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陷阱

了解当代中国的小百科全书：《中国现代化的陷阱》

◎胡平

出处：http://www.xinsheng.net/xs/articles/gb/2003/11/14/24283.htm

【新生11月14日讯】五年前，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在国内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造成强烈的轰动效应。最近，海外的博大出版社（Broad Press Inc.）推出了该书的最新修订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是增加了一九九八年以后的新数据与资料，并对旧资料作了一些删节；二是做了一些结构性调整，如将2000年发表在《书屋》杂志、被中国读者视为《中国的陷阱》的姐妹篇，令中国政府极为震怒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作为本书的第十一章，并重写了序言与结语－－以前在中国所写的结语，因面临太多不能直言的禁忌，充满了曲笔－－作为作者对中国跛足改革的基本判断。

五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都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国人对于反腐败问题在五年前曾经有过的一点希望如今更加渺茫。

五年前，朱熔基走马上任国务院总理，誓言要闯地雷阵万丈深渊，还说要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装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汪道涵每到一处，都要向当地官员推荐何清涟的这本《现代化的陷阱》。可见在那时，中共高层也有人下决心反对腐败。然而五年过去了，何清涟这本书在国内遭到查禁，何清涟本人也被迫离开中国来到海外；朱熔基反腐败无功而还，腐败则愈演愈烈。胡温上台，虽然也试图带来一点新气象，但是在反腐败问题上就连「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种门面功夫都没有做。时至今日，中国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何清涟在修订本前言里引述了一位深圳官员的话，那位官员对官场的腐败非常反感，但是他说「我们没办法，身在衙门，不由自主。一个社会如果十个人中有七个做贼，剩下的三个也得跟著做，要不然你就会被真贼当作贼来抓，因为你不贪污腐败，别的人心里就不踏实。」这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官场，已经不是清官整贪官，而是贪官整清官，贪官要把那些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个清官拖下水，要贪大家一块贪。

何清涟这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引证的材料丰富翔实，涉及到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犹如一部当代中国的小百科全书。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分析与评论十分深刻，发人深省。尤其是在重新写成的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国」和结语「中国改革的得与失」里，作者高屋建瓴，从整体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作者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当初化私为公的革命的一种逆变－－化公为私。中共先是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然后又利用权力把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我完全赞同作者的这一概括。我先前也讲过：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这是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的，独一无二的。在描述当今中国的腐败现象时，有人把它比作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政权，比作苏哈托时代的印尼与某些拉美国家，或者比作一党专制垮台后的俄国或东欧，其实都不准确。因为当年的国民党和苏哈托或拉美国家都不曾搞过血腥的共产，而俄国和东欧好歹都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改革，所以它们的腐败程度都不能和今天的中国相比，其性质更有不容否认的区别。中国的腐败岂止是腐败，它简直就是抢劫。

不错，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于是，不少人说这是邓小平路线的胜利，是只改革经济体制并推进市场化，而不改革政治体制且不推行民主化的路线的胜利。我承认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中国是在专制高压下推行经济改革，因此实行起来全无掣肘，格外顺利，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甚么价就卖甚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私有化的「交易成本」果然很低。

然而，中国的私有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整体缺乏合法性。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是，因为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却无可置疑。虽然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换，但产权配置的结果却得到公认，不曾有、也不会有「秋后算帐」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私有化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产权配置就没有合法性。

回溯这段历史，可以做出结论：在中国，倘若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过分地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贪污腐败绝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般肆无忌惮的地步，贫富差距更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般惊人。倘若中共能在早些时候就开始政治改革，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予以包容，把它视为赎买，视为换取政治开放的不算昂贵的代价。可是，腐败一旦太过分，而且这种过分的腐败恰恰又是在残暴高压的保护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血腥镇压民众的人同时又攫取了惊人的由民众创造的共同财富，这又如何能让民众包容呢？我承认，当人民还慑于专制统治的淫威，还没有发言权的时候，他们只好忍受，只好满足于从权势者的豪华筵席上捞一点残羹剩菜。可是，一旦他们赢得了民主权利后，情况又会如何呢？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这种抢劫式的改革究竟还能持续多长时间？正如何清涟提到的那样，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何清涟写道，自从她这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以后，「笔者所到之处，海内外人士向我提出的问题就成了这样：『中国共产党还能支撑多久？中国甚么时候崩溃？』」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中共当局继续只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继续权贵私有化，只不过在掠夺瓜分之余也给老百姓一口饭吃，并凭藉现代化的国家镇压机器，把一切「动乱」因素扼杀在萌芽之中，然后经过几个世代，不法之财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但是，考虑到现代人平均寿命的显著增长，考虑到信息时代各种重大事件记录的完整精确，要让后人忘掉眼下这段公开抢劫的历史从而放弃追究，那实在是太难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

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性：一、如果在这段期间之内出现重大危机，中共的镇压机器失灵，各种被压制的矛盾就会爆发，整个社会便可能陷入极大的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才匆匆引入民主机制，恐怕也难收立竿见影之效。二、如果中共专制政权竟然挺过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缓和了贫富差距，一方面通过时间使黑钱漂白，那只会使它对人权、民主与正义等理念更加蔑视。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显然，这两种可能的前景都令人恐惧，而后一种前景尤其恐惧。

因此，要避免上述两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现在加紧推动民主进程。


注：

何清涟因其学术道德，胆识和成就被尊为先生，被称为女侠。一些西方媒体因此把她误报成先生。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于1998年初在中国大陆出版，在海内外引起强烈轰动，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删节本在大陆包括盗版书热销三百万册。日文本销量超过10万册。近期推出的还有德文本和韩文版。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被认为剖析中国转型期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仅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国际各大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纷纷以巨幅进行报导评论。国际最王牌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在封面刊登刘宾雁和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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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http://www.housebook.com.cn/200101/3.htm

“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获奖致辞

? 何清涟

女士们、先生们：

　　这次获得“长江读书奖”的读者著作奖，本人深感荣幸。对我来说，今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对于这一特殊时刻所获的这一荣誉，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我由衷地感谢全国广大读者对我的厚爱，并将把这份厚爱当作一种真诚的道义鼓励。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那些在《现代化的陷阱》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种种帮助的朋友们，正是他们的真诚帮助使我深深感到，在这条研究道路上，我不是孤军奋战。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两位人士，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先生，他在本书出版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另一位则是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先生，当年多家出版社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我的著作持观望态度的时候，是他想办法将这本书送到了刘吉先生案头。他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眼光，尤其是那种坚韧的努力，说明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出版者。没有他的艰苦努力，《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可能至今还不为广大国人所知。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阐述的不是纯粹的“理论理性”，而只是坚持了时下中国的“常识理性”。作者借助于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分析解构了自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它的切入点是权力市场化这一在中国谁也不能否认的社会现实。正是权力的高度市场化，使得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精英转换的连续性与利益转移的隐蔽性。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形成，完全是以权力市场化作为起始点。

　　十二年前我初到深圳这座城市，就发现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私人利益得到满足是以公共利益受损为前提，而贿赂则是私人获取最大利益的必经桥梁。在受贿者看来，别人进贡的钱物只不过是别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巨大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回馈；在行贿者看来，这些贿赂却是保证他们能够得到优待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与其忍受官员们的百般刁难，还不如花钱买方便。从个别部门看来，贿赂似乎能提高效率，促成办事速度加快。但是从社会宏观层面以及长远效果来看，系统性的腐败却很少能够产生正面效果。腐败行为促使政府官员在偏袒少数精英的同时危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腐败在中国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现存体制。从效果来说，腐败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引入了低效与不公平，最终也不能有效地引导私人利益。如果政府容许某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为自己赚取超量的收益，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破坏。仅仅依靠刑罚手段对腐败分子进行惩罚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固然可以争取公众对政府的支持，但却无法解决引起腐败的内在的问题。一个对反腐败持严肃认真态度的国家，应该深入细致地研究腐败的各种类型，并对症下药地根除腐败的内在根源。

　　让我吃惊的是知识界部分人士对腐败的态度。在一个充斥着文盲与半文盲的国度，知识精英们本应承担起社会批判的重任，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但却有少数学者在不断撰写学术论文，努力论证腐败在现阶段是促使社会转型“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方式。这种论证不管表面上有着如何漂亮的理论外衣，但却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常识：贪污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破坏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并加重了我国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两个关键性的弱点：一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二是政府的软政权化，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与法规。此外，还有一种对中国问题极不认真的研究态度，其典型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这一主义的主张者将各种令人眩晕的概念、术语堆砌起来，对所谓的“中国问题”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既有立论者为图名利进行商业化炒作的因素，也有来自对全球化阴影的恐惧。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究竟是“前现代”的专制造成的不平等与不自由与过大的贫富差距，还是“现代性”造成的异化、失落与精神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弄清楚解决问题的途径到底何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即为此而作。

　　作为一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我有幸地经历了三个时代：文革前、文革以及后文革的改革时期。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实际上起作用的社会意识其实都很不相同。我认为，这样一个丰富多变的社会转型期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来说，都提供了内涵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我所做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受过教育的人们讲述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用三种方式在对社会进行批判：一是技术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立足于理想主义的基本前提，也不是以光明的未来作为基础。这种批判者一般设身处地的为统治者着想，所提的对策大都立足于减轻现行统治的罪恶。二是道德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以“社会本来是怎样的”作为批判的出发点。三是意识形态或历史的批判。这种批判以未来社会为名，攻击现存的社会，它把一切违背人的良心的不义都归结为现存秩序的本质，同时它还规划出一个宏伟的社会蓝图。这三种批判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具有高贵性，然而也有迷误的地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一种或两种批判方式的结合。

　　对于中国来说，整个二十世纪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与苦难，这种民族的苦难，造就了这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人格。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批判态度相对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源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历程的复杂性。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中国那样为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感到深深的骄傲，但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直到二十世纪，也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遭受如此铭心刻骨的屈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日渐边缘化的同时，其精英阶层也一直以“学者兼战士”的身份出现，承担着社会批判的重任。在这一群体中，一直鼓荡坚韧的道德理想担当，承担着把意见转变为理论的社会责任，他们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定位于不仅是求得个人生活的满足，而是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每一时期的批判方法有变，二十世纪前半时期主要以意识形态（即历史的）批判为主，从五十年代开始，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八十年代以后，才又开始了以技术批判为主、道德批判为辅的社会批判。而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历史的）批判，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会出现。而社会批判的严重缺位，大大延缓了社会进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不管社会条件如何变化，在知识分子的精英中间，这种批判精神的血脉却一直顽强存在，即使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血脉还以非常惨厉的形式延续下来。如顾准就是一位“窃天火，煮自己的肉”的思想者，我们今天思想的权利，正是顾准、遇罗克、张志新、黎九莲这些敢于质疑现实并进行批判的思想者在我们前头承担了牺牲和不幸，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争取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这份权利并加以善用。但近年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的利益集团化，这种批判精神正在逐渐减弱，这固然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立场及道德勇气有关，但还有一个批判能力日益弱化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重新寻找思想资源。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目前正有一部分具有道德理想担当的知识精英在做着这些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胸中鼓荡的批判精神，来源于对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原则的信仰。这种知识人格使得他们在深信某种制度是违背正义公平等人类原则的时候，可以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而竭尽绵薄。

　　我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动机，以及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在书的“作者后记：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已有简单的说明。作为一个转轨时期问题的分析家，我深知一个学者应当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对现实作批判性的审视与检验。但我也确实非常清楚这种批判的限度，因为我知道经济学的边界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学问功力的边界在何处：经济学只能告诉人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财富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长，即便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也只能在财富的分配上倾注公平正义思想。而哲学家才能理解人追求什么，并赋予人生以价值；历史学家才能告诉人们，人在过去发现了什么，以及未来或许会发生什么。而要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一切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将社会批判上升到历史亦即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工作需要一代知识精英们长期不懈的共同艰苦努力。

　　最后，我借用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一段话献给中国思想界的朋友们：“我们决心在自由政治中建立一个公正的标准，今后它不仅仅关系到自尊，而且关系到准确说出我们的意欲和我们的思想的必要性。如果需要，对于那些不管在其它方面多么有资格，却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对于那些在诺言和实际间有差距的人，我们都将反对他们。”愿以此与思想界的朋友们共勉。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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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国】何清涟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 最新修订本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 谢宗延报道) 在上次 《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本书出版五年之后， 它的修订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 由美国博大出版社于二零零三年九月在海外出版。 作者一扫旧版不能直言的禁异，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分析论证， 使之更具说服力。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修订本》还加进了作者到海外后, 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我们请何清涟女士为我们介绍《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的最新内容。

何清涟：我重新写了《序言》重新写了《结语》，还再增加了十一章，这三部分代表了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理论思考, 包括我这个书出版以后，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 我在这里面都有交代. 另外每一章我都补充了九八年以后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关于黑社会 地下经济,还有国有企业等等等等，我增补了很多内容，再把原来的材料删掉一些，总篇幅还保持不变，至少是更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内容。

记者:那您刚才说您增加了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内容的是什么呢？

何清涟: 第十一章就是那篇很着名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我在那里面主要分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还有每一个阶层在改革后形成的这种新的等级序列中, 居于一个什么地位。 我记得《书屋》杂志发了我这篇文章后,他们的总编半开玩笑的跟我说: 现在大家都拿着你这篇文章在对,我是属于哪个阶级? 我在那里就提出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三者合流的概念，而且也提出了中产阶级搭便车,工人农民地位边缘化的问题。

记者：那什么叫地位边缘化？

何清涟：一个人要在社会上有正常的位置，起码要有几样东西，第一个,他要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保证，还有正常的收入，能够维持一个不失体面的一种生活，哪怕穷一点. 我说的边缘化, 就是他们已经逐步被甩落到这个社会结构之外，沦为了没有工作的人。像农民就成为了“三无人员”，到城市做流民.所谓“三无人员”是中国政府给定的一个概念，是哪“三无”呢？是没有合法的证件， 没有固定工作, 没有固定住所。 你去想一个人连这三样东西没有，他还在这个社会上，那就等于什么生存条件都没有了。 那么至于工人就是没有工作，居住在贫民窟似的地方，没有能力供养他们的后代读书，接受必要的教育。 等于中国是一辆现代化列车， 政治精英是主导着这辆列车前进方向的， 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坐在这辆列车的头等舱或软卧和硬卧里，搭便车的中产阶级坐比较好的硬卧，有工作的底层人员坐硬坐， “三无人员”已经被甩掉在列车之下了，有的人甩在列车之外，已经跟不上步伐了， 就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与他们无关了。

过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但是那时工人实际上只是名誉上的政治地位高，但是江泽民他们确实也想做一个理论修改，就是提出 “三个代表”理论。

上海有一个大企业经理跟我讲过， 他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咱们都说了几十年了，从来就没落到实处过。但是为什么要说呢？因为它还有一个道德作用，至少要举这面旗帜。 他说要害就是在前两条，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我们，谁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还是我们。 他说你想工人农民怎么可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他们又怎么可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呢？我们有钱，他说在电视上报纸上能够发言的，除了政府，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代表我们利益的知识精英。

记者：那现在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中国政府的政策像您讲的已经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这么一个倾斜，而不是对工人农民的倾斜，可以这么理解吗？

何清涟：基本是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八九年结束它的理想主义改革时期以后，它就越来越体现出一个特征，就是政治精英集团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让政策的向强势集团倾斜。让政府出台很多有利于他们这个小集团的政策，中国后来越来越体现出这一条, 比如小汽车政策,房地产政策，还包括电讯产业的政策，只要有利于强势集团的政策，都是出台迅速，非常果断。但是如果要是对老百姓有利的政策，讲半天也到不了位。九三年宏观调控以前是放权让利，是政府放权放利出来，让社会铺张， 有一些集团得的多一点，有些集团得的少一点。那么从九三年以后是政府要从老百姓手里拿回去， 所谓医疗保险改革， 养老改革，就业体制改革， 教育改革， 基本上都是要老百姓把袋里的钱都掏回来给政府。 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从它的实践后果来看，它已经变成了权势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掘取国有财产的一个过程。

记者：有的人认为这个贫富差距是哪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包括美国也有贫富差距。但是也有的人说，如果你过分强调贫富差距，或者是说过分强调要消除这个贫富差距，那势必又回到人人有饭吃，人人又都吃不饱的这种大锅饭那种状况，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何清涟：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只强调了一个问题，任何社会都有贫富差距，确实要容忍合理的贫富差距存在。同时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要有一套救助穷人的机制存在。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不是看富人有多富，而是要看穷人有多穷。

我到美国来以后我就了解到， 其实美国的穷人他们的生活并不困难，因为政府的食物券就保证了他们的基本食品。 另外就是你多生孩子有补助，所以很多人养几个孩子生活反而不困难。 那么在中国整个社会保险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失业保险社会救济都没有, 所以穷人就穷到了什么程度呢，如果一旦失业，又找不到工作，就很可能衣食无着，那跟美国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点。

第二点，美国的贫富差距是经过两百多年来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人穷和人富是由于才能, 能力各种各样的差异造成的， 但是起点是平等的。而且政府的公立学校是免费的，穷人的孩子读大学，你要是读不起还可以申请补助，奖学金。 中国没有这一套制度，就是没有保护穷人的这一套机制。而且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起点不平等，权势集团凭借权力掠夺财富，在短短二十多年内掠夺人民血汗。 因为中国的国有资产是怎么积累起来的? 是老百姓低消费高积累积累起来的, 那么改革又对他们进行二次剥夺. 他们原来积累的没有了，现在又要他们再交钱出来，造成穷人更穷。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贫富差距，看字面好象中国跟西方是一样的。但是要从这个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贫富差距造成这个后果 之后的社会反冲机制，社会救助系统这些来看完全不一样。 我在这个《修订版》中特别重新写了《结语》，《结语》的标题就叫做《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其中我就直接指出了, 中国的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就是改革的受益者。广大中下层人民, 尤其是工人,农民这两大集团,实际上就是受剥夺者。

记者；那您怎样理解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何清涟：我现在对改革也有一个思考，原来我们对改革一直有一个幻想， 认为它确实可能会达到共产党宣称的目标，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么我出来这两年，我读了一些比较政治学的着作，其中分析了很多威权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后来我才发现这几乎是所有的威权国家转型的特征。 我们中国这个国家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我们这个政权是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 战争建立起来的政权它具有几个能力，一个它有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

第二, 它有一个全面控制社会的能力. 那么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这方面的能力，应该说是世界上比任何政权要更厉害. 那么就是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在它改革威权政治转向市场化的过程中间， 改革必然是精英集团尽可能的在改革中间满足自己利益的需要。 所以如果我们设想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够真的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不了解这个威权政治的特征。

记者：您在这本书中指出了中国改革的很多的问题，那您认为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何清涟：你要说有什么方法解决中国这么多复杂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人也没有办法。但是现在至少还有一条可能的道路，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我在书中讲过，所有的问题虽然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是根源却在政治领域。中国现在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两个问题，第一, 正好象戊戌维新是一八九八年, 一八九八年方子到了一九零五年形势已经变了，那时候的方子不管用了，这就叫改革的时间成本。 所以改革越早越好，越拖到后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益越小，起的作用就越小。第二点, 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的问题, 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当年慈禧太后拒绝改革的一个说法就是民智未开，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老百姓的的素质不行。他们忽视了一条，民主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实践的过程。你停留在纸面上是没有意义的。我相信中国老百姓的智力水平,并不会比几百年前，美国开国时的移民硬是差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通过民主让大家在实践中学习，总比永远不让大家民主化要好的多。

中国政府为什么迟迟不愿意搞政治体制改革呢? 我觉得中国在九十年代就有一句这样的民谚, 叫作“反腐败亡党 不反腐败亡国”。 因为中国就是这样的你要反腐败，那么中国这些党员官僚，从上到下没有几个人不贪污腐败的。 但是 “不反腐败亡国”， 指的就是如果让共产党这样统治下去，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在采访过程中何清涟女士告诉我们，《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何清涟女士的故事 -- 逃出中国， 请您注意收看。 好，观众朋友们，又到了与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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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陷阱

作者：何清涟

http://chineseliterature.com.cn/jingji/jj-xdhd/index.htm


附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

作者：何清涟
http://www.xueshubook.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