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名人的脚印 - 蓝牌之旅

序言：蓝牌是英国遗产委员会向大伦敦地区的世界名人故居发放的一种证明。它是一块直径约50公分的陶瓷圆盘，镶嵌在该名人故居的外墙上，供后人解读和瞻仰。因为这些圆盘多为蓝底白字，故统称蓝牌。目前伦敦的蓝牌总数已经超过了800块。而蓝牌最集中的地区就是伦敦博洛姆斯布利地区，世界著名学府伦敦大学也囊括其中。凭着我对蓝牌的情有独钟，我决定亲自迈开双脚，跟随着这些蓝牌，寻觅这些名人的踪迹。若想进一步了解英国蓝牌制度，可参阅我写的《漫谈老舍故居与英国的蓝牌制度》一文。

这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当我跟随着蓝牌，行走在大街小巷时，就仿佛在翻阅一本活着的历史教课书。蓝牌告诉我，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隐含着一段精彩的历史，一桩感人的故事。于是我从尤斯顿火车站出发，时而前行，时而驻足，开始了我的蓝牌之旅。

我首先穿越尤斯顿路，沿着戈登街（Gordon Street）往南走，这里似乎已经远离喧嚣，周围的楼房基本上全是伦敦大学的校园区，不远处的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是我今天旅行的起点。

戈登广场的四周全是典型的英国乔治风格的楼房。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新文化运动的星星之火就在这里燎原。当时一个被称为博洛姆斯伯利团体（Bloomsbury Group）的青年知识分子社团在戈登广场50号创立，就像中国的五四运动一样，他们积极提倡新文化，定期组织各类座谈会或演讲活动，大有取代英国传统的绅士俱乐部之势。门前的蓝牌上是这样写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五十年里，这里和左邻右舍曾经住过博洛姆斯布利社团几个主要成员，其中包括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克利夫.拜尔Clive Bell, 以及斯特拉奇一家”。而斯特拉奇家的另一名主要成员，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则住在隔壁的51号。住在46号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也是这个团体的中坚力量。凯恩斯是当时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即使在今天，由他创立的凯恩斯主义，仍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上具有指导意义。博洛姆斯伯利社团从成立之日的近五十年里，俨然成了英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每逢晴天或周末的日子里，戈登广场上的街心花园就是这些知识精英们演说的最好场所。这几块蓝牌如今成了博洛姆斯伯利社团活动基地的最好纪念碑。这里到现在都还是伦敦大学经常举办学术活动的一个基地。戈登广场及其邻近的马路上还有另外两块蓝牌，两位英国宗教界的领袖曾经居住在这里。

离开戈登广场，我顺着塔维斯图克地（Tavistock Place）小街向右行，只是跨越了一个街区，就见到一幢几何形的大楼矗立在戈尔街（Gower Street）的街口。大名鼎鼎的自然科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曾经住在这大楼的一套房间里。他的进化论如今已经成为全人类最宝贵的科学遗产，大楼因此也以达尔文命名，并且是伦敦大学生物科学系的所在地。与塔维斯图克地隔路相望的则是一幢精美绝伦的中世纪样式的建筑，英国著名的水石书店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书店的存在犹如锦上的花朵，更加增添了这个区域的浓厚学识氛围。

戈尔街从这里开始，一路上泾渭分明，马路对面，家庭旅馆几乎是一家接一家。而我走的这一边，似乎全是伦敦大学的校区。在短短的两个街口范围内，时时映入眼帘的蓝牌成了这个猜测的有力佐证。蓝牌上提及的学者或科学家的故居现在几乎全为伦敦大学的学院或研究所拥有。

这一段路上共有五块蓝牌，它们让我知道这里住过一位麻醉术和牙医科学的创始人，一位建筑学家，一位女慈善家，一位女权运动的先锋，另外这里还曾经住过一个前拉菲尔画派的团体，团体的宗旨是极力推崇拉菲尔之前的宗教艺术。

从戈尔街进入百德福广场（Bedford Square），可以发现这里要比刚才经过的戈登广场宽大得多。街心花园四周的铁栏杆围着几棵有些年份的老树，灰褐色的树枝上停息着一些麻雀般大的小鸟。在这个广场的住宅群里，目前共有六块蓝牌散落其间。包括小说家、工程师、伦敦大学女子学院创办人，大法官等。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曾经住在百德福广场36号的墙上镶嵌着两块蓝牌。一块是给托马斯.瓦克莱（Thomas Wakley 1795-1862），他是医学博士，也是外科手术柳叶刀的发明者。而另一块属于托马斯.霍金（Thomas Hodgkin 1798-1866）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霍金氏病在医学界已经成为一种淋巴瘤的代名词。

离开百德福广场我继续前行，在大罗素街（Great Russell Street）的街口右拐，一个叫做“四合院”的中国古董店映入我的眼帘。该店铺的楼上曾经是一位艺术家的住所。马路斜对面，一家已有200年历史的古籍书店充满了苍伤感，书店墙上的一块蓝牌告诉我，这里曾经住着英国著名的图画书作家凯迪克（Randolph Caldecott 1846-1886）。全球儿童图画书的领域里，有一个凯迪克大奖就是为了纪念他对儿童图画书的杰出贡献。

现在我已经站在大英博物馆的大门口了，附近的人行道上，徐徐飘来一阵阵煎洋葱和烤栗子的香味，诱的人口水直流。我于是买了一只热狗，边吃边继续往前。

几分钟以后，我已经来到了博洛姆斯布利广场（Bloomsbury Square）。在博洛姆斯布利广场和及其周围的三处房屋门前，分别镶嵌着三块蓝牌，他们中除了一名建筑师和一名皮肤病专家以外，住在博洛姆斯布利地四号的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 1660-1753）则是大英博物馆的主要捐献人。他生前的收藏品是现在大英博物馆馆藏的重要基础。要论谁是大英博物馆的主要奠基人，则非他莫属。

离开斯隆爵士的故居，几步之遥，就是南汉姆敦巷（Southampton Row），这里建筑的风格明显地又发生了变化。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楼代替了砖砌的居民楼。就在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幢宝塔形的浅色拱顶建筑看起来气度非凡，这就是世界著名的圣马丁艺术学院，如今也称作伦敦艺术大学。

在校园的高墙上，一块蓝牌告诉我，建筑理论家和设计家莱瑟比（LETHABY, William Richard (1857-1931)曾经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

圣马丁艺术学院就伫立在博洛姆斯布利广场附近，校园的大门透露出一种浓厚的历史底蕴。可惜我绕了学校一周也没有发现建造这幢大楼的年代标记，只能暂时放弃，从而继续我的蓝牌之旅。（未完待续）


大科学家达尔文曾经在大楼的某房间居住过。


百德福广场上的房屋


还是百德福广场，两位医学专家对世界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圣马丁艺术学院附近的西西里走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