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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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史记》的经济思想及其与黄老之术的关系
《史记)的经济思想，散见于“世家”、“本纪”和“列传”，集中体现于《货殖列传》、《平淮书》。从这个角度说，《货殖列传》、《平准书》是纲，其余是目。
《前汉书·司马迁传赞》评价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说他“述货殖则崇热利而羞贱贫。”
我认为，这个论断是准确无误的，是概括全部《史记》和《报任安书》的，是言简意赅的，值得我们注意。
在“世家”和“列传”中，司马迁对贫贱之士的愤发以求富贵尊荣，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加以褒扬。这些贫贱之士，有一代儒宗的孔子，有亡秦首事的陈胜，有帝王之师的姜太公、管仲、李斯、陈平，有纵横之士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主父偃，有一代名将韩信……司马迁的笔，特别留意这些人早年的贫与贱，特别注重他们的立志和追求目标的勇气及手段，大都不惜小说笔法，详尽而生动地加以描绘，使之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为后世所称道，而且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而为后人所效法。在人们所熟悉的《陈涉世家》中，
司马迁写出了农民起义领袖的财富权势观：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云，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泰，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三十家砀，至今血食。
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这就是司马迁小说笔法的秘密。透过叙述和描绘，我们不但认识了“史实”，同时也看到了司马迁的“论断”。
是啊，庸耕者，有何富贵可言?于是，这“鸿鹄之志”就必然不是庸耕—类的小技了。
陈涉虽死，他的“志”在司马迁看来，还是达到了：置守冢三十家、血食、谋求富贵也居然称之为“志”，这实在与儒家的“内圣”、“外王”大相径庭。这就是司马迁思想的独特之处、真实之处。
在《高祖本纪》中，一再述说刘邦早年的贫贱：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
单父人吕公善沛公，避仇从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 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干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 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从这里看到的，除了贫贱之外，还有一种“气度”。这种气度通常被视为无赖，这也许是儒生的看法，司马迁不一定这样看。
当刘邦得了天下，《本纪》这样写：
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邑，起为太上皇寿， 曰：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有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通常认为，这是—段绝妙的讽刺笔墨。其实，这只是一种推论，推论的原因，多半来自《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愤恨。以我之见，从战国到汉初，崇势利、羞贫贱是一种普遍思想，儒家思想之式微就是一个反证。从《史记》中也不难看出，司马迁从不对权和势作非难，从不对权势者作“阶级批判”，因而他对刘邦的描写，我认为不是讽刺而只是“实录”(注：班固语)。
《苏秦列传》写苏秦：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 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 自伤， 乃闭室不出， 出其书遍观之， 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何为!”……
苏秦为纵约长， 并相六国。北报赵王， 乃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拟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妾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渭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毫无疑义， 苏秦所喟然叹息的，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货殖列传》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 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如果说，在《纪》、《传》中，司马迁是不下论断，那么，在《货殖列传》中，则是断然地下了论断了。司马迁不同于一般队书本到书本的“历史学家”之处，就在于他游历甚广(这一点在古代尤其难得)，他所知道的民情是来自亲自的耳闻目睹， 他是从事实中得出结论：“物之理也”，因而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的正确。
与苏秦故事相对映的，还有《孟尝君列传》中的一则：
初，孟尝君为齐相，食客三千有余。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后经冯罐的谋策，孟尝君得以恢复相位，食客们又连骈而至。孟尝君很气愤，说，再来见我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獾却劝孟尝君不必生气，他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趣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 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
冯罐的思想，是战国商业经济的产物，在他看来，士人之趋避，为的不过是追求富贵，和做买卖—样，是很自然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把商业经济的原则，运用于政治，这是战国时代的一个思想特征。当时的人把君臣关系、主客关系视为买卖关系，这在法家和纵横家的著述中，是说得很明白清楚的，而法家和纵横家的学说，的确是那一时代的“新声”，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司马迁是彻底地站在这一新思想的立场上的。
与孟尝君故事相似的，还有《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一段：
主父偃者，齐临淄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 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 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辟，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感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门!”
主父偃的好恶，与孟尝君如出一辙，都是没有看到人心的向背骨子里是经济问题。他们还抱着儒家的老观念，用道德来判断人的高下。而这种只有儒家观念中才有的道德，在汉初已属罕见，所以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以“太史公曰”的方式评论： “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祁翟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悲夫”，悲什么?悲世风，这是司马迁的感慨。他在《史记》中，不厌其烦地写下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时是他笔下的人物，有时是他自己，一声声地感叹。这是司马迁的情之所至，是《史记》之成为“无韵之离骚”的一个因素。但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则在于，他不仅仅停留于这种感慨，而是能通过大量的“故事”和论断，提倡、鼓励贫贱的士人们立志愤发，摆脱贫困。他多次讲的一句话， 叫做“富者得势益彰”。又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住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爰引用的“格言”是：“天下熙熙， 皆有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诚如他所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以上引自《货殖列传》)
司马迁不但要警醒一般的士人，更要警醒儒者。他甚至拿颜回开刀。
《论语》载：“子曰：‘贤战， 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对这个孔子尚赞之为“贤”的颜回，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加以哀伤的批评。
在《伯夷列传》中说：“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孔子)故曰： ‘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富贵可求不可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又讲到颜回的贫困，并与子贡的富贵作对比： 。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 匿于穷苍。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子赣的“废著鬻财”，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弃文经商”。令人哀伤而又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居然连孔子的名布天下，也都是在生前死后得了“经济”的力量。司马迁崇尚势利的思想，贯彻到了他对孔学命运的评述，这也的确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高论了。
对待颜回，司马迁的批评还笔下留情；对于一般的儒生，则他简直是指叱了：“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我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至此，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贱贫”的思想， 已纤毫毕露了。笔者认为，班固对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是准确的，但明显地带有贬意，这是班氏的好恶，这篇短文不予评论。还需要说明的是，与这句断语相续的另一句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使笔者想联系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来谈一谈司马氏的黄老思想。
司马迁的黄老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太史公自序》中，其次是《老子韩非列传》中“子见老子”一段，以及散见于各“本纪”、“世家”和“列传”者。“自序”是论，其它则是述。要准确全面地理解司马迁的黄老思想，不但要研究“自序”，而且要联系“述”，这是笔者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一个途径。
在《自序》中，我们知道，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其人，虽不可考，然而司马谈所习之道，其内容已尽在《论六家要旨》之中。
《论六家要旨》，在表面上看，确如《汉书》所言：“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但这话是很皮相的。司马谈所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有一个特点，即：认为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集诸家之长，而大成于黄老。从这个特点看，司马谈之“道德”， 已经不是“五千言”的道德，不是先秦及其以前的“道德”，而是西汉时期的“道德”。本来，荀子已经做过综合诸子的工作，但归于儒家。由于儒家原本
的学说没有那样宏大的包容能力，所以荀子虽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留下鸿篇巨制，但后世却不大注重他，在汉代更是无声息。道家学说的基本特点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这是汉代的“道德”，其包容性极大，比庄子的“道德”更圆融，更坚定，也更灵活。这也就是司马淡的“道德”。
从老子《道德经》看，老子及其以前的道家思想，并未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黄老思想已然统治汉初几十年，并取得实际成就。可以说，黄老思想经汉初的运用， 已走向成熟，而脱离了老子《道德经》时代的纯玄学气息。司马谈的黄老之术， 已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了。
司马迁没明确讲他继承了乃父的黄老思想，但在《货殖列传》一开篇，司马迁写道：老子曰： “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以为务，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小国寡民，是老子的政治思想，也是他的经济思想的必然归宿，这是“五千言”的理想之一，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是历史倒退论，而加以反驳，他紧接前文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 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不矛盾么?用道家批判道家。不矛盾。因为司马迁的“道德”，是汉初的“道德”， 而非老子的“道德”。
《史记》一个活的思想，就是深知经济对于人的重要性，而所谓“善者因之”云云，则是黄老思想运用于历史发展的一个思想方法。为了证明这种方法的正确性，司马迁着重写了姜太公与管仲先后治理齐国的事迹，更记载了汉初以来在黄老思想流行下取得的经济成就。
《齐太公世家》说：“太公至(齐)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因其俗，简其礼”，这就是太公治齐的基本方针，是汉初黄老的精义所在。“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自序》)所以遇到黄老一流人物执政，势必简其礼。
《鲁周公世家》有段记载，与此相对照：
周公卒，子伯禽周王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
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 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必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一简一繁，一因一革，对比写来， 明确地体现了司马迁在儒、道之间的选择。而对道家的首肯，则是联系到国家经济繁荣，国运的昌盛的。
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更着重赞扬了管仲经济的方法和功绩： “管仲既经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惧欲者也”《货殖列传》。在他看来，姜太公和管仲治齐成功的原因，就在于符合人追求财富的天性，而鲁国的方法，是“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结果必然衰败。最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写鲁国的衰败景象，说：“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对儒家的讽刺之辛辣，尽在片言之中。
太公和管仲治齐的方法，都是无为而治，这和汉兴以来的治法，特别与文景之治一辙，其根源都在于顺民所欲，也就是追求财富，也就是道家“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新序》语)的意思。
儒家的“内圣”、“外王”，首先是从道德修养的功夫入手，是要求人成为圣人。标的太高，难以达到，其结果是虚伪流行。汉初黄老抛弃道德说教，面对现实，“论卑而易行”，居然成绩显著，奠定中华民族其后发展的根基。司马迁的黄老思想，基本内容是发展经济，是追求财富。认识到这一点，方能粗通《史记》，粗知道家思想发展的脉胳。
《史记)的经济思想，散见于“世家”、“本纪”和“列传”，集中体现于《货殖列传》、《平淮书》。从这个角度说，《货殖列传》、《平准书》是纲，其余是目。
《前汉书·司马迁传赞》评价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说他“述货殖则崇热利而羞贱贫。”
我认为，这个论断是准确无误的，是概括全部《史记》和《报任安书》的，是言简意赅的，值得我们注意。
在“世家”和“列传”中，司马迁对贫贱之士的愤发以求富贵尊荣，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加以褒扬。这些贫贱之士，有一代儒宗的孔子，有亡秦首事的陈胜，有帝王之师的姜太公、管仲、李斯、陈平，有纵横之士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主父偃，有一代名将韩信……司马迁的笔，特别留意这些人早年的贫与贱，特别注重他们的立志和追求目标的勇气及手段，大都不惜小说笔法，详尽而生动地加以描绘，使之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为后世所称道，而且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而为后人所效法。在人们所熟悉的《陈涉世家》中，
司马迁写出了农民起义领袖的财富权势观：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云，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泰，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三十家砀，至今血食。
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这就是司马迁小说笔法的秘密。透过叙述和描绘，我们不但认识了“史实”，同时也看到了司马迁的“论断”。
是啊，庸耕者，有何富贵可言?于是，这“鸿鹄之志”就必然不是庸耕—类的小技了。
陈涉虽死，他的“志”在司马迁看来，还是达到了：置守冢三十家、血食、谋求富贵也居然称之为“志”，这实在与儒家的“内圣”、“外王”大相径庭。这就是司马迁思想的独特之处、真实之处。
在《高祖本纪》中，一再述说刘邦早年的贫贱：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
单父人吕公善沛公，避仇从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 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干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 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从这里看到的，除了贫贱之外，还有一种“气度”。这种气度通常被视为无赖，这也许是儒生的看法，司马迁不一定这样看。
当刘邦得了天下，《本纪》这样写：
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邑，起为太上皇寿， 曰：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有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通常认为，这是—段绝妙的讽刺笔墨。其实，这只是一种推论，推论的原因，多半来自《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愤恨。以我之见，从战国到汉初，崇势利、羞贫贱是一种普遍思想，儒家思想之式微就是一个反证。从《史记》中也不难看出，司马迁从不对权和势作非难，从不对权势者作“阶级批判”，因而他对刘邦的描写，我认为不是讽刺而只是“实录”(注：班固语)。
《苏秦列传》写苏秦：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 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 自伤， 乃闭室不出， 出其书遍观之， 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何为!”……
苏秦为纵约长， 并相六国。北报赵王， 乃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拟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妾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渭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毫无疑义， 苏秦所喟然叹息的，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货殖列传》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 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如果说，在《纪》、《传》中，司马迁是不下论断，那么，在《货殖列传》中，则是断然地下了论断了。司马迁不同于一般队书本到书本的“历史学家”之处，就在于他游历甚广(这一点在古代尤其难得)，他所知道的民情是来自亲自的耳闻目睹， 他是从事实中得出结论：“物之理也”，因而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的正确。
与苏秦故事相对映的，还有《孟尝君列传》中的一则：
初，孟尝君为齐相，食客三千有余。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后经冯罐的谋策，孟尝君得以恢复相位，食客们又连骈而至。孟尝君很气愤，说，再来见我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獾却劝孟尝君不必生气，他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趣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 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
冯罐的思想，是战国商业经济的产物，在他看来，士人之趋避，为的不过是追求富贵，和做买卖—样，是很自然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把商业经济的原则，运用于政治，这是战国时代的一个思想特征。当时的人把君臣关系、主客关系视为买卖关系，这在法家和纵横家的著述中，是说得很明白清楚的，而法家和纵横家的学说，的确是那一时代的“新声”，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司马迁是彻底地站在这一新思想的立场上的。
与孟尝君故事相似的，还有《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一段：
主父偃者，齐临淄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 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 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辟，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感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门!”
主父偃的好恶，与孟尝君如出一辙，都是没有看到人心的向背骨子里是经济问题。他们还抱着儒家的老观念，用道德来判断人的高下。而这种只有儒家观念中才有的道德，在汉初已属罕见，所以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以“太史公曰”的方式评论： “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祁翟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悲夫”，悲什么?悲世风，这是司马迁的感慨。他在《史记》中，不厌其烦地写下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时是他笔下的人物，有时是他自己，一声声地感叹。这是司马迁的情之所至，是《史记》之成为“无韵之离骚”的一个因素。但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则在于，他不仅仅停留于这种感慨，而是能通过大量的“故事”和论断，提倡、鼓励贫贱的士人们立志愤发，摆脱贫困。他多次讲的一句话， 叫做“富者得势益彰”。又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住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爰引用的“格言”是：“天下熙熙， 皆有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诚如他所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以上引自《货殖列传》)
司马迁不但要警醒一般的士人，更要警醒儒者。他甚至拿颜回开刀。
《论语》载：“子曰：‘贤战， 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对这个孔子尚赞之为“贤”的颜回，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加以哀伤的批评。
在《伯夷列传》中说：“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孔子)故曰： ‘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富贵可求不可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又讲到颜回的贫困，并与子贡的富贵作对比： 。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 匿于穷苍。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子赣的“废著鬻财”，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弃文经商”。令人哀伤而又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居然连孔子的名布天下，也都是在生前死后得了“经济”的力量。司马迁崇尚势利的思想，贯彻到了他对孔学命运的评述，这也的确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高论了。
对待颜回，司马迁的批评还笔下留情；对于一般的儒生，则他简直是指叱了：“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我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至此，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贱贫”的思想， 已纤毫毕露了。笔者认为，班固对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是准确的，但明显地带有贬意，这是班氏的好恶，这篇短文不予评论。还需要说明的是，与这句断语相续的另一句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使笔者想联系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来谈一谈司马氏的黄老思想。
司马迁的黄老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太史公自序》中，其次是《老子韩非列传》中“子见老子”一段，以及散见于各“本纪”、“世家”和“列传”者。“自序”是论，其它则是述。要准确全面地理解司马迁的黄老思想，不但要研究“自序”，而且要联系“述”，这是笔者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一个途径。
在《自序》中，我们知道，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其人，虽不可考，然而司马谈所习之道，其内容已尽在《论六家要旨》之中。
《论六家要旨》，在表面上看，确如《汉书》所言：“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但这话是很皮相的。司马谈所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有一个特点，即：认为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集诸家之长，而大成于黄老。从这个特点看，司马谈之“道德”， 已经不是“五千言”的道德，不是先秦及其以前的“道德”，而是西汉时期的“道德”。本来，荀子已经做过综合诸子的工作，但归于儒家。由于儒家原本
的学说没有那样宏大的包容能力，所以荀子虽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留下鸿篇巨制，但后世却不大注重他，在汉代更是无声息。道家学说的基本特点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这是汉代的“道德”，其包容性极大，比庄子的“道德”更圆融，更坚定，也更灵活。这也就是司马淡的“道德”。
从老子《道德经》看，老子及其以前的道家思想，并未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黄老思想已然统治汉初几十年，并取得实际成就。可以说，黄老思想经汉初的运用， 已走向成熟，而脱离了老子《道德经》时代的纯玄学气息。司马谈的黄老之术， 已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了。
司马迁没明确讲他继承了乃父的黄老思想，但在《货殖列传》一开篇，司马迁写道：老子曰： “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以为务，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小国寡民，是老子的政治思想，也是他的经济思想的必然归宿，这是“五千言”的理想之一，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是历史倒退论，而加以反驳，他紧接前文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 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不矛盾么?用道家批判道家。不矛盾。因为司马迁的“道德”，是汉初的“道德”， 而非老子的“道德”。
《史记》一个活的思想，就是深知经济对于人的重要性，而所谓“善者因之”云云，则是黄老思想运用于历史发展的一个思想方法。为了证明这种方法的正确性，司马迁着重写了姜太公与管仲先后治理齐国的事迹，更记载了汉初以来在黄老思想流行下取得的经济成就。
《齐太公世家》说：“太公至(齐)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因其俗，简其礼”，这就是太公治齐的基本方针，是汉初黄老的精义所在。“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自序》)所以遇到黄老一流人物执政，势必简其礼。
《鲁周公世家》有段记载，与此相对照：
周公卒，子伯禽周王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
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 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必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一简一繁，一因一革，对比写来， 明确地体现了司马迁在儒、道之间的选择。而对道家的首肯，则是联系到国家经济繁荣，国运的昌盛的。
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更着重赞扬了管仲经济的方法和功绩： “管仲既经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惧欲者也”《货殖列传》。在他看来，姜太公和管仲治齐成功的原因，就在于符合人追求财富的天性，而鲁国的方法，是“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结果必然衰败。最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写鲁国的衰败景象，说：“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对儒家的讽刺之辛辣，尽在片言之中。
太公和管仲治齐的方法，都是无为而治，这和汉兴以来的治法，特别与文景之治一辙，其根源都在于顺民所欲，也就是追求财富，也就是道家“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新序》语)的意思。
儒家的“内圣”、“外王”，首先是从道德修养的功夫入手，是要求人成为圣人。标的太高，难以达到，其结果是虚伪流行。汉初黄老抛弃道德说教，面对现实，“论卑而易行”，居然成绩显著，奠定中华民族其后发展的根基。司马迁的黄老思想，基本内容是发展经济，是追求财富。认识到这一点，方能粗通《史记》，粗知道家思想发展的脉胳。
我以前一直以为'仓禀实而知礼节'出自'韩非子', 结果出自'史记'.
云南多才子啊! 我喜欢云南人.
司马迁曾到过云南，因而历代云南文人引为自豪。《滇云历年传》引述别人，说司马迁曾到叶榆（今之大理）讲学，“由此开云南汉学基”，但孤证难考，我对此亦还未研究。
我的这篇文章，大概是十多年前写的吧，记不清了。当时被司马迁那些激励穷书生奋发图强的语言刺激而写，似与班固的观点相近，而与现代流行的观点相左。
《史记》是司马迁的心灵，他对“钱”的态度已然写得淋漓尽致，但我还未看过专门讨论这方面的文章，觉得是一个缺憾，使人们对司马迁的重要精神的认识有偏差，于是就写了此文。
此文似乎并未评论司马迁这一思想，只不是引文介绍而已。怎样看待司马迁这一思想，那是读者个人的事。而这一思想，其实也不好品评，仁智所见，各不相同。
喜欢他确切，深沉，锋芒内敛的写作手法，深为他的悲愤、自抑、无奈，一掬同情之泪，更钦佩他对每一件事的认真和执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是司马迁着书立说的基础。他游历的足迹行遍中原各地：达会稽 — 寻访夏禹的遗迹；游姑苏 — 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抵淮阴 — 访求韩信的故事；走丰沛 — 拜访刘邦、萧何的故乡；他也到过大梁、夷门，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他又去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他的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阅历，使他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 —《史记》。 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他的探究天人关系，强调天人相分，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体现了他历史哲学思想的精髓。
喜欢《史记》叙事简明生动以及记实的手法，《史记》是历史的“实录”，司马迁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他做到了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可惜就是这样一个司马迁,也还是逃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悲剧式的命运。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有着浓浓烈烈的入世情结，他们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然而在皇帝的淫威下，自认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每到那样的时刻，他们都开始患得患失，开始感到不平与愤懑，开始感到失落与惶恐。如此，他们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剧的色彩。
屈原是自我的，他可以我行我愫，可以在心如死灰之时峨冠长剑、香草环佩地投入滚滚汨罗江。但是身负家族使命的司马迁却不可能做到“两袖清风朝天去，哪怕阎闾说短长。”我想那句 “生存，还是死亡”的名言，当初一定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司马迁深受创伤的心，使他的全部余生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生与死的纠缠和抉择之中。
追求不朽的抱负与身受胁迫的凌辱使司马迁备受煎熬，为了完成他心中的大业，他不得不委曲求全、隐讳卑琐，然而他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坚韧、强大的，他内心的浩然正气和万丈豪情是支撑他完成伟业的中流砥柱，使他能勇敢地在历史与现实中穿行，一次次从中走出来，又一次次地走回去。
读他的《史记》常使我感到一种无奈的痛楚，我被一次次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我甚至看到了作家写作时那只颤抖的手；看到作家在隆冬腊月中大汗淋漓残疾不支的身体；看到了作家在历史和生命的十字路口的迷茫、徘徊、和选择；也看到了作家的自我袒露与解剖；更为作家那种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政治命运和遭遇而心生悲叹。
《史记》还让我看到了历史深处那份摄人心魄的无助和悲凉：不论是帝王刘彻还是文人司马迁，不论是丞相田蚡还是优人东方朔，不论是豪强郭解还是酷吏张汤，不论是西域归来的张骞还是在大漠呼号的苏武，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人生的选择与放弃，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他们在选择与放弃间颠狂和悲哭，在选择与放弃间书写着自己的《本纪》《列传》；它还让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多桀的命运、迷雾般的生命、以及政治的凶险、人心的繁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残阳如血，长歌当哭，我们面直着的是生命的痛苦与抽搐，惨烈与重量。
梦里不知身是客，司马迁一生都以为自己在进行一项不朽的伟业，他忍辱负重，他以为一部《史记》就可以让他的死重于泰山，然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他的死却依然轻如鸿毛。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命运，“司马迁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文人。中国文人的根性与智性，几乎都能从司马迁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与感知并存的依据。司马迁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写照。也就是说，你只能像他，你舍此无他，你只是他的一个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层层地翻印。”所以，高光痛心疾首地说：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自司马迁始。
《司马迁》给人最大的震撼，就是让你梦回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