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子,为父
一个男人的一生,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人之子,第二个阶段是为人之父,第三个阶段是为人之爷,当儿子的时候,总想有个慈父,下班回家后抱起胡子刮刮,或者坐上肩头,去碰那天花板,然后一起玩“打仗”,骑在凳子上冲锋陷阵,扔手榴弹:或者是去树林中,假山后乱钻,玩起捉迷藏来。然而,在我这辈人的记忆中,这样的父亲极少,因为和儿子一起玩耍,一起大笑,就没有了父亲的威严,而一点小事就训人,做错事便打就成了许多父亲的代名词。於是儿子见老子,总像小鬼见阎王,说话吞吞吐吐,声音如蚊子叫,人也矮了半截。这种以“棍棒”为手段,以「训斥」为手段的教育方法,常常是中国父子间的普遍生活内容。或许可以说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人治历史太长,“老子天下第一”天经地义,“不打下成器”、“棍棒出孝子”已成金科玉律;或者可以说,中国的社会文化低,素质不高,教育方法下多,而体罚代替教育是立竿见影,容易生效的方法,一个耳光下去,儿子们便鸦雀无声了。
不久以前,看了作家杨沫的儿子写的文章,他倒是以真话真情写出了母子间、父子间的人性扭曲,关系扭曲。看到他为了“革命”,捆绑了姐姐,砸烂了家俱,拿了家中两百元要去越南打仗,而他的母亲为了划清与“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儿子的界线,三次宣布“断绝母于关系”,同时去信要求严惩儿子。为什么中国的父子常常如此对立,为什么父子之情不能用爱来表达,却要以老子的专横和儿子的仇恨来替代。有多少父子,尽管形似貌似,却如同路人,没有多少共同话题,没有多少亲情可言。当然,时间有可能软化父亲的无情冷酷,共同的命运会改变父子间的敌对,然而,倘若许多的儿子们在童年、少年、青年时能有父亲的爱,许多的家庭能够生活在爱中,而不必到了为时不多的晚年、暮年,父子间才能以爱来交流情感,才能理解,才能沟通,那该多好啊,可惜不少的家庭办不到,不少父子间做不到,可悲可叹可哀。
我没有做父亲之前也想给自己有个慈父的形象,至少是个讲理的父亲,不要动手打人。然而,当了父亲之后发现其中的难处。第一,我们这代人是处在东西方两种教育方式之中,我们经历过的“严父教育”在此行不通,而有效的教育方法又不多,对美国的教育,美国的文化又理解不深,于是在教育子女时容易碰壁,常常技穷,一不当心又成了“恶形恶状”的魔鬼样于,喉咙也响了,眼睛也瞪圆了,牙齿也咬紧了,尤其是看到女儿的作业要一催再催,弹钢琴不到两分钟,又要喝水又要上厕所又要吃饼干,反而振振有词的问,“为什么美国的小孩回家后可以玩,你一进门就问功课?”“为什么我一定要学中文?”有时候心情好时,能够向她解释在美国生存的不易,多掌握知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建立成功的学习方法,一生有益。但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看到女儿主次颠倒,上网打电话卖力,功课丢了一堆,大考又是临近,於是真是怒火万丈,忘记了女儿出生在我拿到博士学位前一天时带来的欢喜,忘记了第一次捏住女儿小手小脚,看女儿睡觉时的幸福,也忘记了牵着女儿蹒跚走路,看到女儿获得优秀生时的自豪。作为父亲,责任大於亲情,养儿易,育儿难。自己当儿子时,父亲因为忙,没有时间督促功课,但东方民族重视教育的氛围,“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传统,学校中给学生名字贴红星画乌龟的教育方法,逼得儿子们功课第一玩耍第二,而成绩优秀的好处又处处可见,同学前得意,老师前抬头,邻居前骄傲,家务又可不做,何乐而不为也,况且评上三好学生,可以去夏令营,可以领奖状,出人头地的优越感也是学习的动力、而对美国念书的女儿,“学而优则仕”的感觉太远,功课好会念书在学校里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优惠,竞争的压力少数民族的压力也不容易体会到。况且美国的教育以儿童为中心,你看见她上网忙,打电话忙,制止她玩电脑时,她便用比尔·盖茨来回敬,你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她却说人生道路宽义广,发财致富各有招。有的时候,女儿也会听你解释,“多一点知识多一些竞争力多一些机会”,於是坐下来看书,好好做完功课后,一溜烟出门去玩。但有些时候,或是记挂着网上的Email,或是急着想参加好朋友的生日,於是你的苦口婆心一句也听不进,两代人发生了兴趣冲突,利害冲突,恶战一触即发。有时想想,恨不得放弃了,女儿有你的血统,但不是你的财产,作为家人生活的时间有限,何必步步紧逼,又成仇人又播下仇恨?或许放任自流也有一定的好处,女儿有兴趣的功课她会做得很好。然而念书又没法只念有兴趣的,小学三年级时我曾经恨过数学,然而有位老师却能使我们像玩游戏般地做起数学,一点也不感到头痛,至今还记得他教的小花样。而给老师训斥,给父亲训斥的阴影多年无法挥去,红木戒尺打在左手掌的疼痛依然记在心头。人生只有一次,带子女来到世界上,作为子女能够来到世界上也是不易,而要承担起这人生中儿子的角色,父亲的角色也任重道远。两代人的价值概念有冲突,两代人有代沟并不奇怪,客观存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哪一个没有被挨打的经历,哪一个对上一代不是经历岁月,经历了磨难之后才能相互理解?我记得被父亲屈打后,我跳着脚喊,“妈妈死了,我也死了罢!”一面用头呯呯撞墙时的绝望;我也记得,文革中第一次和父亲睡在一个床上,他轻轻给我盖被时的感动,我不知道,哪一根白发是替插队的狗崽子儿子操心操来的,思念思出来的。我更记得,从来不会推童车的父亲,把我女儿和那童车一起抱起,“一二一”地给自己喊口令,左不是右不是地把我女儿笨拙地抱着,嘿嘿嘿地直笑。女儿十一个月学走路时,他躬腰屈背地跟着,怕她摔跤,又唱着祖母给我唱过的苏州小调,又唱着帕瓦卢蒂,那形象分明是我童年中找不到的,梦中渴望的慈父慈爷的形象,如今都给了我的女儿,出我意料之外的,加倍的给了我的女儿。或许是因为隔代亲,没有生活琐事的烦恼,或许人生已到尽头,看见孙辈似乎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寄托了许多祝愿罢。而成为父亲,管与教是一种责任,管与被管,教与被教是一种矛盾,我们这些儿子们经历过的教育方式已经落伍了,不符合美国的环境,现代的教育要求。我们和上一代相比,接受过更多的西方教育,眼界更开阔了,虽然潜意识中也有“我是老子我就有理”的毒素,但环境的变化迫使我们去学西方的教育方法,说服的合适方法,轻易的放弃是一种失败,我们今后会付出很大代价的。人间成为父子,成为家人是个缘份,而勇於承担父亲的教育责任更是不可推托的历史责任,需要用心去学,认真去学,认真去做,虚心改进,不断提高。相信这一代的华人子女中,会有更多的人才出现。
似乎又是女儿四岁时的情景,骑在我的背上,张开双臂,唱起“泰坦尼克”的主题歌,似乎又是遥远的梦中,永远年轻美丽的母亲穿一身洁白的衣裙和我的父亲一起,拉着我的手在草地上飞跑,我也像其他许多小朋友一样,踮起脚尖,在父母的手臂中荡出去很远,阳光一路明媚,笑声永远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