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

说起1968年下乡，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因此我没有报名第一批走。我是第二批走的，比第一批晚了半个多月。我没有第一批走，爸爸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天天和我讲不走是不行的。妈妈就是让我自己考虑，还埋怨爸爸沉不住气。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如何能阻挡历史的脚步呢，到头来只有随波逐流。

 

我记得那是1968年10月12日的早上，我爸用自行车驮着我的大木箱子。我坐有轨电车到达学校。在学校的操场上停着一排排带拖斗的崭新的解放牌军用大卡车。可能是辽宁军区派来的，行李放在拖斗里，人站在前面车里。中午前就出发了，可是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到达。其实也就100多公里的路程。因为一是路难走，二是不认识路。走走停停。天黑之后终于到了一个叫开原县三家子公社后施仆大队的地方。我和其它16个同学，共11个男生和6个女生被分配到了开原县三家子公社后施仆大队第一小队。

 

来送我们的军代表给我们17个人开了个会，并任命为我为青年点的点长。因此我就成了这个青年点的户主。也就这样开始我的3年另8个月的农民生活。

 

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为我们这一代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从城市到农村的学生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知识青年” ，简称“知青” 。毛泽东还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时沈阳市号称有20万和我一样的学生从城市来到了农村。据说全国有2千多万的青年学生从城市来到了农村。这一场运动也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农村生活是非常坚苦的，而我们对这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从春天播种，夏天施肥和锄草，到秋天收割和储藏。我们是秋天到农村的，正是收获的季节，一把镰刀，农民用起来，得心应手。可是我们今天割破手，明天割破脚。虽然我生长在城市也没有享过什么福，生活过得也挺苦的。可是和农村比起来，还是有着天上和人间的巨大区别。

 

我们所在的村子有很多土地，都是平地，没有山。用当地农民的话说是“一马平川” “九河下梢” 村子周围有三条河，辽河，清河和亮子河。据说水田有一千多亩，旱地也有近千亩。水田以种植水稻为主，也种不少旱田，旱田种玉米，大豆和高粱等。还有不少荒地，是大片的苇塘，秋天可以收割苇子。两千多亩地，如果一亩地能收500斤粮食，总共可收一百万斤粮食。可是我们一年只能收30万到40万斤粮食。平均一亩地不到200斤。

 

因此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苦很苦，最差的一年，一天的工钱是8分钱。农民们都抱怨说，现在的日子过的都不如在旧社会给地主做长工。

 

当地的农民是以满族人为主，大部份人姓“关” 。我的房东也姓关。当地的房子都是土堆的稻草顶的房子，这种房子的确是冬暖夏凉的。用现在人的观点，这种房子应当是环保型的，可是在当时则是贫穷的象征。房子的前后和左右都是菜园子。大部分人家都是两间房而已，一进门是灶房，往左拐就是正房，南，北两铺大火炕。几乎家家都是一个模式的。

 

我的房东在村里是比较富裕的，因此还有两间厢房，结构和正房一样，但是尺寸稍小一些。房东住南炕，我和一个同学住北炕。厢房租给一户闯关东的山东来的人家。一年的租金是50元。那个时候50元是很大的一笔钱。

 

整个村子有500多户人家，是一个生产大队，分成5个生产小队。只有小学校是砖瓦房。那时候能住上砖瓦房就是文明和富裕的证明。

 

房东特别的和善和友好，待我们象他的孩子似的。我们的食堂在小队部的厢房里，生产队派一个社员专门给我们做饭。只是在房东家住宿。可是只要房东家有点好吃的东西，他就会叫我们来一同吃，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慢慢就习惯了。

 

听同村的乡亲们说，我的房东在旧中国时也是有钱人，他家有很多土地，是一个地主。他父亲有7个女儿，没有儿子，就把他过继来当儿子，继承家业。可是他好吃懒做，又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每年一到年底都要卖土地来应付开支。恰好到1949年共产党统治大陆时把地卖的差不多了。共产党来了，他评了个贫农。也不得不把吸毒的坏习惯戒了。可是他从小就没有种过地，不会干农活，因此就去学了个洋铁匠的手艺来混生活。他也是一个神汉，有时会装神弄鬼地为乡亲们避邪驱鬼。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诚实的人。

 

后来生产队给我们盖了青年点，我们就都搬到青年点去了。男生一大间，女生一小间。青年点是我们生产队最好的房子。可是我们同学还是和过去的房东关系很好，经常来往。尤其是我的房东。我们青年点有个压水井，这是全队社员都没有的。房前房后都是菜园子。生产队还派农民来帮我们种菜，帮我们养猪。

 

1971年秋天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 一个写作班和一个绘画班， 我参加的是写作班， 时间是4个月。也是这四个月我学到了一些绘画和写作方面的知识。也结交了几个朋友。生产队每天还得给我记10分工，公社还给我伙食补助，就是说，我不用干农活，可是我照样挣钱，吃饭还免费。现在看起来，这对农民是十分的不公平。

 

虽然我根本没拿这个点长当回事，可是有的同学却对这个点长非常感兴趣。并鼓动一些同学提出要重新选举点长，这样大家就开始投票选举。结果我落选了，李华扁当选了新的点长。李华扁比我大4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那时我们都十分幼稚，可是李华扁确实比我们大多数同学成熟很多，相信这出改选点长的戏就是他导演的。由于他是团员，后来团组织恢复时，他又当选为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党组织恢复时，他又入了党，变成了我们大队的知青带头人。

 

他在1971年第一次抽调中回城，进了沈阳第二师范学校。等到尘埃落定，我们同学才发现被他出卖了。因为我们大队共有5个生产小队, 共有六十左右个人。而我们生产小队17个知青是人数最多的。其他生产小队都是十个左右，还有一个生产小队六，七个知青的。全大队抽了10个人，平均分我们都应当是走两个，其实我们生产队应当分到3个名额才对。可是我们生产小队只走了他一个人。知青比我们少的多的生产队，却走了两，三个人。

 

我觉得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挺愚蠢的，那时我们都相当的悲观，完全没有预见到有一天我们还能重新回到城市去工作和学习。也没看到那个同学还在坚持看书和学习，在为将来做准备。几乎是每个人都在得过且过的混日子。

 

1971年夏季，在下乡后近三年第一次抽调部分知青回城工作和学习，才使我们的心中燃起了重新回到城市的希望。但是同学们之间的竟争十分惨烈，因为名额有限，而每个人都想走。有的同学就说，这那里是抽调，这就是在抽我们的血。青年点里有个初中的同学叫刘汉杰和我的关系不错，几乎每次选举他都要提我的名字。因为如果没有人提名，就跟本不可能当选。

 

1971年末辽宁大学要招一个人，我也是候选人之一, 可是最终高二的刘晓光上了辽宁大学, 紧接着又有一个高二女同学上了沈阳师范学校。我是我们青年点17个同学中第四个离开的。也是初中生第一个，在我前面走的三个同学，一个是高三和两个是高二。应该说我还是幸运的。我的同班同学崔鸿明在农村呆了近十年。

 

和我同一小队的知青大部份是高中的，其中高三年级的两个，高二年级的8个，高一年级的两个。而初中生只有的5个。我是全点第4个，初中生第一个离开农村的，这并不是我在农村的表现有多好。而是我的运气还不错。很多高中的同学都在农村呆了十年，那时我们同学中流行一句话，这那里是抽调，这是在抽血。真的，那时候每一个知青的心都在流血。

 

这一场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可是这场大戏是用两千多万青年学生的青春年华，两千多万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代价的。不知道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和心理来导演这场劳民伤财的悲剧。从1968年10月份到1972年6月份，三年另8个月的农民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痛苦和不堪回首的一页。那是一个苦闷，彷徨和无助的年代。也使我从一个充满浪漫和理想的青年学生变成了一个生存第一的现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