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还说服了罗特，下午破例同洛特和他一起，坐到了小酒馆（郎格街上的意大利埃蒙德餐馆）前的平地上，在海风中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洛特带着照相机，她笑着请两位朋友靠得近一点，照个合影。其实，对罗特来说，让太阳在他头上照照已经够受了，可他没兴趣反驳这个提议，尤其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所以，他有些怀疑地，几乎带点好斗劲头地望着洛特的镜头，右边眉梢还有些讥讽似的微微上扬。他不爱虚荣，额头上的头发有些凌乱稀疏，彩色条纹领结有些褶子，他都无所谓。不管怎样，那套黑西服[1]非常合身。那，手该放哪儿呢？他不太确定地将身子靠在桌边，手放到桌子上半杯白葡萄酒旁边，染着尼古丁的手指间，夹着一根快吸完的香烟。茨威格向他靠近，对他的朋友信心十足地微笑着。他的椅子较高，因而看上去比罗特高半头。茨威格穿着配有背心、领带的粗呢西装，在这个夏日显然太热。他没看镜头，而是看着罗特。通过镜头，洛特看到茨威格看着他朋友的眼神，是的，那是一种俯视，但那是一种慈父般的、长兄般的俯视，温和，友爱，带着一些担忧。他坐在那儿，带着亲切的微笑，在洛特的镜头里，他好像很想把他的胳膊搭到朋友肩上。罗特看上去却很想躲开这个保护。洛特拍完照。罗特放松下来，他们讨论起当天的工作，讨论得又多又详尽，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这等情形的。他们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讨论过了。”----摘自《奥斯坦德1936》[2, 第145-147页] 。
上一次这两人在一起讨论和工作，还是“1931年，茨威格与罗特在法国安提贝（Antibes, 地中海边，戛纳东北11公里）：晚上各自朗读自己白天写下的文字，互相给予完善和补充。罗特朗读他正在写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茨威格听得津津有味，并一再打断罗特，情不自禁地自己讲述起来，回忆过去的奥地利，描绘他记忆中的童年画面。” [2, 第55-56页] 。
我一直以为，茨威格与罗特的关系，就像以上文字所描写的那样，文人相惜、相助。但等我读完了《奥斯坦德1936》 ，才知道，其实相当复杂，可以说，人性有多复杂，他们之间的关系便有多复杂。
茨威格与罗特都是奥地利犹太人，并因此而流亡，而死于流亡地。他们也都是文学天才。茨威格的天才，无须赘论。只要您读过其小说《象棋的故事》、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定会对茨威格的写作天才，语言能力深感佩服，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困惑：这个人的脑子，是怎样分泌出那些只有在他的书里才能读到的话？兹取以下三段作为例证，希望不熟悉茨威格作品的读者能有所体会。
《象棋的故事》——“原则上，我从来就懂得，（象棋）这种独特的天才游戏必然会产生值得尊敬的斗士。但我总还是很难想像，甚至几乎不能想像，一个头脑活跃的人，会把自己的天地，局限于一小块、一小块黑白空间之上，而且能够在前后左右地移动三十二颗棋子的活动中，找到毕生的事业。我不能想像，会有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开棋的时候先走马，而不是先走卒，对他来说是英勇的壮举，而能在某一本《象棋指南》的某一个犄角里，占上一席可怜见的位置，就意味着声名不朽；我不能想像，一个聪明人，竟然能够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全部的思维能力，都献给一件荒诞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把木头棋子王赶到木板棋盘的一个角落里，而他自己却没发狂，成为疯子。”(张玉书原译，江岩声整理)
《昨日的世界》——“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要把我自己的生平历史向旁人讲述不可。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所发生的事件、灾难和考验，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我见证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野蛮取得最惊人的胜利。历史上，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尚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程度。从我开始长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亦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大大超过以往十代人所经历的，以致我时常感到，我一生所过的不是一种生活，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当我无意之中说到我的生活时，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生活？还是今天的？” (张玉书原译，江岩声删节、整理)
《玛丽-安托瓦内特》——“人在苦难困境里更能看清自己”，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语，竟然从她的口中迸出，令人惊讶。她预见到，她的人生苦难和悲惨遭遇，将可警示后人。一种高贵的责任感，令她超越了自己，在身首断裂之前，她完成了一件不朽的杰作。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秉性和心智都极其平庸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最后一瞬间，站到了历史所赋予她的命运的高度。” （江岩声译自法文[3]）
罗特的作品，我只读过两篇，远不够资格指出他到底天才在哪里，除了曾看出《美色的胜利》里的“毒素”[4]。并且我相信，纵使14亿华人里，没几人知道罗特，但我们对其天才也毋庸置疑。因为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毗邻的一条街上，有一块铭牌，写着“1937-1939，奥地利著名作家Joseph Roth在此居住”[4]。还因为在维也纳，有地铁站名叫Joseph Roth。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维也纳也是。一个人，能在这样两个世界文化之都留下永久纪念，可想而知，必得是超级文化天才。
俗话说，文无第一，比较茨威格与罗特这两个天才孰高孰低，没有意义。但从《奥斯坦德1936》所述的一件事，似乎又可得出如下结论：罗特写小说的才能在茨威格之上。该书第141至154页写道，1936年，在比利时奥斯坦德，茨威格因自觉写不好一个犹太人流浪的故事，求助于罗特，同时给了他一些钱。罗特花了一个晚上，写了满满一页纸，第二天寄给茨威格。在茨威格后来出版的小说《埋葬的烛台》里，有这样一句话：就在这时，公墓大门处，传来锈门的咯吱声。而罗特在那页稿纸上写的是：突然，人们听到老公墓大门轻轻的、阴沉沉的吱吱声响。我读《奥斯坦德1936》时，打量两遍“咯吱声”和“吱吱声”，不禁在心里笑起来：以茨威格的才气，怎会如此“下作”？
以上所述的求助和给钱这两件事可能没有关系。此前茨威格也经常给罗特钱，但并没因此经常“剽窃”罗特。1936年夏天，罗特到奥斯坦德小住，也是茨威格邀请，并给他寄了旅费。在罗特眼中，茨威格是百万富翁，而自己是个穷光蛋，茨威格愿意给钱便拿着，心安理得。罗特确实也需要钱，确实也经常为付不出旅馆钱，没钱买酒而发愁。而罗特需要酒精的刺激才能写出东西来，正像李白写诗。
然而，茨威格不是恩格斯。前者是作家，靠爬格子挣钱，后者是资本家，以钱生钱。因此，恩格斯可以长期资助马克思一大家子人（马克思，燕妮，六个子女，数个佣人），而茨威格以一人之力，不可能养着罗特。特别是，在茨威格眼里，罗特不是从来就没有钱，他曾挣过很多稿费，却不屑理财，成天出入高级酒店，花天酒地，寅吃卯粮，都给糟蹋光了[5]。茨威格对罗特这样的生活方式意见很大。他甚至因此写信给罗特的一个出版商说，罗特的书的质量会下降。这个出版商不久（1936年秋）终止了与罗特的合同[2, 第179页]，令罗特陷入更深的经济困境。三年后，1939年5月27日，罗特贫病交加，死于巴黎。四个月后，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6月，德军进入巴黎，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罗特死得其时，无须见证人类现代史上这一最黑暗的时刻，也无需继续逃亡，像茨威格那样。在那个黑暗年代，一再流亡的茨威格，也就比罗特多活了不到三年，于1942年2月22日，与妻子洛特双双自杀于巴西Petropolis。自杀当天上午，在写给前妻的绝笔信结尾，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小时内，茨威格写到罗特：“（请你）不要因我悲伤——想想罗特和里格，他们应感到幸运，无须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些考验”[6]。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此时的茨威格，想到罗特，或许有些内疚，为三年前给那个出版商写的那封信。他和罗特的书，自1933年起，在德国就被纳粹禁止出版和阅读。流亡的他们，只能靠屈指可数的几个海外德文出版商，面向德奥之外的德语读者，出版他们的书，获取极有限的稿费，就如同今天流亡海外的中文作家或政论家。茨威格写那封信，无异于落井下石，置朋友于尴尬地。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茨威格经常慷慨解囊，资助罗特，又为何绝人家极有限的财路？在人家极其困难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个解释是，艺术家谈论艺术时的严肃和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另一个解释是，嫉妒。众所周知，是人都会嫉妒。既然茨威格是人，不是神，那么他对罗特——我相信——总该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文人相轻，即爱且妒，既生瑜，何生亮。但这并不妨碍他真诚地想帮助罗特，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当他不讨厌“这个可怕的酒鬼”时[2] 。也不妨碍罗特真诚地感谢茨威格，即使他对他要钱的信保持沉默，正如他于1936年9月21日给茨威格的信中说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离开（奥斯坦德）了。我想见您，可是空等了一场。我拥抱您。”
这次，茨威格让罗特在奥斯坦德“空等”，二年后，罗特让施主茨威格在伦敦空等他的信，以至于茨威格失去了耐心，于1938年12月17日，在给罗特的信里，发出如下通牒：
亲爱的罗特，我给您写了三、四封信，没收到您的答复。我以为，以我与您的长期友谊，我有权利要求您对您的沉默做出解释，并希望您的沉默不是出于敌意……[7]。
茨威格写此信时，不可能想到，他的“亲爱的罗特”离死只有五个月，且终日酗酒，颓废不堪。罗特出事那天，是1939年5月23日。前日，德国流亡作家Ernst Toller，在纽约一家旅馆上吊身亡。次日，罗特闻耗，忽然昏倒于住所楼下的咖啡馆前。茨威格前妻正好在场，将罗特急送医院。四天后，罗特死于肺炎并发的高烧，终年45岁。
茨威格在伦敦得知消息时，正在给罗曼-罗兰写信。关于罗特，他写道：我爱他像爱兄弟一样[2]。而此前一些时，罗特曾因在流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而致信茨威格，说不会为茨威格写类似的文章，因为“您对我不光在思想上很接近，身体上也很近。那是脐带式的友谊：这样的友谊是有的。我与您之间没有距离，而距离是写悼念文章的前提条件。” [2, 第185页] 。
周腓力在小说《洋饭二吃》里借主人公周围的口，把朋友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钱而不肯借，另一种是肯借而没有钱。” 这听上去，着实令人沮丧，因为他实际上是在说，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朋友。周腓力已于2003年10月12日仙逝，看不到我这篇文章了，他一定不知道，世上确曾存在过茨威格与罗特的友谊。那是他所断言的两种朋友之外的朋友关系，是脐带式的，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肝胆相照式的，如同兄弟，即使一时闹别扭，打断了，仍然连着血脉。若以金钱往来而论，这样的朋友之间，符合谭嗣同所说的“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也就是说，可以借给钱，也可以不借给钱；有时借给钱，有时不借，即使有钱。借给钱，是朋友；不借给钱，还是朋友，生死相念，就像茨威格在自杀二小时前写到罗特。
文献索引：
1. 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和三个法国人谈论茨威格，江岩声，2017 年 09 月 08 日
2. 《奥斯坦德1936》，Volker Weidermann[德]，郭力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
3. 《Marie-Antoinette》, Stefan Zweig[奥], Alzir Hella[法]译，1933
4. 谈谈约瑟夫·罗特及其小说《美色的胜利》，江岩声，2017 年 09 月 08 日
5. Joseph Roth，《Hommes et Destins》，第61-75页，Stefan Zweig，Biblio，2016
6. A Friderike Maria Zweig, Petrópolis, Correspondance 1932-1942, 第502页, Stefan Zweig, Biblio roman, 2010 印刷。
7. A Joseph Roth, Londre, Correspondance 1932-1942, 第344页, Stefan Zweig, Biblio roman, 2010 印刷。
鸣谢：本文写作当中，得到《奥斯坦德1936》中文版译者郭力女士的帮助。她给我提供了本文里的“咯吱声”和“吱吱声”在德文原著里的出处：“（《奥斯坦德1936》中文版）152页上的吱吱在（德文）原著120页上方：das leise, wehmütige Knarren des alten Friedhoftores。Knarren 就是一种声响，可译成象声词。而152页上的咯吱 在（德文）原著120页下方：Da klirrte außen das rostige Tor des Friedhofs. 德文杜登词典 上的解释 klirren：b) ein klirrendes Geräusch verursachen。动词klirren只表示出声，比较尖细的，我翻译成了象声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