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桥 - 李大兴的博客
风中本无桥，桥在心中，心又何在?
《凤凰周刊》：毛去世以来，毛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８０年代走下神坛，９０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几乎全国的汽车司机都挂毛泽东像以辟邪，这透露了怎样的社会心态？社会各阶层对毛的态度有什么差异？
高华：国内崇毛热的再次升温有两个背景，最重要是与近几年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越益突出，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前加速企业改制、推进民营化的经济转轨阶段，改革初期蒙受利益的工人大量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批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或听到，诸如下岗工人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当地政府门口请愿的消息。民众对毛和毛时代的怀念是情感性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毛已被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符号，而与此符号相违的历史事实，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都被过滤了。
其次和多年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的全面肯定性的宣传有关。进入九十年代，国际和国内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虽没有正式宣布修改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决议》，但已不许批评毛，也不主张研究毛时代的一些缺失方面，对“文革史”研究，事实上已被划为禁区，气氛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和这些相配合，在所有大学，停止1985年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门课有比较开放的内容设计。而以后新设立面对所有大学生的统一必修课“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则较为单一。这种持续性的宣传建构了一种“毛和毛时代光辉正确论”， 已在社会上的广大人群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效果。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另一方面，“光辉正确的毛和毛时代”成了他们臧否人物，衡量今天生活的一把标尺，例如，在一些高校的BBS上，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否认有过“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支持文革，支持毛整治彭德怀等等。
《凤凰周刊》：李慎之、李锐等自由知识分子对毛一直抱反思的态度。部分民族主义者、“愤青”和海外华人为什么会轻易忘记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苦难，而继续陶醉于毛的领袖魅力？
高华：在对毛和毛时代的看法上永远是有歧义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在执政者，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对毛看法上的基本一致，今天已不复存在。知识界对毛的态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其间有两种叙述和认识的态度：一种对毛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以及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另一种是超越历史事实和资料，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后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被称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一些学者，在论述他们的主题时，都援引西方新左的叙述，高度肯定毛和毛时代（“新左派”有很复杂的光谱，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是要具体谈“新左派”）。他们说，要发掘那个时代的积极价值，现在这种看法越来越流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捍卫社会公正，反对精英文化，关怀底层群众，对抗外国霸权的符号象征。他们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1），“强大国家论”。他们认为，在毛时代，中国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和强大，中国需要毛泽东。
（2），“死人值得论”。“死了几千万，是中国强大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当年蒋介石还不是为了抗日炸了黄河吗？”
（3），“毛时代社会公正论”。
（4），“反右、大跃进、文革值得肯定论”。
现在“新左”已进入学院，批评毛和毛时代，常会被指责为“冷战思维”，“右派思维”。“新左派”多不是历史学家，基本在文化批评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凤凰周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高华：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凤凰周刊》：让毛泽东继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执政者对此出于什么考虑？
高华：执政者对毛的态度是从现实出发的。1979年后对毛的反思，是为改革开放寻找合法性，因为不反思毛，不否定文革，不否定大跃进，不去为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平反，理顺全国人民的人心，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而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也和过去的错误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当时的领导层对百姓怀有某种程度的歉疚感有关（那时的领导人时常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真好，允许我们改正错误等等）；九十年代重新肯定和宣传毛，主要是为了加强体制的合法性。但是这样，也就面临着两难的矛盾：
（1），当毛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多数遗产已被放弃，继续全面宣传和肯定毛，主流叙述对毛时代的拔高宣传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可避免会引致民众对过去的怀念，即过去国家是如何好，如何关心工农，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如何有保障；但今天百姓的具体生活感受则是 “国家的主人公”成为下岗工人和打工仔，进城务工的农民弟兄各方面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有可能把民众的不满引向执政者自身。
（2），毛的体制框架原封不动，又和国内的新发展，新要求发生矛盾和冲突，国内在经济社会方面和全球化接轨的趋势与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滞后，两者之间形成的落差，也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在转型期的中国，如果全方位崇毛，就有可能在社会上催生打着“为穷人”旗号的民粹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的社会情绪，此两种社会情绪，最能聚集社会感觉和激起民众反映。今天毕竟已不是“闹革命”的年代，中国需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以提升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发挥主导和调节作用，培育社会的成长，尤其需要通过制度建构和创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前题下，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底层民众生活困难等问题，如此才能化解民粹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社会情绪一旦升温发酵，极易造成社会破坏和使历史倒退，从而给国家民族民众带来灾难。
《凤凰周刊》：毛的哪些执政策略还为后三代领导者所继承？
高华：民族主义者对毛的崇拜，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二十多年来中国面向西方的对外政策的保留，他们推崇毛对苏美的强硬态度，以此表明他们今天的立场。其实历史事实更为复杂，在毛的对苏对美的考量中，使其符合现实政治和国内治理的需要，以及符合他本人领袖地位的巩固和强化的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故而毛可以联苏反美：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中期，毛禁绝党内和社会上一切对苏的不满言论，违者以“反苏反共分子”论处，向斯大林提出外蒙古回归
要求受到拒绝后不再坚持，在重大事情上都请示斯大林（“朝鲜战争苏联解密档案”中可清楚反映）；而当赫鲁晓夫嘲笑“三面红旗”，苏联和美国缓和关系后，毛既反美，又反苏，最后走到联美反苏，晚年甚至在和基辛格谈话时斥骂苏联是“王八蛋”（1973年2月17日）。有一点应该充分肯定：毛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这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如果不是毛当年作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性的决策，1979年搞改革开放就要困难的多，因为没有“开放”，就无所谓“改革”，而开放不对西方开放，也谈不上“开放”。尽管毛对美改善关系的初衷并不在此。
《凤凰周刊》：“毛氏思维”是否还在民间延续？
高华：“毛氏思维”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难几句话道明。在民间，“毛氏思维”是被简化的，择其要者：（1），别人是不可相信的，（2），制敌之道是可以不择手段的，（3），斗争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两极对立的，非黑即白，（4），重行动，尚武力，轻言辞，以成败论英雄，胜利是唯一价值，成功者、胜利者就是有道德的。
“毛氏思维”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在中国有广阔丰富的土壤，其来源：（1）在经验基础上的古代统治术及其民间表达形式，（2），底层造反文化、流民文化的积淀。
《凤凰周刊》：毛泽东热持续不断，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会有什么影响？
高华：毛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肯定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持续性的反思和思考，但毛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公民社会过渡；从传统帝国专制制度向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向现代民主制度过渡），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新的挑战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新形势下，需要新的思维，已不再需要像毛这样凌驾于一切体制之上的 “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中国也不可能再出现毛这样的领袖。对毛的反思和思考应指向未来，就像韦正通先生说的，“毛时代的牺牲应转化为积极的价值”，这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体制，从而从根本上使国家奠定下长治久安的基础。
《凤凰周刊》：怎样才能对毛泽东做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评价？对其晚年的政治主张进行彻底的否定？
高华：评介毛，有两个方面：一是执政者方面，其考量要复杂一些，要兼顾到各方面的因素；另一个方面是学界和民间，这个工作过去有人做，将来还会有人做，如何认识毛，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又被社会普遍关注。对毛的反思，是和中国的未来紧密相联系的，中国要前进，无论从哪个角度，毛都是绕不过去的。
本文刊登于《凤凰周刊》2003.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