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这个东西真是奇妙无比。我一不留意在网上发现了一张沈阳市第三十九中学的航拍照片。勾出了我无限的回忆。三十九中学在当时的沈阳市只是一个一般的学校。在和平区它不如二十中和二十九中学。
从照片中还可以看出游泳池和体育馆这些设施 , 这在当时的中学里是不多见的。那时高中一个年级有 4 个班共 12 个班 , 初中一个年级 8 个班共 24 个班。全校有 36 个班。近 2000 个学生。我们是 7 班, 我的学号是 51 号 , 学号是按身高排的。 那时候我的个子长的比较高 , 我是属于早长的类型。 可是后来不少个头矮的同学都赶上了我而且长得比我高, 而我从上中学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长高。
一年级时我和康明丽同桌,她是我们班最高分考进来的。 她也是我们班的班长。 她的父亲是个军队干部 , 军阶是中校,据说一个月的工资有 200 多元, 而我父亲是工厂里的职员,一个月的工资是 50 多元, 可见当时的生活水准有多么大的差别。 像她这样军队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 , 我们班有还有好几个。这些干部子弟可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和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子弟来往并不多。
后来我们班又来个留级生宁大威, 他父亲是宁武 , 辽宁省付省长。 他的家离我家很近 , 在一经街 , 一个大院和一栋两层的小楼。 我经常去他家。他还有一个妹妹,也和我们一起玩。他骑自行车上学。一遇到我就让我上后座, 带着我,他骑车的技术特别高。他长的高大健壮。一到开运动会时,就会给我们班争很多荣誉。跳高,跳远和跑 100 米他都能拿第一。和这些家庭环境优越的同学在一起,就更加使我产生了自卑感,同时也立志要好好地读书和改变命运。因此我那时读书比较刻苦。
在三十九中结交的唯一能称得上知心的朋友就是崔鸿明。这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环境大致相同,而学习上又能互相帮助,因此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想一想,这也是 40 多年的友谊了。和边为民,丁瑞久等同学走的也比较近。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打碎了我们读书的美梦,也给同学的关系带来了很大的隔阂。
崔鸿明同学的家住在沈阳市艺术宫对面,和我家比较近。我们上学和放课经常一起走。我和他的哥哥,姐姐和妹妹都很熟悉。尤其是他的姐姐,我们很谈得来。她姐姐也就是比我们大一,二岁而已,也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2006 年夏天听鸿明说他姐姐已经去世了。真是让人唏虚不已。感叹世事的沧桑,无常和不公平。
1968 年 10 月三十九中学带头在沈阳市第一个下乡。 2000 多个年轻的学生被分配在辽宁省开原县的各个村庄里。成为了新一代的农民。我们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例外,那些军队干部子弟都一夜之间穿上了军装,变成了那个时代的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