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筛历史的细节

西人资料中搜寻关于中国的点滴
个人资料
元亨利 (热门博主)
  • 博客访问:
正文

(读书笔记)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回忆与中国领导人交往

(2017-06-10 13:05:08) 下一个

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于1993年11月到2003年12月担任加拿大总理。从名字看他就是法裔,来自魁北克省。本文来自他的回忆录My Years as Prime Minister,(Alfred A. Knopf,2007),他在书中记录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以下是该书中相关内容的编译,其中的“我”指克雷蒂安自己:


(p339--)在人权方面我们跟中国的来往最为敏感,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和欧洲只是个时间问题(那是2007年前说的话)。自我当选之时,我就把中国作为优先课题。上任后第二年我去了中国,我与江泽民见过太多次面,以致于他称我是他的英语老师。相当于其它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有一定的优势。加拿大在1908年第一次就派出贸易官员去中国,到1961年加拿大避开冷战限制向中国出口小麦,1970年加中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那是在皮埃尔特鲁多当总理的时候。跟经济同样重要的是人权,而我的性格使我在送苦药的时候,总是能加点糖。在盛大的欢迎国宴上,李鹏总理主持,他是伟大的周恩来总理的养子,1994年的这次国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上千人出席,我对李鹏说:“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你必须得当选,要想当选,你必须对你遇到的每个人友好,对他们说‘你好’,跟他们握手。这很难,跟我来,我跟你演示一下。”我们站起来,从一个桌子走到另一个桌子,握手,开玩笑,大家都哈哈大笑,鼓掌,他们感到很有意思。我对李鹏说:“你看,你做得多好!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街头竞选人,当然对一个有七亿选民的国家来说,这是件大事。”1995年2月28日我又给他发了封后续信(follow-up letter),虽然外交方面有警告,中国可能会对加拿大在贸易和投资上进行报复,另外,如果我们不放弃在联大上赞助一项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中国可能会阻扰加拿大加入联大常任理事会的努力。我在信中写道:“从我近来的访问中你会了解到,我相信,真诚的对话,合作和互相尊重是处理对国际责任不同理解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我欢迎你所表达的,对加深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的承诺。”但是,我们要承认,加拿大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们并不是一个国际决策者。你只要到上海去随便看一眼就知道,加拿大人口还不如中国一个省。1994年3月在Shediac,New Brunswick,我很累,一帮记者围着我,建议我应该就人权问题向江泽民说些什么。我回答道:“现实点吧,我是一个两千八百人口国家的总理,他是一个十二亿人口国家的总统,我尚且不能告诉Saskatchewan省总理该怎么做,怎么可能告诉中国总统该干什么呢?如果你们想让我去管理世界,可以,但是如果我搞砸了,你们可别批评我。”

(p341)1995年,李鹏访问加拿大,我们得非常小心,因为在其它地方,当有人抗议时,李鹏拂袖而去,他对他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很不高兴。当他到渥太华的时候,抗议人数并不多而且李鹏看不到。但是出现那天晚上在蒙特利尔的Sheraton Centre的国宴时,几百人出现在街头挥舞旗子,喊口号,李鹏不可能看不到,他很生气。我对他说:“你来看!”我走到窗前,假装能读到旗上的字,“他们在抗议我!”很幸运的是,李鹏觉得这很有意思,虽然他还是不高兴,但是到没有走人。我跟李鹏的继任朱熔基关系要更近一些,他女儿在加拿大学习。朱学的是工程,接受过经济学训练,曾任上海市长。他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导人之一,也是非常好的人。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经济问题,他对加拿大的银行系统和社会工程很感兴趣。但是,最大的突破来自1997年江泽民对加拿大的访问,那时温哥华刚刚主持过APEC峰会。跟往常一样:人权问题还是讨论话题的最后一项,我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也知道我会提。他也会以非常友好的方式告诉我,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会一起去见媒体,我会说,我们讨论了这个话题,他会说,不作评论。在去见媒体的路上,我对他说:“总统先生,我警告你,记者会上,加拿大记者会问你人权问题,为什么不表达一下你的观点呢?我是说,你有你的观点吗,也许对加拿大人来说,你说的不太有说服力,或者听着不舒服,但是你还是可以说吗。”

结果真的是这样,记者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个很难的问题,由多伦多环球邮报(Toronto Globe and Mail)记者提问,我没有回答,而是示意江泽民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很平静地说:“中国在整体上接受人权问题的原则,但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集会自由,中国宪法保证这个权利,但是如果集会造成政府运作的混乱,那就不能允许。”中国公民的户口问题,虽然自由选择居住地是个好主意,但是这可能意味着三年内会有五千万人涌入上海,想象一下三年内七百万人进入多伦多吧。这次事件,标志着加中关系开发的新阶段,我们的律师和教授帮助培训中国法官,并在合同法,刑法程序,妇女权益,公开审判,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建议。1998年11月20日,在清华大学,这座非官方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培训基地,我坦率地和学生及教职工们谈民主原则的重要性,,以及法制,并有一个答问环节,还有媒体参加,据说这是第一次西方领导人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谈这些话题。

老夫聊发少年狂。1998年,英国伯明翰,与克林顿避开保镖,越墙而出。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