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美国反左运动,是我自己随便起的名字,好像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麦卡锡主义。但是麦卡锡主义是1950年代初,由参议员Joseph McCarthy发起。本文讲的,比那还早一些。
中国抗日战争到了后期,驻中国时间比较长的美国人,不管是外交官,还是军事人员,都很清楚地发现,蒋介石已经不能履行领导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重任了,史迪威看出了这点,结果1944年底被蒋介石踢出中国,美国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也看破红尘,辞职不干了,新大使赫尔利走马上任,但是赫尔利对当时中国局势不了解,而且赫尔利本人有问题,甚至跟他接触过的美国人认为他大脑有毛病(见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y 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一书中Annaley Jacoby Fadiman回忆赫尔利的反常言行),他到延安,一下飞机,就当着来迎接他的共产党领导的面,发出印地安人战场上的怪叫声,他跟大使馆里手下(很多是中国通,中国老手)关系也搞不好,最后下属们联名给国务院(美国的)写信,要求换人。最后赫尔利的国共调停也弄不来,只能辞职了,他的辞职信,写的满腹牢骚,把责任推给手下人,称他们要为中国内战负责。结果美国当局居然就偏听了赫尔利的,把驻中国的几乎所有外交官都调回国。这些人的下场都不好,他们就是美国反左运动的受害者。中国人民,如果不能说怀念他们,至少应该同情他们,这些人很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大大小小的贡献,应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很多人去过延安,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很赞赏,因为那时共产党的民主,平等这些品质,与美国人的传统观念基本可以无缝对接,他们甚至考虑给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
下面来说说几个反左运动中受害的美国人
一,谢伟思(John S. Service)。如果不看英文,谢伟思是个地道的中国名字,跟Service音也差不多。说起来,谢伟思除了种族外还真算是个中国人,他190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传教士家庭,中文是他的第一语言。1933年,谢伟思进入美国外交界,在云南的美国领事馆工作,这个之前,他父母怕他忘本,把他送回美国接受美国教育(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出生的子女都有同样经历)。之后,他换了好几个工作地点,北京,上海,重庆。美国驻中国外交官有个特点,就是很长时间一直在中国,不象其他外交官,在一个国家几年后,会换一个国家。史迪威将军指挥远征军时,谢伟思在他手下工作,是国务院与军队之间的联络官,1944年,谢伟思随美国军事考察团去了延安。1945年4月,谢伟思被赫尔利调回美国(谢是美国使馆给国务院写信的执笔者--可能是之一),却在6月被逮捕,怀疑他参与了所谓的美亚(Amerasia)杂志案件,充当了共产党间谍,但是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FBI 是3月搜查美亚杂志社,而谢伟思4月才回国。又指控谢在中国工作期间,把机密文件传给美亚杂志,但是大陪审团裁定,所谓的机密材料并非机密,一般的新闻记者都可以得到,最后大陪审团以20:0判谢伟思无罪。此后,谢回到国务院工作,开始在东京麦克阿瑟的总部作为国务院顾问组的一员,然后去新西兰担任美国副参赞。但是从1946年到1951年,他必须每年参加忠诚性和安全性的听证,谢通过了所有听证。1949年,他的新任命是去印度,但是就在他和家人在日本要上船的时候,被招回美国。
1950年3月14日,麦卡锡在参议院发动了他的反左运动,谢伟思被控告有反美罪行(un-American),并称谢是共产党在国务院的同情者。一年半之后,虽然国会已经宣布谢伟思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国务院还是开除了他,程序上是国务卿艾奇逊开除了谢伟思。1952年到1957年,谢伟思在纽约一家蒸气工程公司工作,谢挑战干一行爱一行,还拿到了什么发明奖还是专利之类的,同时向最高法院上诉,1957年6月,法院一致通过批准谢伟思的上诉,认定爱奇逊当年的开除是违法的,必须恢复谢伟思的职位,9月他回到了国务院工作。1962年,谢伟思从外交领域退休,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读政治学硕士,毕业后来到伯克利的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以自己独特的知识帮助该中心成为美国现代中国研究机构的前五名之一,同时中心的中国图书馆中中国共产党的资料成为美国最全的之一,这里面也有谢伟思的贡献。直到1970年,不管是面向公众的讨论还是学术界的研究,虽然有很多人的催促,谢伟思一直对中国的政治局势保持沉默。1970年初,美国参议院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发布了《美亚文件:中国崩溃的线索》(Amerasia Papers: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谢伟思又一次以被怀疑对象的身份站到公众和法律的视线里。如果说50年代的冷战大环境(中国的失败,共产党的扩展,冷战发起,核武器威胁)情有可原的话,1970年的新一轮攻击,完全是台湾方面和美国内部所谓中国游说(China lobby)势力意在阻挠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改善关系。
谢伟思1999年2月3日去世。
Wikipedia里关于谢伟思有一个资料:据书评专栏作家Jonathan Mirsky在对谢伟思的一本传记写书评时称,谢伟思去世前不久,他两次电话采访他,他承认,1940年代,他确实向美亚杂志编辑传送了标为最高机密的蒋介石战斗命令,其中有关于与共产党部队打仗的国民党部队布署的情报。这位学者婉转地表示,这是一种叛国(treason)行为,谢伟思回答道:我知道。谢还说:我想把这个说出来,我有错,轻信别人,愚蠢。谢又说:他故意忽略了毛泽东在延安犯下的一些错误(可能指延安整风),他说:我希望共产党胜利,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如果我们老是反对他们,我们就会失去将来与共产党政权的联系。这是Jonathan Mirsky的一面之词,随着谢伟思离世,已经无从考证了,录此存照。
本文参考资料:谢伟思著: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by John S. Servic,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n at Berkeley, 1971.本文主要参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Chalmers Johnson所写的前言。
谢伟思还有一本书,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向美国发送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Rnadom House, 1974。另外,在美国口述历史项目中的外交家系列中有谢伟思的回忆录,也有参考价值,以下图片即来自该书。
1945年3月15日,毛泽东送给谢伟思的照片,并亲笔题字,这是在谢回美国之前。
1945年4月1日,谢伟思离开延安前,周恩来送的照片,上面有英文题字。
1944年9月延安,周恩来,朱德,谢伟思,毛泽东,叶剑英
美军观察团成员参加延安修建飞机场劳动,中间是谢伟思
四川老乡(都在四川出生):左起,杨尚昆,陈毅,朱德,谢伟思,吴玉章,聂荣臻,后面被挡住的是Whittlesey上尉。
美军观察团刚到延安,左起,谢伟思,Champion, 包瑞德(背对镜头,后脑秃的,David Barrett,是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观察团团长),黄华,周恩来,不知名者。墙上是丘吉尔像
1944年夏,林彪给美军观察团介绍中国共产党部队的组织和运作,林右边是黄华,左边戴墨镜的是谢伟思,包瑞德坐在门口。
二,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所谓要为美国丢失中国负责的三个约翰(john,谢伟思是第一个)的第二个约翰。
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1908年4月生于中国四川,父母是浸礼教(Baptist)传教士。与谢伟思走过几乎一样的年轻时代,回美国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931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进入美国外交界工作,1933年被派往中国。1942年,戴维斯被任命为史迪威将军政治专员(political attache),同年回国结婚,返回中国后前往远征军在中英缅(CBI)地区的战场。1944年,史迪威被招回美国,戴维斯又跟史迪威继任魏德迈将军工作,参与组织了美国军事观察团到延安的活动,观察团的小名Dixie Mission,就是戴维斯起的,Dixe代表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中,是叛军的代名词,而中国共产党,也被国民党政府视为反叛力量,故名,实际上,戴维斯组织观察团的用意,是想抵消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他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取代国民党,成为中国的领导力量。后来戴维斯又跟新任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工作,但是两人无法合作。戴维斯不是军事观察团的正式成员,他本人两次访问延安,但都是短暂停留,而赫尔利指责戴维斯破坏他在中国的努力,他的主张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由蒋介石担任最高领导人。戴维斯认为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国的未来是共产党的。赫尔利威胁说要控告戴维斯是共产党人,要毁掉戴维斯的职业生涯,戴维斯于1945年1月离开中国,再也没有回来。
1943年,戴维斯乘坐一架飞机从印度回重庆,途经缅甸,机械出现故障,机上人员跳伞,落入缅甸土著猎头族地区,戴维斯带着大家历经艰难,终于回到安全地带,(参见Eric Sevareid所著Not So Wild a Dreamy一书中描述,作者也在那架飞机上,是亲历者。)1948年,他被授予美国自由勋章。离开中国,戴维斯被派驻苏联,任美国使馆一秘,后又驻德国使馆,秘鲁使馆。戴维斯是美国国务院里,最优秀的中国专家之一,他预言中国共产党将夺取政权,力争美国应该跟中国共产党发展正常关系,以免让苏联夺得先机,但是这些却恰恰成为麦卡锡主义者控告他的黑材料,包括指控他要为丢失中国负责。虽然多次对戴维斯进行的忠诚性调查都得了否定的结果,但是麦卡锡本人及其同伙(Patrick McCarran)1954年逼着国务卿杜勒斯对戴维斯下手,杜勒斯要求戴维斯辞职,这样双方都好看,但是戴维斯拒绝了。1954年11月,杜勒斯开除了戴维斯,理由是戴“缺乏判断力,不谨慎,不可靠”。之后戴维斯去了秘鲁,开了一所家具店,虽然听起来堂堂外交官,顶尖中国问题专家去卖家具有点不那么悦耳,至少专业不对口,但是戴维斯干得有声有色,获得过家具设计国际大奖。1964年,戴维斯回美国打官司,1969年终获清白。
戴维斯于1999年12月在美国北卡州逝世,享年91岁。
他的著作有回忆录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以及Dragon by the Tail。
本文主要参考Wikipedia
很有范儿,
三,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第三个约翰。
网上看到第三个约翰的中文名是范宣德,应该是Vincent的音译吧。二战之前,美国国务院有22名中国问题专家,到了1952年,这22人只有2人还留在国务院处理中国事务。其余20人中就有1900年生于堪萨斯州的范宣德,24岁时进入外交界,他选择中国,因为他最喜欢的一位老师曾经作为传教士去过中国,1925年,范宣德被派驻长沙任副领事,一共在中国干了13年,最后是重庆时间任美国大使馆参赞。1943年回美国,1945年范宣德任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主任(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相当于今天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关于范宣德的描述是,一双蓝眼睛很有神,为人直率,
实事求是是他的最高准则,他也不会让好的主意被官僚主义淹埋,他不是一个学者型的人(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治外法权的书The Extraterritorial System in China),他写的报告中,没有什么咬文嚼字,多是对人的深刻观察和判断。冷战之后,他被调出远东事务去了瑞士(1947-51),然后又去了非洲当公使(1951-53)。1952年,范宣德被招回国,接受参议院法制委员会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在麦卡锡的主要搭档McCarran领导下)的盘问,以及关于他是前共产党员的含沙射影。国务院的忠诚性调查组没有发现范宣德有问题,但是原有三名成员的审查组却在增加了2名成员后,以3:2宣称有理由对范宣德的忠诚性提出质疑,范是在非洲在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的,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很生气,在向杜鲁门总统请示后,决定不理审查组的建议,就在另一次审查还没进行的时候,杜勒斯替换了艾奇逊为国务卿,他声称,虽然没有理由怀疑范宣德的忠诚性,但是他已经不适合再在美国外交界工作,要么他自己辞职,要么被开除,范宣德选择辞职。杜勒斯与范宣德有过一次谈话,老杜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的书,问范读过没有,范同学说没有,老杜说,如果你读过,你就不会推行你在中国推行的政策了。按照这个逻辑,既然斯大林的中国政策与杜鲁门一样也失败了,那么是不是斯大林也没读过自己写的书?共产党理论确实是范的弱项,但是这并没妨碍他对中苏共产党之间的破裂的预见,很早范宣德就催促美国在中苏之间打进一个锲子,而不要断绝与共产党中国的来往,这样反而会把中国推进苏联的怀抱。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就反对美国向苏联做出的让步。作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范提前看出了中苏之间的矛盾,并在1943年就预见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会爆发内战,他也深深地理解中国政治的基础在于农民问题。
参考资料:Ross Terrill,John Carter Vincent and the American “Loss” of China, 这是一篇文章,在Bruce Douglass and Ross Terrill所编的《China and Ourselves》 一书中。以及Tang Tsou, American Failure in China 1941-50一书中相关资料。
四,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以上三个约翰都是公务员,下面两位则是学者,欧文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是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主要目标,1950年3月23日,麦卡锡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麦卡锡甚至指控拉铁摩尔是美国远东政策的设计师,而实际上拉铁摩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根本与美国政府无关,如何能制定政策呢?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也说他不认识拉铁摩尔。对拉铁摩尔的指控,在学术界引起公愤,大家纷纷声援,著名远东史专家多萝西博格女士,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为拉铁摩尔准备辩护材料。当时拉铁摩尔在阿富汗执行一项联合国工作,费正清给他夫人打电话,让她做好准备,并聘请律师。当拉铁摩尔夫人到华盛顿准备他们的辩护时,费正清母亲让她住在自己家里。在拉铁摩尔从阿富汗回来前,费正清联合了40名中国问题专家,请他们上书负责调查的参议员Tydings,告诉他拉铁摩尔的作品是否是亲苏联,如果拉铁摩尔被污蔑,他们也都会受到指控,美国学者的亚洲研究如果受到公开怀疑,那将是美国人民的一大损失。1951年2,3月间,拉铁摩尔被McCarran委员会质询了十几天,大量时间都是反复询问一些细节问题,目的在于逼拉铁摩尔出现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样可以告他作伪证,还在问题里下圈套,比如问:”1940年你知道你朋友某某是共产党吗?”如果你回答:“不知道”,就等于承认某某是共产党,只是你不知道。同时他们还指责拉铁摩尔的辩护是藐视委员会。委员会控告拉铁摩尔7项伪证罪,虽然都被法庭判为证据不足,但是拉铁摩尔的名字已经在美国大众中成为叛国的同义词了。当他们夫妇开车穿越美国时,汽车旅馆听到他们名字都不让他们住。
五,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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