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问世十年以来，得到读者的喜爱，论家的关注。但是，大家注意的中心是小说中王二与陈清扬的爱情及其社会学意义。例如，在华夏文摘５５３期，弱智以“性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题，分析了陈清扬对王二从性爱到情爱的心路历程。读来深受启发。在１１月１３日华夏快递的“我看《黄金时代》”一文中，陈平则从小说细节必须真实的道理入手，考察了王二和陈清扬对性和爱情的观念上的时代感，得出《黄金时代》描写人物和生活失真的结论，发人深思。
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仅仅对《黄金时代》做爱情方面的探究，就会像在海滩上捡石子的人，专心致志的只是五颜六色的鹅卵石，却不注意就在他身旁的深邃浩瀚的大海。我当过知青，如今已人到中年。《黄金时代》引起我注意，激起我最大共鸣的，不是王二与陈清扬之间那场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知青生活，特别是王二对那种生活的态度。
王二这个人物耐人寻味。作为主人公，他显然是小说主要描写的人物。但是，作者在对王二的描写上又是虚实结合的。当和陈清扬在一起时，王二是虚的，是陈清扬的陪衬；当他离开了陈清扬，他又是实实在在的，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我们的生活，王小波语）的载体。
王二有点类似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里的“我”。鲁迅不是在塑造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形象，而是通过“我”与社会的关系，暴露封建礼教的种种弊病。“我”在《狂人日记》中是一个纯虚的人物，虚到连名字也不必取。王二在《黄金时代》里也具有相同的作用。所以，王二身上没有光环，不是人们熟悉的所谓英雄人物。读者看完小说后，不能对他产生亲近感，不能认同他的所作所为。我相信，这是王小波所刻意追求的。
试举几例对此加以说明。
在以前的知青小说里，生产队长一般都是所谓正面人物，对知青照顾体贴。而王小波笔下的队长，对知青却毫无体恤之情，欺软怕硬，狡猾奸诈。他家的狗被打瞎了一只眼，他知道可能是罗小四干的，但他怕罗小四，就赖王二，给王二穿小鞋，罚他春天去插秧，让他腰痛，秋收后又去放牛，吃不上热饭。王二被农民打伤，他怕上级调查，就说王二不存在。他骂知青是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王小波的描画真是惟妙惟肖。我在农村时，就认识这样一位经常骂人的生产队长。
本来，读到王二这么倒霉的故事，读者不免心生同情。但是，王小波又让王二找机会彻底打瞎队长家的独眼狗，“该狗既无左眼，又无右眼，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那可怜的动物并没有招惹王二，他对它毫无恻隐之心的举动，令读者顿消对王二的同情。
王二在人保组挨整，被捆得像粽子一样。有孩子爬上窗台，骂他流氓，抓泥巴扔他。他出来后就去找孩子家长告状，“那人一听，揪住他儿子就揍。我在一边看完了才走。”为让孩子知道好歹，将他做的错事告诉家长，这本来是应该的。但是非要亲眼看完了那孩子挨揍才走，这显然不是高人所为。
在《黄金时代》里，几乎看不出王二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悲惨遭遇的。惟有下面一段显出他的不满：“过了一些时候，我们队的知青全调走了，男的调到糖厂当工人，女的到农中去当老师。单把我留下来喂猪，据说是因为我还没有改造好。”但即使这样，当陈清扬说这是因为他让军代表给惦记上了的时候，他说：“他能把我怎么样？急了老子跑他娘。”有这样一副脾气，还让读者怎么为他担心？
王小波就是这样处处苦心孤诣，让读者与在悲惨世界中受煎熬的王二保持距离，不为他的命运唏嘘感叹。套句陈词滥调的说法，王二不需要眼泪。我在网上检索了许多知青出版物网页，发现前知青作者们都喜欢用激情澎湃的词汇装饰自己的书名，如启示，风云，岁月，咏叹，奋斗，光荣，梦想，扭曲，复归，磋砣，崛起，热血，冷泪，春秋，风潮，流放等等。王二与这些概念是格格不入的。王小波后来写过一篇《我看老三届》的杂文，提出老三届要以平常心看待自己。这可以看作是他在王二身上寄托的感情的一种延续。
和王二相比，陈清扬的形象比较容易把握，她是个漂亮，性感，刚烈，善良的女人。但是，我们很难用类似的文学词汇来概括王二的形象。王二既不是高大全的英雄好汉，也不是猥亵小人，既不积善，也不行恶，既无大智，亦非笨蛋。我们可以用“王二不是什么”来界定他，却不能用“王二是什么”来定义他。如果硬要说的话，只能说他是个特立独行，彻底反讽社会的一个人。但他特立独行又为了什么，反讽完了主张什么，换句话说，王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标准是什么，却看不出来，所以，他的特立独行又好像失去了通常人们所说的意义。
王二的这种不可概括性，虽然允许阅读时的多重解释和再创作，但也会使读者不知所措，因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王二和陈清扬的关系上。此外，对《黄金时代》不知所措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还在于它的结构奇特，使得习惯于在小说里读故事的读者，跟不上作者的思路。在王道乾所译的《情人》一书的末尾，附有法国人格鲁贝尔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他对《情人》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解构《黄金时代》。
格鲁贝尔认为，《情人》的表层结构是所谓回溯性叙事程序，而它的深层结构是纵向聚合关系。请放心，我不是专攻文学的，这些名词对我同样是陌生的。好在王道乾给出了定义：纵向聚合关系大体指按照所叙之事的各种成分的逻辑关系形成为叙事的共时性深层关系。回溯性叙事程序是按时序的因果关系支配的自传叙述。在《情人》里，杜拉斯先后五次描写十五岁的“我”与“情人”相遇的那次渡河的情节，它们在书中不同的地方，“由一小段一小段文字凑集起来，并且用空行隔开。按照电影软片上一格一格画面的方式展开，类似的形象不停地反复再现，其中细节又始终变化不同，一种内心影片的效果就展现出来了。”大体上说来，这就是格鲁贝尔所说的纵向聚合关系的例子。其与回溯性叙事程序的共存，造成小说的两个层面的相互争夺：”在线性叙事上，产生真实的（综合的）效果；在纵向聚合关系叙事上，意象的（部分的）效果又将上述真实效果推翻，从而一页页的书就转移到家庭画册上去了。”
格鲁贝尔没有说为什么杜拉斯要在《情人》里追求内心影片的效果。碰巧我读过另一个法国人，Ｌａｕｒｅ Ａｄｌｅｒ，写的一本杜拉斯的传记。她说杜拉斯最初写《情人》，是应出版商的请求，为她家在印度支那的老照片写一些文字说明，以便出本画册，拟定的题目是《绝对摄影》。待杜拉斯写完，出版商看了这些文字说明后，又说它们完全可以当作小说单独出版，于是就有了《情人》。
格鲁贝尔对《情人》的分析，对于我理解《黄金时代》的结构来说，犹如醍醐灌顶。实际上，《黄金时代》可以看作是与《情人》有相同结构的削弱自传型小说。王二的知青生活相当于王小波的自传。而自传的写实性又在内容和结构上被纯属虚构的陈清扬和纵向聚合关系所削弱，使它看起来像是一本内容完全虚构的寓言，一个在叙述上似乎颠三倒四的迷宫。
作为纵向聚合关系叙事在《黄金时代》里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陈清扬进山找王二的事件。它堪与《情人》里渡河的情节相媲美，被王小波反复描写，文字至美，情感至深。
“陈清扬说，她决定上山找我时，在白大褂底下什么都没穿。她就这样走过十五队后面的那片山包。那些小山上长满了草，草下是红土。上午风从山上往平坝里吹，冷得像山上的水，下午风吹回来，带着燥热和尘土。陈清扬来找我时，乘着白色的风。风从衣服下面钻进来，流过全身，好像爱抚和嘴唇。”（第三章）
“陈清扬到山里找我的事又可以简述如下：我进山后两个星期，她到山里找我。当时是下午两点钟，可是她像那些午夜淫奔的妇人一样，脱光了内衣，只穿一件白大褂，赤着脚走进山来。她就这样走过阳光下的草地，走进了一条干河沟，在河沟里走了很久。”（第四章）
“陈清扬说，她去找我时，树林里飞舞着金蝇。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穿过衣襟，爬到身上。我呆的那个地方可算是空山无人。炎热的阳光好像细碎的云母片，从天顶落下来。在一件薄薄的白大褂下，她已经脱得精光。那时她心里也有很多奢望。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那时她被人叫作破鞋。”（第十章）
“陈清扬说，她到山里找我时，爬过光秃秃的山岗。风从衣服下面吹进来，吹过她的性敏感带，那时她感到的性欲，就如风一样捉摸不定。它放散开，就如山野上的风。她想到了我们的伟大友谊，想起我从山上急匆匆地走下去。她还记得我长了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论证她是破鞋时，目光笔直地看着她。她感到需要我，我们可以合并，成为雄雌一体。就如幼小时她爬出门槛，感到了外面的风。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天上还有鸽子在飞。鸽哨的声音叫人终身难忘。此时她想和我交谈，正如那时节她渴望和外面的世界合为一体，溶化到天地中去。假如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那实在是太寂寞了。”（第十章）
明白了王二这个人物的不可概括性和《黄金时代》的结构，我们就可以分析王二和《黄金时代》的社会意义。
《黄金时代》对当时农村的社会和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描写。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特征在《黄金时代》里都有反映。比如，破鞋（集体窥春癖），知青与农民的矛盾，农场领导从上到下对女知青的觊觎，整人，人保组的荒谬，批斗会，老百姓的政治良心，档案（每个中国人身上的枷锁）等等。
举例来说，对知青面貌，王小波是通过对王二的模样来刻划的，非常精彩：
“倒退到二十年前，想像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情景。那时我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王二的这副模样，我非常熟悉，因为我自己就曾差不多是那个样子，或许还不如他。我在农村时，每年从五月份就打赤膊，一直到十月份。在五个多月的时间内，除了下身的裤叉，上身是一丝不挂的。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说我那时就是一副流氓相，那我是断断不能同意的，因为农民跟我也是一副模样。在农村，我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就是没见过流氓。所以，王二的模样是知青的一种变形，然而又确确实实表现了知青那种既非城里人，又非农民，上下不着边，左右无依靠的凄惶惶的落魄样子。当然，我和王二也有所不同：没有陈清扬和我讨论破鞋问题。
《黄金时代》对当时云南边境地区的描写也很有特点。井坎街，清平的温泉，麻疯病，医院里肝炎流行，北京知青慰问团视察知青，阿伧族的铁匠铺和女人，老傣，老景等等。其中对井坎街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勾起我对农村集镇的回忆：
“一条空空落落的土路和几间空空落落的国营商店。商店里有一个售货员在打瞌睡，还有很多苍蝇在飞。货架上写着“吕过吕乎”，放着铝锅铝壶。”
知青时代的农村在王小波笔下，就是这么一副破败荒诞的图景。时空错乱的倒叙手法又为王小波提供了一个可以无所不包的创作舞台，故事，人物，情节，细节，都可以在空间上任意伸缩，在时间上自由跨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挥洒自如地表现当时的生活，而且这种表现又带有一定的变形，也就是陈平所说的失真。所以，就像欣赏毕加索的画，不能用画得像不像来衡量一样，读《黄金时代》，我们不能一味地考究小说对当时生活的“形”似，而应该体会它的“神”似，看它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荒诞实质。
在《黄金时代》之前，人们所熟悉的知青形象大致可以分成两类。梁晓声在《今夜有暴风雪》中写的是一群天降大任，青春无悔的知青超人。赵维夷在《老插春秋》里则写了一些知青小人物，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轨道上，循规蹈距地走向那不可知的悲惨深渊。当然，还有另外比较特殊的写法，像阿城写的那个不事生产，到处找人下棋的知青棋王。
历时十年，和一千六百万青年人命运攸关，洒向人间都是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理论上是彻头彻尾的荒谬，这注定了它最终彻底失败的滑稽结局。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在那样一个荒诞的社会里，不幸身为知青者，不论天降大任也好，循规蹈距也罢，最终不过是被毛泽东及其一伙党徒手淫了一场罢了。至于下棋，那只是一种消极逃避，况且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本事当棋王
那么，就没有出路吗？非也。《黄金时代》里的知青王二就有一件对付那荒诞社会的利器：荒诞。以荒诞对付荒诞，不按规矩出牌，不要别人的眼泪，活出自己的潇洒来，这，就是王小波在王二身上倾注的一份真情。这份真情可以从王二如何对付军代表看出。
军代表是王小波笔下被重点描写的领导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一切这类领导的恶劣品质：好色，愚昧，武断，权欲，以整人为业等等。然而，王二自有对付这类荒诞领导的办法：装傻，即另一种荒诞：
“但我只是看着他。像野猪一样看他，像发傻一样看他，像公猫看母猫一样看他。把他看到没了脾气，就让我走了。”
“最后他也没从我嘴里套出话来。他甚至搞不清我是不是哑巴。别人说，我不是哑巴，他始终不敢相信，因为他从来没听我说过一句话。他到今天想起我来，还是搞不清我是不是哑巴。想起这一点，我就万分的高兴。”
这表明，王二以自己的荒诞对付军代表的荒诞时，心里是明白的。《黄金时代》对王二内心世界的描写很少，只有两段文字，但很能说明问题：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第二章）
“我曾经以为陈清扬在我进山后会立即来看我，但是我错了。我等了很久，后来不再等了。我坐在小屋里，听着满山树叶哗哗响，终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直翘翘地向上。到潮退时我也安息，但潮兴时要乘兴而舞。”（第四章）
我二十一岁时也在农村，可我那时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物我两忘”。我最关心的，每天念念不忘的事情，是何时能上调，离开农村。弗洛伊德说性冲动是人一切行为的原始动力。我认为这在知青身上，有些片面。如何离开农村，才是知青一切行为的原始动力。它决定了当我们遇到了任何一位有可能，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可能，影响自己离开农村这一前景的人物时，都要表现出一种犬儒的温顺，希望能给这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不幸而遭遇了爱情，那也是要压抑在心底的，就像广玉兰在《茫茫大山》一文中所写的“我”和“你”。
而王小波笔下的王二，却毫无这样的卑躬屈膝，尽管他混得是那样糟糕。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另一类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两类人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王二看起来活得浑浑噩噩，但从上述引文看来，他应该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而像我那样的知青，看起来满腹心机，其实活得浑浑噩噩。
王小波在王二身上倾注的这份真情，具有超越知青时代的意义。说到底，就像鱼儿在河里看不见水一样，谁又能说得清楚自己是不是正生活在一个荒诞社会里？王二对待已经成为历史的那种荒诞生活的态度，难道不能给我们以启发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时代》一出，超越了所有已知的知青小说和文革小说，也给未来有志写这类题材的小说的人立下了一道难以超越的门槛。
刊登在 2001 华夏文摘 cm0111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