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女性的评毛禁书

张戎与《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

2005年6月2日，英国华裔作家张戎(Jung Chang)和她的丈夫乔恩.哈里迪(Jon Halliday)推出新作《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Story)，三天内，八万册精装本便销售一空，同时又跃居亚马逊网非小说类排名榜榜首，并成为英国畅销书第一名。

  《独立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星期日电讯报》、《观察家报》、英国广播公司等，以及欧洲的各大媒体、美国的《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都对张戎和哈里迪，还有这部“将震惊世界”的新作进行了采访和报导，可谓盛况空前。那么，这部被媒体称为“一块块拆卸毛泽东神话”的新作，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为何会在西方媒体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和关注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各大媒体介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毛泽东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对人类造成的祸害不相伯仲，但世界对他的了解却少得出奇。毛要对在和平时期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7000多万中国人死亡负责，这也使他成为世界历史中最大的刽子手。

    ——在内战期间，毛泽东并没有组织和领导1934年至1935年的红军残余部队躲避国民党部队追击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相反，他的相对较小的部队却被鄙视他的同事甩在后头，后来这支部队的绝大部分因为毛的计划和无能指挥而被消灭。

    ——毛长征神话之一的飞夺大渡河泸定铁索桥，完全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枪林弹雨下的英雄，红军未受干扰就过了河。由于有这样的好运气和苏联的不断支持，毛才终于取得了突破。

    ——在40年代初期，为了让红军获得资金，毛号召种鸦片，每年给红军带来6000万美元($60 million)的收入。在大批量种植导致价格下跌后，毛才停止种植鸦片。

    ——毛得以在长征中幸存下来，是因为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达成了一笔秘密交易：蒋让红军逃脱，来换取苏联释放他的儿子，也就是蒋家王朝的最后继承人蒋经国，当时蒋经国已被扣在莫斯科当人质。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引诱敌对的红军小派别相互残杀，并活埋了一些幸存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二战期间，毛泽东并没有打击日本人，取而代之的是他欢迎日本侵略大陆。他和斯大林计划跟日本把中国一分为二，毛的苏联傀儡政府要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很多。

    ——毛从他的著作版税中获得财富，所有中国人都被强迫读他的书，而其它作者的作品一律被取消，毛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制造出的惟一的百万富翁。


    张戎是谁？

    据张戎在其代表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中自述，父母很年轻时便加入了共产党投身于革命，父亲在文革前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戎出生在四川，文革期间曾当过农民、炼钢工人和赤脚医生，70年代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被保送到四川大学，1978年作为文革后最早的一批大学生被派往英国约克大学留学。英国《独立报》说，张戎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介绍说，1978年，张戎在英国约克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决定留在英国自我流放。10年后，她的母亲与其团聚后，她写出一部不仅改变了她的生活的回忆录，而且也改变了外部世界去观察中国的方式。《鸿》成为英国出版史上非文学类最畅销的书，共售出1000万本，已被翻译成30种语言。

    张戎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刚到英国留学时，她感觉到如同进入了另一个星球，“我记得在看到眼前的鲜花时感觉到是如此的幸福，我也记得错进了一个男洗手间，因为它的标记上是有人穿着裤子，好像中国妇女不得不穿的毛式服装。我们当时14个人的小组，都穿着这种服装。一开始我不知道如何礼貌待人，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礼貌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当时人们相互问候的传统方式就是‘你去哪儿？你吃了么？’我初到伦敦时不停地问着这些，也总能得到莫名其妙的观看。”

    在回忆初到英国留学的情形时，张戎说：“我们被要求不得独自外出，当然也不得进入酒巴，因为我们已被告之那里是下流场所，有裸体女郎在桌子上跳舞。我们还被警告任何人不得交外国男朋友，否则就会被装进麻袋运回中国。在我来到这里至少一年后，无论什么从中国大使馆附近走过，我的双腿都发沉，如果我在车里，我就会放倒座位，这样我就不会露出自己的脸。在我来这儿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都经常会对中国产生恐惧。《鸿》的创作是我医治这种恐惧的疗法。”


    张戎谈“我和毛泽东”

    张戎的家位于伦敦西部，客厅中摆放着一祇很大的陶瓷马，墙上挂着一幅被中国人称为“大鼻子”的外国人在紫禁城向清朝某位皇帝磕头的油画。现年53岁的张戎在接受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记者尼格尔.法恩戴尔(Nigel Farndale)采访时，指着这些珍藏轻声用带着汉语口音的英语说：“它们提醒我被他摧毁的一切。”

    他，指的就是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也是她和她的丈夫、英国历史学家哈里迪用了10年时间研究和撰写的800多页新传记的主题。张戎齐腰长的黑髪对采访她的法恩戴尔来说可能也是某种提示，或是对她在14岁加入红卫兵时被强行剪掉长髪的反感，因为长髪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张戎微笑一下说：“不，不，我祇是喜欢长髪，我丈夫也很喜欢。”张戎当然也有清新活泼的一面，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描述自己。尽管她在采访期间不停地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咯咯的笑声，但她的情绪却一直保持着警惕性，甚至怀疑，但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张戎的前半生是艰辛的，始终铭记着不信任和恐惧。 张戎说，她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阶级敌人，母亲脖子上挂着牌子被游街示众，父亲遭到酷刑并被送到一个劳改营，并在那里发疯，于1975年离开人世。随后，张戎被驱逐到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当农民，后来又当过钢铁工人，最后返回城市，并被“罕见”地同意出国留学。

    《星期日电讯报》说，对张戎这一代人而言，所有人都在少年时期被灌输着思想。“在我14岁那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很快我就看到了暴力和暴行。在学校，我和同学们都看到我们的老师被虐待和遭到殴打，我们被命令去拔掉学校草坪的绿草，因为养花弄草已被视为资产阶级。”张戎说。

     “我看到我的母亲在公开大会上被批斗。在遭到一大群人咬紧牙关歇斯底里地大声喊叫和痛骂时，她不得不跪在碎玻璃上低头‘认罪’。回到家时，她的膝盖上都是玻璃碎片，我奶奶不得不用镊子把它们挑出来。目睹了这一幕，我学着变得勇敢了一点，我希望我母亲能看到我，或知道在外面还有人爱着她，并能从中获得一些力量。”

    虽然《鸿》让张戎已一举成名，但此书一直在中国被禁，这是否会让她在新书创作中碰到困难？张戎回答说：“也有，也没有。1994年，(北京)向毛的内部圈子签发了一项有关我的最高密令。有一些人由于担心而拒绝接受采访，但绝大多数人仍同我们进行交谈。我想人们不敢揭发过去真正发生的一切，因为现在的中国政权就是从毛那里继承了合法性，所以他们不想拆毁有关他的神话。”


    为什么不为毛说些好话？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在采访时问张戎，为什么不为毛泽东说些好话？难道你对毛泽东有偏见么？张戎回答说，恰恰相反，她曾想方设法要夸奖毛泽东，但却找不出一点值得夸奖的地方，因为毛太缺德又太狡猾。

    《时代》周刊记者接着又问道：如果说毛泽东那么坏，为什么现在还有许多大陆人怀念毛泽东？张戎说，那是共产党洗脑的结果，这种洗脑非常可怕，因此毛现在仍被当作英雄，毛的画像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戎说，她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把毛的画像从天安门上摘下来。

    《星期日电讯报》记者法恩戴尔在采访中问道：我设想，你把毛泽东说成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邪恶，中国则不会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张戎回答说：“但这是事实。”毛泽东要对和平时期他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7000多万人死亡负责。

    法恩戴尔指出，但毛泽东所做的一切确实不能跟令人憎恶的毒气室相比。张戎说：“是不能，但毛却制造了一种几乎前所未有的恐惧、怀疑和憎恨的气候。这种恐怖如此之大，乃至家长都不敢跟自己的孩子谈论这些。毛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不同在于，他喜欢让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遭受酷刑和被处死。而希特勒和斯大林则喜欢秘密地拷打和处死别人。在这两位欧洲暴君死亡后，他们的本国人民立即对其进行谴责，然而毛在中国却仍是个圣人，他的画像和遗体至今保留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来，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将决不会继续前进和发展。”

    法恩戴尔问道：怎么祇有她自己一个人站出来对毛表示怀疑呢？张戎说：“并不是祇有我一人，不管怎么说，我在后来才提出了我的怀疑。我当初没有清晰地挑战他，因为我想一定是他身边的人做了这些坏事。在没有其它信息来源情况下，很难清楚地思考这些，你无法同别人讨论这些问题。”

    张戎回忆说：“我大概在我16岁生日时第一次开始怀疑毛。那天我写了一首诗，但后来由于迫害我父亲的人来家里抄家，我不得不把它撕毁并冲进厕所。我那时就扪心自问：‘如果这就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天堂，那么地狱会像什么？’但那时我不敢公开挑战毛。他太令人害怕了，以至于不敢这样想。”

    《独立报》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数百万官员、教师和作家遭到红卫兵的虐待和折磨。张戎和哈里迪已在这本新书找到了毛泽东发动这场恐怖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动机：祇是简单地想利用这场革命来打击报复党内持不同意见者。

    中共官方历史说，在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已意识到大跃进的政策不管用，并由于大饥荒而停止了粮食出口。“但我们所发现的却完全不是自愿的，毛仍想继续大跃进，但当时的中国二号领导人刘少奇伏击了他，智胜了他。”刘赢得了党代表的支持，最终迫使毛改变了主意。

    因这件事恼羞成怒的毛泽东，随后便计划发动一场对所有党内反对者进行革命的运动，尤其是对刘少奇。


    写关于毛的书是为了复仇？

    那么，写这本关于毛泽东的书是为了复仇？《星期日电讯报》记者法恩戴尔问。张戎回答说：“我不会那么说。复仇暗示着某些个人的东西。我要写一部公平而客观的传记。毛并不祇是让我和我的家庭遭到伤害，他伤害的是整个中国社会。”

    张戎家也在这场大革命中遭遇了痛苦的磨难，“从个人角度说，在写作这本书时，我并没有感到多少震惊，我已不再回忆过去，坦率地说，复仇不是我的本性。”相反，曾经也当过红卫兵的张戎说，她写这本书祇是想试图了解毛和他的动机。

    在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阿拉迪斯(Lisa Allardice)采访时，张戎说，这本传记与其它所有关于领袖的传记截然不同，“像长征、抗日战争、毛如何获得政权、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所有历史事件，我们的故事都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解释毛。”

    张戎介绍说，他们所搜集到的有关毛泽东的历史资料很零碎，也没有人把这些数据组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紧凑的画面。书中既有历史启示，如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复杂关系、与尼克松的冷嘲热讽，也有迷人的历史轶闻，如毛泽东在长征时命令丢弃自己刚出生的婴儿、20多年拒绝洗澡等，这本传记的目标就是想拆除毛式主义所建立的基础原理。

    《卫报》说，在这部传记中，缺少思想信念的毛泽东，已远不是一位在共产主义神话中的伟大农民领袖，他的动机祇是简单地追逐个人权力，他蔑视平等，推出连续不断的反农民政策。毛泽东不满足于对中国所实行的暴政，他还想征服全世界，并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核武器，想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张戎认为，这就是“毛的思想核心”。 在谈到对熟悉毛泽东的人进行采访所遭到的阻碍时，张戎指出，中国政府对那些仍健在的毛内部圈子中的人士的警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人们渴望把一些事情说出来。他们意识到如果政府进行干扰，他们的故事就应该讲出来让别人都听到。我经常送给他们一本《鸿》，让他们知道我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将写一本什么样的书。他们知道它将不会成为党的路线。”

    《时代亚洲》周刊指出，张戎和哈里迪在他们的有关毛泽东传记的一开头便宣布，毛应该为和平时期死去的7000多万中国人负责，他比“20世纪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更加残酷。他们所讲的有关毛的“正面”故事之一就是，至今毛仍被广泛地尊敬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但对张戎和哈里迪来说，毛则是个诡计多端的机会主义者，他靠着一路屠杀而爬至权力的最高层，于是又为追求全球影响而浪费生命和人民的财富。     

     50年代末，在许多中国人每天工作20小时并因饥饿而死亡时，毛却在他的众多别墅中休养。张戎说：“在写《鸿》时，我想大饥荒可能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后果，但在研究过程中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更加邪恶。”中国档案馆和前苏联档案馆中的数据显示，毛当时知道，他把大批粮食出口的政策会导致成百上千万人死亡。

    《独立报》说，毛泽东深受德国没有名气的哲学家保尔森(FredrickPaulsen)的影响，后者的理论就是逃避所有责任和义务的约束。在红军长征时期以及后来到了延安根据地，毛都把这个理论投入到实践中。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共产党反对日本人的入侵，吸引了许多年青人投奔延安，其中包括张戎的父亲。张戎说：“但到了延安，他们倍受打击，因为这里没有平等，食品分等级，衣服也分等级。” 如果毛还活着会问他什么？

    如果毛泽东现在就走进这个房间，你们都会向他问些什么？《星期日电讯报》记者法恩戴尔问道。张戎和哈里迪不自在地笑着思考了一下，“我不认为你提出的任何问题将会得到一个有用的答案，”哈里迪最后说，“他会回避。他不会跟你坦诚相待。不管什么时候，他在被问到一个难题时，他都会完全沉默地坐在那里，假装着高深莫测。”

    张戎补充说：“我感觉到这些年来乔恩和我已对毛的精神有了这样一个理解，我们可以算出他的动机。我们不需要再问他些什么，我们就会知道他的答案。”法恩戴尔接着问：“你们不想知道毛是否感觉到任何内疚么？”张戎说：“我们知道他不会。他在24岁时就称自己问心无愧。他祇会简单地决定他不会感到内疚。他说过他抛弃了道德观念。但这种缺少犯罪感，让他增加了强烈的内心恐惧感。在获得政权的前夕，他会在一个陌生人出现时浑身发抖。他变得完全自怜并被他的个人安全而缠住。”

    10年完成一部书可谓时间长久，但法恩戴尔最后最想知道的是，在张戎和哈里迪专心于写作时，毛泽东是否会经常出现在他们的睡梦里。张戎说：“没有，但有时在我们思考一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问题时，答案就会出现在我躺在床上时的某个幻想的时刻，就是在半梦半醒那一刻。”

    在被问到写作这部新着的方法时，日前刚刚在一次滑雪中扭伤韧带、腿上仍带着固定支架的张戎，很不稳定地站立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楼梯旁，冲着正在顶楼工作的丈夫哈里迪喊道：“乔恩，过来一下！”随后，65岁的乔恩便出现了。乔恩和张戎于1980年在伦敦大学相识，11年后才结成连理。张戎对乔恩说：“他想知道我们的工作方法。”

    坐在夫人身边的哈里迪介绍说：“我们是分头进行研究，然后在吃午饭时讨论一下各自的发现，我们按语言划分工作量，真的。针对中国的所有工作，阅读数据和旅行就全由她负责，也是本书中的大批量的工作。”

    张戎接着说：“乔恩是在谦虚，他能说许多种语言，他在许多领域都有最为重要的发现，如俄罗斯档案等。”哈里迪补充说：“但我们是一起进行采访的。”法恩戴尔写道，这本书的长长的被采访者名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前美国总统老布什、福特、前英国首相希思、前波兰总统瓦文萨、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等等。

    法恩戴尔说，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采访。他是毛泽东的辩护者，不是么？

    哈里迪说：“我对基辛格的确有这样的印象，他被绝对政权的观念和中国的神秘所诱惑。他向许多西方人否定了毛的魔鬼般的影响。但正是在白宫建立起一个宣传小组的尼克松总统，鼓励媒体去把他和毛——这两个从物质贫困的背景升至最高层面对所有不利的人进行比较。其实，这是个非常古怪的对比。”


    张戎：这本书将震惊世界！
  
    张戎的《鸿》曾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最畅销的书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她把生命中的10年时间用在研究毛泽东的传记上？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似乎世界各地的读者都在阅读张戎创作的《鸿》，因为它销售出上千万本，并被译成30多种语言，它不仅深深吸引着女读者，也同样获得了像艾密斯(Martin Amis)和巴拉德(JG Ballard)等著名作家的称赞。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两年后出版的《鸿》，是张戎家祖孙三代的回忆录，它记载着三代女性20世纪在中国的可怕经历。此书在恰当的时间满足了渴望了解神秘中国的读者。对许多西方人而言，《鸿》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观察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现在，经过漫长的10多年等待后，张戎又和她的历史学家出身的丈夫哈里迪合写了这部暴露了要为众多的痛苦而负责的毛泽东的真实性格。

    10多年的研究成果，查阅了全世界的档案库，采访了数百人，张戎希望这部《毛：不为人知的故事》能让读者毫无疑问地认识到，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是上个世纪最为残酷的一段历史。“至少7000多万人被害，我们甚至没把像我祖母这样人的去世算在其中，而这些都应该算在毛的头上。这个数字祇包括在和平时代被毛所杀害的人，这绝对是世界历史中前无所有的。”

    那么，毛很明显就是“鸿”的继承者？阿拉迪斯问道。“绝对是！我们被这个人物强烈吸引着，我们想走进他的大脑，拆卸有关他的所有神话。我想我们非常幸运选择了这个研究主题，他是20世纪最大的主题——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形象。我们将填补一项历史空白，它是如此激动人心。”张戎说，相比之下“鸿”将显得苍白。不过，她的丈夫却不同意这样的对比。被张戎称为“她的不穿盔甲的骑士”的哈里迪，是《鸿》的编辑，在这部新书中已成为合写者，祇是他的名字在新书封面中要比张戎的名字略小一些。

    英国《卫报》说，受《鸿》书的影响，许多读者将会购买张戎的这部新书，哪怕这些人没有读过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但他们不会对此书失望。张戎已意识到这本书不会售出太多，但她的期待或许更大一些。“祇要中国存在，人们就会阅读我们的书，因为这是一部有关现代中国的真实历史。我知道我应该做出一个保守的估计和变得谦虚一些，但我认为这本书将会震惊世界，并将会帮助塑造中国。”

    张戎透露说，目前她正在把这部英文版新着译成中文，凖备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并相信尽管此书会遭到中国官方的封杀，但那些想知道历史真相的人，会利用各种渠道把这本书带到中国大陆。


    在不断兴奋中渡过10年


    《卫报》说，《鸿》给张戎和哈里迪带了财政上的独立，让他们两人能够在过去10多年中，“就像两名侦探那样”潜心追踪着这个新主题。哈里迪认为，从时间上看，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在毛泽东去世后，许多熟悉他的人都还健在。 另一件幸运的事就是前苏联的崩溃，让前苏联的相关档案得以公开，“这绝对是来自金矿的原材料”。作为一名朝鲜战争的研究专家，哈里迪能讲俄语，并同俄罗斯数名高层保持联系。在张戎多次往返中国大陆旅行时，哈里迪则埋头于俄罗斯档案馆，搜集着那些令他振奋的历史资料。

    张戎说，她对中国发生的所有改变都感到兴奋，但同时也对中国没有改变的东西有种挫折感和气愤，如毛泽东的画像仍然悬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毛的遗体仍然摆放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中，她的《鸿》仍旧在中国被禁，而中国仍发生许多不公正甚至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总是被这种极度的情感折磨着。那是一个溶进我血液里的地方，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没回去看看，我就会想它并变得焦虑不安，但那里又不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卫报》说，他们看起来并不太像一对夫妇，可能是53岁的张戎长得娇小一些，还像女孩那样留着齐腰的黑髪，而哈里迪则是一头的白髪。然而，这种结合却让他们变成一对可怕的文学伙伴，有着异国情调的魅力和学者般的博学。

    从难以想象的艰辛到文学明星，张戎非凡的崛起过程就像一部虚构小说的素材，正像哈里迪所说的那样“同张戎结婚就好像生活在神话中”。然而，在写作这部新书时，张戎和哈里迪却同他们严重的健康问题进行的抗争。尽管哈里迪现在看起来还有点虚弱，但两人的身体已全部康复了。

    两个人的家庭生活似乎有条不紊，哈里迪在厨房一侧的一个办公室工作，张戎则在楼上的工作室，两个人祇有在吃午饭时才交流一下想法。那么两个人肯定有时也会吵架吧？“不，我们祇对一些事发生过争论，但从未干过仗。”张戎说。但10年多时间两个人与一个暴君分享着生活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们这10年的确是在一种不断的兴奋中渡过的。”张戎解释说。

    在谈到这部新书写作时，哈里迪说，他们努力去寻找那种能够被分享和可以使用的，与《鸿》的风格相类似的一种声音。但最大的困难就是，为了把书限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规模，他们不得不把许多历史数据删掉。“我们想让读者知道的是，我们并不想为了我们的凝视、为了历史学家而去写一本书，我们祇想让普通读者去了解毛泽东。”


    历史资料和被抖出来的猛料

    《时代亚洲》周刊说，为了完成这本传记，张戎同哈里迪走访了大批见证者，既有十几位外国领导人，又有以前被毛泽东宠爱的人，还有受害者和熟悉他的人，也包括听到这位伟大舵手临终前说过“我病了，叫医生”最后一句话的护士。现在还很难测量这部书所有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但毫无疑问它会激怒全球各地的“毛迷们”，尤其是毛在北京的继承者。

    《独立报》指出，从阿尔巴尼亚到华盛顿一系列档案馆中所获得的历史资料，加上10多年来的艰苦工作和研究，让张戎和哈里迪终于完成了这部有关现代中国创始人毛泽东的传记。他们从历史档案中所获得的资料，详细勾勒出这位中国当代伟人另一幅形象，其中包括他对自己亲人的“无情和残酷”。

    书中，毛的第三个妻子被强迫丢弃她的四个孩子，并在遭受多年的精神痛苦后死掉。毛的第二个妻子杨开慧于1930年被国民党处死，她曾在被捕入狱前留下最后一封遗书，并把它藏在屋顶的梁上。张戎在书中介绍了这封新发现不久的书信。

    张戎说，这封在1999年才被发现的杨开慧的最后一封书信，现在仍被认为是敏感的历史资料，甚至毛家在世的后代也不曾看到它。信中充满了杨对毛的痛苦的渴望，以及她对毛抛弃家庭的愤怒。这封信同时还展示出已被共产主义所吸引的杨开慧，正在失去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因为毛坚持杀掉自己的反对者。

    在朋友帮助下，张戎看到了杨开慧临死前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张戎说，在看这封书信时，“我被要求不得记录，但我和我的朋友记住了这封有两页半长的信。”

    尽管中国官方已向那些熟悉毛泽东的“内部人”发出过警告，要求他们在接受张戎采访时当心自己所说的话，张戎说，但绝大多数人正是因为接到这样的警告，才跟她介绍了他们所知道的毛泽东，以及他们所知道的真实的历史。这些人包括负责毛个人生活的工作人员、翻译、保镖、医生和女朋友，他们介绍了毛的丰富的生活方式。

    如：毛喜欢吃鱼，一种特别的鱼就要从上千公里以外的地方，用塑料袋运到北京，因为毛不吃冻鱼﹔毛吃的大米也来自特别的稻田﹔由于毛讨厌洗澡，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用热毛巾给他擦身子﹔1953年，成立了一支特别的舞蹈队，由一群有吸引力的女孩组成，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毛提供性服务。


    有些故事早已为人所知
  
    《时代亚洲》指出，该书中某些新闻其实并不新，毛的女性化、贪吃和奇怪的个人癖好，如拒绝洗澡不刷牙等，早有1994年就被他的私人医生在回忆录披露出来。有关毛泽东狡诈残忍的证据，已在中国被揭露了许多年。著名记者贝克尔(Jasper Becker)曾在其1996年出版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披露过，在1958年至1961年的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中，中国的粮仓正在膨胀。

    但张戎和哈里迪还是从俄罗斯最新公开的档案中，率先抢到并挖掘出一些有关毛泽东在战争期间与日本人共谋，以及在引发朝鲜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等“头条新闻”。哈里迪还从俄罗斯档案中挖出了斯大林与毛的复杂关系，就像跟蒋介石的关系一样，斯大林把毛泽东的儿子扣在莫斯科四年，直到毛释放一名支持苏联的中国官员。

    此外，张戎和哈里迪的新书还把几个疑点连接起来。在1958年至1961年共造成3700万人死亡的三年饥荒中，中国则把自己的粮食运往苏联，后者记载着当年三分之二的食品属于进口。这就是当时“武器加技术换食品计划”，这个恶魔似的交易让中国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甚至不惜以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据中共的一份文件显示，毛泽东曾在1958年对其内部圈子的人说：“中国可以死一半人口。”中国最终获得了核武器，两位作者计算，中国研制核武器“所造成的人口死亡，要比美国丢在日本的核弹所造成死亡人数多出100倍”。(《时代亚洲》认为，对毛如此众多的诅咒和揭露，让张戎和哈里迪无法发挥出散文般的情感，以及像《鸿》那样有生气的抒情诗般的描写。两位作者还错过了一次试图对毛泽东目前仍在中国受欢迎原因的解释。

    在与《时代》周刊进行的一次对话中，张戎把这个现象解释为“洗脑”造成的后果。但在毛去世快30年后，在新中国正在走向毛祇能梦想的工业和军事大国之际，他仍像过去那样受到中国人的喜爱，他的画像仍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人们仍排着长队从他的遗体前走过，许多饭店仍用他的纪念像作为装饰。

    《时代亚洲》最后说，或许在一个飞跑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中国人渴求那位过去的“伟人”能提供令人放心的持续性。但，阅读这本原子弹般的书，在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中，想象它会在中国得以出版，那肯定将会改变中国人的上述作法。

来源:多维月刊     来源时间：2005-07-28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5-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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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网




最近，英国华裔作家张戎和她的丈夫、历史学家哈利迪合作的新书《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在英国出版。张戎在接受英国《卫报》和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毛泽东同希特勒或斯大林一样邪恶，同他们一样对人类犯下了罪行。然而，这个世界上，人们却对毛泽东知之甚少。她希望他们这部经过十年研究写成的书能够揭示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打破中共对毛泽东的所谓三七开定论。本书作者张戎在BBC中文部的演播室接受《中国丛谈》节目主持人的专访，讨论她的这部新书。

访谈第一部分：

张戎这部书的重点，是要讲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于是采访就从这个不为人知开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回忆录已经出了不少了。远的不说，最近的就有前BBC记者菲利普。肖特写的'毛泽东'。还有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那么，张戎的这部书又有什么更新的东西呢？

张： 新的东西太多了，从毛泽东怎样参加共产党的，他是不是中共的创始人？秋收起义是怎一回事？后来的长征又是怎么一回事？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政策是什么？ 最后，毛泽东是怎样夺取全国的？我们都有一整套新发现。

问：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红军长征，在中国国内一般民众知道的是，毛泽东英勇善战领导红军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而根据你们的研究，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张：对！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发现红军每到一个地方，蒋介石都是给他把大门敞开的，完全是蒋介石放走中共。蒋介石为什么要放走中共呢？是因为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他的接班人蒋经国当时被斯大林扣在苏联做人质，蒋介石想用红军的生存来换回他的儿子。最后，红军生存了到达了陕北，蒋经国也就回国了。

问：蒋介石放走了毛泽东，是由于他的儿子蒋经国被斯大林扣在苏联做人质。这点你有证据吗？是什么使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张：比方说当时红军从江西出发以后到过湘江要通过四大封锁线，这四道封锁线上都没有经过什么战斗。那过湘江的时候，红军是1934年11月27日开始过江，毛泽东本人是11月30日过的江，蒋介石12月1日就封锁了湘江。也就是把红军的后卫部队及拉来的民工截在湘江的另一边了。而让四万五千的红军主力过了湘江，这一过程，每一步我们都有详细资料。

问：所以说没有阻挡红军不是一种推断而是你们有文献的证据？

张: 完全是根据文献资料。

问：是什么样的资料，

张：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国出版了大量的史料选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出了十多本，那么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国名党军追堵红军的来往电报。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是闪开大路让红军走的。

问：有任何资料或文件能够证明蒋介石放走红军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做人质？

张：嗯…..， 这个….. 蒋介石用他自己的办法，他当然不能够向斯大林明说，不能说得很明，而是在每一关键的时刻，比如，红军刚要长征了，他就向斯大林提出要儿子。红军过了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要他的儿子。向斯大林要儿子都是有文字记载的。

问：也就是说有电文或他的日记？

张：这些在苏联档案馆都有详细的记载，蒋介石本人的日记中也提及过这些。比方某年某月某日他向苏联提出过要儿子，比如1934年9月2日。蒋经国的日记中提到苏联在过湘江的那一时期把他格外地看管起来。红军一过湘江，蒋介石又马上向苏联提出要他的儿子。这一事情在俄罗斯档案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日记中都有记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当天是1935年10月18日，蒋介石当天就接见苏联大使，谈与苏联结盟的问题，接见完后，与蒋介石同去的陈立夫先生就向苏联大使提出要蒋介石的儿子，这就是明显的啦！红军那天到达陕北，他们在也谈到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有关这些，我们在1993年访问陈立夫先生时他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问：另外一点是在你书中所提及的红军长征途中的飞夺泸定桥。可以说在中国人所知道的历史中，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一很重要的事件，而在你书中说飞夺泸定桥这一事情完全是编造出来的。你有什么样的证据？

张：是虚构的。首先，在泸定桥根本就没有打仗

问：怎么知道呢？

张：这个最重要的根据就是没有任何人伤亡。去过泸定桥的人都知道那座桥大概有100米，铁索链上铺的木板。虚构的故事是桥上的木板都被烧光了，只剩下了光溜溜的铁索链，对岸的国民党用机枪封锁，22个勇士爬着铁索过河。这22名勇士到了河对岸一根毫毛也没有伤到，实际上，他们每人还得到了一双碗筷。这些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当年红军出版的《红星报》，就是红军的报纸，关于过泸定桥的事情就有详细的记载。它讲了这22个勇士是最…最先渡河的先遣队，没有任何伤亡。没有任何中共党史史料记载过任何伤亡，也没有任何人提出有过任何伤亡。

问：你是否看过，两位英国人写的一本书，书名翻译成中文是《两个人的长征》，这两位英国人沿着红军长征的路走了一遍。他们也到了泸定桥那个地方。你在书中说，你们当时采访了当地一个卖豆腐的老太太，说当年她没有看到有战斗。

张：对！

问：但这两位英国人也追寻到了当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 目睹过当年这一事件。她的说法是，当年从早到晚战斗打了一天，红军是让老百姓在前面开路，过了河。这种说法与中共的版本不一样，但与你说的情况也并不一样。

张：见证人的说法最终还是要靠文献史料来核实，文献是最重要的。从文献史料上，我们可以看出最关键的证据是，在那次事件中没有任何人伤亡。国民党再无能，大概总要伤一个人吧。

问：你们是否采访过经过这次渡河或指挥这次渡河的见证人呢？

张：嗯…这个…. 我再说一遍，当然我们采访了红军，但我采访的人不在那22个人当中。那么这个任何人你要没有当场在那儿，他也当然没打仗，他说的话也不能算数。那位我采访的93岁的老太太，她记得当时只有阴一炮阳一炮，这个都不算数，算数的是文献史料。文献史料中最重要的就是22个最先过河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伤一根毫毛。这在所谓机关枪扫射下，所谓爬铁链上，在这样的描述下，这大概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神话是什么呢？

问： 你在书中提到，毛泽东在24岁时的做人哲学，那么早年毛泽东的做人哲学是什么？这一哲学对他后来的行为有什么重要影响？

张：他做人的哲学就是世界的存在都是为了我，但他是用文言文写的。这些在毛泽东早期文稿里都有，就是说一切都是为了我。如果讲良心，毛泽东说聪明的良心只是用来为我自己的欲望和冲动服务，良心不起任何约束作用。还有什么责任义务，他说我一概不承认。什么对未来的责任，对后代的责任，对历史的责任我一概不承认。

问：你认为他这种的人生哲学对他以后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是吗？

张：对，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极端个人主义是毛泽东整个人生的核心。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不管未来，比方说他去参观列宁墓时，他就对他的随从讲，这个列宁墓有什么意思呢？对列宁没有任何意思，因为列宁已经死了，毛泽东的哲学是对他有意义的只能是他在生前可以享受到的。死后的好名声他一概不介意。

问：这又如何影响了他的后来行为呢？

张：对，是影响了。因为毛泽东掌权以后，他一心想做的就是成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以便称霸世界。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大概都听说过1953年的总路线。大跃进的时候，这一思想更是被发扬光大。总路线的核心就是在10年到15年内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可是在我们研究时却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情，就是对毛泽东来说工业化完全就是军事工业化。毛泽东要用中国的每一分钱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买军事工业，买核技术。他不仅要买，而且要在他的有生之年，把这些东西都买全。那么毛泽东开始着手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是60岁左右的人了。毛泽东自己也讲过他可能还有10多年的时间，他就是要把这一切在十多年的时间内都办到。那么买这么多昂贵的东西拿什么钱去付呢？只能用农产品，毛泽东大量出口农产品，大量出口人民赖以生存的食品，从苏联和东欧买这些极其昂贵的军事工业化技术和设施，什么是大跃进？这就是大跃进，不惜人民的死亡，三千八百万人死去。这点毛泽东知道得很清楚。中国食品出口的详细数字，在俄罗斯和东欧档案馆里都有记载。

问：毛泽东取得党内的统治权力，按照你们的研究，主要是靠苏联的扶持。那么，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态度，在你书中讲通过延安整风，那种恐怖的整肃，毛达到了他另外一个重要目的，这就是建立起对他的个人崇拜。你书中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经历过那场整肃的人都记得这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起人们有一个坚定的看法就是毛泽东是一个明智的领袖"。那么经历了那种恐怖的人反而会有这种观点，反而会对毛泽东崇拜，这不是很矛盾吗？

张：这就是毛泽东精明的地方，他就是利用恐怖。他还有一专门的指示就是怎么搞逼供信，如何能搞得恰到好处，使人很害怕，但又没有要完全摧毁他们。毛泽东很精明地意识到，那批去延安的人，当时他们的印象是中共是要抗日的又对国民党很不满，他们是这样到的延安，他们是一大批充满理想主义的人。到了延安后，他们都很失望，王实味就是一个代表。他们对延安的不平等，对老百姓的贫困都有很多的不满。对这些不满，毛泽东知道他不可能说服他们。为了让这批人听从他的，把这批人变成一架机器里面的螺丝钉，这个不通过恐怖是不行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完全不是建立在由衷的热爱上，而是施用恐怖的结果，根植恐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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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著作。另一位女作家陈小雅关于毛泽东的著作也等量风行。名为《中国“牛仔”  －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


驳陈小雅《不必用‘毛式思维’对待毛泽东》

——破除毛泽东崇拜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者：余杰


最近有两本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在海外出版，巧合的是两位作者都是颇有知名度的女性，一位是《毛泽东传》的作者旅英作家张戎，一位是《中国“牛仔”》的作者北京学者陈小雅。陈小雅女士的大作尚未拜读，但我读到了她的一篇访谈《不必用“毛式思维”对待毛泽东 ——关于<中国“牛仔”>的几个问题答读者问》，认为其中诸多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和澄清，不仅对于当下中国破除毛泽东崇拜的怪现状具有重要意义，还能阐明当代知识分子在还原历史真相、重建社会正义方面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泽东为何成为一种“信仰”？

　　陈小雅在该访谈中认为：“民间早已把毛改造成他们需要的东西了，譬如财神爷、保护神、成功者。所以，这些东西，不论我们怎么写书，它也是不会改变的。……我认为，可以让毛作为一个‘小神’存在。”在我看来，这种貌似客观中允的看法，其实极大地歪曲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毛泽东为何能够成为一种“信仰”？首先，这是因为文革之后邓小平并未像赫鲁晓夫全面否定和批判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及其意识形态，毛泽东的大部分罪恶至今仍未得以彰显；其次，中共仍垄断所有的传播媒介和教育机构，在官方媒体和学校教科书上对毛泽东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面的，且不允许公开表达对毛的非议；第三，中共对其他民间信仰采取限制、打压乃至残酷迫害的手段，当下中国的“信仰自由”是这样的：你可以信仰毛泽东，这是绝对安全的；但如果你信仰法轮功或基督教，你就将面临相当的危险。多少法轮功修炼者家破人亡的惨剧，不知陈女士是否知晓？在此背景下，作为伪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破灭之后，所遗留的信仰真空只能通过毛泽东崇拜来填补。因此，毛泽东崇拜首先是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再由官方向民间灌输，而并非如陈小雅所论，毛泽东崇拜是民间“自我生成”、“自得其乐”的信仰——毛泽东的尸体仍然躺在纪念堂中，毛泽东的头像仍然悬挂在天安门广场和印刷在所有面额的人民币上，这一切难道是民间社会所能做到的吗？

　　作为八九民运史的研究者，陈小雅还将毛泽东信仰与八九民运联系起来。她特别指出当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群众队伍中打出过毛像的细节，并认为九十年代的毛泽东信仰“其目标虽然闪烁迷离，但意识指向，总是围绕着那个无论从感情、还是从理性上来说，都解不开的‘六四情结’。”这一分析是南辕北辙、颠倒黑白的，就我所知，绝大部分崇拜毛泽东的国民完全支持六四屠杀，崇尚暴力和杀戮，他们并没有陈女士所想像的“六四情结”。

　　陈小雅试图将毛泽东崇拜与八九民运联系起来，从而使之获得某种道义上的合理性。然而，不知陈女士究竟是有意忽略还是信息匮乏，她并未提及八九命运中另外一幕悲壮的场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湖南省浏阳县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和长途汽车司机鲁德成三人，用充满颜料的鸡蛋成功涂抹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宣传煽动罪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喻东岳有期徒刑二十年，鲁德成有期徒刑十六年。湖南三君子史无前例地挑战神坛上的毛泽东，堪称反独裁、反暴君的伟大壮举。他们的所作所为决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这一点从他们当时贴出的标语便可以看出：一句是“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另一句是“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直到今天喻东岳仍在狱中忍受非人的折磨。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人并不需要陈女士为他们呼吁信仰毛泽东的自由；今天的中国人需要的乃是批判和否定毛泽东的自由。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所谓的“小神”，乃是老百姓被剥夺了其他信仰权利之后出现的一种极度扭曲的状况，“存在”的并不都是“合理”的。我认为，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根本无须为毛泽东崇拜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真正需要做的乃是为成千上万受残酷迫害的其他信仰群体的基本人权而奔走呼号。


可以利用毛泽东来“以毒攻毒”吗？

　　陈小雅在《中国“牛仔”》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因此“留着就是多元化，毁了就是‘一言堂’”。她认为，中国老百姓对毛的“崇仰”，实质是下层既得利益人众企图维持现状的一种精神寄讬。在对九十年代初期的“毛热”进行分析时，她分析说：“作为一种大众情绪的寄讬，它们对于当时的‘主旋律’，既不反对也不配合，体现出人们用‘不作为’进行‘消极抵抗’的意愿。进而以怀念前朝为藉口，曲折发泄对当朝政权的不满。此处表现的对毛的‘崇仰’，实质是广大民众与当朝者精神分离的象征。”

　　毛泽东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呢？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多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有人认为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之前是好的，只是掌权之后走向了专制和独裁；比如有人认为毛泽东生活简朴，一生保持农民本色，只是其统治的后期被身边的官僚们蒙蔽罢了。然而，近年来随着历史学家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当年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著作的问世，这些对毛泽东的“善意”想像很快破灭了。毛从来就没有代表过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他代表的不过是社会边缘的流氓无产者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毛是从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等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序列中脱胎换骨出来的“流氓中的流氓”。从早期发动内乱造成数百万民众的死难，到当政之后不断制造政治运动和大饥荒造成数千万民众死亡，甚至在在与赫鲁晓夫谈判时提出进行核战争、不惜中国人死亡一半的恐吓，毛泽东何尝把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中？毛泽东是通过血腥的战争获得政权的，中国老百姓何尝通过选举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他来“代表”？部分百姓对毛的崇仰，固然有对现实不满的曲折发泄的一面，但更说明民众长期受中共宣传教育毒害之深。几乎所有中国人祖父辈和父辈中都有被毛所杀害的亲人，但不少受害者家属仍然对毛顶礼膜拜，这不是患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是什么呢？

　　不过，陈小雅毕竟承认毛泽东是一种“毒”，她认为：“毛在形式上、在局部还存在，但是已经不能为恶了，相反可以毒攻毒。”这种“以毒攻毒”论的前提是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毛泽东时代真正结束了吗？在我看来，毛泽东时代并未真正结束，当下的毛泽东崇拜不仅不是“以毒攻毒”，相反乃是“饮鸩止渴”，它对于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社会有百害而无一益。毛主义并非如陈女士所说的那样“不能为恶了”，它仍然在残害着中国社会：如今的中共党魁胡锦涛就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上台之后恢复了不少毛时代的政策，如对文宣部门的强化以及对西方的仇恨教育等等。如果用陈小雅的逻辑来推理，那么胡锦涛的作法难道是在“以毒攻毒”，难道是在用一种最迅捷的办法终结共产党的统治？恰恰相反，“毛规胡随”的现状表明毛主义依然是中共巩固其专制统治的法宝之一。


彻底否定毛泽东难道就是“毛式思维”吗？

　　陈女士在访谈中还批评“非毛论”是一种“毛式思维”：“为什么要学毛毁毛呢？俄罗斯人就没有赶尽杀绝，有这种包容力，才是成熟民族的大家气象。赶尽杀绝、脱胎换骨就是毛式思维。”然而，我在俄罗斯观察到的事实却与陈女士的论述相反：我在俄罗斯没有发现一尊斯大林的雕像，俄罗斯人告诉我，他们不会继续膜拜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这才是一种健康良善的民族心理。对犯有灭绝人类罪行的独裁者的宽宥，绝对不是“成熟民族的大家气象”，而是认贼作父、与狼共舞的“婴孩心态”的表征。

　　陈小雅认为，一部分知识分子之所以持“非毛论”，是因为五四以来“不少精英提倡‘改造国民性’，把自己等同于无所不能的上帝，其结果是国民性没有被改造，倒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毛泽东了。”这种看法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危险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正是毛主义在中国泛滥的动因之一。彻底否定毛并不是“毛式思维”，正如德国人民彻底否定希特勒并不是“希特勒思维”。将自己的一生用于追捕漏网纳粹的集中营幸存者维森塔尔曾经说过：“仇恨可以孳生在任何地方，理想主义也会在任何地方堕落成一种病态的残忍。如果仇恨、残忍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任何地方都会变成一个新的人间地狱。”因此，我们彻底否定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并铲除滋生其邪恶思想的社会土壤，不是“冤冤相报”，不是非此即彼的毛思维，乃是要为人类的民主、自由与和平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毛泽东是空前绝后的杀人犯，他的罪孽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斯大林等早已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德国法学家维劳赫在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学术论着《痛苦的巨龙》中，公布了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根据相对保守的估计，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死于非命的中国人大约为七千三百万之多。维劳赫表示：“这些数据的来源当然不是我。我只是根据各种学术资料，估测了死亡人数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实际数字可能会高得多，因为共产党当政之前，也曾杀害过很多人。一些学者根据见证人的描述，对共产党掌权以来被杀害者人数进行了统计。我在书中对这些统计数字进行了评估，以便论证共产党政权的罪责到底有多大。”对于这组庞大的死亡数字，作为当政时间最长、性情最为暴戾的党魁，毛泽东理所当然负最大的责任。为这个混世魔王辩护、甚至建议将其作为“小神”来敬仰，乃是对法律和公义的践踏，乃是对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再一次谋杀。

　　我相信，在未来民主的中国，将像战后的德国在法律上将希特勒及其邪恶思想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一样，必将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信奉和传播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犯罪行为，赞美和崇拜毛泽东并不在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范畴之内，因为这样做必将伤害最大多数民众的权利和尊严。未来民主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多元价值共处的国度，但是不会允许作为专制渊薮的毛主义的存在，因为毛主义与普世的人权价值背道而驰。在此意义上，陈小雅女士的“毛泽东是中国‘牛仔’”、“毛泽东是中国的‘小神’”等荒谬论调趁早可以休矣。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北京东郊家中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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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余杰有坚持"毛式思维"的自由
   

    余杰有坚持"毛式思维"的自由——给一个基督徒的圣诞礼物
   
    陈小雅
   
   
   
    不久前，收到一篇余杰讨伐我的"檄文 " ,题目叫做《破除毛泽东崇拜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 驳陈小雅〈不必用 ' 毛式思维 ' 对待毛泽东〉》。看了以后，只觉得这位"小侄"不过是在和我开玩笑——一个"愚人节"的玩笑：一则他的落款日期，是我的生日，这看上去很像是一件"小礼物 "；二则他使用和我的主旨完全一致的话—— 对历史负责的理性"评毛"，……是知识分子不因时事迁播而转移的航程 ——当正标题，而副标题却说"驳陈小雅……"。而且文中几乎所有论点所使用的论据，都是我在几篇答问或《中国"牛仔"》一书中讲过的话，这不是有一点搞笑么？
   
    素闻余杰常常开着唐老鸭式的"疯狂之车"把全世界横竖碾了个遍，但余杰有"幽默感"，我这是初次领教。
   
   
    访谈发表的曲折过程
   
    但是，有一点误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余杰所批判的我的那篇答问录，是我接受张伟国采访的最后一部分。这次采访，是《中国"牛仔"》出版后，我接受的第一个采访，时间是在 2005 年7 月。问题是，张伟国并没有将采访材料一次用完，而是先发了一篇"两位女性评毛"的报导，他准备在另一篇专访中发余下的内容。在这余下的部分中，我是先谈毛的尸体处理、取走毛像，然后谈对民间崇毛现象如何看待的。在那里，我谈到，可以让毛作为一种"小神"存在，也是语带调侃的。但《动向》限制了字数，我不得不把这个论题剖做两篇答问录，后面这部分另投了《北春》（当时《北春》正好来约稿）。没想到《北春》这篇先发出来，这样，就只有一篇好像是单单谈把毛作为 "小神"供奉的文章问世了。虽然张伟国后来把《动向》延期的那篇也一起投了《北春》，但两文发表出现了时间差，再加上国外的咨讯传到国内还有时间差，这就给不了解我的观点的人，留下做文章的"口实"了。显然，余杰机灵鬼似地抓住了这一空当，正是利用了他曾义正词严地加以谴责的共产党的"文化专制"。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把这个"事件"当作一场误会看待的。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余杰的"檄文"提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非得我出面解答，才算有个了结。因为我觉得，就"是非高下"层面的问题说，世界上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一个人在自己不同的年龄阶段，本来就不可能有相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是可以通过换位思考，互补缺陷，阅历和知识的增长来达到一致的。我觉得，就余杰提出的争论看，那也不过是他自己尚未想清楚，而他的上两代先驱们已经想清楚，并在过去的三十年来，一直用行动回答的问题。我既不认为一场重复的争论可以结束历史上曾发生多次，以后还将不断发生的争论，也不认为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必要。
   
   
    给余杰的一道"是非题"
   
    我不回答余杰提出的挑战，余杰大概不会认为我是看不起他，或者害怕了他。既然如此，我何必还要来费事写这篇小文呢？因为我感到余杰这样的人，生活在"冰"与"火"的两重天地里——听到的要么是吹捧，要么是谩骂，这对他的心智成长，其实是很不利的。而且，他所论及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真假题"，而不是"是非题"，尽管它们是以"论个是非"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在圣诞将临之际，为礼貌起见，我决定还是对他的挑战作一个答复。
   
    当然，在这之前，我想提出文章之外的一道"是非题"：
   
    我和余杰从来没有照过面。虽然两人有幸在2004 年6 月都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四 * 六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我被安排第二个作了发言，他被安排第三个作了发言。但那次会后，他有事先走一步，我们也就失掉了结识的缘分。此后，听说余杰曾质问会议主办者："为什么让XXX 这样的人参会？"
   
    据我所知，余杰说的那个人，至少比他更有资格参加那次会议。因为，1989 年赵紫阳的"五四 "讲话，是参考了这个人和李泽厚的文章写出的；这个人也是当时一份著名公开信的执笔人。这封公开信，是 89年第一份以中共党的基层组织向党中央发出的公开呼吁，上面有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绳、各所所长和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的签名，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在四 * 六以后的清查和批判中，他也是被中宣部点名批判的四个"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推崇的人物，不是萨特、尼采，而是雷蒙 . 阿隆，……我认为，即使余杰与他有观点上的争执，也不必质疑别人参会的权利和资格吧！一个信奉民主理想的人，至少应懂得一条原则，就是伏尔泰说过的那句话：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原则。
   
    余杰的行为表明，他作一个合格的民主战士，还是存在差距的。
   
   
    三类"信徒"，你属于哪一类？
   
    读余杰的文章，我也有一些感叹，有一些反省：
   
    一是感叹知识积累与眼界开阔，对于一个评论家的重要性。以"小神"问题而论，民间神话研究的成果显示，中国民间神祗不下百个：凡天地山川，风雨雷电，江河湖泽，四时节气，金木水火，飞禽走兽，桌椅板凳门窗灶台扫帚……恐怕除了茅坑以外，都被赋予了"神灵"。不过，在我刚刚读到的萧瑜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他还真提到了 "厕所之神"。故事讲，他刚刚当老师的时候，比他年长的学生对他很不服气，要考考他的对联。学校马上就要举办丧事了，怎么办？他很着急，但进厕所转了一圈出来，联句就有了。他认为这是厕神赐予的灵感——可见是 "万物有灵"。在哲学家那里，这成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证明。笔者谈"小神"，就是在中国民间文化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余杰为什么会一下子就想到"唯一神"，想到"信仰"，想到"崇拜"和"膜拜"呢？我觉得，这不是他有意刁难，而是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
   
    其实，在信仰问题上，东西方的情况也差不多。陀思妥耶夫就曾把"信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卖圣像者"——他们"信仰"、宣称自己信仰或鼓动他人信仰，是为了谋取钱财。在巴黎的卢浮宫内，有关宗教题材的画廊中，就有好几幅这个题目的油画，可见这是一个不论基督教还是东正教都普遍认同的现象。
    第二类是"谋财害命者"——当他紧盯着别人的钱袋，对自己的同胞举起屠刀时，依然不忘在胸前划十字，让"上帝保佑"他的手不要发抖。这类事例，从共同信奉佛教的日本人屠杀他们的黄种兄弟，也可以找到佐证。可见这也是世界各大宗教信仰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三类是"生活中的基督"——他们对待自己的信仰，就象一个母亲对待初生的婴儿发出的微笑一样自然，那是从内心流露的，毫无做作，也不是表现给别人看的；是只求奉献不问索取，并甘愿为之付出生命的情感和觉悟；是从爱和牺牲中得到满足的体验，那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
   
    ——显然，老杜的这个发见，既可以检验我们周围的众生相，也可以检验我们自身。
   
   
    俄罗斯宪法大，还是余杰的眼大？
   
    余杰惘顾我批判斯大林"专制极权主义"的一贯立场，在行文中给我栽赃了一个"崇拜斯大林"的罪名。原因何在呢？他不喜欢我谈"俄罗斯文化的包容精神"。他似乎不知道新俄罗斯宪法中关于国家标志性事物的规定。它们是：
    国徽——双头鹰——苏共时代的国徽；
    国旗——白、蓝、红三色旗——沙皇俄国的国旗；
    国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国歌；
    国都——莫斯科——大公国和苏共时代的国都。
    究竟是俄国宪法更能表现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神，还是俄文大字一个不识的余杰，走马看花留下的印象更能代表俄罗斯精神呢？我想，这应当是有"公论"的。
   
   
    "投射现象"与"排犹风潮"
   
    心理学家认为，在大众文化中，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投射现象。这表现在，行为人并不了解辩论对象，也不懂得在什么层次上与人辩论，只要听到对方某句话不顺耳，就把它与自己所敏感的某件事联系起来，加以放大，并实施攻击。所谓"民族主义"风潮，排犹运动，就是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者依据这种原理，"滚雪球"般地"滚"出来的。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国民就是听说自己的同胞在东北被中国人打死，被煽动起来了 ；而纳粹运动，则是根据一本伪造的犹太人统治世界的秘笈——犹太贤士议定书——煽动起来的……
   
    我并不赞成余杰的教友把他的行为与文革中的红卫兵 或者纳粹的冲锋队员加以比较，因为余杰还年轻，他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在一般人看来，心理与物理、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是自我意识成熟、人类理智清明的象征。但诗人、文学家这类特殊人才需要的恰恰不是清明的区分，而是混为一体。我是非常羡慕这种天赋才能的。我想，如果余杰去当诗人，他大概会比我的一位朋友——黄翔还要"狂"；但如果要介入社科，则可能需要剪裁掉他的许多天分；如果要搞政治……对不起，这的确会让我想起毛泽东，——那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天下人的不幸！
   
    除了听风就是雨的敏感，外加煽动性极强的语言，你是否还需要补充一些其他的修养呢？
   
   
    是谁在"颠倒黑白"？
   
    余杰在文中还对我所描述的89 民运中的"利用毛"现象提出了质疑。但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文债"欠得太多，还是因为他对那场运动根本就缺乏研究，所以，作为"原告"他并没有拿出像样的论据来进行反证，只是匆匆地给人戴了几顶帽子，就溜之大吉了。如果他真有探讨的兴趣，我建议他去看看朱晓阳和陈佩华写的《象征与暗流》（载《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门民主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那里提供了一个极其完整的案例。曾有好几位 80年代著名精英人物推荐我看。他们说你搞八九研究，可不要光看到大专院校和研究所里的事情，还要了解市民、工人……。此外，也可以看看浏阳"三壮士"中的余志坚所描述的他的家人的情况，另外，还有作为为数不多的目击者的我的"目击记"。如果不愿意了解这些，余杰至少应该知道，"三壮士"是被学生"选举" 出来的"代表"经过民主讨论的程序，送交公安局的，而不是公安局来抓的，事后陈希同也没有借此做文章，这些，总是不能改写的事实吧？如果余杰的逻辑说得通，这些学生及其代表们岂不都成了"崇毛"分子？按照余杰所说，" 绝大部分崇拜毛泽东的国民完全支持六四屠杀，崇尚暴力和杀戮"，那么，广场的学生和市民们岂不"绝大部分""完全"是主张屠杀自己的？！而警察和陈希同倒是不主张"暴力和杀戮"的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 "颠倒黑白"！
   
    到此，笔者不禁要问，余杰连这些基本史实都不清楚，在逻辑上又是这样首尾不能相顾，他那洋洋几十万言的"大著"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
    倘若他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更没有对它作过深入的研究，那是可以被读者谅解的，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外地的中学生，谁也不会去求全责备。
   
   
    当心网络依赖症
   
    再说近二十年来的"崇毛热"，我认为那只是一种有"周期性"的文化现象。虽然近年来有所升温，但并未构成一种社会危胁。而"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所构成的周期性 循环 ，不仅可以验诸近三十年的文化史，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也可以找到证明。
   
    因为不上网，我的视野可能有盲点。但我也知道，天天和网络打交道，尤其是和特定主题的网站打交道的人，对社会的认识是会失真的。打个比方，现在大陆关心"同性恋"话题的网站已有三百多家，如果我天天泡在里面，我恐怕要忧虑：中国人会不会"绝后"了？再比方，目前中国关心"安乐死"话题的网站也有两百多家，假使我天天沉浸在里面，我可能又会忧虑"谋杀"已迫在眉睫了！但退一步想，中国有多大？人口有多少？网站有多少？有几万、几十万人或几百家网站关注某一话题，这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又算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现在的中国，各种歌星、球星、卡通明星，比政治领袖的待遇高多了。不久前，我看到国内大报上有一篇文章——《米奇只要求与毛泽东同等待遇》，原来是米老鼠广告要与毛争锋。但我注意到"毛泽东日"的提议至少没有上过报纸。签名附议者中间也没有中央委员和人大代表。相反，在大陆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 ：毛像或者语录价格升至几何，"红色收藏"的行情如何，这个"生意"甚至还做到台湾去了 。我想，那里总不会有什么"毛崇拜"吧？
   
    我不想散布"麻痹情绪"，但我也不愿作"杞人"之忧。更何况，哈维尔说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面包店的营业并无关系呢！
   
    胡锦涛不打老邓、老江的旗帜，也不树自己的旗帜，这正是政治风水流转的症候。那恰恰可以证明我提出的模式，不仅在文化领域存在，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存在。所以，余杰不仅不能把它作为批驳我的证据，相反，应该拿来证明我的论点。至于这种政治上的轮转，究竟是政府对于社会需要和情绪的适应？还是相反：社会情绪被官方的说辞牵着鼻子走？这完全是可以讨论的。
   
    我担心的不是"革命文化"的潮永远不退，而是在下一轮西方文化主潮到来时，中国人拿不出象样的东西，像八十年代末期一样，让它很快就成为了过去……
   
   
   
    "语言暴力"与"口唇人格"
   
    我对余杰文章的另一个感慨，是它的"语言暴力"。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在人格发育的"口唇阶段"，"语言暴力" 是常见现象。如果一个人的"人格发育"不顺利，它就会成为成年人永久的毛病。目前，心理学家已经把这个成果扩大到研究"社会心理"现象了，比如，文革的" 大辩论"发展为"语言暴力"，是不是一个民族的"口唇阶段"尚未结束的标志呢？而我认为，这个"人格"的最初阶段，如果再退化，就会退化到"丧失人性"。这也是可以验诸事实的：文革由"大辩论"转变为"武斗"，语言暴力的出现，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在毛泽东的个案里，这个特色和过程就更清晰：他喜欢发挥"口唇"优势——给人无限上纲，把别人没有的意思强加于人，然后批倒批臭；他讲理讲不过的时候，就骂人；骂人骂不过的时候，就打人（斗争人，对人实行"专政"）。当毛的个人专制化为"群众专政"时，尸横遍野的景象就出现了——那的确是比野兽袭击更可怕的情景……
   
    余杰今天能把我解释"毛泽东热"的文化现象，等同于为毛崇拜"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把我主张"多元化"指控为"屠杀"，明天——他当权的那一天——想必也能名正言顺地对我实行"正义裁断"了！
   
   
    从"砍人头"到"数人头"，路有多长？
   
    余杰的檄文，有一个最动人之处，那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民主社会的急切希望。他暗示，要达到理想目标，应采取"最迅捷"的方法。而"最迅捷"的方法，莫过于将毛的脑壳一砖头"啪丫个稀巴烂"。这比起我所提倡的"解剖 - 分析 - 化验"方法，对于结果一个人的肉体生命，无疑是更"迅捷"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思想体系，它已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中、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在许多方面——比如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它是深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东西，我们能将每个人的脑壳"啪丫个稀巴烂"就了事吗？为要"迅捷" 的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屠杀！
   
    其实，寻找"最迅捷"途径本身就是"毛式思维"。用之于从事革命必然选择暗杀手段和暴力途径，用之于从事建设事业必然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用之解决社会矛盾则必然由"语言暴力"导致血腥镇压。
    讲到这里，我想起李锐先生最近送我的一本书中，有一段他和菲利普 . 肖特的有趣对话，兹录于此：
   
    肖特：从英国历史进程来看，是慢慢消弱皇帝制度的，用了800年（？）才走到今天的民主社会。中国如果从1911 年算起，改变皇帝制度还不到 100年的历史。
   
    李锐：你们一直有皇帝，而我们已有九十多年没有，但你们的民主比我们好。
   
    如果按照余杰的标准，中国的革命应该算"迅捷"的了，但这个"迅捷"的革命，不仅并未带来民主，相反比有皇帝的制度"专制极权"程度更高，原因何在呢？
   
    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奉行的都是"砍人头"的政治，直到近一百年，才开始实践"数人头"的政治。但数着数着又大砍一番，为什么呢？没有耐心，不愿意说服人，只愿意压服人；不承认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既是专制制度的人性基础，也是它的哲学基础。这其实也正是基督教徒的最基本课程。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余杰硬是要坚持"毛式思维"，那也是他的自由，我是不主张赶尽杀绝的。只不过，他的自由不是无限的，别人的自由权利，便是他自由的边界，这一点，希望他任何时候不要忘记。
   
    2005年12 月 14日
    (12/16/20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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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女性的评毛新书

-- 推介陈小雅新书《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

张伟国（美国）


正当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的《毛泽东——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风靡欧美英文图书市场的时候，北京著名政治学者、《八九民运史》一书的作者陈小雅女士，也马上要出版一本研究毛泽东的新书，书名是《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底出版），全书四十九万字，分上下两篇共十一章，分别为：毛泽东的“圣经”（《水浒》）、毛泽东的“第一桶金”、毛泽东的“乌托邦”、毛泽东主义、一封伪造信件的考证（《给江青的一封信》）、“九一三”主谋、谁杀死了林彪？、骑虎难下——毛林关系探谜、毛周江“新三国演义”、周恩来“投降”之辨、毛泽东的“遗诏”等。

作者以文化、历史与政治学者的交叉视角，用女性的细腻感知，对构成毛泽东诸多重大政治“迷案”的行为及心理进行了深度触摸，力图从远祖血缘，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早期经历和革命生涯，以及晚年身体和心理状况等各个方面，来描述毛泽东的个性、政治人格，他的人生观、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形成过程，进而还分析了毛为什么和如何能够从一个农家子弟、边缘小知识分子，终于成长为中国共产革命的领袖和东方极权统治者的主客观条件。为解读“后毛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历史，留下了重要线索。

作者将此书定位为一部人物“公案”分析著作。也就是作者通过对毛的若干“历史关节”的质疑、求索、辨证和分析，解构毛和再造毛的历史形象的过程。书中诸多立论，发乎常情，合于常理，文字平易近人，具有“用意深，立足实，为言信，然后善恶明”的功效，堪称当代毛泽东研究中独具特色的一部著作。

陈小雅写作这本书的宗旨，就是要解构她心目中原有的毛泽东形象，通过寻找毛的“灵魂”来重新认识毛，同时也重新认识他的人民包括作者自己。因为在她看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我们——不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或是已经逃离了这片土地的人，仍然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中”。被毛的阴影所笼罩的，包括作一切正在大陆共产党统治下生活的人，也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曾经在那里生活的人，自然也包括所有批判毛泽东和反共产党专制体制的人士。王若望生前有一句名言非常形象的概括了这个意思，叫做“我们都是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不言而喻，研究毛、反思毛，以便走出毛的巨大而浓重的阴影，对于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和朝野各种政治角色都是必要的。

作家张戎批毛新书出版之后，也有评论批评她对史料的处理不够专业。我想这其实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作者的定位和有些读者的期待，角度是很不一样的，张戎称自己从来没有说她写的书是一部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只要她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她用文学家的笔墨来处理其掌握的丰富史料何错之有？至少也是一家之言。她的书之成为畅销书的事实，反倒证明了她在运用史料方面的成功。

其实，西方读者和有中国大陆背景的读者对张戎一书的不同反应，也可以隐约感觉到某种问题的存在，如果说西方读者在这方面是一张白纸的话，而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被广泛长期有系统地洗脑之后——事实上已经程度不同的受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思想方式的污染，所以他们对张戎新书表达的意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党宣传文化的条件反射？多大程度上是自己良知和心声的坦露？这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不过也应该承认，质疑张戎新书的评论意见，代表着这个时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一种需要，那就是对毛泽东的批判还要更加深入的进行下去，而这种深入是需要建立在非常严肃的专业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陈小雅的新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她的这本书或许可以多一些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需求，也就是她比较学术的揭示了：中国的悲剧在于，帝王式的专制，是一种“公私不分”的专制，是一个人负责的专制。只要这个主角不退役，他的不论公私行为都是无法界定也无从监督的。由此而造成的国家动荡和危害是无法避免的。

对毛泽东的研究和批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尤其在中国现任当权者还抱着毛泽东的衣钵不放，使得这项工作即触动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又可能会 “犯众怒”。据作者介绍，出版这本书仅仅是是她研究毛泽东计划的一部分，该书有一半内容曾经在《民主中国》网络杂志上和其他媒体上发表过的，有一半是新的研究成果，如毛泽东的“四不清”问题，毛泽东主义，林彪罪案，毛泽东的遗诏等；当然，还有更多的资料和研究尚在进行之中，计划中还在研究撰写的相关著作有《中国“洋葱”》（比较毛泽东与希特勒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极权制度”的缔造者）、《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

两位女性的评毛新书，虽然角度甚至立场不尽相同，甚至写作的文字也完全不同，但除了他们写作的主人翁以外，有一样是相当接近的，那就是这两位的文笔都十分细腻、故事生动，可读性很强。张戎的新书据说明年春天可以出中文版了，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也闻有人在美国联络出英文版，我想这本研究毛泽东的力著，也可能会引起包括英文读者在内的外文读者的兴趣。我想，如果把张戎和陈小雅的两本书结合起来读，也许你会读出一种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