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和国内的长官打交道了。市长的到来，使我立刻找回了二十多年前在国内当小民的感觉。
那天早上刚起床，就听到电话铃响。经验证明，这个时间来电话的，都有急事，于是赶紧过去拎起听筒。
“喂，我是爸爸！”一声苍老的河北腔。
赶紧问好，同时担心老爸别破费太多。这是我出国二十二年来，老爸第三次打来电话。
“你那书，出版了！”
我脑子飞快地转了一圈。哪本书？我没写书啊？
“统战部的。你那篇文章，市里领导看了，都说好！”
啊！终于想起来了。老爸说的是一篇列日地方志。一年前，M市统战部曾策划组织一本书，写M市留学生在海外奋斗创业的经历。统战部长和我在瑞士吃过饭，有一面之交，就分别找到我老爸和我岳母，要我写一篇。我不会写命题作文，又没奋斗创业，就没答应。几个月后，家人说，统战部的人又催了，国内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得罪不起，实在不行，写篇游记什么的可能也行，但已发表的不行，惹麻烦。我就想到了那篇地方志。投给华某文摘好几个星期未见发表，按以往经验，就是遭到拒稿了，何不拿它搪塞？于是就电邮给了在北京工作的三哥。三哥看后，说试试吧，又电邮给在M市的二哥；二哥打印出来，交给了我父亲；老父颤巍巍地骑着自行车，交到统战部；部长看了，说，“好！很好！”一家人这才放下心来。我打电话回去询问，对我的文章很少发表意见的母亲也说好，并且补充道：“对外国不褒不贬。”
我忽然想起谦虚使人进步，就对听筒里的老父说：“不要当真。一篇文章，何至于呢？”
“是的！市长对你很感兴趣，要亲自给你送书去！”
“？！”
“是这样的，市长X日至Z日要到比利时。你赶快拿笔记一下……市长电话是0086xxx555xx000。”
我放下听筒，看看写在纸上的X和Z，又走到日历前瞅瞅，立刻紧张起来。原来X就是今天，Z就是后天！这就有点紧迫了。我在国内时就怕见官，但老婆不怕，孩子也不怕，须把他们都拉上。算算时间，老婆如果也去的话，最好是后天。后天是星期三，下午她休息。可市长出访，日理万机，时间肯定不能以我家人的方便为方便。必须事先给他打电话，定好约会时间。市长今天何时到比利时？老爸没说。恐怕也得晚上了吧？市长到了，旅途疲劳，需要休息，还要倒时差，马上给他打电话，恐怕不合适。还有，见了市长，说些什么？我从未见过市长这么大的官儿，何况还是我父母的父母官？市长该有多大年纪？五十？六十？七十不大可能。M市不大，30年前也就20万人口。这样的小城，容不下上了年纪的官。可是，我跟年纪大的人交谈比较自在，特别是睿智的长者；而那些年轻有为者，比如自称某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博导等，常令我有手足无措之感。如果市长问我现在何处高就，我该怎样回答？做饭带孩子当坐家？市长如果很年轻的话，他能理解这些吗？要不然，赶紧做几张名片，印上“比中贸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者“著名网络作家”？
正想着，电话铃又响了……
“喂！江先生吗？我是统战部。”一个男中音，底气十足而又不失礼貌。
“您好！”
“你父亲告诉你的市长电话号码错了。少了一个5。是0086xxx5555xx000，”
“就是说，四个5连在一起？”
“是的。市长这会儿还在飞机上，晚上才到。回头给你父亲打个电话，免得老头儿着急。”
“明白了，谢谢！您贵姓？”
电话断了。
中午吃过饭后，找出一张IC卡给老爸打电话，比直拨电话便宜。老爸说，统战部的人本来要他给我再打电话更正市长电话号码。 老爸说，那哪成呢？哪那么容易？他打一次国际长途，要骑半小时车到火车站。统战部的人说他们给我打电话怕不好报销。“有什么不好报销的？！”老爸说曾质问过他们。
晚上9点，估摸着市长应该到了，也安顿好了，就用IC卡拨0086xxx5555xx000。还真通了！
“市长吗？我是江岩声。您是市长吗？”
“喂！喂！”
“我在比利时，就是您给我带书的人。”
“喂！喂！我是。哦…哦…”
“您到旅馆了吗？”
“噢…噢…，我在法兰克福，等着转机。”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见您？”
“明天吧。”
“后天行不行？最好是后天。我爱人后天下午休息。我全家一起去见您。”
“你再跟我联系吧。”
“您在布鲁塞尔将住哪家旅馆？”
“我不清楚，让导游跟你说。”
电话里传来市长跟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一个在比利时的人”，市长对那女人说道。
“喂！市长的旅馆是XXXX。旅馆电话是003222xxxxxxx。对！32就是比利时，2 是布鲁塞尔，然后是2xx！”女人的声音，如硬质合金钢，清脆，坚挺，冷漠。
我放下听筒，心里一阵冰凉。什么对我感兴趣！市长好像完全不知道我这个著名作者！是谁说的？文人之于政客，相当于纸巾之于食客，或者更刻薄一点儿，手纸之于如厕人。见了市长，一定要注意夹起尾巴来。他若不谈写作，绝对不和他谈文章千古事；他若夸我文章写得好，一定要记住回答“哪里，哪里！”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满脑子就是市长，市长。市长昨晚半夜才到布鲁塞尔，得让他多睡一会儿，不能太早给他打电话。可是，晚了也不行，他们可能会出去看小孩撒尿了。九点吧。旅馆一般九点以后不供应早餐，所以市长九点应该起来了，除非他胃口不好，不要吃早餐。
八点二十了，老婆和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家里安静下来。我打开计算机，在屏幕前坐下，想写点东西。可是，脑子被市长塞满了，什么也写不出来。起身到厨房看了好几次墙上挂着的电钟。那钟上画着一只蜻蜓，是十多年前到瑞士时，那里的一伙朋友送的，说是取蜻蜓点水的意思。现在轮到市长来蜻蜓点水了。
好容易捱到九点，给旅馆打电话。
“请问昨晚半夜有没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到达？我要跟X先生谈话。”
“X先生的名叫什么？”
“不知道。他是市长。”
电话里传来一长一短的铃声。是接通了市长房间的电话。响了很久，终于传来一个女人的英文录音：“您要拨打的电话不回答，请留言。”我只好放下电话。看来市长已经走了。显然不能等他回旅馆，那样可能一天就要泡汤了。只好忍痛再给他拨国际长途0086xxx5555xx000，而且还得直拨，不能用IC卡，免得像昨晚那样，回声重重，误了大事。明天市长就要走了，若见不到市长，好容易带来的书，难道还要人家再带回去吗？
直拨电话清楚得多。电话里的市长听上去很客气，他说已经出来了。
“我什么时候能去见您？”
“今晚九点吧。”
“明天下午行不行？”
电话里的市长在问导游明天的活动。
“明天要去布鲁日。”市长对我说。
“那我今晚九点去见您。”
“好！再见。”
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可以见到市长了。那本书该是什么样子？应统战部要求，曾特意拍了一张列日两河夹一岛的照片寄去。如果用雪白的道林纸印刷，配上精美照片，那一定赏心悦目。但也保不定统战部经费不足，粗制滥造，印得像地摊上的烂小说。留学生文集。M市那小地方，能有多少人出来留学？又有几人能把写篇文章当回事儿的？我的文章放在那样的书里，当然能引起别人注意。可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上网检查邮件。有两封信。一封是江西老表的，最近刚联系上，和我讨论倒腾景德镇瓷器。另一封是M市的二哥，也是最近刚联系上的，他说收到我托姐夫带回去的CD了。那CD上刻录了我的一些不涉及政治的文章。和我其他兄姐一样，二哥对这些我辛辛苦苦写就的、我视之如生命的文章也未置一词，但他一定看过了。我在计算机上调出那些文章，一篇一篇地读了起来，同时把自己想象成二哥，揣摩他的看法。读到《闲谈名分》的末尾一句，“何须用一纸名片来撑腰壮胆？”不禁笑了起来，想自己这是怎么了，原以为人到中年，对谁都可以平视了，如今却被一个还未见面的市长搞得方寸大乱，差点儿堕落成姚士杰。决定不做那名片了。再说市长出访，每天收名片无数，什么样的头衔没见过？到时候，需要的话，比方说市长主动给我们名片，那就让老婆给市长名片，那上面印着她诊所的地址和电话，有事找到她，也就找到我了。
名片不做了，市长万里迢迢给咱带书，总得答谢吧？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叫老婆下午得空儿去买一公斤比利时特产夹心巧克力，二十多欧元一公斤的那种。老婆对此无意见。
晚上六点半，给孩子开饭，稀饭，煮玉米棒子。七点半，老婆下班回来。
“巧克力买没买？”
“买了。”
“钱包里有没有名片？”
“没有。”
我找出几张她的名片。八点整，一家人上路往布鲁塞尔进发。九点整，到达市长下榻的旅馆。就在布鲁塞尔内环道边，北站附近，四星级，高大，气宇轩昂，楼顶上矗立着一座硕大的霓虹灯，红色，形如皇冠，正往茫茫夜空中发射着不可一世的王者光芒。不知为什么，在灯火辉煌的大门口停下车来的时候，脑子里忽然冒出句笑话：我是市长——派来的。
当然不是派来的，是真的。只是很年轻，年轻得很难估计其年龄。我平时一眼就能看出别人的年龄，但是今天不行。今天我的视网膜上写满了市长。我心中暗自庆幸刚才走在宽大的走廊里时没教孩子要懂礼貌，见了市长喊伯伯。市长把我们让进他的房间。我放下巧克力。市长说不必，今天已经买了一些，拿回去吧。我说一点土特产而已。大家落座。市长倒水。寒暄。他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我心想，一定是那本书了，市长一会儿就要说到它。
一会儿之间说了许多话题——来比利时多少年了？事业有成吧？经常回国吗？孩子几岁啦？住哪儿？列日？离布鲁塞尔有多远？等等。但是，没说书的事情。我看看时间过去不少，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只好说，统战部长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您要给我带本书来。
市长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是这样的。统战部出了一本留学生文集，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写列日的。”
“噢！对！对！你的文章我看过了。”
我赶紧说：“谢谢。”同时准备着“哪里，哪里”。
市长接着说：“我不知道要给你带那本书来，很对不起，回去让人寄来行不行？”
我忙把已经到了嘴边的“哪里，哪里”咽了回去，改口说不必了，怪麻烦的。
市长又说：“在法兰克福机场接到你的电话时，我还以为是你要托我带书回去。”
我感到脸上有什么东西凝固了。偷眼看看老婆的脸，也一样的。一阵冷场。只有孩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可是，显而易见，话还是要谈的，总不能立刻拔腿走人吧？谈什么呢？当然最起码得和安徽有关。而且还得显出我的作家档次。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在网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安徽农民问题。这真是个好话题！于是赶紧说了起来，很自然地，提了我当过知青，知道一些农民的情况。市长说，那些问题是点上的。点上的，还是面上的，当然没必要和市长讨论。我就说起巴西也有农民问题，而且更严重，但在巴西，除了农民自己以外，没人关心；中国城里人关心农民问题是件好事，说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提到知青，其实也是抛出一个话题绣球。如果对方也当过知青的话，通常就会打开一个话匣子。市长没理会知青绣球，而是谈起了M市这些年的发展，修建跨江大桥的立项规划。市长说，自武汉以下，M市是长江沿岸城市里唯一还没有跨江大桥的。市长说话的时候，我在想，按市长说的方位，那规划中的大桥很可能要穿过江对岸我曾经插队的地方。
听市长谈完了大桥，我们就和市长握手告辞了。起身的时候，市长从桌上拿起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名片大小的纸片。市长往盒子里掏了掏，停住手，迟疑了片刻，又放下了。市长执意送我们穿过宽大的走廊，直到电梯，告别，第二次握手。电梯门合上了，把市长留在了走廊里，还有市长那疲惫的笑容。
出门一看表，已经是晚上十点。孩子直嚷饿，只好开车去市中心的唐人街吃夜宵。过了十一点才往列日赶路。夜深沉，心彷徨。一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件荒唐的事情可能错在哪里。市长贵人健忘？但区区一本书，忘了就忘了，没必要撒谎。再说了，凭良心讲，市长是个好人，在法兰克福机场接到我的电话时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就答应接见我；以他的地位，还准备给我往回带书。书是多沉的东西啊？旅行途中谁喜欢给别人带书？所以，问题不会出在市长那儿。那么，是统战部长忘了告诉市长？那为何要专门打电话来？不过，人家打电话来是更正市长电话号码的，并没说书的事情呀！是八十三岁的老父搞错了？得了根鸡毛，老眼昏花，看成了狼牙棒一般粗的令箭？那我为什么就这么麻麻溜溜地、条件反射地、鬼魂附体般地中了邪？给市长打了两次国际长途，为什么就没问一句：市长，您带那本书来了吗？
一百公里路跑完了，到家了，我还没想出答案，只好在心里感叹了一句：小民啊，小民，一日为贾桂，一世为贾桂！
那天早上刚起床，就听到电话铃响。经验证明，这个时间来电话的，都有急事，于是赶紧过去拎起听筒。
“喂，我是爸爸！”一声苍老的河北腔。
赶紧问好，同时担心老爸别破费太多。这是我出国二十二年来，老爸第三次打来电话。
“你那书，出版了！”
我脑子飞快地转了一圈。哪本书？我没写书啊？
“统战部的。你那篇文章，市里领导看了，都说好！”
啊！终于想起来了。老爸说的是一篇列日地方志。一年前，M市统战部曾策划组织一本书，写M市留学生在海外奋斗创业的经历。统战部长和我在瑞士吃过饭，有一面之交，就分别找到我老爸和我岳母，要我写一篇。我不会写命题作文，又没奋斗创业，就没答应。几个月后，家人说，统战部的人又催了，国内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得罪不起，实在不行，写篇游记什么的可能也行，但已发表的不行，惹麻烦。我就想到了那篇地方志。投给华某文摘好几个星期未见发表，按以往经验，就是遭到拒稿了，何不拿它搪塞？于是就电邮给了在北京工作的三哥。三哥看后，说试试吧，又电邮给在M市的二哥；二哥打印出来，交给了我父亲；老父颤巍巍地骑着自行车，交到统战部；部长看了，说，“好！很好！”一家人这才放下心来。我打电话回去询问，对我的文章很少发表意见的母亲也说好，并且补充道：“对外国不褒不贬。”
我忽然想起谦虚使人进步，就对听筒里的老父说：“不要当真。一篇文章，何至于呢？”
“是的！市长对你很感兴趣，要亲自给你送书去！”
“？！”
“是这样的，市长X日至Z日要到比利时。你赶快拿笔记一下……市长电话是0086xxx555xx000。”
我放下听筒，看看写在纸上的X和Z，又走到日历前瞅瞅，立刻紧张起来。原来X就是今天，Z就是后天！这就有点紧迫了。我在国内时就怕见官，但老婆不怕，孩子也不怕，须把他们都拉上。算算时间，老婆如果也去的话，最好是后天。后天是星期三，下午她休息。可市长出访，日理万机，时间肯定不能以我家人的方便为方便。必须事先给他打电话，定好约会时间。市长今天何时到比利时？老爸没说。恐怕也得晚上了吧？市长到了，旅途疲劳，需要休息，还要倒时差，马上给他打电话，恐怕不合适。还有，见了市长，说些什么？我从未见过市长这么大的官儿，何况还是我父母的父母官？市长该有多大年纪？五十？六十？七十不大可能。M市不大，30年前也就20万人口。这样的小城，容不下上了年纪的官。可是，我跟年纪大的人交谈比较自在，特别是睿智的长者；而那些年轻有为者，比如自称某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博导等，常令我有手足无措之感。如果市长问我现在何处高就，我该怎样回答？做饭带孩子当坐家？市长如果很年轻的话，他能理解这些吗？要不然，赶紧做几张名片，印上“比中贸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者“著名网络作家”？
正想着，电话铃又响了……
“喂！江先生吗？我是统战部。”一个男中音，底气十足而又不失礼貌。
“您好！”
“你父亲告诉你的市长电话号码错了。少了一个5。是0086xxx5555xx000，”
“就是说，四个5连在一起？”
“是的。市长这会儿还在飞机上，晚上才到。回头给你父亲打个电话，免得老头儿着急。”
“明白了，谢谢！您贵姓？”
电话断了。
中午吃过饭后，找出一张IC卡给老爸打电话，比直拨电话便宜。老爸说，统战部的人本来要他给我再打电话更正市长电话号码。 老爸说，那哪成呢？哪那么容易？他打一次国际长途，要骑半小时车到火车站。统战部的人说他们给我打电话怕不好报销。“有什么不好报销的？！”老爸说曾质问过他们。
晚上9点，估摸着市长应该到了，也安顿好了，就用IC卡拨0086xxx5555xx000。还真通了！
“市长吗？我是江岩声。您是市长吗？”
“喂！喂！”
“我在比利时，就是您给我带书的人。”
“喂！喂！我是。哦…哦…”
“您到旅馆了吗？”
“噢…噢…，我在法兰克福，等着转机。”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见您？”
“明天吧。”
“后天行不行？最好是后天。我爱人后天下午休息。我全家一起去见您。”
“你再跟我联系吧。”
“您在布鲁塞尔将住哪家旅馆？”
“我不清楚，让导游跟你说。”
电话里传来市长跟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一个在比利时的人”，市长对那女人说道。
“喂！市长的旅馆是XXXX。旅馆电话是003222xxxxxxx。对！32就是比利时，2 是布鲁塞尔，然后是2xx！”女人的声音，如硬质合金钢，清脆，坚挺，冷漠。
我放下听筒，心里一阵冰凉。什么对我感兴趣！市长好像完全不知道我这个著名作者！是谁说的？文人之于政客，相当于纸巾之于食客，或者更刻薄一点儿，手纸之于如厕人。见了市长，一定要注意夹起尾巴来。他若不谈写作，绝对不和他谈文章千古事；他若夸我文章写得好，一定要记住回答“哪里，哪里！”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满脑子就是市长，市长。市长昨晚半夜才到布鲁塞尔，得让他多睡一会儿，不能太早给他打电话。可是，晚了也不行，他们可能会出去看小孩撒尿了。九点吧。旅馆一般九点以后不供应早餐，所以市长九点应该起来了，除非他胃口不好，不要吃早餐。
八点二十了，老婆和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家里安静下来。我打开计算机，在屏幕前坐下，想写点东西。可是，脑子被市长塞满了，什么也写不出来。起身到厨房看了好几次墙上挂着的电钟。那钟上画着一只蜻蜓，是十多年前到瑞士时，那里的一伙朋友送的，说是取蜻蜓点水的意思。现在轮到市长来蜻蜓点水了。
好容易捱到九点，给旅馆打电话。
“请问昨晚半夜有没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到达？我要跟X先生谈话。”
“X先生的名叫什么？”
“不知道。他是市长。”
电话里传来一长一短的铃声。是接通了市长房间的电话。响了很久，终于传来一个女人的英文录音：“您要拨打的电话不回答，请留言。”我只好放下电话。看来市长已经走了。显然不能等他回旅馆，那样可能一天就要泡汤了。只好忍痛再给他拨国际长途0086xxx5555xx000，而且还得直拨，不能用IC卡，免得像昨晚那样，回声重重，误了大事。明天市长就要走了，若见不到市长，好容易带来的书，难道还要人家再带回去吗？
直拨电话清楚得多。电话里的市长听上去很客气，他说已经出来了。
“我什么时候能去见您？”
“今晚九点吧。”
“明天下午行不行？”
电话里的市长在问导游明天的活动。
“明天要去布鲁日。”市长对我说。
“那我今晚九点去见您。”
“好！再见。”
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可以见到市长了。那本书该是什么样子？应统战部要求，曾特意拍了一张列日两河夹一岛的照片寄去。如果用雪白的道林纸印刷，配上精美照片，那一定赏心悦目。但也保不定统战部经费不足，粗制滥造，印得像地摊上的烂小说。留学生文集。M市那小地方，能有多少人出来留学？又有几人能把写篇文章当回事儿的？我的文章放在那样的书里，当然能引起别人注意。可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上网检查邮件。有两封信。一封是江西老表的，最近刚联系上，和我讨论倒腾景德镇瓷器。另一封是M市的二哥，也是最近刚联系上的，他说收到我托姐夫带回去的CD了。那CD上刻录了我的一些不涉及政治的文章。和我其他兄姐一样，二哥对这些我辛辛苦苦写就的、我视之如生命的文章也未置一词，但他一定看过了。我在计算机上调出那些文章，一篇一篇地读了起来，同时把自己想象成二哥，揣摩他的看法。读到《闲谈名分》的末尾一句，“何须用一纸名片来撑腰壮胆？”不禁笑了起来，想自己这是怎么了，原以为人到中年，对谁都可以平视了，如今却被一个还未见面的市长搞得方寸大乱，差点儿堕落成姚士杰。决定不做那名片了。再说市长出访，每天收名片无数，什么样的头衔没见过？到时候，需要的话，比方说市长主动给我们名片，那就让老婆给市长名片，那上面印着她诊所的地址和电话，有事找到她，也就找到我了。
名片不做了，市长万里迢迢给咱带书，总得答谢吧？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叫老婆下午得空儿去买一公斤比利时特产夹心巧克力，二十多欧元一公斤的那种。老婆对此无意见。
晚上六点半，给孩子开饭，稀饭，煮玉米棒子。七点半，老婆下班回来。
“巧克力买没买？”
“买了。”
“钱包里有没有名片？”
“没有。”
我找出几张她的名片。八点整，一家人上路往布鲁塞尔进发。九点整，到达市长下榻的旅馆。就在布鲁塞尔内环道边，北站附近，四星级，高大，气宇轩昂，楼顶上矗立着一座硕大的霓虹灯，红色，形如皇冠，正往茫茫夜空中发射着不可一世的王者光芒。不知为什么，在灯火辉煌的大门口停下车来的时候，脑子里忽然冒出句笑话：我是市长——派来的。
当然不是派来的，是真的。只是很年轻，年轻得很难估计其年龄。我平时一眼就能看出别人的年龄，但是今天不行。今天我的视网膜上写满了市长。我心中暗自庆幸刚才走在宽大的走廊里时没教孩子要懂礼貌，见了市长喊伯伯。市长把我们让进他的房间。我放下巧克力。市长说不必，今天已经买了一些，拿回去吧。我说一点土特产而已。大家落座。市长倒水。寒暄。他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我心想，一定是那本书了，市长一会儿就要说到它。
一会儿之间说了许多话题——来比利时多少年了？事业有成吧？经常回国吗？孩子几岁啦？住哪儿？列日？离布鲁塞尔有多远？等等。但是，没说书的事情。我看看时间过去不少，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只好说，统战部长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您要给我带本书来。
市长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是这样的。统战部出了一本留学生文集，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写列日的。”
“噢！对！对！你的文章我看过了。”
我赶紧说：“谢谢。”同时准备着“哪里，哪里”。
市长接着说：“我不知道要给你带那本书来，很对不起，回去让人寄来行不行？”
我忙把已经到了嘴边的“哪里，哪里”咽了回去，改口说不必了，怪麻烦的。
市长又说：“在法兰克福机场接到你的电话时，我还以为是你要托我带书回去。”
我感到脸上有什么东西凝固了。偷眼看看老婆的脸，也一样的。一阵冷场。只有孩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可是，显而易见，话还是要谈的，总不能立刻拔腿走人吧？谈什么呢？当然最起码得和安徽有关。而且还得显出我的作家档次。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在网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安徽农民问题。这真是个好话题！于是赶紧说了起来，很自然地，提了我当过知青，知道一些农民的情况。市长说，那些问题是点上的。点上的，还是面上的，当然没必要和市长讨论。我就说起巴西也有农民问题，而且更严重，但在巴西，除了农民自己以外，没人关心；中国城里人关心农民问题是件好事，说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提到知青，其实也是抛出一个话题绣球。如果对方也当过知青的话，通常就会打开一个话匣子。市长没理会知青绣球，而是谈起了M市这些年的发展，修建跨江大桥的立项规划。市长说，自武汉以下，M市是长江沿岸城市里唯一还没有跨江大桥的。市长说话的时候，我在想，按市长说的方位，那规划中的大桥很可能要穿过江对岸我曾经插队的地方。
听市长谈完了大桥，我们就和市长握手告辞了。起身的时候，市长从桌上拿起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名片大小的纸片。市长往盒子里掏了掏，停住手，迟疑了片刻，又放下了。市长执意送我们穿过宽大的走廊，直到电梯，告别，第二次握手。电梯门合上了，把市长留在了走廊里，还有市长那疲惫的笑容。
出门一看表，已经是晚上十点。孩子直嚷饿，只好开车去市中心的唐人街吃夜宵。过了十一点才往列日赶路。夜深沉，心彷徨。一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件荒唐的事情可能错在哪里。市长贵人健忘？但区区一本书，忘了就忘了，没必要撒谎。再说了，凭良心讲，市长是个好人，在法兰克福机场接到我的电话时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就答应接见我；以他的地位，还准备给我往回带书。书是多沉的东西啊？旅行途中谁喜欢给别人带书？所以，问题不会出在市长那儿。那么，是统战部长忘了告诉市长？那为何要专门打电话来？不过，人家打电话来是更正市长电话号码的，并没说书的事情呀！是八十三岁的老父搞错了？得了根鸡毛，老眼昏花，看成了狼牙棒一般粗的令箭？那我为什么就这么麻麻溜溜地、条件反射地、鬼魂附体般地中了邪？给市长打了两次国际长途，为什么就没问一句：市长，您带那本书来了吗？
一百公里路跑完了，到家了，我还没想出答案，只好在心里感叹了一句：小民啊，小民，一日为贾桂，一世为贾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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