代表人，题目上也写上他的名字，作《宋江三十六人赞》；而居然把晁盖排在第三十四位。
在宋江入伙之前，晁盖就是山寨上聚义的总头领；宋江入伙以后，位在晁盖之下，只是个第二把手。然而，龚开为何要如此极力赞扬宋江，而又如此贬低晁盖呢？这是因为宋江自号“呼保义”（“呼群保义”之意），他不反对皇帝，呼唤众人对皇帝保持忠义，他是忠于皇帝的，一心企盼招安报效朝廷，故不“僭侈”自称为王；而晁盖恰恰相反，居然自称为“铁天王”，要与大宋皇帝作个对头。龚开也好，《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的作者也好，他们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主张对皇帝保持忠义，维护皇帝的最高统治，故极力赞扬宋江而贬抑晁盖。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第七十一回中有云：“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道出了其中真谛。龚开也说：“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外，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在，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这里所说的“圣公”，指的是方腊。宋·方勺《泊宅编》中云：“腊自号圣公，改元永乐。”龚开对方腊自号圣公而称帝，改元永乐，是反感的，认为他不如宋江“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龚氏赞“呼保义宋江”云：“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他把董卓和方腊都视为“乱臣贼子”，不能认识到董卓与方腊的本质区别。“不假称王”的“王”指的是帝王，而不是帝王以下的“王侯”的“王”。他赞“尺八腿刘唐”云：“将军下短，贵称侯王。汝岂非夫，腿尺八长？”可证“贵称侯王”服从帝王是可以的，但万万不能称帝王，因为传统思想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晁盖却自称为“铁天王”，龚开对此是不满的，故对“铁天王晁盖”的评语中有“顽铁铸汝”之句，由“铁天王”的“铁”联想到“顽铁”，以贬抑晁盖之顽固，把他从第一座次降到第三十四位。在宋元间无名氏《大宋宣和遗呈》、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元明间施耐庵与罗贯中的《水浒传》中，都让这位“天王”晁盖早早的就死了，这正是“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之意。
无名氏《大宋宣和遗事》中写的宋江三十六人与龚开写的不完全相同。《宣和遗事》中讲有这样的故事：奸臣朱勔运花石纲时，差杨志、卢（黄丕烈本作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二十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这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弟兄，誓有灾互相救援。卢（黄本作李）进义等十人运花石已到汴京；只有杨志在颖州等候孙立不来，遇着雪阻，旅途贫困，饥寒交迫，只得将一口宝刀出市货卖。一个恶少前来无理取闹，纠缠不休，被杨志所杀。太守判将杨志诰札出身尽行烧毁，枷配卫州军城。行次遇孙立，问杨志为何犯罪，杨志说了原委，各人自去。孙立心想杨志因等候我而犯此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于是星夜奔归京师，报与卢（黄本作李）进义等知道杨志犯罪因由。十一人商议后，径往黄河岸上等等杨志过来。杀了防送军人，同行太行山去落草为寇。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缎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一日午后马安国等人行至五花营堤上，在路旁树荫下歇凉时，见八个大汉，其中一人担一对酒桶，也来歇凉。马县尉饥渴瘐困，买了两瓶酒，令一行人都喝了些，不想全被麻倒，不省人事。笼内金珠宝贝缎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马县尉等人半夜醒来，不见了担杖，只见一对酒桶撤在一旁，遂挑起酒桶，至南洛县，对知县尹大谅说了原委。尹大谅令司吏辨认酒桶，见桶上有“酒海花家”四字，遂派缉事人王平去缉查。王平至五花营前村，见酒旗上写着“酒海花家”，遂将店主花约捉拿，付吏张大年勘问。花约供出日前午间有八个大汉来吃酒，说是往岳庙烧香，借了一对酒桶，买酒挑桶而去。张追问八大汉姓名，花说为头的叫晁盖，号铁天王，在郓城县石碣村住；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七人。张大年遂行文字下郓城县根捕。郓城县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后，星夜跑去石碣村报与晁盖等人，晁盖等当夜逃走。宋江至天晓，将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董平只捉得晁盖之父晁太公，用绳捆了，管押解官。途中晁盖等人把晁太公抢去，董平率众回县。晁盖等八人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是二十个人，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晁盖念宋江相救恩义。密使刘唐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交与娼妓阎婆惜收了，机事不密，被阎婆惜得知来历。宋江因父病请假回家，途中遇旧时相知杜迁、张岑，二人捕鱼为生，偶留得一大汉索超在酒店饮酒。又有董平为捕捉晁盖不获，受了几顿粗棍限棒，将身在逃，恰与宋江途中相会。索超说自己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愿落草。宋江遂写书信荐此四人去寻投晁盖。宋江归家医治父病愈后，再回郓城县。见阎婆惜正与吴伟偎依偷情，一怒之下杀了阎婆惜、吴伟，只得逃回宋公庄。知县派巡检王成领大兵弓手去宋公庄捉宋江，宋江逃躲在屋后九天玄女庙中。王成只得将宋江之父拿去。宋江躲过灾难，拜谢了玄女娘娘，见香案上有一卷天书，上题诗四句：“破国因山木，刀兵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他省悟到这说的是“宋江”。翻阅天书，见有三十六将姓名：
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卢（黄本作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百跳（黄本作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撞直董平，插翅虎雷横，关髯公朱仝，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青，没遮拉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拚命二（黄本作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着云杜迁，铁天王晁盖。
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延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宋江遂带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泊寻哥哥晁盖。及到梁山泊，晁盖已死。宋江对吴加亮等人把天书说了一遍，首领吴加亮、卢（黄本作李）进义和那几个兄弟共推宋江做首领。宋江道：“今会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花和尚鲁智深。一丈青张横，铁鞭呼延绰。筵会散后，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扬、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呼延绰带领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降宋江为寇。僧人鲁智深亦反叛来投奔宋江。这三人来后，恰好是三十六人数足。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招谕宋江等。元帅张叔夜，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中的“三十六人”不包括宋江在内，宋江是三十六将之帅，故云“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宋江和那三十六人”云云，足可证加上宋江乃是三十七人。天书上三十六人名单，“铁天王晁盖”居然排在最末。晁盖死后，又添加了名单上所无的一丈青张横及不知绰号的李横，成了三十七人，加上统帅宋江该是三十八人了。《宣和遗呈》中错讹之处甚多。如说“今会中只少三人”，是花和尚鲁智深、一丈青张横、铁鞭呼延绰；然下面却说呼延绰带领李横投降宋江为寇，僧人鲁智深亦来投奔宋江。那么张横和李横是否为同一个人呢？看来像是同一个，李横当是张横之误。然天书上三十六人名单中既无张横，也无李横，甚至没有一个绰号为“一丈青”的。名单中有一个火船工张岑，然此人上梁山泊比宋江还早，显然不是“今会中只少了三人”中的一丈青张横。名单上的铁天王晁盖已死，递补上一丈青张横，仍然是三十六人，加上主帅宋江，共是三十七人。《宣和遗事》上说的宋江“带领得朱仝、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泺上……”吴加亮等人“见宋江带得九人来……”也有误。从天书上的名单来看，宋江带来的是十人，即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史进、公孙胜、张顺、武松、石秀。另外，叙事中说的是关胜、阮通，天书上名单中却作关必胜、阮小五，名字不统一。
《宣和遗事》中的三十六将与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三十六人的绰号、姓名并非全然一样。《遗事》中的吴加亮，在《赞》中作吴学究；《遗事》中的卢（黄本作李）进义，《赞》中作卢俊义；《遗事》中的李海，《赞》中作李俊；《遗事》中的入云龙公孙胜，《赞》中无；《遗事》中的浪里百跳（黄本作白条），《赞》中作白跳；《遗事》中的阮进，《赞》中作阮小二；《遗事》中的豹子头林冲，《赞》中无；《遗事》中的金枪手，《赞》中作金枪班；《遗事》中的赤发鬼，《赞》中作尺八腿；《遗事》中的一撞直，《赞》中作一直撞；《遗事》中的王雄，《赞》中作杨雄；《遗事》中的张青，《赞》中作张清；《遗事》中的急先锋，《赞》中作先锋；《遗事》中的火船工张岑，《赞》中无；《遗事》中的一丈青张横，《赞》中作船火儿张横；《遗事》中的摸着云杜千，《赞》中无；《赞》中的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遗事》中均无。《赞》中算上宋江、晁盖，共是三十六人；《遗事》中不算为帅的宋江和已死的晁盖，加上一丈青张横，是三十六人，倘算上宋江，则是三十七人。
对《赞》和《遗事》作了比较后可知：《赞》中的吴学究与《遗事》中的吴加亮应是一人；《赞》中的卢俊义与《遗事》中的卢（黄本作李）进义应是一人；《赞》中的李俊与《遗事》中的李海应是一人；《赞》中的阮小二与《遗事》中的阮进应是一人；《赞》中的杨雄与《遗事》中的王雄应是一人；《赞》中的张清与《遗事》中的张青应是一人。《赞》比《遗事》多出解珍、解宝二人；《遗事》比《赞》多出林冲、公孙胜、杜千、张岑四人。
《水浒传》的作者肯定读过《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与《大宋宣和遗事》，因为《水浒传》中即有《赞》中的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也有《遗事》中的豹子头林冲、入云龙公孙胜；《水浒传》中的天罡星三十六将的姓名和绰号也基本上是从《赞》和《遗事》来的。《水浒》把《赞》与《遗事》中的晁盖屏除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外，甚至七十二地煞星中也没有他。把孙立也降到了地煞星之中。《遗事》中摸着云杜千，在《水浒》中被改为摸着天杜迁，也被置于地煞星之列。《水浒》综合了《赞》与《遗事》两书中所开的名单，对少许人名、绰号作了修改，重新排列了一个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员名单：天魁星呼保义宋江（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绰号用两书，姓名用《赞》），天机星智多星吴用（绰号用两书，名另改），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绰号与姓名用《遗事》），天勇星大刀关胜（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雄星豹子头林冲（绰号与姓名用《遗事》），天猛星霹雳火秦明（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威星双鞭延灼（绰号与名另改），天英星小李广花荣（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同上），天富星朴天鵰李应（同上），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同上），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同上），天伤星行者武松（同上），天立星双枪将董平（绰号另改，姓名用两书），天捷星没羽箭张清（绰号用两书，名用《赞》），天暗星青面兽杨志（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祐星金枪手徐宁（绰号用《遗事》，姓名用两书），天空星急先锋索超（同上），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鼻星赤发鬼刘唐（绰号用《遗事》，姓名用两书），天杀星黑旋风李逵（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微星九纹龙史进（绰号和《遗事》，姓名用两书），天究星没遮拦穆弘（绰号用两书，名另改），天退星插翅虎雷横（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寿星混江龙李俊（绰号用两书，名用《赞》），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将两书中阮小五的绰号移在阮小二的头上），天竟星船火儿张横（绰号用《赞》，姓名用两书），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将《赞》中阮小二、《遗事》中阮进的绰号移在阮小五的头上，阮小五的绰号改为短命二郎极不合理），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绰号用《赞》，姓名用两书），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牢星病关索杨雄（绰号另改，姓名用《赞》），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绰号与姓名用两书），天暴星两头蛇解珍（绰号与姓名用《赞》），天哭星双尾蝎解宝（同上），天巧星浪子燕青（绰号与姓名用两书）。
“宋江三十六人”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传说有可能基本上合于历史事实，也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合于历史事实。宋江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其他人物可能有一部分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我国的史籍散佚者太多，故很多史实难以查考。然就现存的史料来看，能证明宋江确有其人者还是比较多的，如《东部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卷一百三《侯蒙传》，卷一百八《张叔夜传》，宋·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郑十八，宋·杨促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宋·徐梦莘《三朝弱盟会编》卷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卷八十八，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记》，《泊宅编》卷五，宋·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宋·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墓志铭》，宋·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等等。现存史料中记载有宋江手下之人者就比较少了，但从一些文字中还是能看出端倪的。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载：“建炎元年（1127）秋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守臣向子宠望风逃去……”卷十八载：“建炎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鉴兼知怀德军吴珍袭叛贼史斌，斩之。”这位“宋江之党”史斌，很可能就是那个九纹龙史进，后改名为斌。史进自号为“九纹龙”，“龙”者帝之谓也，故敢于“僭号称帝”。他颇有“铁天王”的胆量，比那跪着造反，“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不假称王，而呼保义”的宋江，气派雄大得多。另外，《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引《靖康小雅》中云：“……金人先屯兵县中……翼日，贼遣重兵迎战。招安巨寇杨志为选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共它处也有杨志的记载。这位“招安巨寇杨志”，很可能就是受招安的宋江之部将杨志。由一些史料可知他后来参加了抗金，为先锋。《宋史》卷四七五《刘豫传》和《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中都写有关胜。记载建炎二年（1128）冬，金兵攻济南，济南骁将关胜屡出城拒战，知府刘豫杀其将关胜，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刘豫缒城纳款。何心在《水浒研究》中说：“这关胜可能就是梁山英雄大刀关胜。他随宋江受招安后，做了济南守将，因为抗战而被所杀害，死得是很光荣的。”我同意这一说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三中云：“绍兴五年（1135）九月，自靖康之末，两河之民不从金者，皆于太行山保聚。太原义士张横者，有众二千，来往岚、宪之间。是秋，败金人于宪州，擒其守将。”王
利器先生在《〈水浒〉的真人真事》中说龚开赞船火儿张横云：“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火儿，其数不足。”则绍兴年间保聚义太行山的张横，当就是船火儿张横，我也同意这一说法。张横到后来也参加了抗金战争，而且率众在宪打败过金兵，擒过其守将。王利器先生还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七引《韩忠武王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上云：“建御营，以王（韩世忠）为左军统制，诏平济州山口贼解宝、王大力、李显等，所向剿除，升定国军承宣使。”认为“此被韩世忠剿除的济州山口‘贼’解宝，当是绰号‘双尾蝎’的解宝，他在老家登州受土豪压迫，才逼到济州山口去作‘贼’耳。”这一说法对读者也颇有参考价值
（一）
传记文学是以刻画人物为主的一种文学形式，但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中国古代传记以发展，以唐代为枢纽，形成两个不同的重心。唐代以前的传记，以史书中的传记（即史传）为主流，代表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尤其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的出现，使史传文学呈现出勃勃生机。魏晋以后，文学与史学分道扬镳，史学著作从总体上淡化了文学性，又由于统治者对修撰历史的重视与控制，使史学著作思想性也明显减弱，因此，史传文学逐渐衰微。而从西汉末年开始，由于受史传的影响，各种杂体传记逐渐兴盛，尤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有力维护了杂体传记的发展，使之成为唐代以后传记的重心。（1）
中国古典小说，以唐代传奇为成熟的标志。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历史传记有密切的关系。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尽管他所说的“小说”与现代小说概念相去甚远，但也反映了小说的最初状态，从他所列“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来看，大部分是以 历史命名。章太炎云：“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与近世杂史相类。”（2）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志怪、志人小说，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考证，其中不少名人轶事属可信事实。李剑国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一书中也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所以，志怪、志人小说上承史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起着桥梁作用，但不能把它作为唐传奇的渊源。唐代传奇以史传笔法为主，同时融进了志怪、志人小说的一些特色，成为中国小说成熟的标志。在它之后的小说如话本、讲史等，与史传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即使到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也未脱离传记的影响。
再从人们的审美观点来看，一般人总是喜欢以“史”、“史传”的标准来衡量、评论小说。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认为：“中国的明清时代，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小说本身感兴趣。最简略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也愿接受。……他们不信任虚构的故事，表示他们相信小说不能仅当作艺术品而存在：不论怎样伪装上寓言的外衣，它们只可当作真情实事，才有存在的价值。它们得负起像史书一样化民成俗的责任。”（3）由于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人们评论小说动辄以“班、马史法”来相许，“盲左腐迁”也成为小说评论家常用的术语了。这样的审美观念，也正说明小说与史有一种密切的关系。马瑞临在《文献通考》中说：“传记之作……而通之于小说”，并把《越绝书》等杂史称为“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4）。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小说，正史之余也。”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里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史是基础，对小说及小说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把史传到小说的发展过程作一简要归纳的话，可以说走过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历史重真实，史传则是在真实基础上加进了文的色彩，即以真为生命，以虚为衬托。到了传奇小说后（包括历史演义小说等），则是“三分事实七分虚构”，以虚带实。直到最后，成为纯粹的小说，即完全以虚构为手段描绘人物。把这个线索用图表示，即为：
实（历史）――实·虚（史传）――虚·实（传奇及讲史、历史演义）――虚（纯小说）。
从这个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水浒传》无疑与史传有密切的关系。
（二）
《水浒传》在内在精神方面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
一是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古代传记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都倾向于现实主义，真实描绘历史发展中的人和事，以达到褒善贬恶的目的。尤其是史传作品，《左传》、《国语》、《战国策》乃至于“前四史”，敢于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敢于批判邪恶，歌颂正义。象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敢于冲出为尊者讳的藩篱，把如椽之笔伸向统治阶级内部，揭露其丑恶行径，剔除皇帝头上的神圣光圈；敢于把热情洋溢的笔墨付诸贱微的下层人物，对刺客、游侠等表示极大同情，并且赞扬他们的一些优良品德；敢于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把他们比作汤武孔子，如此等等。正由于《史记》敢于批判现实，所以统治者视之为“谤书”，这也从反面说明《史记》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水浒传》继承发展了史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这种大胆批判现实的精神，是史传精神的再现，正因此，统治者视之为洪水猛兽，把《水浒传》也列为禁书。《史记》是“谤书”，《水浒传》是禁书，足见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反抗精神。由于专制制度的压迫，人的生命活力受到抑制。反抗强暴，乃是人的生命活力的释放，体现了生命的价值。传记文学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像《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张良狙击博浪沙，尤其是秦末农民起义中涌现出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萧何等人，掀起了历史的巨浪，摧毁了暴虐的秦朝，在中国的史册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在反抗精神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复仇因素，个人的、家族的、社会的等等，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精神却深深在感召后人。《水浒传》所描写的农民起义，也正是这种反抗精神的继续。开始是零星的个人复仇，逐渐地发展为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向封建社会挑战，不向官府低头，轰轰烈烈，写出了一部悲壮的史诗。“逼上梁山”，是由被压迫到反抗这条道路的形象化的高度概括。
三是侠义精神。中国古代传记中有“尚侠”精神。侠客为了某种理想、信念，为了报答知已，往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司马迁在《史记》中正式为这类人立传，并予以高度称赞：“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心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虽时扦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的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5）《水浒传》中的英雄无不具有侠义精神，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们的议事厅取名“聚义厅”也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把《水浒传》作为一部表现侠义精神的作品来看，那么，它的源头就是古代传记，尤其是《史记》。从《史记》的《游侠列传》到《水浒传》，其内在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清晰可见的。
四是英雄主义精神。古代传记，记载了大量的英雄人物。从上古时代的黄帝开始，有数不清的英雄。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英雄，也有初出茅庐的少年英雄。他们在历史上、在某个方面有过辉煌，轰轰烈烈干出了一番事业。仅秦汉之际而言，秦始皇撗扫六国，一统天下；项羽叱咤风云，灭掉强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强暴；汉高祖起于贱微，终登帝位；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海；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大将；还有那张良、萧何、陈平，还有那卫青、霍去病，等等，真是英雄辈出。而像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众多的英雄出现在传记之中，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传记因为有了这些英雄而显出勃勃生机同。司马迁曾说作七十列传的原因：“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6）。传记作品记载的就是这些“倜傥非常之人”，是英雄者的颂歌，充满着英雄主义精神。《水浒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曲英雄主义的颂歌。一百零八人，个个都是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具有顽强的斗争精神。传记作品中，许多英雄以悲剧结局，但其英雄主义精神却给人以鼓舞、以力量。项羽失败了，但他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人间。同样，《水浒传》也以悲剧结束，但它留给后人的并不是哀伤，而是那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精神。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传记中还写了大量的忠奸斗争，写了不少命运坎坷的“奇人”，写了许多贤才之人受排斥打击的事实，等等。这些都对《水浒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水浒传》在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曾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7）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水浒传》写法上继承了传记的写人手法，二是说在艺术上又超过了传记。此话颇有见地。《史记》中有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的动人故事，《水浒传》里也有李逵负荆请罪的故事。《史记》中的李广，善于射箭，《水浒传》中有“小李广”花荣，是神射手。《水浒传》中的吴用，人称“智多星”，小说写吴用出场时有一首《临江仙》词赞吴用：“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这就是说，吴用就是《史记》中的陈平、《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宋江出场时，作者也称赞“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可见宋江身上具备了《史记》中萧何、孟尝君两人的特点。《水浒传》中大量的诗词取材于传记的事实。如第十一回写林冲逼上梁山后，受到王伦刁难：“闷似蛟龙离海岛，愁如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泪涟涟，江淹初去笔，项羽恨无船。高祖荥阳遭困厄，昭关伍相忧煎。曹公赤壁火连天。李陵台上望，苏武陷居延。”这首《临江仙》词连用十人典故，基本都出于传记之中，尤其是《史记》、《汉书》、《三国志》这样的史传作品。《水浒传》对传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个性化的人物。传记与小说，虽属不同的体裁，但都以刻画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为主要目的。中国古典传记，从《左传》开始就已刻画个性化的人物，到《史记》显得更为突出：“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的廉颇面目，樊哙的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8）为了写出个性化的人物，传记作者都特别注意选择典型事件，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用人物自己的行动、语言来体现其个性。有时为了突出个性，还采用对比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传记的这些特点，也写出了极有个性的人物。金圣叹评《水浒传》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人，也只是一样。（9）”、“《水浒传》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10）”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身份、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水浒传》也注意选择典型事件表现人物个性，如通过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表现了武松刚毅不阿的性格；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官寺、大闹野猪林等一系列事件，表现了鲁智深嫉恶如仇、直爽粗犷的性格。《水浒传》也注意用人物自己的行动、语言表现其性格特征，如“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写道：“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擎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寥寥几笔，刻划了石秀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可以说，小说对传记文学的写法都有继承与发展。
其次是戏剧化的场面。戏剧化的场面，是指作品所表现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愈激烈，场面就愈宏大，作品的节奏也随之加快。传记文学中的场面描写是极为常见的，战场上、朝廷里、宴会上，矛盾无处不存在，无时不冲突。如《史记》中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背水一战”、“东朝廷辩论”、“易水送别”、“荆轲刺秦王”等，都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也不乏场面描写。到了《水浒传》，更加注意场面描绘，调动各种手段，大肆渲染重要场面，使其有声有色，扣人心弦。明代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雅士之赏此书，甚以为太史公演义。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主枚举。而其最犀利者，则无如巨鹿破秦，鸿门宴张楚，高祖还乡，长卿如邛，范蔡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其千秋绝调矣。《传》中警策，往往似之。”《水浒传》中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花荣大闹清风寨”、“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梁山泊排座次”等，都对传记艺术进行了新的发展。《水浒传》中有些场面还可以从传记中找到原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水浒传》第34回写花荣、宋江设计擒拿秦明，用的也是这种招法：“先使小喽罗或在东，或在西，引诱的秦明人困马乏，策立不定；预先又把这土布袋填住两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上面却放下水来。那急流的水都结果了军马”。但《水浒传》决不是单纯地模仿传记，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
第三，《水浒传》在叙述方法上，采用了传记的形式。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自成文字。亦的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可以说，《水浒传》就是一百零八人的列传。纪传体例是由司马迁《史记》开创的，这种形式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以写人为中心，写故事先从主人公家世、来历写起，对人物的姓名是、籍贯以及外貌、性格等作简括介绍，然后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一直写到人物的死，乃至于写他的后代子孙；其二是写人物时不是纯记流水账，而是每篇有一个“主脑”，围绕人物的性格特征选择几件典型事例，有重点、有层次地叙写；其三是情节起伏多变，引人入胜，但又写得有头的尾；其四是结构独特，《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传著作中的人物传记，从总体上看属于史书的一个部分，但各篇之间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每篇传记都有作者的评论，以“太史公曰”、“赞曰”等形式出现，或在文后，或在文前，有时在叙事中直接评论，夹叙夹议。《水浒传》深受这种形式影响，每个主要人物出场，作者都要先介绍一番此人的姓名籍贯，绰号武艺，象晁盖、宋江出场时的介绍，都非常细致。小说中的故事极富生动性、曲折性，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变化多端，每个人都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提起林冲，人们就会想起他“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火拼王伦”等故事；提起鲁智深、武松、杨志、李逵等等，人们都会想起他们极富个性的事件。《水浒传》在结构安排上，主要是单线发展，但又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每个人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或短篇，通过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壮阔画面。《水浒传》中也明显地带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对人物进行评论，有时借他人之口评论，有时直接评论，有时在某个英雄事迹完全结束时，也有一个类似“太史公曰”的评论以韵文形式出现。如第44回写石秀出场时，借戴宗、杨林之口称赞：“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并有诗为证：“路见不平真可怒，拔刀相助是英雄。那堪石秀真豪杰，慷慨相投入伙中。”又从杨雄眼中看石秀，果然好个壮士，并以《西江月》词单道石秀好处：“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
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拚命三郞石秀。”这种正面、侧面评论人物的方式，无疑也是受到纪传体例的影响。
第四是虚实结合的手法。由于刻画人物的需要，传记与小说都要进行拟言代言，合理想象。一般来说，传记所记述的是真人真事，真实是它的基础，这是一种“真”。还的一种“真”，即艺术的真实。传记作家根据历史事实，在符合生活逻辑、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对所写事件进行合理的艺术发挥，使历史的“真”显得更为形象、生动。为此，作者设身处地，替人物拟言代言，使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11）”传记在刻划人物形象时往往采用以虚补实、以艺术之真补充历史之真的方法，这给古典小说虚实相生、寓实于虚的方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在这一点上，传记与小说只是“相通”而不是“相同”。小说的特点，正如金圣叹所说是“因文生事”（12）。可以进行虚构，具有更大的想象自由，不像传记那样是“以文运事”（13），要受到历史事实的限制。虚实结合还体现在对那些奇人奇事的描绘。传记中的奇人奇事，颇具浪漫主义色彩，他们在某些方面总的超人之处。《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这比传记有更大的发展。作者把英雄们的反抗性格和道德情操，提到很高的境界，并把自己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虚实结合还表现在对人物行为的渲染和夸张上。传记中写人物，在真实的前提下适当进行艺术夸张，如《史记》写项羽，多处用夸张手法，写巨鹿之战时，连用几个“无不”，渲染气氛；写到楚汉相争时，项羽：“瞋目而叱之”，使对方人马俱惊、倒退几里。《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传记的夸张手法，写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极富浪漫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