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郎朗、余隆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每年在芝加哥北郊举办的拉维尼亚音乐节，是郎朗的发祥地。一九九九年，郎朗为救场首次在此演出，大获好评，开始了他的成功之路。时任拉维尼亚音乐总监的著名指挥家埃森巴赫，是提携郎朗的伯乐，对他爱护有加。因此，郎朗每年都在这里开音乐会。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在国内红极一时的余隆，和郎朗联袂而来，首次指挥著名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并演奏根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

    拉维尼亚是一个林木葱郁的公园，里面有一个带屋顶的露天音乐厅。三面草坪环绕，供人们随意地野餐，休闲地欣赏音乐。由于年轻一代里喜爱古典音乐的人越来越少，近年来拉维尼亚也不是很景气。周末以外的音乐会，一般音乐厅不会满座，草坪也就坐满一半。七月十七日晚，一走进公园，就发现人比平常要多不少，不仅音乐厅爆满，外面也熙熙攘攘。尤其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大约占了一小半，到处都听得见说中文的声音。平日我在拉维尼亚很少遇见同胞，但当晚光熟人就碰上了一打。其实，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没有受过起码的音乐教育，不少人要到邓丽君进入中国后才对音乐有所感觉，喜欢听古典音乐的寥寥无几。我虽爱听，但音乐方面的常识也很贫乏，只是长了一双未经训练的耳朵，有些瞬间感觉而已。

    芝加哥的夏天白昼很长，到晚八点还只是天色微黯。灯光初燃时分，音乐会以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茱丽叶》序曲开始。我是第一次听余隆指挥的演出，他身材魁伟，有点虎背熊腰的架势。然而，也许由于是头一回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这样堪称世界一流的乐团，他似乎有点拘谨和紧张。余隆显然太强调了管乐和低音部，以至一首序曲里弦乐部分几乎被淹没。尽管他指挥得很卖力，但乐声的层次全然感觉不到，在一片热闹轰鸣里结束。我不知余隆为何这样处理，是否由于习惯于指挥中国的乐团？中国的乐团相对来说往往管乐比较单薄，低音力道不足，指挥就容易要求加劲，但余隆好象全然不曾注意到声音的失衡。

    拉维尼亚的听众，以中老年人居多，向来十分彬彬有礼，对来自远方的客人更是友好。不过，在这里郎朗是真正的主角，一出场就掌声雷动。郎朗在芝加哥的爱乐人群里是人气很旺的，在一个星期二晚上来看他的美国人，许多是粉丝，至少是慕名而来。相比之下，中国人更多是出于某种模糊含混、通常被称颂为爱国的情绪，更有不少是带着正在学钢琴的下一代来听，无非是想让他们受点榜样的熏陶，虽然几乎没有人会同意孩子走艰辛而不容易来钱的音乐之路。毕竟，如今中国人不管在哪里都活得极其实际。

    郎朗弹的第一个曲子是莫札特的第十七号钢琴协奏曲。在莫札特的二十七部钢琴协奏曲里，第十七号相对来说不为人熟知，有些松散，确实不是其中出色之作。郎朗的音色与技巧总是给人印象深刻，一下子就把乐队鼓舞起来。余隆的指挥也开始进入状态，但弦乐的线条依然不够明显。两人合作熟稔，又都属于动作倾向于夸张一路，看上去很好看，在诠释莫札特方面却不免表现得太过丰富。我一直觉得，郎朗的青春活力，比较适合李斯特以后的浪漫派作品，还需要再多一份典雅来轻弹莫札特，还需要再多一点沉静来潜吟萧邦。无论如何，这首莫札特还是有声有色的，指挥棒停止时，听众反响热烈。

    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是欧洲经典，下半场是中国作品。休息后，先由乐团演奏当代作曲家鲍元恺的《炎黄风情》里的四段，有“小河淌水”、“走西口”等，听上去是交响乐形式的民歌联唱，旋律耳熟能详，脍炙人口，极适合用于走向世界的文化交流，但缺乏交响乐应有的立体结构。余隆的指挥在这时找到了感觉，抑扬流畅起来，而芝加哥乐团的美妙音色和清晰层次也就自然地发挥出来。

    最后的曲目是当晚的高潮。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即使再不熟悉音乐，也大多听过几耳朵钢琴协奏曲《黄河》，或者在九吋黑白电视上看见过满头卷毛、胖乎乎的殷承宗。（当时该名殷诚忠）三十多年后再听这部作品，不由得感叹冼星海的原作实在是现代中国音乐的经典。时空的变迁淡化了非音乐元素，这首大约主要由殷承宗本人改编的钢琴协奏曲，虽然由于挤进了一段“东方红”而永远刻下了时代烙印，音乐本身其实在中西合壁方面相当出色，钢琴部分的变化与展开也颇为华丽。

    十多年前，殷承宗来芝加哥演出独奏《黄河》，我恰好是组织者之一，站在台上侧面，近距离听得十分真切。做为主要作者之一，他的情感投入和作品理解，我想还是无人可比的。但如果从弹得漂亮这一角度看，郎朗大概尤胜一筹。郎朗弹《黄河》，舒展自如，干净到位，想来是当今最佳版本。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余隆在开头时速度偏慢，力量不足，完全没有把作品的气势表现出来。对此，我只好认为他对原作的激情强度少了点理解。在开头的处理这一点，当年李德伦要好得多，看来究竟还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更有感觉。好在郎朗的钢琴足够支撑，而芝加哥乐团的功力，在演奏新曲目是愈见深厚。再者，整个公园里有这么多中国听众，他们听到这么熟悉的旋律早就激动不已。于是，在演出结束时，全场起立，欢声持久不息。

    我虽然对余隆略有苛评，但也并不乏“同情之理解”。我想，指挥一流乐团，应该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因为乐团水准越高，越容易凸显出指挥的不足之处。对于指挥来说，乐队如那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之水。久闻余隆创建中国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是兼具管理操作才能的人物，与去年来演出的国家交响乐团李心草同为中国年轻一代指挥里的佼佼者。他来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是一件很多华人都觉得“与有荣焉”的事。然而，在经济高速成长、自豪感也高速膨胀的年代，人们往往会忽略差距。其实，越走进世界，本该越清醒地看到这些差距。除了老祖宗留下来并且流失得差不多的的国粹，在源头大多来自西方的文化艺术等方面，差距岂能以道里计？

[今日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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