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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十月》期刊发表了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0年,导演彭宁将其拍成电影,更名为《太阳和人》。电影故事梗概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报效祖国,凌晨光和绿娘抛弃了在国外的一切,毅然回国。。1950年代,凌晨光度过了他时有苦恼却幸福欢乐的时光,但随后到来的文革摧毁了一切,一家三口被赶进破烂的斗室,凌晨光甚至在他生日时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决定出国。女儿离开时遭到了凌晨光的反对,女儿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言以对。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凌晨光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屈原问天》的画;人们寻找这位作者,却被他认为是便衣跟踪。凌晨光逃出北京,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最终冻死在荒原之上。死时,凌晨光用最后的力量在洁白的雪地上爬出一个问号,问号的那一点就是他已经冷却的身体。
就是这样一部电影,至今在中国大陆都还被雪藏在冷宫里,不得与观众见面,更无人胆敢号召走个面儿。
记得当年在批判《苦恋》时,某个喉舌媒体指出:父母错怪了孩子,孩子不应该揪着父母不放,孩子永远要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
这便是典型的中国式逻辑:只要是长辈或当权者就是天然的永远正确,即便错了,也是为你好。所以,中国父母是不会道歉的。(各位看官,您可记得你爸妈何时对你说过一个对不起吗?)
在传统的儒家家国同构的思想指导下,君父同伦,统治者被视为百姓的父母(即父母官)。政府的错误如同父母管教子女时的好心办坏事或管教方式不当,以此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与温情。政府即便做错事,也是为了大家庭的整体利益,官方或体制内的学者常使用父母错怪孩子来形容冲突。这种说法把本应严肃追责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关系,转化为可相互谅解的家务事,引导民众原谅政府的无心之失。传统文化强调: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和子不嫌母丑,也常被统治者用来要求民众无条件顺从,将国家、君主和民众的关系家庭化、伦理化。
因此,父母对晚辈道歉,就等同于权威丧失,认错会削弱管教孩子的资本。统治者的地位也天然高于子民,道歉会打破这种上下级的绝对掌控权。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可以说,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是如此。我所接触到的韩国,日本父母也鲜有向孩子道歉的。
但是,东亚文化中,父母往往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向子女表达歉意:比如做一顿好吃的饭菜,或买一样孩子喜欢的零食,在或者多给几块零花钱来弥补,而非直接说对不起。
时代在进步,越来越多的东亚父母开始用不同方式向孩子表达歉意。那些死顽固,标榜自己永远正确的家伙们,早晚会被历史扫进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