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越辩越糊涂的

    不论是在公众生活还是在个人生活里，我一直不爱与人争辩。这既是性格使然，也是出于对“真理”这一概念本身的怀疑。

 

    我们这个民族神话时代完结得极早，宗教时代从不曾发生，只有对真理的崇拜，历数千年而不坠。“朝闻道，夕死可矣”，古往今来的仁人据说就是这样执著地追求真理的。真理在古时候，或称为道，或称为天命，到了宋朝以后就成了天理纲常一类。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虽然绝大多数人还不甚了了，科学倒是大有取代道德成为新的价值体系基石之势。曾经有一个短暂时期，各种主义勃兴，似乎春秋百家的思想盛世有些重现的苗头，但没有多久就定于一尊了。于是我们从童年起就听说某某主义某某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等等，听得耳朵都起膙子了。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意识形态统治逐渐瓦解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就是当年那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辩论。解放思想运动，既是权力搏弈，也是以新道统替代旧教条的意识形态之争，其结晶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逮得着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理论化了。这一论断融解了毛时代的严酷教义，也稀释了真理追求，其实用倾向占据了此后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于是人们摸着石头过了二十多年的河，摸出了一个经济发展有目共睹，除此之外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的中国。
    面对着光怪陆离的时代，新左派和新儒家一起惊呼着礼崩乐坏。他们或者想回归原教旨，或者想重建道德秩序，但都是只反贪官的卫道士。他们的声音虽然宏亮，但其中能够知行合一的人大约极少。本来，如今是人人谴责腐败，人人可能腐败，卫道士自然难免。自由主义者虽然鱼龙混杂，继承的却是四九年以后时断时续，一息微存的向往民主，批判专制的传统。他们当中不乏与权力抗争，历经苦难之士，不过他们的思路，大多仍不脱寻找真理，憧憬光明。他们的声音被脱贫致富过程里的横流物欲和权力资本消音，近来处于边缘化的自说自唱状态，基本要倚靠信仰才不致被收编。

 

    一九九七年冬天，我在江南出差，晚上工作结束后照例是当地老总请客，先吃饭后去歌厅。KTV包间照例空气很差，我中途溜出，看到隔壁是一舞厅，传出莱昂奈尔．里奇的歌声，就走进去。一曲结束后，音乐转为缓慢的萨克森管，是一首陌生的曲子，听上去有些幽迷。突然间，灯光全熄，伸手不见五指。我愕然伫立，让眼睛适应黑暗。忽然想到，如果我在此时此刻伸出手去，摸到的也许是温香暖玉，也许是一把又凉又硬的折叠椅；如果我伸出脚去，可能走不了几步就一脚踏空跌倒在地，即使没有踩空，也一定会和某种障碍物撞在一起。没有什么理由，我忽然联想到故国的历史与命运，更觉意兴阑珊。胡思乱想着也就习惯了黑暗，却还是觉得气闷。转身摸索着推门而出，索性走到外边，在露水初起的小巷踱步。江南的夜，其实是湿冷的。
    在潮寒的夜色里我心茫然且充满怀疑：真理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我们生活在世代相传的思维模式里，即便破除了迷信，也仍然崇拜真理。以我们所使用的“真理”概念，真理即便不是绝对的，也必定唯一的，终极的，不容置疑的。我们耳熟的话语是吾人信奉真理，热爱真理一类，这里的“真理”完全可以用“上帝”来代替。也许，正是因为我们自古对神明缺少敬畏，近半个多世纪来更全民无神论化，我们已习惯把真理等同于信仰。真理一旦成为信仰，就难免排他。我倾向于以为，经历几千年的历史与语言环境后，固执乃至专制已经是我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对多元的宽容，对异端的尊重，其实需要很高的修为，成了十分难得的品质。近时人筛来筛去，也就一个胡适先生。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吗？对此我深为怀疑。从这句话里，我总感到一种要统一思想的的气息。为真理辩论的目的何在呢？大多是要说服别人，证明自己的正确，至少是要找出一元的真理吧。再说，真理有可能越辩越明吗？在我国历史上，思想统一终究是靠权力来一锤定音；在现实生活里，常见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辩论到不可开交就转入人身攻击了。一方面，我们能言善辩，既擅长论证对错，断定是非，也擅长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另一方面，我们的思考在古时候依附于某家学说，在现代离不开某种主义，还未开始已采用了许多不言自明的“真理”，对之深信不疑。所谓思辩，在中国思想史上其实是两回事。春秋以降，辩术是一直在发展的，与权术结合，到了现代有厚黑学之称；思想则日益走向单一，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走不出经的范围。思想的单一化到了极端，便是严厉的意识形态统治。（说句题外话，在我看来，文革的近的脉络，自然要看整风，反右等运动；远的脉络，则要看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朝权力与意识形态的逐渐紧密的结合。）思与辩的乖离，换言之是“思”不曾回到“思”本身，更不用说回到语言本身了。十七年前，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刻，我曾遇见一位静坐书斋研究海德格的校友，在一个宁静的下午，听他讲了许久直到夕阳落去。当时会然在心的细节，如今已付忘川，只记得曾感叹思辩哲学的贫瘠。我们没有康德，更不用说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了。
    进一步说，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崇拜真理。从历史上看，理学一统天下的过程及其之后，思想的道德化与文化的市俗化是同步的，这一情形在明清尤其明显。人们常说的“满嘴巴道德仁义，一肚子男盗女娼”，正是道出了道德教条与社会生活的乖离，或者说知与行的乖离。毕竟，为真理献身的仁人是少之又少的，能够知行合一地信奉真理的人也未必多—至少比虔诚的教徒要少得多，因为真理太抽象与高深。我想绝大多数人纵然在理论上崇拜真理，实际上乃至潜意识里崇拜的是权威，是控制了实际权力包括话语权力的人。

 

    对于真理的绝对性,相对性这种艰深的问题，我是不敢问津的。说到底，我只是有些朴素的怀疑。如果我们不再事先就给定真理太重的份量，赋予它先验的至高无上的价值，那么真理也就只是一个词语。它是什么，它是否存在或者它怎样存在也就会有许多种界定。在我看来，真理是一种相对而言较为确切的叙述，而任何叙述都是有边缘的，换言之有其适用范围与有效性。人文社会学科的所谓“真理”，既需要尽量远离价值伦理判断，也需要有别于自然科学定理，它更应是定量的而不是定性的。我以为认识到真理的边缘与有限的重要性，不下于认识到真理本身。人类的迷思与谬误，大多出自对真理的无限夸大。
    那么，关于真理的辩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是思考的交流，那么这种辩论往往可能激发新的思路，那真是一件快乐的事。如果是信仰的碰撞，那么多半是鸡同鸭讲，因为信仰是难以交流的。无论如何，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辩论变得更加善于倾听，就有可能相对少一些偏执，至于越辩越明白还是越辩越糊涂反倒不那么重要了。其实，真理的辩论如果宽容多元，多半就越辩越糊涂了。在很多时候，我倒更喜欢糊涂的感觉，那往往是新的怀疑的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自以为明白真理的人从来不是太少，而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