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徘徊在中世纪的出口（一）

（续《中国有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吗？》兼谈中国历史的分期）

 

    通常所说的历史分期，其实主要是政治史的分期，本应基于朝代的递嬗，政治制度，国家形态的变迁；至于社会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等等，各有各的分期。历史分期，本是为了凸显历史的层次景观，不必也不该拘囿于一家之言。学术的发展，在于规范的不断更新，新的规范始于对已有规范的怀疑，却往往并非简单的否定。由于有着独尊儒术的传统，更由于后面将着重陈述的，历史上长期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结合，我们面临的问题总是：一方面，主流学说被绝对化，容不得半点质疑；另一方面，批判者也惯于全盘否定，并有意无意地以建立新的学术专制为目的。

 

    我以为，中国历史似可分成以下时期：
    远古：夏，商二朝。（约公元前2000年-前1046年，近千年）
    上古：西周至春秋战国（前1046年-前221年，凡825年）
    中古：秦至五代十国（前221年-960年，凡1181年）
    中世纪：宋至清朝（960年-1911年，凡951年）
    本文着眼于中国的中世纪时期，篇幅所限，此前时期只能约略提及。

    远古时期的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尚不足显示历史全景；其文化思想，多已不传或间于后世典籍。虽然难以定论，大抵而言，这一时期是多国林立的部族国家时期，夏，商只是部族国家联盟领袖而已。

 

    周朝是封建国家时期，分封诸侯是形成统一国家的第一步，意在建立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为依托。西周建立了以天子之国周为中央的统一国家，封建制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封建制的要义，在于中央有强盛的国力支撑道义的正统；然而，外族入侵导致周的东迁与衰落，诸侯坐大。春秋战国，割据兼并，天子之名虽在，中央权力尽失，所谓“礼崩乐坏”；屡经战乱后，由文化最落后，武力最发达的秦以战车逐鹿而得天下。
    中国的农业文明随着进入铁器时代而臻于成熟，此后两千多年只是有所改良，并未根本变化。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在周时形成。井田制是与封建制相呼应的层层分配的国有土地制度，其命运也和封建制共始终。井田制瓦解后，地主，自耕农，雇农在战国时期形成。这三种成份构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阶层，延续了两千多年。我以为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自井田制以降，国家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一直具有土地的分配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是最大的地主；在这个意义上，私有制和私有产权在中国从未完全确立过。历史上的分分合合，中央与地方的角力，皇权的兴衰种种，与国家对土地分配的控制权的强弱紧密互动。
    传统思想文化在东周达到全盛，至于传下来多少，是另一个问题，后面会有所涉及。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此起彼伏，思想流派的多样化在中国历史上后无来者，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亦足以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相匹。由于旧有秩序的解体，由于地方文化尚在多元状态，思想者虽然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空间，却具有后人难以企及的自由。在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常常并不同步，更多发生在所谓治世之后的乱世。人们习惯使用的历史进步或倒退的思维模式，用于古代史物质文明的发展都未必不牵强或说明不了问题，用于思想史就更容易失之岂止毫厘了。
    农业社会一旦失去秩序，以武力掠夺土地与人口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结局是武力兼并到统一。一个国家的灭亡总是有其内因，六国被统一相当程度上由于自身的失政；但另一方面，是否当时存在人心向背，统一是必然趋势呢？从现有历史解读看，秦统一六国是靠武力，而非民心，否则也不至于二世而亡。中国历史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是，农业文明相对程度较低，游牧之风犹存，相对能征善战的周边国家，民族总是打败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国家成为胜利者。周之代商已是如此，同样位处西陲的秦更堪称典范。后来的五胡十六国，隋，唐的统一，元，清的征服，均透露出历史重复的气息。所谓野蛮战胜文明，在世界史范围内也屡见不鲜，但象中国这样低文明屡战屡胜的情形则独一无二。人口的增减，经济的盛衰，文明的反复，社会的停滞实在与此有莫大关联。

 

    中古是天下合分，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反复的时期。在行政制度上，中国走向统一国家的道路有过两条，一条是封建制，另一条是郡县制。秦骤得天下后，以武力和苛法巩固统治，在此背景下，改良春秋战国时设郡与县的举措，实施郡县二级行政制度。秦由此而被公认为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开始。然而，封建制的影响，并不因郡县制而消亡。秦时的郡县制其实和焚书坑儒一样，很快就以失败告终。西汉走的是一条中庸之道，既分封诸王，又继续郡县制。同样情形，在西晋，南朝重现，直到明初还曾回光返照。郡县制的本意，是切断地方权力的世袭，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早期的郡县制本身，行政长官大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中央权柄衰坠之际往往自行割据。所以，郡县制于中央集权虽不可或缺，却不足以提供其稳定的基础。
    中央集权体制的支柱不仅是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同样重要。西汉创建的察举制度是文官制度的滥觞，但在东汉后期随着公卿豪族的门阀化而变质。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一般认为是门阀政治的制度化。自秦至盛唐，皇权虽已具有杀生予夺的至高无上地位，门阀士族却是类似贵族的阶层，或居庙堂之高为国家栋梁，或处江湖之远隐隐形成牵制中央集权的势力；既为中央政权提供了统治资源，又影响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稳定性。门阀士族在魏晋时左右政局，曹氏司马本身就是豪族高门；在南北朝时影响力开始衰落，北朝支族兴起，南朝寒素执政；隋唐虽然继承了身份制，但以地域血缘为基础的望族日渐瓦解，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在藩镇割据以至五代战乱中彻底消亡。
    皇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互动和张力，提供了理解中古时期中央集权国家未能长期稳定的线索之一。另一条线索是外族入侵，最终建立中央政权的过程。这一过程恰与门阀政治由盛而衰的演变同步。北方政权由军事割据，逐渐汉化蜕变为以强大武力为依托的皇权统治。隋唐不仅恢复，更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府兵制的实行，使军队直属中央，州县地方官成为文官。科举制的草创，使寒士庶族进入权力中枢开始制度化。然而，这一历史进程为安史之乱打断，从此中国陷入长达两百年的军阀混战。所谓五代十国，只是藩镇割据的延续。
    由于门阀士族自成势力，又是思想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所以尽管皇家时常有独尊儒术的趋势，以魏晋风度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仍然呈现多元化的面貌，佛学东渐及其中国化更是影响深远。史家多侧重于外族的汉化，其实隋唐文化有很多胡化的元素。唐朝历来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但其景观和内容，实在已远不同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差异，不亚于文艺复兴与古希腊罗马。要而言之，唐代文学艺术成就极高，思想史意义却逊色许多。

 

    北宋完成了自隋唐始的制度变革。募兵制与禁军的强化使军队国家化，科举制的完善确立了文官制度，其实践促进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确立，理学使儒家世俗化成为支配性的道德伦理。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延续千年的中世纪，下文将就此进一步叙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