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个好东西》引人注目
● 叶鹏飞(北京特稿)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经过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载后，引起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
俞可平的身份以及文章直截了当的题目，使文章背后可能代表的政治涵义营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1959年出生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华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他身兼多职，除了副局长，也是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等，并任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学校的教授。
胡锦涛的“文胆”
中央编译局传统上的任务是翻译马列经典，属于“冷衙门”，但是作为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也经常会接到高层要求的一些调研工作，俞可平因而也被视为胡锦涛的“文胆”和智囊，加上今年又是中共十七大召开的政治敏感年，海外媒体自然对他这篇公开肯定民主的文章格外重视。
俞文出现的过程也引发了各种揣测，文章原来是2006年底出版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这本书的序言，去年12月23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首次登载，经北京日报集团的京报网以及中共中央的新华网及人民网转载，日前因中共中央党校属下的《学习时报》第三百六十七期转载而终于获得海外媒体的注意。
台湾《中国时报》认为文章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准备为执政的合法性展开新论述。香港《亚洲周刊》指出，俞文从根本上颠覆中共之前有关自由民主人权的片面认知，从而拨乱反正，把中共带回与普世价值接轨的正道上。美国多维新闻网的报道形容这篇言辞大胆的文章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
面世过程曲折
有分析认为，文章面世过程曲折，没有经过中共中央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刊登，显示胡锦涛推行民主的想法遭遇了官僚体系的消极抵制。俞文尖锐地指出，对于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民主是一个坏东西，因为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其权力要受到公民制约，不能为所欲为，似乎印证了文章被主流宣传系统抵制的看法。
中共虽然不是铁板一块，下层官员敢于违背上层意志的情况却是无法想象。除非如文革或六四期间，中共内部出现严重派系矛盾，宣传系统不听中央指挥，尤其是总书记的意旨，无异天方夜谭；何况随着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拿下，胡锦涛的权威正如日中天，他更不可能在党内面对被动局势。
假设俞文确实获得胡锦涛默许，或代表他的改革思维，绕过中央主流媒体面世的做法，毋宁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谨慎策略。
中共推动的经济改革在提升发展水准的同时，也衍生了一批钻营改革过程里体制转型漏洞的利益贪腐集团，他们或凭借权力扭曲垄断市场、或依靠勾结奸商化公为私，更利用舆论蒙蔽社会，混淆反思改革为反改革，拥护对自己有利、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反对制约自身利益的改革深化——健全经济体制以及开放的政治改革。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在中共内部和社会大众还没有共识的情况下，贸然通过官方主流媒体宣示民主，只会弄巧反拙。
在官方话语系统中，把民主等同于“和平演变”或“美国霸权”的惯性思考依然存在，虽然中共表面上也肯定民主，但是内地里却是批评“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对于民主的肯定也必然要加上“社会主义”的冠词。
按西方价值观解释
俞文对民主正面直接的肯定，并且严格按照西方价值观做解释，显然有为民主正名的意图。本报报道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说中国媒体、大学、研究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开民智”，更要“开官智”，正是一个贴切的注脚。
十七大的人事布局正在幕后如火如荼地进行，从胡锦涛上台后在外交、两岸、社会等政策内敛而务实的作风，可以推测他在十七大巩固人事后应该要开展足以垂世的新施政理念，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也迫使中共必须及时因应。民主虽然不是万灵丹，在贪腐横行，社会矛盾趋向尖锐的时刻，仍不失为一贴良方。
胡锦涛在政协的元旦讲话中就指出，要扩大党内民主，也要促进党内和谐。
因此，判断俞文代表的是中国将开启新一波民主化政治改革显然过于乐观；其为十七大后中共内部可能出现党内、局部、渐进民主改革做论述铺垫，或许更切合当前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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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为胡锦涛解套
冼岩
(博讯2007年1月06日)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006年12月28日在北京日报撰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完全从西方价值观的视角高度肯定民主，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震动。俞可平被外界称为胡锦涛的“文胆”，当属胡核心智囊之一。虽然现在可称为中共高层核心智囊的人不少，内部也有派系、分歧，个人言论未必代表中共高层的意思。但在此江泽民以“法办陈良宇”的形式公开完成最后权力移交后不久，中共17大在即的敏感时刻，俞可平作为核心幕僚在媒体公开发表文章，其意义确实非同寻常。
俞可平此举，其意不出有二。一是为胡解套。胡锦涛自履任以来，有明显的加强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向左转等倾向。这种左倾保守的定位，既固化了人们对胡的成见，也封闭了胡本人的选择空间，捆绑了其手脚。胡如果要想在更广阔的空间内有所作为，必须从自己言行所编织的定位中、从自己将自己套牢中解脱出来。俞可平此文，或许就是为胡解套。
这一推断的前提是：胡欲有更大作为。如果仅仅是维持稳定、等待交班，胡完全可以不在乎外界的左倾保守评价。但是，历尽艰辛走到这个高度，终于有机会可一展抱负，除非是极度悲观者，很少有人能拒绝这种诱惑。胡虽低调、内敛，但绝不是缺少自信、没有自我期许，他应该早已有目标，早已有计划。果真如此，则一切将在今年17大上见分晓。很可能由于原来左倾保守的形象与17大上胡将要推出的名副其实“新政”有悖，不利于“新政”出台，并以此统一全党认识。所以胡需要先作转折和铺垫，于是乃有俞可平文出。俞文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如中共领导人通常做的那样，泛泛肯定民主，然后将民主空洞化；而是在民主概念下塞入了具体内容，且完全按照西方价值观来解读民主。这种对西方民主的价值肯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从中共领导人以前关于“不会照搬西方民主”的政治宣示中解脱了出来，给人以如下想象：中西方民主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彼此处于不同阶段而已；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 (博讯 boxun.com)
从这个方向上来推测胡锦涛欲行之新政，其内容只可能是党内民主。这种类似于西方早期“有产者民主”的“等级民主制”，既是当前形势下执政党要完成多项任务的客观要求，也是目前条件下胡锦涛唯一有条件推动的、有望改变中国未来走向的不世之业。胡最近曾多次提到，反腐是全党的首要任务。但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反腐，成效有限。纵然胡在一年内拿下7大省部级高官，仍难从根本上扭转已深入骨髓的党风腐败。胡不可能不明白，要真正有效遏制腐败，唯一选择是启动自下而上的监督。最近胡访越时，对越南政治改革作出了高度评价。这或许是胡自己亲自作出的解套姿态，可惜其音仅闻于国外。
党内民主也有多种搞法，有大搞、小搞之分。以中国目前条件和胡的风格论，17大启动的党内民主应该是谨慎的，严格限制范围的。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差额选举，没有差额选举兜底，一切民主化举措都将流于形式。为保证可控性，预计胡会将差额选举限制在基层，最多向上延伸到地市一级。这样做虽然会令许多对民主抱过高期待的人不满，但其实已迈出了了不起的一步；而且也已可实现执政党最迫切的目标：缓解导致了当前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官民矛盾”——民主的实质是改变官民力量对比，使民众有一定能力制衡官权力。要有效实现制衡，仅有自由竞选还不够，合法竞争的反对党（派），自由言论的监督，均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差额选举是基础。当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指向缺少制衡的官权力，这种权力有时可表现出高效的优势，它也可能压抑了其它一些矛盾，所以当此权力被制衡后，也有可能会滋生出新的问题。但在此时此刻，在缺少制衡的权力所导致的官侵民利、官民冲突正在由慢性病转为急症之际，对症下药是必然选择。
俞文的第二种可能用意是，投石问路。由于当前许多社会矛盾已堆积起来急须解决方案，由于党内也有一股力量在积极推动，由于海外力量的持续压力与诱惑，三种力量叠加在一起，如果胡锦涛的内焰雄心再大一些，压倒他的审慎，急于青史留名，他可能会设计和逐步推出一整套的民主化方案：先党内，后社会；先基层，后高层，直至全局。这也符合中共改革“不动则已、动则算全”的行为逻辑。
到底只是解套还是投石问路，两种选择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完全不同，结局也将完全不一样。笔者倾向于胡锦涛选择的只是第一种。这种判断不仅仅源于胡的作风、性格，而且源于胡在客观上并不具备启动、掌控一场全面改革的条件。中共历史上只有两人曾经短暂拥有过这样的条件，分别是建国初期1957年以前的毛泽东，改革初期1987年以前的邓小平。
胡今天的条件远不如当年毛、邓，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胡应该不会冒险犯难，他绝非没有自知自明。而且，如果为一场全面改革投石问路、试探水之深浅，仅有俞文份量不够，应该连续有一系列动作。有媒体评论胡“以左控权，以右用权”，此说有一定道理，虽然胡再右也右不到哪里去。
即使仅仅操作党内民主，难度也很大。估计胡会辅以配套性的控制措施，包括严格限制党内民主实施或试验的范围，进一步加强对言论、结社的控制，等等。如果党内民主进展顺利，形势喜人、逼人，不排除胡会顺势启动全面改革——历史从来就不会完全遵循政治家事先编排的剧本，而总是有着自己的演变逻辑。
政治如股市，转折往往发生在人们对转折的预期已经麻木之时。当“胡温新政”多次令人跌破眼镜，回回以为“狼来了”，狼却没有来；当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狼来了”时，或许这回狼就真的要来了——中国历史又将掀开新的一页，虽令人期待，却祸福难料。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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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媒体新动向—— “民主是个好东西”
文章摘要: 中国要崛起，最需要的其实不仅是美国符合资本扩张发展趋势，顺应全球自由贸易和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制度模式，更需要的应该是民主制度的精髓——连一贯强调“团队精神”的日本，都开始更大程度地尊崇“个人价值”的美国精神。
發表時間：1/1/2007
继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赞许西方式发展之路之后，最近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耀眼文章，堂而皇之地在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首发，接着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再次全文刊发，之后各个网络媒体争相转载，引发网民热论，大有推波助澜之势，似乎有意在与《大国崛起》隐含的主题遥相呼应，旨在冲击那些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此篇言辞大胆、泼辣的文章，出自现年47岁、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之手，不难猜度出有其体制内的强悍驱动力，正孕育着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俞可平教授可谓胡温前沿智囊人物，是政治学、哲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并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教授，曾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美国杜克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校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是颇具代表性的官方软科学专家。
此篇文章出自《民主是个好东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一书的序言。这个书名本是俞教授2005年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此话一度曾在国内引起纷争。此次文章又大刺眼球，以此为题，冲击官方主流媒体，其潜在的意义已不言而喻。俞可平教授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他特别强调，“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当然，他不喜欢也不会明说，而会说，民主怎么不符合国情民情，民主的条件怎么不成熟，公民的素质怎么不行；或者说，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这是对最近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调查结论中，多数官员漠视政改的有力回击。
俞可平教授认为：“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如一位著名政治家讲的那样，民主是一种比较不坏的政治制度 。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为此，他亮出杀手锏说：“最近胡锦涛主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俞教授巧借“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民主要稳步推进出发，从谋求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合作管理的互动出发，从市场经济需要公民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从和谐社会离不开动态稳定的策略选择出发，颇具针对性地逐一表述了他“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现实命题。这一对现实制度构成赤裸裸的反证性的言论，能大张旗鼓地在中共主流媒体上叫阵，意义非同小可。这就如同《大国崛起》能够问鼎央视，宣扬“蓝色文明”一样，当有其深厚的政治背景。
当以“自由选举”为核心的民主被看做是一种制度工具和“政治方法”时，中共一直担心它会对国家崛起带来负面作用。民主，本源自希腊人追求平等的理念，到美国式的制度确立，已经把它推向了顶端。民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全球大众文化认同和政治制度的安排。而民主文化历经艰难，走到今天之时，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了其向现代化的转移，建立了现代民主，不少原本落后的国家也在无法回避的“现代化”进程中，将作为文化舶来品的民主移植到了自己的社会土壤里。20世纪后期随着全斗焕、皮诺切特的受审，米洛舍维奇的倒台，萨达姆政权的摇摇欲坠，民主已经召唤起世界性的热情。自80年代以来，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非洲博茨瓦纳，已成为不同文化中移植民主成功的典范。而韩国在独裁军人政府的朴正熙及全斗焕时代，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的同时，其独裁道路也为自己挖掘好了坟墓，于是朴正熙被暗杀，全斗焕下台以谢国人。台湾也是这样，蒋氏独裁统治也发展了经济，政治上却走向了困局。但蒋经国、特别是李登辉积极了很多，主动出牌，推动变革，到阿扁所代表的政权时，一样验证了中华文化会接纳民主制度。甚至连阿富汗那样的落后国家，都赢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自由大选。而苏东波系列变革的蓝本，更是最好的“红色记忆”为蓝色文明吞没的现实解读。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从方方面面一再证实：中国没有理由再拒绝民主。民主不仅“是个好东西”，而且的确是不得不实行的“东西”。
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江时代以“经济决定论”为其执政发展的基础，崇向哈贝马斯的加强政府作用，以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那种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民主加以拒绝，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拿来主义”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以牺牲民主获取经济发展的道路，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所否定。于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要纠正20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无视社会公正的政策取向。
胡锦涛面对江泽民传承下来的是一个社会日益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的现实，已逐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保障下，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更多地呈现“非对抗性”和“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的。因而当今的中共决策层的智囊们才会呼吁，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需要西方政治制度的监督与协调机制，以实现社会和谐与平衡发展。但前提是还要戴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面具。
一个好的制度，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会为解决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西方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好制度，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在政治安排上，他们喜欢给每个人一张选票，这是对每个个人权利与个人价值的确认。世界上都知道美国是发展这种制度最成功的典范。但美国的成功不是靠“豪言壮语”的吹牛，靠人与人的明争暗斗；而是靠那种颇具吸引力的崇尚自由、实验与批判的个性化人文精神策动的。美国的这种精神资源不管被理解为“腐朽资本主义”的也好，或是“文化帝国主义”也罢，但总要尊重一个现实，像中国内战时代崇尚“新生活”的青年涌向“革命圣地延安”一样，今天全球各国的青年都不惜代价地移民美国去冒险和“淘金”，世界各国已有50多万溜学生集中美国，其中相当多的优秀人材一生都踏向了“不归路”。当今世界各大洲几乎无一国家的内阁中没有受过美国式教育的精英。在当今这个后对抗时代，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约占世界市场的 3/4 。美国的通俗音乐流行于四面八方，全球电脑网络与文化交流基本上也是“美国化”的。由此可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精神上“打倒美帝国主义”。这应该是要承认的现实。
美国在使用高科技圆动工具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国家的自由意志，越来越趋向成熟，从而也在政治上建立起适应自由经济发展和相对公平分配财富的民主制衡制度。美国的强大，不仅在于它首屈一指的经济地位和无与匹敌的军事力量，还在于它有一个能够尊重和接纳反对派的强大政府，能够通过广泛地民主辩论与求证，把最优秀的意见集中在政策运用的支点上，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和维护公民利益与国家的发展。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对世界各国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示范作用，尽管这种制度仍有不少弊端，但比较之下，世界多数国家都开始考虑应强调用成文宪法和法律体系来有效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美国民主制度的成功，也许是由于美国历史没有经过封建意识的长期统治和中世纪黑暗阴影的笼罩。应该说美国海纳百川的四方移民，构成了民主社会的先决条件，而“强调个人价值”，竟成为了美国得以不断创新的国家精神。
中国要崛起，最需要的其实不仅是美国符合资本扩张发展趋势，顺应全球自由贸易和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制度模式，更需要的应该是民主制度的精髓——连一贯强调“团队精神”的日本，都开始更大程度地尊崇“个人价值”的美国精神。
要真正解读“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这个命题，美国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