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姐的住房 - 旧貌新颜上海情（八）

序言：上海是我成长和成熟的地方。近年来，上海在我的眼里慢慢地变得陌生了，可是却不会改变我对她的感情。因为这座城市承载了我太多的得和失，太多的爱和痛。

 

我二姐原来住在卢湾区兴业路，与中共一大会址在同一条马路上。那里曾经是我二姐夫外婆的家，我二姐夫从小就与他外婆生活在一起，因此当我二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嫁给他的时候，就理所当然地住到那里去了。

 

二姐一家住在二楼，他们结婚后，二姐夫的外婆就搬到了只能放一张床的亭子间里。他们则住在朝南的大房间。所谓大房间，在我的记忆里不会超过二十平米。在当时的上海，结婚时能有这样的住房已经算是不错了。

 

我与我二姐的感情很好，加上他们家离商业街淮海路很近，因此我会常去她那里。那是上海老式的石库门里弄。房屋不仅陈旧，而且没有卫生设备，就连煤气也是到了九十年代才给接上的。因为楼下还住着一户人家，所以我每次去只能从后门走，并且要放开喉咙叫喊。直到他们其中有一个人下来开门为止。有时候喊得久了，我就绕到前门去再吼上两声，等确定家中无人时才离开。

 

等后门被打开后，我先要经过一条露天的走道，窄窄的。我小心翼翼，以免碰到墙边用来刷痰盂、洗衣服的公共水池。然后拉开电灯开关，沿着陡峭的木扶梯，在我二姐或二姐夫“小心、小心”的嘱咐声中，慢慢地往上爬。在楼梯的半截处，我会遇见一个暗暗的门洞，里面是一个用来睡觉的隔层，那是底层的人家搭建的。上楼后，我会先在亭子间的门口停一停，若是见到二姐夫的外婆，就喊一声“外婆好”，然后才进入二姐的房间。

 

不久，他们先后有了两个男孩。为了解决孩子们睡觉的问题，他们也仿照底层住户的做法，在楼上搭建了半截小阁楼。二姐夫的外婆去世以后，他们家才宽敞些，但仍然不足以应付迅速成年的孩子。

 

九十年代初，上海忽然有了明显的变化。建筑工地就像百花齐放一般开满了城市的各个角落，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水泥的味道。一个叫做“拆迁”或“改建”的新名词闯入了上海的千家万户，在人们的心坎里荡漾起来。我二姐一家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知道，凭他们现有的经济条件，要改善住房，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屋被拆迁掉。这时候，他们开始盼了，盼望哪一天，弄堂里会突然会出现一支丈量队伍，并在墙上画上一个大大的“拆迁”符号。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为了配合上海第一家高级休闲、娱乐、购物区“新天地”的开发，兴业路周围的石库门房屋，除了该保留的部分，其它的将会全部拆除。可是当他们刚看到希望，烦恼也接踵而来。因为他们只能得到现金补偿，新的住房要由他们自己解决。

 

我二姐一家不是那种会钻营的一类，而且当时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可以利用动迁来讲价。因此没有几个回合，我二姐一家拿着三十万人民币於二零零一年初，离开了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家，寻找新世界去了。

 

现在，我二姐和二姐夫拿着退休工资，衣食无忧。大儿子还算争气，依靠一份不错的工作，结婚时咬紧牙关付首期搬了出去，同时继续帮助住在浦东的父母支付买房时申请的按揭。但是却可怜了弟弟，至今与父母同住在两室一厅的公寓里，再也买不起房子。三十六岁的他，至今都没能找到一个愿意同他长相厮的女伴。

 

现在我二姐和二姐夫两人无论有事没事，总会回到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怀旧。他们自己的住宅如今是一片碧绿的湖水，上海人称之为“太平湖”。

 

望着眼前晶莹的湖水和周围的豪华公寓群及休闲区，他们的脸上往往会出现一种无奈的表情。他们在想，要是按照今天的行情，他们得到的拆迁费可以翻上好几倍。每当他们向我诉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有安慰他们的份。虽然用今天的行情来判断十年之前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假设。但是既然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我就不能再忍心给他们添上新的忧愁。

 

我二姐一家的搬迁只是一个个例，上海的成功翻身正是建立在这千千万万的个例之上。一张白纸可以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上海之所以有今天的高楼林立，全是依仗于上海遍地开花的棚户区和住宅贫困户。若没有他们对改善住宅条件的期盼，上海的发展绝无今天这么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