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里，老婆开着车，拉着新买的房车，带着两个孩子，到法国海边度假。那天我正在备课，老婆打来电话，说孩子们都欢喜得不得了。放下电话，遥想一万公里外，六岁的女儿跟着她哥哥，在海边疯跑的傻样儿，我也满心欢喜。就想起，应该写写我的女儿了。
说是我的女儿，其实不是，至少现在还不是，在比利时政府的居民档案里，我的名下还没有子女。称她为我的女儿，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而且我确实也收养了她。但那是在中国办的手续，比利时并不承认。若想得到承认，还须在比利时再办一次收养。人说女人生个孩子不容易，须十月怀胎，其实收养个孩子也不容易，“怀胎”时间更长，长得多。我女儿的收养手续，仅在中国就办了两年半。据说在比利时办收养还要差不多的时间。也就是说，总共要五年。这要是倒退四十年，让那些生育力强的女人可劲儿生的话，五个孩子都生出来了！
按照比利时法律，我女儿现在还只是住在我家的一位居民。这样的居民，我家还有一位，我女儿的哥哥——她称之为哥哥，其实是我内弟的孩子，比她大四岁。所以，我家四口人，是分别从四个不同的家庭走到一起的，因此可以说，我的家比李玉和家还复杂。
不是我的女儿，自然不跟我姓。她姓马，是M市的孤儿院给起的。我猜那个孤儿院的孩子可能都姓马，这样院长就省得费脑筋给每个孩子想个不同的姓氏出来。《铁皮鼓》的作者格拉斯如果知道了，肯定会得意地说，“这一事实又证明我另外一个论点：唯有货真价实的懒骨头才能做出省力的发明来。”
第一次见到小马的时候，她刚一个月大，粉红色的一团肉。等在中国办好了收养手续，我老婆带着她，还有她哥哥，一起坐飞机离开中国的时候，她已经两岁半了。2002年7月7日，我一大清早从瑞士洛桑开车，行500公里路，专程到巴黎机场迎接他们。那天下午，我看着老婆一手拉着她，一手推着行李车，她哥哥则拉着我老婆的衣角，三人一串儿，从一张一合的大门里走出来，走到我面前。老婆对她说，钰鸿，喊爸爸！她仰起头，两只黑溜溜的眼睛，直瞪着我，小嘴紧闭着。我摸了摸她的小脑壳，那上面长着一团又稀、又细、又软的头发。我对老婆说，算啦，算啦，别难为孩子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夜深人静，两个孩子都睡了，我坐在厨房里，浮想联翩，问老婆：“你说，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东西叫做运气？”老婆答道：“那当然。”我又说：“想想咱们那会儿出国，费了多少力气！二十年来，咱们滚爬摸打，吃了多少苦，方才过上今天居有房，行有车的日子。而这小丫头，不费吹灰之力，啪啦一下，空降来了！我27岁才第一次坐上飞机，而她，才两岁半就坐着飞机跑到国外来了。今后她还能在比利时接受完备的教育，享受优良的医疗保险。这么些令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儿，怎么就突然一下子都落到她一个孤儿头上？上帝怎么就选中了她？不可思议！”
女儿刚来的时候，喜欢吃蔬菜，尤其喜欢啃生黄瓜，就咸菜吃饭，例如豆腐乳、萝卜条什么的；不喜吃甜食，尤其不喜欢巧克力。第一次给她巧克力的时候，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咬一口就吐出来了，说不好吃。她的牙齿，洁白，整齐，没一颗虫牙。她原来的生活一定很清贫。对比她哥哥的一口虫牙，我常想，清贫于现代人来说，应该算是一种福分。
然而，人类注定要奢侈，没人守得住清贫，如果能够选择的话。不知不觉中，三年过去了，女儿已经完全入乡随俗，比利时小孩喜欢吃的东西她都喜欢：巧克力、冰淇淋、甜点、蛋糕、麦当劳、土豆条、皮萨饼。还喜欢上饭店、酒馆。每次带她上街，没走一会儿路，她就会说：“我渴了”，或者，“我饿了”。这个小坏蛋，诡计多端，想要什么，并不明说，而是迂回穿插。
女儿对住在比利时是有意见的。她常说，哪位、哪位小朋友，一放学就能到奶奶家、姨妈家，我怎么不能到奶奶家去，怎么就没有姨妈？我说，你奶奶，你姨妈都在中国呢！太远了！我说这话时，心里往往会“咯噔”一声往下沉。论辈分，她当然有奶奶、姨妈、伯父、舅舅，有堂兄、堂姐、表哥、表姐，可是，那些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一种称呼上的声音符号，而实际上，他们与她，非亲非故，从未在一起生活过，甚至他们大多数从未见过她，何来感情？她的生身父母？怕是早已斩断了情缘。说实在的，这孩子活在世上，也就只有我和我老婆爱她，想她。我们哪天不在了，她就成了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上下左右，无根无底，无牵无挂。一个人，活在世上，茫茫人海，却无一人想念他、牵挂他，难道不是人之存在的一大悲哀吗？
这么一想，我对她，除了爱，更有一种深深的怜悯。然而她，却浑然不知，每天快乐地活着。上学的日子里，我中午接她回家吃饭，若到得晚了点儿，那些中午不回家的孩子已开始在学校餐厅里吃饭，她就站在餐厅的窗户前向外张望，一看见我，便拿起书包，像一粒子弹，从餐厅大门射出，兴高采烈地、直直地向我奔来。每到此时，我就在心里想，都说孩子是自己的好，我看别人的孩子也很好呀！
女儿以前最让我担心的，是她数数不行。她哥哥四岁时已经能数到一百，能算一位数加法，而她不行，三以上的数，无论怎样启发她，摆弄苹果，摆弄鸭梨，她总是糊涂，而且今天教了，明天就忘。“1+2等于几？”“三”，她答。“2+1呢？”“……”。我最后才明白，她前面那个回答完全是记下来的，并不是真懂了其中的数字关系。我对老婆说，完了，到底是领养的，一点咱们的基因都没有。老婆当然也没经验，说，可能因为还太小吧？孩子与孩子不一样（现在，据她老师说，这孩子还行，困难是困难一些，但总算开窍了）。
去年三月底，我启程来巴西那天，老婆和我闹气，说，这个家，没人能牵住你的心，连钰鸿你都不在乎了！我没说话，但我心里对女儿是负疚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失业的父亲在家，其负面影响，可能比缺席的父亲还要大。女儿曾经问过我，你怎么不去工作？望着她那天真无邪的眼睛，我只能敷衍，回答她，爸爸的工作就是在家写书呀。女儿还太小，还不懂爸爸所从事的不能挣钱的勾当到底算不算工作。
在比利时，失业的人每月要去有关机构点两次卯，就是拿着一张失业卡，让那机构的人在失业卡上盖一个章。要命的是，我们区的那个机构就在女儿学校里，而且还就在他们班隔壁！所以，我每次去点卯，都提心吊胆，生怕女儿看见。每次去，我都要精心算好时间，赶在女儿上课期间到达。排队的时候，看着别人说说笑笑，我就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怎么对人家来说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到了我，就像做贼一般，鬼鬼祟祟？
为了孩子，我只有离开家，我来巴西后曾对老婆如是说。但我心里明白，我其实是为自己，是为自我救赎而来巴西的。我和女儿的三年“蜜月”因此也就中断了。因为这个中断，我知道，她将来是不会对我有多少感情的，就像她哥哥，因为我到瑞士工作两年，而和我生分一样。我有时会扪心自问，假如女儿是我亲生的，我会为了她，宁肯把失业的牢底坐穿，也不离开家吗？我不知道。没有体验的事情，没法预测。我只能这样想，等女儿大了，知道失业意味着什么，她会原谅我的。当然，我衷心祝愿她永远不要体验失业的滋味儿。
离开女儿已经一年多了。每次打电话，老婆总要让两个孩子跟我说几句话。我知道，这对孩子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孩子就是孩子，没话找话，比登天还难。但最近这次打电话还不错，女儿有话说了，因为她知道我要回比利时度假。她问，你回来给我买什么礼物？我反问她，你要什么礼物？她说，要彩色铅笔，她班上谁谁谁的那种。我连说好好好。放下电话，我心里好笑，哪有这么不客气的，跟人要礼物？但转念一想，这表明，她还没跟我太生分，这不是好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