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穿透话语的迷雾

   寻找历史真相，首先不以对历史做简单评价为目的。无论是肯定否定，还是功过几开的做法，都隐含着预设的价值判断，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并不可取。重建历史图景，自然要深入历史细节，然而，如果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历史评价或以此为目的，就难以避免不对具体史料做有倾向性的选择与分析。这种情形在文革研究中尤为显著：一方面，主流史学囿于官方的政治性结论而多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民间文革研究者往往已具有某种鲜明立场，其实也是对主流观点的一种反动。奉中央文件为学术研究圭皋的荒诞自不待言，但如果过于意识宣传文本的评价，缺少对翻案背后的个人取向反思，就难免仓促抵达另一些可疑的判断。例如近年来对林的重新评价以至翻案，颇多对林在文革中作用及其势力膨胀的淡化；又如所谓“两个文革”的看法以及对所谓异端思想的发现，多少是当年造反人士出于对峥嵘岁月的怀念而做出的一种解读。

    一方面，文革史料浩如烟海，有待整理发掘；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的关键史料或尚未解密，或已付之阙如。史料繁多的好处虽多，却也有一些副作用。第一是真假待辨，需要认真地分析，比如各种回忆录，日记，口述历史等。任何时代这一类史料的真实性，都需要甄别，而文革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走过这一时代的人往往既曾是受害者，又曾是加害者，而他们的回顾大多着重于做为前者的经历。毕竟，缺少宗教精神的人愿意忏悔过失的少，想要摘清责任的多。早期的这类史料，多由文革期间受迫害人士撰写，而近年来文革时高官显要或造反派领导人的回忆相继问世。后者由于更深卷入而更具史料价值，但读来就更需小心。比如陈伯达回忆录史料价值大约颇高，但是有关他自己的部分恐怕要打相当折扣。徐景贤的回忆录也有助于了解上海文革情形，但也同样避谈自己的内心。从常识上说，他们该不会只是被动地忠于领袖，至少是想往上爬吧？我读过的回忆录里当数清华“四一四”沈如槐的最为平实，可惜未见蒯大富的回忆录以相对照。
    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文革史料多为意识形态话语，历史叙述充满歪曲，缺少具体证据与数据，极其需要穿透纸背的功力，才能够接近史实。然而，习惯于意识形态话语的几代人，很容易对这种话语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更难摆脱以意识形态正确与否的判断取代历史探索本身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怀念毛泽东时代，将文革看成是一次乌托邦实验甚至理想主义运动，是一种对日渐式微的毛精神的传承。九十年代以来毛泽东热的兴起，对所谓文革“合理内核”的追寻，主要是出于对贫富不均和腐化的不满，其远因则是毛泽东实际上还未走下神坛。以历史为批判现实服务，对历史自然美化。另一方面，仅着重于对文革进行思想批判，以这些话语为依据做出的历史评价，也不免走不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忽略被话语掩盖了的历史底流。文革之所以发生，文革的过程，是很难用意识形态去解释的。毛首先是政治家，意识形态是他的利器而已。那些拘泥于意识形态的人，向来是被他鄙视地称为教条主义者的。

    文革这段历史，根源深远，影响久长，又有谁能够回避？文革研究能否成为显学我不知道，但禁是禁不住的，历史总会有人研究下去。我所关注的是，我们该以怎样的方法看这段历史？我想，我们固然要大胆怀疑，努力穿透话语的迷雾，更重要的还是要小心求证，以坚实的史料来提供历史的解读。至于我自己，因为不具备求证的条件与时间，只好试以所思管见提出一些存疑，供关心者参考并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