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美国的制药公司里工作的日子

七：在美国的制药公司里工作的日子

大召

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获得生化博士学位后，就携妻子和女儿一家人兴致勃勃来到美国东北部城市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感觉尚好：波士顿是美国最重要的国际一流科研和教学机构所在的城市之一，哈佛大学和马省理工学院等闻名学校都在那里，南面是康州和纽约市，那里有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北面是新罕布舍尔州，也有一些其它的常青腾大学；波士顿在美国虽然不算一座大都市，但也是一个有着比较悠久历史的城市，城市里的地铁和其它交通工具都非常便捷，早期来美居住的华人(他们其中的大多数讲广东话Cantonese)在那里已经扎下了一定的根基并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中华文化氛围，在唐人街里，有许多食杂商店，饭店，旅行社，中药店等服务设施，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生活氛围中学习，工作和生活，应该是比较愉快和有盼望的。然而我们的情景和我们自己想象的确有很大的出入。从北大生命学院生化系得到博士学位后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之前还是很有自信心的，虽然那时还没有国外的科研经验，但在国内经过四年的生物本科的学习，三年的研究生科研训练，二年多的研究所工作经验，再加上博士生的四年研究和深造，自己认为来到美国以后，经过几个月或半年的时间，一定会适应这里的一切，在一年至三年里有一番作为。我那时理解的作为是在自己生化领域里发表一篇论文，奠定一定的基础，为自己以后在美国或国内的学术生涯打下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是，到了波士顿生活和工作不长时间，我就逐渐地产生了一些自己不能理解的疑惑。我到了实验室后，老板就指派我与一名从国内早我来四，五年的博士后一起做一个项目。那位博士后人很聪明，又勤奋，有时周六，周日也去加班加点，可是四，五年过去了，虽然有了很多的数据，也掌握了不少的技术，可就是还达不到发表一篇论文的程度。哈佛医学院是一个著名的学府，老板自然都是盯着一，二流的杂志，不是“细胞”，“自然”和“科学”的水准，也应该是“生物化学”一类的刊物。那时候，早我来的博士后也很忧虑，几乎决定放弃继续在那个实验室工作了，因为他向我透露他已经联系了一家MIT的实验室。后来，我帮助他的那一部分研究工作有Credits。如果这个人已经走人了，我再发现这些数据，这个题目自然是由我往下做了。至今为止，也没有后悔当时为甚么不将数据保留几天或个把月，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在哪里工作了好几年也没有突出的成绩，这个工作本质上是属于他的，虽然此发现是由我手里具体地做出来的，但我只是帮助他而已。然而，看着从北大来的师兄在其它的实验室风风火火独立地研究着他们自己的科研项目，我心里特别地为自己的状况着急。我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份与之相关但又比较独立的课题。然而，当我将我自己的想法说给老板听的时候，老板很明显地不同意我的想法，她的意思是说，不论我做多少工作，我的研究结果都要归给那位早我来几年的博士后，即他应该“永远”做第一作者。哈佛老板的这一“科学作风”有勃逆于我在北大接受的自由的，积极向上，相对独立的学术精神和训练，使我难以苟同她们的做法。后来打听到在波士顿的不少学校的研究室里，这种现象还不是就我一个；即使在我当时所在的实验室，那位早我来几年的博士后也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使我当时认为更加离谱的是这位老板认为我不如这位早我来几年博士后的太太，一位国内边远省份的医学院的本科生(五年)，也在我们一个实验室工作。虽然我才来美国不到一年，Communication Skills不如早来这里的他们，可是我在国内的本科学习四年，研究生三年，工作二年，博士生四年的系统训练一共十几年的学习和研究经验，总不会差得象老板膂b为的那么远吧？在这里，我没有轻视别人或贬低他人的目的，只是国内多年的教育体系和价值观念被这位美国老板理解的这般地走形，当时的我接受不了( 我很喜欢现在和我一起工作的老板，不论你从国内，国外哪里来的，只要有一定的学术背景，他都一律同仁地要求每个人独立自主地开展自己的课题，他人的帮助也是辅助性的，不会打击泯灭个人的创造性 )。这种情况下，我无能挑战她们实验室固有的传统和泯灭自己的良知，她们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努力也没有动摇我来美国在科学研究上追求那一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理想境界。然而，为了这一个概念，我和我的家人却为此付出了太多，当时将美国的科研生活想象的太简单。因此，更换一个实验室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方式。那个哈佛实验室的老板给了我一段时间找位置，然而那对早我来实验室的夫妇还是希望我留下来与他们一起工作几年，虽然他们夫妇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然而我感觉的信息是不会错太多的。我们一家刚刚来美国，生活还不太适应，他们教我练习开车，帮我们买一些商品，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作为一般的朋友，总体来讲我不觉得他们作得有什么不太对的；只是那时还觉得自己年轻，血气旺，很想自己单独地在事业上闯一闯，不太愿意在“第一作者”的羽翼下再呆上几年。早来的博士后也劝告我，再到另一个实验室，情况也未必有所好转，因为有的人是这样离开哈佛的，出去以后，情况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般。他的话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当时的我不怀疑；可是我还是决定另找一个老板来直接“管我”。

这样，我带领我们一家三口，开车离开波士顿来到新噢尔良选择一位印度人做老板。这位印度老板学问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在“科学”一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可在“生物化学”这种专业杂志上的研究成果也不再少数。他过去的在加州老板是全美国数得着的几个II 型糖尿病研究专家之一，提起他的这个加州老板的名字，在圈内的人士没有几个不知道的。都说印度人的英文好，会上下逢源，在人际关系上也比较Aggressive; 可这位印度人却完全不是这个样(Associate Professor)的位置了，两口子都有工作，家里就一个小男孩，那时来美国也有十几年了，可他们却经常抱怨系里的学生开的车子比他们的好，中午吃饭也比较简单，就是一个面包而已。有一次到他们家里作客，公寓里的家具和床具比我们这些刚来美国一年多的博士后在大街上捡到的家具和在Yard Sale 上买来的床垫还旧。来他这里工作，总的来说比较开心，可以自由自在地与他讨论专业问题，就是有时要求我周末上班，周末上班就上班吧，能发表一篇“生物化学”杂志的文章，也是圆了在国内北大当生化博士和在哈佛做博士后时的一个梦吧，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此，到他们家里做客，我和太太就买了一瓶大约有十几美元的洋酒，和其它的同事，他们的其它的客人，一起来他们家里参加晚餐聚会。当我将礼物送给这位印度老板时，他非常地高兴，赶紧喊他太太过来，说我们送他们一瓶酒了。我和我妻子当时还比较不太理解，就送给一瓶酒，也不必要这样兴奋哪！后来的表现，更让我们惊诧：在饭前不到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这位印度老板手里捧着这瓶酒，在客厅里走过不下四，五个来回，给我们当时的感觉是他不晓得把手里的那瓶酒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与这位印度老板工作了大半年，他却决定辞去现在的Academic学校位置去企业界求发展。后来晓得一是他的科研经费所剩不多，二是他在加州的大老板应一位亚裔副总裁(VP)的请求给他推荐到芝加哥北郊的一个全美国比较大的制药公司，做一名技术业务方面的小主管(Group Leader)。这样，在美生活的浪涡又将我们一家从美国南方城市冲到北方的芝加哥。当时的我可以再找一份学校的科研工作，可是对自己的能力和耐力的信心实在是大打折扣，从哈佛下来到一般的实验室，好多外界的人不可理解，我是凭借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走出来的；然而，再从这个一般的实验室到更一般的实验室，我已经没有足够力量来说服自己，那还有更多的理由向别人做一个合适的解释和交代呢？那时候，我已经初步认识到人的事业的成功，一 部分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奋斗，而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外界的因素，命运的安排。一个人再强，也不会强过自己的“命”。这就象我还没有去波士顿之前，她们就决定找一位从国内来的博士后来辅助那个早我几年来的博士后，而不是让来这里工作的人独立地工作和研究，有了这个找人的“Concerption”，才有我能来到她们这里工作的事情。那时的我们将这个“命”理解成掌握控制自己的一切外部因素，因此，不排除有一位神在那里掌管我们生活的可能性。虽然你看不到，摸不着，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而且不乏在这方面有追究和探索的信心，要对自己和家人的将来有一颗“比较完全”的责任心的话，你不得不承认在你的生活中，暗暗地有一股力量在Manipulate你的一切。

我们一家和我的另一个印度同事一起来到芝加哥北郊，安顿了我们自己的住处和女儿的学校，就来到制药公司上班了。在公司的实验室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台电脑可以供我们用。资深的研究人员都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我们这些博士后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开放的小格子(Cubicle)。刚刚到那里的时候，在整个部门(Division)开会的时候，有一个搞结构的美国人特别地风趣，他本来在业务上非常地懂，也是那个结构小组的头头(Group Leader)，说起话来特别地快，生怕别人失去对他的注意力，眼睛不停地东看西看环顾大家，年龄也有五十几岁了，却象一名小学生一样在众人面前胆胆怯怯的样子，有几个人经常贻d他的玩笑，就差没有把他们的手放在他那毛发不多

刚刚来到公司的实验室工作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满腹经伦”的小老头路过我的Cubicle去找和我一起从新噢尔良来的印度老板讨论问题，因为印度老板的办公室在实验室的最里面。他每次去的时候，都好象怀里揣着多么重要的事情急匆匆地走过，我心里不断地暗自好笑：他们彼此都是各自小组的头头，为什么见面说话时竟有些前言不达后语呢。不过，和我们一起来的印度老板能在公司里有一个这样的地位，对于我和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来博士后来说，无论如何不应该算做一件坏事吧！我们也都知道，是那个亚裔的副总在给我们这些一起从南方来的人在撑着腰。然而，在公司里的工作，并非象我和我的那个印度博士后想象的那样地简单。我们这个小组也是公司里成立不久的一个实验室，主要是研究二型糖尿病，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公司也从其它的地方雇用一些专业人士，一个是西北大学的女副教授，还有从哈佛大学来的一个德国博士(他那时在“生物化学”杂志上发了一篇与糖尿病研究有关的文章)，再加上公司里原有的几个技术员，就组成了这个研究开发小组。我和我的那个印度博士后同事才进入这个领域不长时间，专业的背景知识不是很多，再加上我的外文Communication Skill当时不是太过关，因此在平时的小组里开会的时候，我和我的那个博士后同事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被责问的状态，表面上是问我们，实际上是问印度老板，发问的人主要是那个女副教授和德国博士，但是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始终处于这种不利状态。按着道理讲，我们印度老板的背景知识非常地广泛而牢固，应该说是有权威的，还有我们俩个博士后的可靠的实验数据，情景不会差得太多，更何况那个女教授原来也并不是搞糖尿病这个专业的。然而，这个女副教授和德国博士就好象一个“铁杆联盟”一样，有事没事都黏在一起，早晨来了以后不一会就各自从办公室出来碰碰头，开始侃，当侃到快吃中午的时候，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呆了大约不到十几分钟，然后又出来聚在一起去餐厅吃中午饭。即使在小组小组之间的部门内部的工作讨论会上，当一个搞动物实验模型的资深研究人员(大约有五十几岁的样子)在黑板上画一个绳子头绕过来的图表示实验步骤时，他们俩个人颇有“心有灵樨一点通”的样子，神秘诡诈地相视对笑，如果那笑能出声的话，我可以担保，在这种公共场合下是绝对不合适宜的，也不知道他们将那图形联想到哪里去了，而其它的所有人都在全神关注地听着报告。在平时小组会上，还有其它一些公司留下的人，也不发言，也没有什么实验数据。大多数都比较谨慎，轻易不多说什么，有一位美国技术员，男单身，对我们这三个从南方过来的人总得来说还过得去，但很可定是站在了“铁杆联盟”一边，时常做地一些敲敲边鼓之类的事情。

来到公司不到几个月，虽然我们也没有做出什么出色的成绩，可是和那些天天讨论，一点事情也不做，按时上班，正点下班的其它人来说，在各种各样的会上，我们也不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另一个大的小组七，八个人大约做了大半年的实验项目，最后也没有什么理想的结果，后来印度老板要求我用我们从原来实验室带来的一个方法来做实验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这个大组投入了很多人力和物力却没有好的结果。通过我的实验数据，发现他们原来用的实验材料都是没有活性的物质，难怪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虽然我及那个同我一起来的印度博士后有一些很好的数据，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在公司里的不利位置。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南方的那个医学院，也不晓得当时的Paperwork是怎么样做的：公司里把我们当成医学院的人，医学院将我们当成公司的人。工资是公司付给我们，当时连医疗保险也没有，有的就是印度老板和亚裔副总的口头许诺，“好好干吧，一年后公司给你们转成正式的研究人员”，一年七，八万的美金，对于刚刚来到美国的学生，在这里没有学历和太多的研究经历，这个许诺无疑是一个不算很小的。然而，人的许诺有几个是可靠的呢？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由于来到公司几个月后，我们的J-1签证就要过期了，因此我们要想在再美国工作下去，必需要有工作签证，即H-1签证。现在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后同事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们已经离开了南方的医学院，工资也不是从那里来的，再向医学院要求给我们办理工作签证，无论如何是一件讲不通的事情；而公司里的部门主管主任(Director)却强调我们是临时来帮忙的，工作签证应该由学校来办理。要说刚开始来的时候“铁杆同盟”对我们的冷嘲热讽还可以忍受的话，而主管主任和“铁杆同盟”们想一起将我们的工作关系拒绝于公司之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了，因为这涉及到在美国学术研究生涯的“生”与“死”的大事了。没有身份，怎么能在美国继续生存下去呢？不错，我和我的家人可以打包回国再找一份工作，可是我们才来这里不到二年，事业才才开始，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正式地拉开序幕，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了，实在是一件很不完整的人生故事：那就好比一个考生进了考场，板凳还没有坐热乎呢，就给撵出考场；或者象一千五百米的运动员刚刚跑到半圈不到，就给罚下场了，这实在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那些日子里，太太和我的情绪都很低落，心灵深处极需一些外界来的鼓励，安慰和力量。

在我们来到芝加哥之前，新噢尔良的一位教会的朋友把我们介绍给芝加哥的教会。当我们一家三口从南方来到芝加哥这个大都市时，真是两眼茫茫，一个熟人和朋友也没有，一切不晓得从何开始。把家和孩子的学校安排好，去教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是我们当时生活的一种盼望。教会的长老得知我们的住处后，将我们指定在一个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小排过周五的查经生活。虽然说离我们所住的近，那近也是相对的，从我们住的W市开车到芝加哥城北近郊的周五查经生活的家庭里，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我们大约隔一，二周去一次，每次去，都有每次的享受。在教会里，彼此之间称谓弟兄和秭妹，不管年龄的差别，就向一个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一样，很亲切，那种感觉，是你不过教会生活所不能体会到的。华人刚刚来美国生活的时候，有许多的困难和不便，大家在一起互相地鼓励和帮助，从自己所信的那里领受精神的力量，有时是弟兄和秭妹物质经济上的帮助，无论怎么说，去教会和查经也应该是对自己和家人有益处的一件好事。当我们得知公司不情愿给我们办理工作签证的时候，那可能算是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最低点之一的情景，一家人茫然不知所错。那个周五的晚上，我们早早地吃完了晚饭，就开车前往城北近郊的弟兄家里。芝加哥的冬天，天色黑的早，又下着鹅毛般的大雪，车子行驶在黑洞洞的高速公路上，车里的我们无言可说，只是默默地往前开车。能说什么呢？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失望，叹气，没有着陆的感觉。我们也知道天无绝人之路，可是，我们实在是想摸一摸那未来的应许，心里才能踏实，才能渡过这难过的日子。当我们开车来到弟兄家里的时候，大家已经查经有好大一会儿，对于我们每次Whow，这是我们那时最需要要听到的，增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Sure of our life。虽然还不知道以后的事情如何发展，然而，和教会里的弟兄秭妹在一起，我已经触摸到了神对我们未来的应许。聚完会后，我们开车往远郊赶路，虽然路途遥远，夜深天寒，可是与开车来的时候不太一样，心里渐渐有了许多温暖，自然而然，也因这许多温暖就产生了诸般的力量。

 

下周上班的时候，部门主管主任(Director)约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后同事一起去他的办公室，以讨论我们的身份的问题。这个白人主任，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眼镜，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似乎距离镜片有那么一定的空间，一手托着腮帮子，若有所思的样子，和我们二个人冷冷地寒喧了几句，就直接切如正题。当我坐下了一边回答他的问题时，一边盯视他那双眼镜后面的眼睛时，我突然地明白了这双眼睛就是那个“小老头”在怯怯地望着那对“另一双眼睛”。然而，我的同事和我此时此地，没有任何地胆怯，有的是据理力争的坚定。这对方也不示弱，表示坚决不给我们办理工作签证，我们说如果公司不给我们办理工作签证，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能找到一个新的单位，对方表示不同情我们。后来我们说，在我们来之前，公司已经和我们签了一年的约，上面有亚裔副总的签字，白纸黑字，非同儿戏，那个高个子主任听了这话，那双锐利的眼光象少了半截的利剑一样，立刻收敛了许多，赶紧追问一句，‘你们有文件吗’？我的印度博士后同事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毫不含糊，迅速地从衣袋里拿出那份文件，出示给他看，他看了以后，缓缓地说，我们的事他还需要研究研究，我补充了一句，如果需要我的文件，我会给他送过来，他很客气地说，谢谢。这样，过了几天，主任告诉我们，公司准备给我们办理工作签证，具体事情由公司的Paralegal与我们联系。后来，由于手续没有及时办理下来，我们二个博士后就只能在家中呆了一个月，公司照发我们的工资。有了这次较量后，我和我的太太对那位秭妹的话，------“主啊，你是万能的神，你既然负责将他们夫妇和女儿从中国带到这里，你就要对他们一家负责到底！”------，有着不同以往的深刻认识。我相信，大多数的华人来美国在办理身份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经历和曲折，然而，到最后，每个人和家庭都会拿到身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家都有这种磨合和煎熬，然而当我们将我们自己所能办理的手续都做了以后，我们能将我们的寄托仰望于神，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我们身上的重担，无疑会轻省得多，家庭的压力自然而然也会减少许多，少了若干的焦虑，烦躁，压抑，有时甚至是暴力，这对于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是有益处的。也许你会说，本读者的性格比较好，没有多少忧虑，身体又特别地健康，好象也并不需要神的怜悯和恩爱；可是，你不要忘记了，在步行路过马路横道时，你所负责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安全，确保你家里每个人，你的妻子和孩子，安全，------，快嘛，找个机会人过去横道就行了，还那么罗嗦干吗；现在，当我们坚信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的能力托住世界上的万有，来主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比较乐意，倾向地选择后一种过法。不遵守交通信号，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地通过马路，出了事情，没有人为你负责任；如果你和你的家人，过横道时遵守交通管理，走人生的路时遵守神的戒命，安全还是有问题的话，神是一个负责任的神，他要负责到底！因为希伯来书的经文是这样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那么，他是谁呢？有事无事可以翻翻经文，寻找到这个答案并不难。

经历了这场风波，我对在美国公司里的工作，有了比较全面的初步认识。你的业务成绩并不象学术界显得那么地重要，是谁选择雇用了你或你决定与那个上司做项目，能够很大一部分决定你在公司里呆多久或职务迁升。在学校里，你只有一个老板，对他或她负责就好了，或者如果你是老板，你就负责出文章，搞科研经费就可以了；而在公司里，你就有太多的“老板”，凡是级别比你高的，都有权管理你，即使不是直接的，也可以间接地修理你，诸如VP， Division Director， Project Leader， Group Leader， Senior Scientist，等等，除了公司里晚上和周末的清洁女工，你是Nobody。当然，公司付给你的薪水是不菲的，然而，他们让你走人的速度也是超出你能想象般的那样快，周末和家人渡过一个很好的时光，周一早晨来上班，互联网还没有看过一刻钟，人士主管走过来很客气地告诉你第周二不用来上班的故事，听了也不只那么一，二次了。

公司里工作，花好长时间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准和专业知识，还不如穿一件干净利索的衬衫的效果来得那样地显著。太太到Mall里买了几件质地比较好的衬衣，我选择了一件颜色比较浅一点的穿到公司里上班，那感觉和以往不太一样：“铁杆同盟”平日里路过的时候，有说有笑，旁若无人；现在见面，一双眼睛对着四只，大家就是在这种沉默中擦肩而过，高个子白人主任见面，先主动问候，“How are you”？印度老板，如果说这时还是老板，大概只能当我和我的那个博士后同事的老板吧，找一个机会将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将门带上，说起话来，竟然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你，你，你------”，我挺好哇！我还是原来的我，只不过换了一件新衬衫而已。我十分清楚他的意思，是不是我在公司里找到新的上司了。这印度老板说来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在学校里年薪五，六万时中午还有面包加火腿之类的饭食；来到公司里年薪十几万，在中午的时候经常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大瓷碗从班公室里走出来装一下水又回到里屋去，时间久了就好奇找个借口进去看个究竟，原来他在装满水的大瓷碗里再加上一些美国人早餐吃的燕麦片。问他中餐吃得这么简单，他指指他自己的将军肚说，需要减肥。当时还信以为真，后来有一次全美糖尿病年会在芝加哥举行，研究小组的人都去城里开会，公司负责报销伙食费。有一天，这这印度老板非缠住我带他去中国城的川菜馆，他点得菜可不便宜，量也不少，临走的时候，吩咐店小二给家人又捎了一份，账单都写在一起了，就不晓得向副总班公室里的秘书报销时如何将“公” 和“私”的饭单分开。安常理来讲，一个人挣得钱越多，应该越有更多的平安才是，可是，据我的观察，这个Assumption在我的这位印度老板身上并不见得正确。如果我赚了好多的钱，既

科学研究是一种长期投资和效应，其成功的机会取决于好多的因素，其中有一种相对稳定，又支持你不断往下面研究出成果的人文体制非常地重要。平均来说，一种新药的开发，需要大约十几年的时间，至少上百专业人士的协同努力，最后，能否通过美国的FDA(食品和药物管理机构)的批准，还是二说。象糖尿病这种慢性病，每年给全美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不算小数。九七年的数据显示，一年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是九十二个Billion的美元；近年来的统计，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二个Billion的美元。不是学经济的，不知道这么多的钱是一个什么概念，然而，有一点很清楚，谁能找到和发□

'7b一种可以治疗II型糖尿病的药物，无疑他或是她的科学成就对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是很重要的：虽然有时你或许不是直接的受害者，可是如果你的亲人和朋友中有受折磨的，你的感觉也不会是太愉快的。II型糖尿病的患者占总体糖尿病患者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对胰岛素的治疗没有反应，因此又叫做“胰岛素非依赖性羲7d尿病”。公司里的“Politics ------ 政治斗争”很盛行，大家的主要想法都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上至CEO，副总，下至清洁女工和Summer Student， 业务上的成绩，充其量也不过是你能呆在那里的一种手段和方式，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它的方式，多年来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我还是很留恋这种很原始和纯朴的靠业务生活的方式。虽然公司可以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开发一个药物，可是，对糖尿病的药物最后由一家公司具体开发和研制出来，本人并不持乐观的态度：开发这糖尿病的药物周期太长，大多数人的重心并不在追究事物本身本质上，即或有，也是凤毛麟角，被其它的琐事折磨地精疲力竭，所剩多少精力能用在科学本身的研究之中，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这样，在公司里不紧不慢地工作，大半年的时间已经很快地过去了。后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引起我的注意：刚刚来到公司时，那个“满腹经伦”的小老头都是急急忙忙地路过我的小Cubicle去找印度老板讨论工作；最近他也是急急冲冲地路过我的开放式的办公室，不过刚刚过去，就来一个九十度的急转弯，奔向“铁杆联盟”之一白人女副教授的房间里去了。可以想象，他与她说话时不会太悠闲自得，眼睛里也不会太乏那“怯怯”的样子吧！这很显然是一件事的征兆，我还没有反应那么快，能事先预知事情的发生；不过，后来的公司内部的电子通知却无疑对这个有小山羊胡子“满腹经伦”的小老头的“异常行为”做一个很好的注解。这个研究小组不再由和我们一起来的印度老板来负责，而是由“铁杆联盟”之一白人女副教授来负责，这也多多少少不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吧，因为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那个位置是她特别喜欢的位置！虽然公司里的电子邮件没有明确说明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后需要向她汇报工作，可是很显然她已经可以从原来向我们建议做什么而转移我们应该需要做什么了，事实上，她已经在我的实验笔记本上指出那一个实验是我的Priority了，虽然名义上，我们还归印度老板的管理。与这位新任的组长打过几个交道，彼此之间明显地感觉到志不同，道不相谋。和她讨论过几次实验方案，不是这不行，就是那不对，这些事情，你也不能就以此断定自己说的就都有理，她说的就没有根据。不过，有一次与她讨论科研上的一般性的问题时，使我认识到我与她之间在追求学问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别，至少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在科学的讨论上，应该提倡“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不同的见解，虽然不同意，可至少也应该持一种容纳的态度，而不是讥笑和讽刺。大概的话题是由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引起的，搞生物和医学的人都知道DNA双螺旋理论的提出者美国的科学家Watson 和法国的科学家Crick，他们因为对遗传物质DNA结构的理解，在上一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生命科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殊荣。我说，科学上若有重大突破，都需要有好的想法开始，并说Crick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然我所举的例子是他获奖之前的一些我们看起来都不是很陌生的，我们有时或多或少也能做，或者都做过的事情。她听了我的看法以后，很不以为然，说Crick是一个疯子，因为他晚年曾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由外星人带来的。如果对一个真正的疯子进行挖苦和讥笑，虽然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可也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孩童之间，还可以让人容易理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你挖苦和讥笑的人是一位世人公认的诺贝尔奖得主，还真得费好大的功夫来理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地球生命起源问题现在对科学研究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迷，既然现在没有什么定论，任何理论和解释都应该算Optional的，你凭什么就说人家的想法是疯子的想法呢？无论如何，通过这次与“新任女主管”的“华山论剑”，使我对她的那一套：“早晨来了以后不一会就各自从办公室出来碰碰头，开始侃，当侃到快吃中午的时候，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呆了大约不到十几分钟，然后又出来聚在一起去餐厅吃中午饭”的做法和管理方式，不敢苟同。后来，听一位在别的公司里工作很久的朋友告诉我，美国公司里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都是想方设法地付自己很好的薪水，“政治”了五年或十年，拿到一个很好的一揽子退休计划，拍拍屁股，走人。至于“新任女主管”内心世界是怎么样想的，我就无从考证了。本来嘛，研究磷d尿病或癌症的开发药物的重任单独放在“他”或“她”的身上，不但“他”或“她”觉得重一点，就是你也觉得不太合适这样要求人家。不管怎么样说，这“新任女主管”一心想把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后同事甩开，是实验室里人人都能看出来的事情了，至于印度老板的去向，我想他们也必定是有安排的了；不过，并不象甩掉我们那般地容易，因为公司与印度老板的约可不是一年，二年的。但是，设身处地为这印度老板的前景考虑一下，也是不乐观。他自己还算有很好的学问吧，公司的管理阶层将他晒哪儿一段时日，不闻不问，就是换成你，也觉得没有太大的兴趣吧。那段时间，要说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后同事的日子不好过，那印度老板的日子就是相当地难过了。以前是上下级的关系，现在是难兄难弟了。下班以后各自在家里吃完晚饭，他就约我们这“二个卒”一起到他家公寓的公共会客室里讨论当前形势。总的来说，当前形势不好，有“树倒狐孙散”的感觉，我们就给他出主意，让亚裔副总出面说说话，听印度老板说话的意思，副总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原来，公司里的CEO退休，管理阶层大换血，副总从糖尿病代谢部门转移到细菌治疗防治部门，还是做副总，可是公司里的副总和副总可不一样。平时里感冒，细菌感染，吃上一次，二次药，病就好了，当然对患病者是好事，但这对制药公司来说，并没有很大的经济利益；然而，这糖尿病却不是这么回事，目前来讲这是顽疾，二，三十年的光景，市场上能有什么药，患者就吃什么药，因此，这糖尿病代谢部门的副总的职责，很显然地高出细菌治疗防治部门副总的那一份。亚裔副总走了以后，那高个子白人主任(Director)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坐在了糖尿病代谢部门的副总的班公室里椅子上。您不经历这些事，说给您这些事都很难让您相信，公司里的一个小小博士后，除了级别比清洁女工高出一点，工作年限比Summer Student长出三季，其命运居然还和CEO的退休和副总的工作调遣联系在一起，你相信吗？反正我是相信，因为这是我在美国大

我们三个“难兄难弟”从南方的医学院先后来到制药公司里不到一年的时间，每个人都感觉到现在的情景对我们自己的不利，因此都独自考虑以后的去向。印度老板也经常对我们二人说，我们不用太愁，因为博士后的工作应该比副教授的工作好找，言语之间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找位子。中间的时候，我也有过三次面试，一次坐飞机去肯塔基，另一次坐火车去密植跟，最后一次自己开车去邻州威斯康辛。在美国二年多，做了不少实验，也有了不少的数据，可是由于经常更换实验室和研究题目，所能报告和讲的东西自然而然没有什么完整性，再加上自己的Communication skills不过关，或者有的老板不愿意麻烦给办理工作身份，都没有成功；不过，这也增加了我的不少信心，正象印度老板所言，博士后的位置薪水不多，但位置却不少。反正到年底还有一段时日，公司里的条件比较好，我也应该利用这机会做点什么，Count my each day there。每次请假出去面试的时候，那“新任女主管”都十分“关心”，可以看得出来，她非常希望我们能马上离开公司，以免在还没有离开公司之前，我们还能“咸鱼翻身”，干扰了她们的如意算盘。

十几年前在国内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常要用<新英汉>辞典学习英文。记得当时学过一个单词，因为从那时以后，就一直没有用过，所以现在一时也拼不上来了。那个词的大概意思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就是一个部落善于在后退的过程中回头给以敌人重击。我当时很赞赏以上这样的想法，反正知道自己早晚也要离开公司，还不如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与她们拼搏拼搏，让这“新任女主管”知道一下我这个普通的“华仔”也不是到你这公司里吃白饭的。因为在实验室将近快有一年了，房间里有的所有化学试剂在那里，我也是比较清楚。 有一个“敲边鼓”的同事，来公司里工作的时间不短，那时已经是一名高级技术员，与“新任女主管”所领导的“铁杆同盟”相比，对我们几个人的态度相对人文和友善一些。他以前做其它项目时留下一些公司合成的化合物，放在冰箱里，好久无人问津。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建立一个有效的Sreening有功能有活性的Lead Compouds，并能在活细胞体内Validate(检验)它们克服糖尿病带来的一些生化指标，这对糖尿病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与公司的根本利益是不冲突的，只是那时候我不能遵守“纪律”向 “新任女主管”请示，你可以想象请示报告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她们一心一意地要撵我们马上走人，哪能还会同意你做这做那让你“咸鱼反身”呢？我也在想如果我违反了这个“纪律”所能带给我的后果，本质上我在为寻找人类顽疾的良药而努力，客观上为制药公司的经济利益而考虑，中心上在想能留在那里接着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以免出去以后又换来换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安顿的环境来做学问。思来想去，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不妥，只是她们会说我违反公司的“纪律”，起诉我，不太可能；送我回国，也不太有可能；要让我离开公司，这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根据，因为这正是她们目前极力所做的事情。权衡利弊，我也乐意甘冒这个“险”了。经过几个周末的加班，我Sreening了几百个化合物，还真选出几个有活性的，经过细胞体内检验，效果不错。那下面的事就是要决定找谁“汇报”了，也是谁将是我的下一个可能的老板了。印度老板肯定是不行了；“铁杆同盟”的 “新任女主管” 知道了以后，肯定是要把数据放在一旁，先要对我说长道短大加评论；亚裔副总调离工作，不管糖尿病这一块了，所能谈的只是剩下了刚刚晋升为副总的“高个子白人主任(Director)”，不过，他做行政管理好多年，(亚裔副总还没有搬走)，谈论了大约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他也带着兴趣问了一些实验细节和方案，大概他也不愿相信我这个小小的博士后能做出什么吧！在与我谈话的时候，眼睛总是时常在瞄着亚裔副总的办公室方向来回走动的人影。给我当时的感觉是他生怕那亚裔副总不搬走了，又有什么变故。他对我的实验设计和结果没有太多的评论，行政方面的指示倒是挺明确的，第一，我没有经过她们的同意就做这个实验，是不合适宜(Inappropriate)；第二，我需要向比较懂业务的“铁杆同盟”的 “新任女主管”汇报，并把所有的数据都交给她。如果说这做行政工作比较多的“新副总”还带着一些兴趣听我的汇报，而那懂业务比较多的“新任女主管”干脆一点也不对实验的设计和结果感兴趣，却对行政管理方面说了很多。你说这公司里多有意思，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抢着去做。不过，当我刚刚开始找这位“新任女主管”谈论我向“新副总”汇报工作的时候，她平时对我趾高气扬的神情早就没有了，剩下就只有小心谨慎和惶惶恐恐。战场上后退被别人追赶是一件很痛苦和失意的事情，然而能在撤退的过程中组织一下自己能力进行合理地反击，即使不能击败对手，然而教训一下对手不要太“过格”，到达一个积极地后退而不是消极的“一面倒”，应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如果说在那段消极日子有什么比较得意的事情，说一句心里的话，看到你的对手由趾高气扬变为小心谨慎和惶惶恐恐，应该算作一件吧！快要离开公司实验室的时候，那“铁杆同盟”之一的“德国鬼子”眼睛不矮，看人却低，居然看我们快走了还没有走的这么一档子，也要当一把我的老板，来指手划脚要教训我一番。在美国呆了这么多年，又经历了这么多的故事，如果要说那时缺少很多的东西话(如绿卡，稳定的研究环境，好的研究项目和论文)，这话是不错的；但就是不缺老板。他做实验时用过的瓶子十天半个月不刷(那“敲边鼓”的人在他背后竟和我们打赌那德国人二十天不会刷瓶子)，我用过的瓶子还不到二天，他竟然恬不知耻地过来三番五次让我马上刷瓶子。最后，我也烦他了，让我给他顶了几句，“Who are you? This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I have my own schedule”。这“德国鬼子”看我发了火，自然自语地说，“OK, you have your schedule”，他自己找个台阶，酸溜溜地苦笑一下，灰秃秃地走掉了。你也知道，我们对这个“ schedule”理解不同，我的是刷瓶子的；他的是指我离开公司的。这人倒挺能安慰自己的。

后来知道，那个印度博士后也不是一个什么省油的灯， 也设计了一个癌症的研究计划(他以前搞这方面的)，去向公司的副总兜售，不过也没有成功。唯一与我不同的是，他选择汇报的老板，不是糖尿病研究开发的副总，而是癌症研究开发的副总。这样，我们三个“难兄难弟”先后离开了制药公司，那“敲边鼓”的技术员在大面上与我们还过得去，可能用自己的钱买了二块印有公司字母的手表，送给我们二个博士后，我至今还带在左手腕上。

离开公司以后，在二年内，又先后在芝加哥一家医院里换了二个老板。一个是美国心脏内科医生，刚刚到他的实验室不到半年，他就离开芝加哥去外州任职，动员我与他一起去，没有太多的条件，太太和女儿又都喜欢芝加哥，我也就没有与他同去。经过朋友的介绍，来到同一家医院的另一个老板，题目做得不顺利，她又没有很多的科研经费让我来折腾，再加上那时太太身体健康欠佳，一周内带着她看几次医生，心思放不到研究上，自然而然没有什么结果。<<生物化学>>(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简称JBC)发表了，紧跟着又有一篇比较专业的文章也被接受了。JBC虽然不算最顶尖的杂志，可是它上面发表的研究成果距离Cell， Science， Nature等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不是太远了。话又说回来，每个人的目标和追求不一样，我在国内是学生化的，在JBC上发表文章是我多年来的梦想。这个老板保留我三年在这里，虽然他以前有过好多篇的JBC文章，可是最近七，八年还没有这么好的文章发表，这也算他这么长期投资在我身上有所收获吧。后来二个人关系比较融洽，我问他何以保留我那么长的时间。他说我虽然没有文章，可是我换了好多的实验室，这个经历本身就是财富，再加上我本身的生物化学技术并不差，出成果哪是早晚的事情。虽然现在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经费和实验室，也不是Faculty，但已经非常地满意自己在美国的学术生涯的状况了。逐渐地取得了老板的信任，所研究的项目都是自己想出来的，由自己设计，并着手做出来，然后老板和我一起解释。中间修修课提高提高自己，家里有事中间溜出来个把钟头，老板问别人我去那里了，都说不知道，等我回来了见了面，却什么也不问了。到了这种境界，你还图什么？图更多的金钱吗？那不是我来美国之前最初的想法和愿望，现在也不是。太太身体一度欠佳由好转，女儿由刚刚来美国时是六岁的小女孩出落成十五，六岁的少女，学业还好，懂事理，我本人的学术生涯又有一个迟到的，但是比较好的开端，带领全家尽量体贴神的心意，带着平安，喜乐的心过好每一天，如果说我有美国梦的话，这些就应该是了。要是有人把房子，绿卡和新车都算在内，我是没有太多的理由与你唱对台戏的。

人的一生其实非常地短暂，在这短暂的一生所能做的事情又是十分地有限，如果将自己看得很重，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把那能支配万物的一位放在一旁不理不采，是一件不太明智的生活方式，这也常常使我们的想法远离真理，让我们人为地陷于困惑，挣扎以及不义之中。工作上的老板当然要尊重他们，然而，如论如何，也不能将他们看得太大。说你几句，给你点脸色看看，与你大发脾气，甚至让你走人，也没有大不了的事情，身上“虱子”多了不咬人。只有那管天管地，管生管死，并管理天地和诸般生死之间的大老板，我们到要好好地敬畏，信赖，服侍和用心爱他。这个大老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论在国外和国内，他都是有形无形地掌握我们的生命，生活和命运，当我们的想法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手中所行的一切事情， 才能逐渐地通达起来。

后来离开芝加哥来到现在这个老板来的实验室，最初的几年也没出什么成果，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个老板一直保留我在他这里继续研究。到第三年的时候，终于有一篇

不见得能真正体会数据的价值，但想来想去，只有找他了。与他约了一个时间，带着数据就来到他副总的临时办公室里

公司里比较特殊的亲身经历。

吃不好，也睡不着，我就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这“钱”对我和我家人的意义了。

顺利地通过，是你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那么，我们是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地通过马路，还是带领一家人完全地遵循交通信号的管理，有条不紊地通过那比较宽阔的马路呢？如果我在没有相信有神或者灵性不是很强的时候，我会选择前一种过法

的到来，秭妹总是很感动的样子，特别是那天晚上，雪又下的这般地大，房前的二颗松树枝条都被压得弯弯的，秭妹和弟兄的问候，使我们感觉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和大家坐在一起，是一件比较稳妥的事情；无论怎么样地说，总比二个人闷闷地坐在公寓里，大眼对小眼，唉声叹气，一点点地打发时间好得多。经文上也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一天担就好了’，可是，我们当时的信心很软弱，还是考虑明天的许多难处，因为这难处不是一般的难处，那是不晓得明天是否还可以在美国继续生活下去的难处。一位秭妹要随她的先生去外地工作，她那时为我们的祷告印象特别地深刻：“主啊，你是万能的神，你既然负责将他们夫妇和女儿从中国带到这里，你就要对他们一家负责到底！”。

的头顶上了：从这一切的观察中，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位个子不高的，“满腹经伦”的小老头虽然滔滔不绝地讲来讲去，他不停转动的目光却始终在回避着人群中某处的“另一双眼睛”。整个大厅里有这么多的人和讨论的声音，然而，我却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种幻觉，似乎其它的人和声音都渐渐暂时性地消失了，只有这个“小老头”在怯怯地望着这个“另一双眼睛”。

子，有时却是很胆怯的样子。已经做到副教授

了一定的起色，因为继续往下面做，就会是一篇比较好的研究文章。这样，他就不用转实验室了，我不敢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贡献有多么地重要，可是，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