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郊区的葬礼

 纽约郊区的葬礼
　·张宗子·

　　一．

　　皮特两周前过世了，葬礼定在今天。昨天下午，在办公室匆忙打电话给花店，安排送一只花圈到殡仪馆。接电话的老太太，估计是店东或店东家里的人，只会说广东话，咬了半天舌头也没搞明白意思。花店在唐人街，花圈要送到布鲁克林，这事花店做不了，还得拜托布鲁克林那边的同行。这样来来回回转了好几通电话，才把事情弄妥当。

　　夜晚熄灯后一直想着必须在七点前起床，结果还是起晚了二十分钟。要在过去，想着几点一定会在几点醒来，绝对分毫不爽。现在不行了，不知是工作太累，还是人太懒惰，总之是晚上睡不下，早晨起不来。碰巧街头贪便宜买的闹钟也歇工了。凌晨时候尿急，起来一趟，看看表，差不多五点吧，又躺下了。后来还瞅空子做了一梦，好象是到什么大峡谷中挖古墓什么的，准备证明历史上一个从来不存在的小国家其实是存在的。觉得好累啊，几天没合眼了，困得不行，可是真兴奋，真刺激。每逢心里急躁，有事挂着，就会做一些匆匆忙忙、狼狈不堪的梦，弄得自己好象很充实。就这么着，挖着，跑着，搬着，正过瘾呢，猛不丁地，好象被人打了一拳，一下子惊醒了，抓起闹钟一看，我的天，快七点半了，立马掀开被单跳下地来。

　　穿衣，洗漱。没有时间喝杯热咖啡吃早点了。

　　周末的地铁慢，车少，很多线路不通，需要七绕八绕地换车。殡仪馆在布鲁克林的底部，离康尼岛不远，从法拉盛赶过去，要两个小时。而葬礼定于九点半开始。

　　二．

　　以往去皮特家，一定随身带本书，路上一来一回，三百页的书差不多可以看完。六七年里，去过皮特家十多次吧，几乎每次带的都是侦探小说，除了两套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约翰·加德纳，全是日本的推理小说。台湾出的书看上去厚厚的一册，但没有几个字，如果不控制速度，一本书还不够路上看的。我记得最后一次去，没有侦探小说可带，只好拿了一本庄子，让皮特感到很惊奇。

　　皮特从来不看这些书，任何小说都不看。他只看和他的行当有关的文字。

　　这一次，我空手上了车，看窗外的风景，想事。

　　没吃东西，肚子里感觉不舒服，人也象是没完全醒过来。

　　昨天晚上，公事吃饭，回家已经十一点。有一位宋医生一直在找我，让我务必给他回话，说是有关葬礼的事需要商量。

　　这位宋医生说话慢，嗓音柔和，非常客气，显见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皮特在他那里看过病，日子久了，聊得很投缘。两人都是广东来的，共同的话题更多一些。

　　宋医生解释说，皮特身后萧条，只剩下一对“孤儿寡母”，场面上的事没人应付，他虽非亲非故，看着不忍，只得勉力承担。葬礼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参加，皮特一直义务帮助整理中国钱币的钱币学会也会来人。这样呢，需要有一个仪式，一个程序。他已初步作了安排，需要有人主持，有人致悼词，介绍死者生平，要有亲友代表讲话，来宾代表讲话，瞻仰遗容，鞠躬告别，等等。

　　“我算司仪，你就来致悼词吧。”宋医生最后说。

　　这可把我吓着了－－场面上的事，我是一向不灵光的。再说了，我的英语口语不行，对皮特的生平不太了解，而且一时半刻，哪里去找葬礼上穿的黑西装？

　　听我这么说，宋医生沉吟片刻，说，其实悼词我已写好了，你看一看，我们再商量。

　　他问我和大卫是什么关系。我说，认识大卫倒是好几年了，每年去他那里买几枚古钱，平时偶尔打打电话，聊聊书上市场上的见闻。大家都喜欢古钱，这方面的话题没完没了，但很少涉及到个人和家庭。

　　宋医生长长地“哦”了一声。

　　交谈中宋医生一次次地用到“孤儿寡母”这个词，在我觉得，仿佛是一个和现实十分遥远的说法。尤其是身在人群拥挤，众生嘈杂的地铁车厢，回味这个词，以及和它有关的一切，更感到不真实。

　　当然，宋医生的话一点也不错。皮特结婚甚晚，他已经七十四岁，儿子却还只有十五岁。他走了，留下的是儿子和看起来六十多岁的太太。

　　三．

　　殡仪馆位于店铺林立的主街上，但在周六的早晨，周围却一片冷清。大多数商家尚未开门，街道上行人寥寥。地铁从高架上驶过，整个街道跟着摇晃不止。风把大大小小的纸片从街道这边吹到那边，又一次次被汽车带着飞起来。

　　这个殡仪馆叫“佩罗斯佩罗父子殡仪馆”。意大利人的名字。

　　皮特的灵柩停在右首一间大约二十五平米的灵堂。

　　灵堂象国内常见的小放映间，三分之二的地方让固定的几排座椅占据了，前面的台阶上停着灵柩，两侧摆放着花圈，香台里插着几只线香。地上的小桶里显然刚刚烧过冥纸，屋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和香味。

　　皮特躺在棺木中，身下铺了厚厚的丝绸面的被子。经过化妆，他的脸光滑，红润，象蜡做的，只是消瘦得厉害，比我最后一次在医院看到他时尤甚：面颊全部陷下去了，显得很吃力的样子，象是在费劲咀嚼什么东西。

　　皮特的太太，按广东人的习惯，称之为阿秀，一个矮小的半老太太，和我握过手道过谢后便哀哀地哭起来。皮特的儿子弗兰克，穿了一身肥大的黑礼服，和他穿着同样衣服的同学站在一旁。他们是在场的人中唯一穿着正式的一对。一位年轻女士，Ｍ小姐，据说是皮特朋友的女儿，在我之后匆匆赶到，立即进入角色，搀扶着阿秀，引她坐下，在她耳边悄声说着安慰的话。

　　宋医生和我想象的一样，身材不高，微胖，秃顶，一张面团团的脸，气色很好。寒暄之后，他把我拉到隔壁的会客室，从皮包里掏出几张纸，一张是议程，另外两张是悼词。

　　“时间差不多了，”他说，“我们赶紧落实下来。”

　　议程有十项，从宣布仪式开始，默哀，三鞠躬，直到各项讲话和向遗体告别，宋医生把国内最官式的一套全搬来了。他坚持让我主持，我说英文部分不好办，建议交给弗兰克，弗兰克毕竟是在美国长大的。

　　宋医生叫来弗兰克，我们把中文的意思讲给他听，他用英文写下来，呆会儿照本宣科，事情就算解决了。这样，弗兰克要担负两项任务，既是司仪，还要代表亲属讲话。

　　我算了算，全部到场的就我们六个人，宋医生说，不会再有人来了。皮特的兄弟姊妹，在伦敦的太远，在加拿大的说身体不好，都来不了。要等的，就是钱币学会的两位。

　　皮特来纽约不久，就去钱币学会帮他们义务整理馆藏中国钱币，每周一天，干了好多年。钱币学会的中国部一直没人，委托伊斯兰部一个叫贝茨的主任代管。弗兰克他们联系的、现在我们要等的就是贝茨。

　　这个贝茨我认识。当初他曾请我干皮特这份活，我工作忙，婉拒了。

　　四．

　　九点半已过去很久，殡仪馆的人来催问过几次，时间不断往后推。阿秀稍稍平静下来，反复说着感谢的话，又讲起皮特最好一段日子的情况，讲到后来还是哭。我们到街上看了几次，贝茨他们仍然未到。

　　“周末了，路又远，可能还堵车……”宋医生说。

　　我说，不要寄太大希望，美国人办事准时，这会儿不来，恐怕不会来了。

　　宋医生很由衷地叹口气：

　　“昨天呢，我也给各家中文报纸打了电话，说是有个中国钱币专家过世了，能不能来采访一下，发个消息。Ａ大报的小姐倒是很客气，说是尽量安排一下。Ｂ大报接电话的是位有口音的男士……”

　　“我认识这个人。他怎么说？”

　　“答应派人来看看。Ｃ报联系不上。”

　　社区的事，侨团，商家，政界名流，光他们的活动就够记者们跑的了，皮特一穷光蛋，别说是什么专家，就是一大师，人也未必肯来－－谁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啊？　　老板屡屡来催，最后同意延迟到十点半，不能再晚了，因为去墓地的路太远，再晚就安排不过来了。

　　趁这个时候，我坐下来，读宋医生写的悼词。看来宋医生花了不少功夫准备，生平部分写得相当详细，很多事都是我前所未闻的。

　　皮特的身世特别，据说也算出自名门，这我过去有些感觉。他七年前来美，显然十分落魄，但他英文很好，因为是在美国长大的。他有一幅发黄的照片，上面的夫妇，男的西装笔挺，女的一身旗袍，都颇气度不凡，膝下一男孩，年方六七岁，也是西装革履，头发打理得油光水滑。这个小男孩就是六十多年前的皮特。有一次请皮特吃饭，他胃口奇佳，谈兴甚浓，吃过饭，接着又去咖啡馆。中间说起北京，他说他民国年间曾在中南海里借住过，我觉得挺惊奇的。因为眼前的皮特，衣着简朴，面容焦虑，实在是唐人街上最普通的一份子，说实话，就活脱脱一个街头倒古钱的贩子。

　　在国内时，皮特是一个学校的英文教师，收入少，业余倒卖古钱。但他懂外语，路数就和别人不同，专门卖给日本人。日本人识货，玩得深，肯出高价，皮特大概赚了一些钱。来美国，已过了退休年龄，拿一份政府补助，不用上班，各地跑一些钱币展，继续做生意。我就是在一次钱币展上认识他的。

　　按宋医生的“采访”，皮特在纽约长大，后来回国，文革期间很不顺，下放到云贵四川一带，因为各种挫折，开革开放后快六十岁才结婚，但“好人命好，结婚第二年喜得一子，大出周围许多人的意外”。

　　皮特的出国也是一段故事。自他提出申请，单位就是压着拖着不给办，他到处跑关系，求人，都没用，到了山穷水尽弹尽粮绝束手待毙的关头，凭了天意或借助神启，居然找出或记起了在美国时的社会安全号码，拿到美国领事馆，通过电脑查出在奥本尼出生的证明，当即办了签证，恢复美国国籍，全家得以移民。

　　写到这里，宋医生感慨万分，句子很抒情，而且加了惊叹号，但其中“得以重归故国”的词句，让我觉得不舒服，可是想到皮特确实是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国家的，而且宋医生应该也是入了籍的，心里的话就没说出来。

　　皮特的故事应该是很长的一个，但我没有任何细节可填充。几年的接触只是给人一个笼统的感觉，好象很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真实却模糊。而且即使从表面上，也能看出一些疑问，但他没说，我也不问。比如他的腿，是受过伤的，走路微跛；比如他的婚姻，六十岁前，不可能是一片空白；比如他父母的结局，他的兄弟姐妹们为何又一直留在国外？……

　　五．

　　十点半，小佩罗斯佩罗进来，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提醒我们，该走了。Ｍ小姐低声在阿秀耳边说了几句，阿秀立即放声大哭，随即被Ｍ小姐搀起来，走到灵柩前，做最后的告别。

　　我和宋医生对视一眼，都没说话。

　　阿秀从拎着的袋子里掏出蓝色的填充小动物，塞到皮特身体的一侧，一只接着一只，塞了五六只。蓝色的是只海豚，其后是特迪熊，松鼠，狗，最后一只大概是象，棕色的。

　　阿秀边塞边哭，口中絮絮叨叨的，但因为是广东话，我只听出一句，大概是“都是你喜欢的”这样的意思。我有点奇怪，不知这是什么风俗。

　　沉静的皮特睡在温暖柔软的动物的围绕中，景象让人感动。

　　哭罢，阿秀对Ｍ小姐说，“我想把珠子放到皮特嘴里。”

　　Ｍ小姐翻译给小佩罗斯佩罗，他走近来，一手按着皮特的头，一手用拇指和食指费了好大劲儿把皮特的嘴挤开，把那颗珠子塞了进去。

　　这时，老佩罗斯佩罗过来，告诉我们车已在外面等着。小佩罗斯佩罗轻轻合上棺盖，弗兰克打头，Ｍ小姐扶着阿秀随后，径直往出走。

　　我看看宋医生，他好象有点迷惘，手里还握着悼词的稿子。

　　我们坐进老佩罗斯佩罗的车。宋医生说，还得上班，就不送了。他举起相机，对着我们和前面的灵车各拍了一张照片。

　　太阳已经升到半空，天有点热起来。车里开了冷气。宋医生站在空荡荡的殡仪馆门前，孤零零的，只有他的秃顶微微闪着光。

　　六．

　　车在路上足足走了一个小时。这一带的路没走过，看路牌也都是些陌生的名字。路旁的风景相当不恶，望不到边的全是树林。山坡隐约露出的房子，也都古色古香的。起初远远看到水边高坡上一片气势宏大的墓园，以为就要到了，心里为皮特高兴：多秀丽的景色，多安静的长眠之地呀！但车只是远远地飞驰而过。一路上类似的墓地接二连三，每一处都不是，我也失去了观望的兴致。

　　车穿过史坦顿岛，进入新泽西，下了高速公路，拐上小道。道旁开始出现制作销售墓碑的商店，半成品的石碑，多是青色和棕红色的，摆满门前的空地，那情形很象一年前我在洛阳看见的路边展示的千军万马的大型唐三彩。路进一步深入，参差不齐的墓碑透过树丛刷上眼帘，三三两两的黑衣男女在路边走过，车速慢下来，不用说，到地方了。

　　这是一片非常广阔的墓地，紧挨着１号公路，无遮无拦，平平坦坦。大，但毫无景色可言，甚至没有树，触目皆是密密麻麻的墓碑。这里的墓碑比较单调，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式，半米高，墓碑正中刻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顶上是十字架，翻开的圣经，一句来自经文的题词。碑面打磨得光滑如镜，碑边则故意保留原石的粗糙质地。新近所立的，很多都嵌上了死者的照片。看得出，黑人相当多。

　　排队的灵车拉开一条长队，一米一米地往前挪。视野之内的墓碑，总有成千上万吧，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阳光下，它们不恐怖，不肃静，不神秘，不异类，也不深刻。普普通通，平平实实。按说到此是应该产生些悲悯之情的，心里却不知为何厌倦起来，无聊起来，也许是太饿了太渴了的缘故吧，毕竟从清晨到现在还滴水未进，而且，坐在不开窗的车里这么久，人有些昏沉了……

　　一块黑色的墓碑上，一个白发的黑人老太太在微笑，算了算她的年龄，九十六，下面的立碑人姓名细细地刻了好几排。

　　这个老太太忽然让我高兴起来，但很快的，一个只活了十三岁的小女孩象乌云一样悬在了我眼前。值得庆幸的是，这块墓碑上没有照片，碑前的一束花已经干枯了。

　　后来我便开始注意起死者的享年。也许是偶然，在我们走的这条路的路边，夭折的孩子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好象特别多，每一个孩子都永远留下了一对“永远爱你的父母”。在墓碑上，这样的文字能传达出多少哀伤呢？

　　只有一个死者让我产生了很不纯洁和高尚的联想。墓碑上有他的照片，一个面相“凶恶”的小伙子，双眼阴沉，带着杀气，他好象活了二十一岁。一个黑社会的马仔，一个街头小混混，死在黑帮的火并或与警察的对抗中？老天！

　　繁忙喧嚣的１号公路边的墓地，究竟不是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也不是《上帝创造了女人》中，碧姬·芭铎的倩影在自行车上飘扬的小镇墓场。这个墓地实实在在，就象美国本身，就象美国的所有政治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一样，实实在在。

　　七．

　　一点钟，轮到皮特下葬。新辟的墓区最明显的是地上没有草，赤裸裸的一片黄土。和在电影中常见的不同，墓穴不是一个个挖好的，而是一排排的挖好，象深得过了头的战壕。墓道的宽度正好是棺木的长度，一个墓穴占据大约一米多的地方。按照排队顺序，棺木一个接一个下葬，直到一条墓道全部占满。

　　皮特的灵柩抬过去时，那条紧靠公路的墓道已经安葬了三、四个人，没有填土，只用草席覆盖着。灵柩通过吊绳缓缓放到坑底，殡葬工示意，可以把一些鲜花扔到棺柩上。这时我才走到坑边探头下看，可以看到和皮特并肩而卧的另外两具棺木。弗兰克把花洒下去，有不少落到了旁边的棺木上－－它们挨得实在太近了。

　　鲜花的花圈和花篮被殡葬工们很随意地扔到一边，翻倒了，散碎了，各色花朵滚了一地。

　　阿秀把一只不锈钢大深锅搁在墓穴边上，前面立着皮特的遗像，一只红苹果切为两半，平放在地上，做了插香的香台。阿秀，弗兰克，弗兰克的同学，齐向大锅里烧纸钱。阳光很亮，火焰的颜色一点也看不见，只看见烟。风很大，纸灰盘旋着四下乱飞。

　　中午的太阳晒得人闷热难耐。隔壁的墓道在安葬一个黑人，亲友约有二十多人，肃穆而立，听着牧师念经文。相比之下，我们这边太冷清了。佩罗斯佩罗父子远远地站在车边，很有耐心的交谈着。

　　小佩罗斯佩罗高高的个子，总有五十多岁了，相当地和善。老佩罗斯佩罗已经很老了，较矮而较胖，秃顶，一撮花白小胡子，不太说话，但看动作还算利索。不知怎么的，想到死，我就忍不住朝老佩罗斯佩罗看一眼。这个神定气闲的可敬的老人，他的日子毕竟不多了。

　　我和Ｍ小姐一直一动不动地站着。我的肚子已经不饿了，但渴得厉害。终于，殡葬工礼貌地催我们离开，因为后面的人还在等着呢。阿秀于是又跪下来，哭了几声，收起遗像，喝令弗兰克把剩下的纸钱抛洒干净。风加着沙土卷过来，把纸钱卷向高速公路，很快就看不见了。

　　走出墓区，阿秀和弗兰克停下来，各掏出一把二十五分的硬币，沿路洒下来，一直洒到汽车跟前。然后我们上车离开。

　　八．

　　回到史坦顿岛，Ｍ小姐让老佩罗斯佩罗绕了一段路，送她到学校。换这条路走，一路畅通，半个小时就回到了殡仪馆。

　　告别了阿秀一家，我迫不及待地往街上跑，但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家简易皮萨饼店，满屋都是黑孩子。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进去了－－大白天的，不至于吧！我要了一块皮萨，一罐可乐，在墙角的空位坐下来，一口喝下大半罐可乐，又用不到两分钟干掉那块皮萨。

　　这时已是下午三点，肚子里充实了，口也不渴了，困顿的时段过去了。我站在地铁站台上，精神忽然好起来。绵延不断的铁轨在赤裸的天空下闪着凝重的灰光，那灰光似乎可以把人引向岁月的深处，而不是另一个车站。一头是海，一头是曼哈顿，海和城市都是时光中的小站。我们总是要旅行的，不管此刻身在何处，也不管朝向哪一个方向。

　　我的心情真的好起来。忽然想，回程的两个多小时，哪里找一本侦探小说看呢？

　　葬礼好象一下子被抛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好象是几天前的事情，墓地，灵堂，花环，飘扬的纸灰，哭泣的面孔，一下子淡漠了。我只不过是在平常的日子，又一次坐地铁回家。我多少感到一些不自在－－

　　拉罗什福科说过：我们总是有足够的坚强来承担别人的痛苦。

　　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