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述往忆“六四”之三：曾记五月风云夜

    已是风雨深夜，一位名字起得忒象烈士的同学忽然打电话，神秘兮兮地问我学生会是不是在策划声援活动。我告诉他没有，烈士同学嘿嘿笑了几声说，没有就好、没有就好，我们留学生还是该集中精力学习。我也嘿嘿笑答，我别的都喜欢，就是不太爱学习。此公少年老成，待人热络，第一次和我聊天就告诉我他是党员。在此之前，我对他印象无所谓好不好，或者说，没有太多印象。放下电话，我不禁感叹，原来不知不觉中，已经有眼睛在注视。
    八十年代末，在日本的大陆华人还少有跨地域的社团，所以五月初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为支援国内成立，是条不大不小的消息，上了电视新闻的尾巴。仙台是与东京、关西隔绝的世外，我听到这消息，根本没感觉。然而党支部对于任何新动向，比我敏感得多，于是刚刚荣任支部委员的烈士同学开始电话关怀，过了两天，书记告诉我管区领事即将来视察。书记是老三届，有社会经验，为人低调，凡事不轻易表态。他也婉转地问我的想法，我告诉他，我没想法，要看同学们的声音。我不知道书记是否满意，但他没有劝我该如何，也没有说他自己怎么想，只说他准备给领事接风，邀我作陪。又过一两天，领事来电话说，她希望在访问仙台时和我单独谈话。
    关于正在进行的事态，我自然有想法，但并不曾想有行动，因此觉得啼笑皆非。我反而开始考虑，是不是该有所表示。我问了两位学生会委员，他们都不大积极，我没有把握取得学生会多数票，只好再等等。五月十三日开始的绝食，在海内外极具心理冲击性，戈巴契夫访华，更是全世界的头条。也是在戈巴契夫到京之夜，我因为欢迎仪式的被迫改地、冷冷清清而满怀忧虑：这么让中国的为政者丢面子会导致什么后果呢？然而，十里长街人声鼎沸、熙熙攘攘，那是一个短暂而不夜的春天。温暖的空气里，弥漫着饱含奉献与同情的集体无意识，人性里美好无私一面的昙花一现，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感动而心痛。

    激动不安的情绪突然就传到仙台，第二天我在研究室接到好几个电话，晚上去国际留学生会馆，刚到门口就被一位同学截住，大叫“你们学生会都是干什么吃的？”我去找会长王君，他很痛快地同意开个座谈会，并说“你来负责吧，我这两天要忙着接待领事。”我听说领事此次来仙台的目的之一，是发展王君入党，但这种事自然裹的很神秘，我既不感兴趣也无从确证，只对传递消息的同学说，也够会挑时候入党的。我对座谈会一类并无多大兴致，形势愈来愈紧迫混沌，新闻报道里传言愈来愈多。给北京打电话，国内的人知道得更少，各种谣言在空气中飞舞。
    五月十八日，领事到达，下午召集支部开会，晚间书记在会馆接风。席间领事问起大家对国内形势的看法，被告知周末计划开座谈会。领事是位开朗随和的中年女性，有些象宋春丽饰演的角色，但身份和职责所在，说话自然是官样文章。她没有反对开座谈会，但提出要“内外有别”。饭后，领事和我单独谈话，明确告我不要让媒体报道，并表示，她听说我在同学里威信不错，希望我配合防止过激言行。当时已有人建议募捐，我只想到在座谈会上讨论募捐是否可行，如果她不提，我根本没考虑请媒体报道。由于她态度仍然客气，我虽然对这种谈话感觉不快，但也就以礼相待。我明白她对我不放心，但兹事体大，我不会做任何让她放心的承诺，只回答说我们这届学生会是民主集体，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一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入眼就是紧急速报，不一会就是讲话录像：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这句话的涵义与无奈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他的泪水划下令人难忘的句号。我知道，我在目送一位政治家走入历史并以独特的方式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天我没有去研究室，我给老师打电话说：要出事了，他半信半疑。一整天我都感觉焦灼，暗中希望自己是乌鸦嘴，午夜的电视却狠得超出我的想象。我在看完电视新闻后，立即提议召开学生会紧急会议，除了住在山上的，五名委员出席，一致同意第二天晚上在会馆集会，王君并同意请媒体前来报道，书记也没有反对，震惊、困惑与愤怒压倒了每个人。几位朋友主动来帮我，我们分头通知了散居全城的同学，《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河北新报》四家报纸和大约五家电视台。布置好会场后，我因事给NHK又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我他们刚刚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学生会负责人，通知他们集会取消了。我告诉NHK，这是谎言，然后又给所有媒体打电话再度确认澄清。不是所有媒体都来采访，不知道是因为冒名学生会的电话还是别的原因，但四家报纸和至少两家电视台不但来了，而且以相当篇幅报道。我至今不知道是谁打的这些冒名学生会的电话，王君和书记应不至于如此。又何必猜想是谁呢？怀疑他人是对自己心灵的一记毒药。这个插曲倒使我此后养成了凡大事要再确认一遍的习惯。

    当晚会馆会议室爆满，里三层外三层，连走廊里都站了许多人。一排广播车泊在门口，多支镁光灯闪烁不停，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纷纷驻步围观。会议一开始就群情激愤，声震屋宇。有同学激动得眼泪汪汪，有同学愤怒得高呼打倒，有同学要和喊口号的打架。我本来请王君主持，他控制不了局面也没了主意，把摊子交给我。从这一刻起，他事实上放弃了会长的职责。我理解王君的处境与顾虑，人与人的想法，本来就大不相同。我很冷静，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人挑头，我责无旁贷。那时我还不清楚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只是觉得主持会议就要倾听与会者的声音，然后拿出多数能够接受的方案。会开得长而热烈，在许多同学即席演讲、当场捐款，情绪得到释放之后，学生会的声明顺利通过。会议结束大约半小时后，就在电视新闻播出。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募捐、再集会，也就是表达一份心意而已。是我的麻友、桥友、球友自然形成了一个团队，印证了在一起玩得来的朋友，往往可以共事。朋友们很快和我达成一种默契，由我出面接受采访，他们默默地支持我。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八名朋友聚在我的公寓，签署了一份誓约，是我们青春尾巴上可笑复可贵的记忆。
    又是午夜，我身心俱疲地走出会馆，才想起二十四小时没睡了。几乎人人高度激亢的一天结束，但有谁意识到许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呢？领事似乎是当晚悄然离去的，再见到她已是秋天，是和新任领事一起来的，人看上去有些憔悴，话也少了。后来听说，她很快就提前卸任、黯然回国，大概被认为工作不得力吧。虽然有些“我不杀伯仁”之感，却也无可如何。我不知道发展王君入党的会最后开了还是没开，但知道他此后不曾走上仕途，留在日本经商。书记没有参加过集会，但也没有公开反对。他更加低调，不久后学成回国。在“困难时期”回去的海归格外受重用，十年后他当了大学校长。烈士同学继续给我打电话，到了夏天后尤其频繁。有一段时间，不是他的电话就是不说话的骚扰电话，一天近二十个，铃声经常在深夜突然响起。他自然没成烈士，而是某大学资深博导。

    回到独住的小楼，是丁香盛开的春夜，寂静祥和，微风入窗，抚平激荡心情。我给一个深谙中国政治的同学打电话长谈，对事态发展的看法竟是完全相同，虽然我们都想不到结局会是那么残酷。是在和他的谈话中，我预感并说出了自己的选择，也预感从此和朋友各自走向迥异的道路。我挂了电话后，枯坐到天亮。曾经幻想，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多少能够摆脱时代影响，然而专政铁拳毫不留情地揭示，个人即使身在海外也很难自由。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如果改一下似乎更加贴切：一个人的性格与思想就是一个人的命运。我不想识时务地退缩，最后就只能选择远离。今年几位老同学重逢在北美，杯酒忆旧，那次交谈竟都记得清晰如昨，而人与事已恍如昨世。

    那一天，是二十年前的五月二十日，北京戒严第一天。

（写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