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
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 Bavaria)的那种情况。
此地在各方面都和我有一种亲密之感。
我和这地方的关系的深切，实在远过于世界的其它各地；因为，这地方和我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缘故．
联盟的赞成者，在奥地利仅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赞成，就是出于强迫计划；日耳曼人的赞成，是轻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缘故。
由于轻信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想藉三国联盟(Tripple Alliance)来谋日耳曼帝国的强盛和稳固；由于不明白政治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想像和事实不符，他们的所为，实在不过是日耳曼帝国，附着在一个国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结果必使他们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况且联盟能够使奥地利慢慢地脱离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为哈普斯堡皇胄既是相信和帝国联盟之后，便可不受帝国的干涉——不幸，这一点真是凶到的很对——所以他们不难把日耳曼人在国人的势力逐渐消灭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而且也很无须成虑到德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议，这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观点，素来以“客观”态度著名的，他们对付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赁藉联盟来抑制反对，无论任何坚决的呼吁，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别可耻的祖护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联盟的口实而给予制止。假使我们对于历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过精密的研究，那么，决不会有人能够相信意大利和奥地利会站在同一战线上作共同的奋斗的。
假使不论那一个政府竞能敢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奥为敌，)那么，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将如火山的爆发了。
当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常常见到意大利对于奥国有关热烈的轻宙和无限的仇视。几百年来，哈普斯堡皇室为反对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
即使想忘掉，实在也有所不可能，何况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无意于忘掉呢!
所以，为意大利的利害计，对付奥地利唯有两条路，便是联盟或是开战。
意大利人是很从容的选择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准备后者了。
德国的联盟政策，是既无意义而又多危险的，况且奥俄的关系，又是正日趋于用武力来解决的时候。
到底为了什么而缔结同盟呢?这不过是趁国家尚能有着自主约的机会的时候，来保障国家的前途而已。
所谓国家的前途，又不过是使日耳曼民族继续生存的问题而已。
德国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人，来养活这些新增人口的困难，自然是与年俱增的。
除非我们未雨绸缪而先来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么，结果是必定会使其祸殃的。
要替这些繁殖的人口来找工作和面包；不外是两条路，就是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政策。
这两条了路，都会有过种处的考虑、研究、建议及辩论、。
但是，都被各种理由来推翻了，最后才决定采取第二条路。
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因为获得新领土以及容纳过剩的人口，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将来为更甚。
现在领土政策唯一的希望，只是限于欧洲一地，不能扩充于喀麦隆(Cameroons)等的地方去。
我国东际的两处边际及领土的范围，都是由奋斗而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为生存百奋斗的决心，那是不得不感谢的。
我们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的缘故，也是完全靠着这一个决心而成功的。
这种解决的方法，所以正确而合理。
还有另外的理由：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大都像倒置着的金字塔，因为他们在欧洲的基础，比了他们对殖民地才国外贸易的各种负担，真像头重脚轻的样子，简直可笑之至!我们可以说，顶在欧洲，到底则散在世界各地，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的奠基于本济而顶则和地球各处相接触的情形显然相反。
所以美国内部的实力非常雄厚，而欧洲诸殖民地的国家是大都比较起来显示出衰弱来了。
这种时期的例子，就是英国也不能作为反证，因为我们常易忘却那盎格罗撤逊世界和不列颠帝国关系中的真实性。
英国仅因他的语言文化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相同，所以英国不能和欧洲的其他各国相提并论。
所以德国要想实一健全的领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欧洲的本部能够获取新的领土，假使殖民地不适宜于移殖大批的欧洲人，那么殖民地也是毫无用处的。
在十九世纪，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获得殖民地，已属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要想实一这种殖民政策，只有出之于坚苦奋斗的一条路；但是，这种奋斗，是在谋取大陆上和本国邻近的领土，而不是欧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为适当的。
这一个政策，想要使它实现，在欧洲唯一可能的联盟只一个英国。
如果我们德国再来实行侵略，只有英国才是能够做我们的后盾的。
我们有权来实行行为，实在不逊于我们的祖先。
我国的和平主义者，坐享着东方的产物而不稍踌躇，不知最初开辟东方的工具，就是刀剑呢?
我们应该惜任何重大的牺牲，去获取英国的好感。
所谓牺牲，便是放弃殖民地和海上霸权，并且再避免因了我们的商业竞争而妨碍到了英国的实业。
英国在有一时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的表示，因为基国他也很明白德国为丁人口的增殖，必须谋得一个解决，这个解决的方法，或借助于英国而在欧洲谋得解决，或是无须英国的帮助力，在别处地方自己去谋解决。
十九世纪末，基国谋和德国亲善，实在就是了于这种的感情。
但是，德国人大都以为此举是徒供英国的利用，所以均觉不安，像一朝缔结了联盟，不必用互惠来作基础的!
实在，根掠于互惠的原则，德国对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顺利的进行。
我们必须要知道，基国的外交政策很是机巧，假使我们不把实惠来给他，他是决不能加惠于我的。
我们且试想，倘使德国能用灵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国联盟，像一九○四年日本的所为，那么，他影响于德国的，我们很难加以估计了。
也许世界大战不致爆发了．
但是，这种政策竟没有被采行。
然而发展工业和世界贸易，扩张海权及殖民地，这些仍是可能的。
如果要实行要欧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联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贸易政策，那唯有联俄反英。
德国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立刻当机立断，决定和奥国的绝交。
百他们采用“在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这势必把他们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远的破坏了。
当许多意外的威协，不时从英国来的时候，他们也许还莫名其妙哩!
最后，他们虽然决心建造一个船队，但是，他们的目的不要攻吉英国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经济上的和平征服世界。”。
所以，他们不仅对于战船的数量有所限制，就是各船的吨数及其军备，也是限制着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着他们的最后目的，还是在于“和平”
“在经济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国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这实在是最愚笨不过的事，然而，他们竟援引英国来证明实行这种原则的可能，这实在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国的大学教授他们所讲授历史的理论所留下的害处是没法可以补救的，这适足证明读历史只读百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这情形是随处都是的，这种理论，就是在英国方面，也已遭受了驳斥，这是他们所不能不承认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国，他们预备以武力作经济的后盾，而且在征服之后，再以残酷的手段来之维持这种行为的实使者，实莫过于英国。
英国向来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势力去获得经济的利益，于是立刻使经济的利益一变百为政治势力吗?所以，如果说基国太怯懦，不敢为了保障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错误的。
英国没有国民军的事实，这也不足为反证；因为一国的要点，并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国所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
英国时时具有他所必需的军备。
英国在战争的时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来获得的胜利。
如在役兵有用的时候，英国便以役兵来应；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须有重大的牺牲方能获得的胜利的时候，英国也就不惜用他全国的最优秀的分子来应战；他的在战争时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挠的作战行为，那是无处不具备的。
在德国，常把学校，刊物，以及滑稽报纸等来做宣传，宣传着谬误的英国人的生活及其帝国，使德国人养成一种观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竞使德国人对于英国人，加以轻视，这种廖误的观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于是德国人的心目这中林家都认基国人是一种狡猾诈而怯懦的商人了。
(要知道一个庞大的英国，决不是徒靠诡计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结而维系的，但是我国的那些肖头教授，他们是从不会了解到这—点的。
这种错误的观念，有少数付之纠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对这些少数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社，便是遭受抑制。
当两对垒于法兰德斯(Flanders)的时候，我们武装同志那种警惶失措的状态，我还是历历在目的十分清楚。
交呀不到数日。国人便立刻觉悟到苏格兰人确实不和国央的滑稽报章及报告中所描写的形态了。
我要这个时候，于是使对宣传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宣传，对于前面所说的荒谬观念，自然有着便利的地方，他们可以援引实例——不管这例子的错误是怎样——来证明“世界的经济征服”是正当的。
凡是基国人所以能够成功的，我们德国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为我们的诚实——不像英国人的这样缺乏信义——又可认为是我们的特长。
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国人的诚，去使小国归附而大国信赖。
三国联盟的价值，就心理方面来说，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为联盟愈是重在现状的维持，那么，他的维系力也就愈弱之。
反之，假使同盟各国的势力，如果愈能希望达到其确定百真实的扩张目的，那么，这势力也就愈强；因为这种同盟，他的力不在于防卫方面而在于进攻在缘故。
各处的人士，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能认识清楚的，而独那班所谓“专家们，”竟会得不知道。
当时做参谋本部上校的卢登都夫(Ludendorff)会在一九一二年的他的备忘录中，指出了这种的弱点。
自然，对于这事，“政治家”是不肯承认他的价值和重要的。
在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大战，由奥地利间接爆发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战争，这真是德国的大幸，要是这欧洲首先发难于德国，那么，德意志势必孤立百无援。
德奥间的关系，使德国丧失盟能给予的最好希望。
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国和俄国甚至德国和意大利的局势，也反而日趋紧张了。
罗马用了了的情感来袒护德国，这已成为普通的一象，然而反奥的情绪，却又深入各国意大利人的心中，不时会爆发出来。
我在常常叙集的小团体中，明言着我深信我方和一个必遭毁灭的中家来签订不幸的盟约，这种盟约，如果不是及时取消，势必要使德国陷入崩溃。
除非德国设法来及时解除。
当大战正十分势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时候，合理和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静的头脑来考虑事实的人，也不免为势情所激动，但我抱这个信念，坚如金石，不敢有片时的随便。
就是我在前结的时候，只要碰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定要发抒我的意见。
我的意思，为日耳曼的民族计，对于盟约的取消，能够愈快愈妙，如果能够因此百减少了敌人的数目，那么把哈普斯堡王朝牺牲了，和德国也并不损失的。
因为数百万戴着钢盔的健儿，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救日耳曼的民族，并不是在维持一个衰老的王朝。
在欧战之前的有一时期，至少有一部分的将士，对于这个正在进行的联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经多少起了一些怀疑。
而德国的保守派方面也常常警告着当局不要地于信赖联盟，但是，终于忠言逆耳，把这警告置之不理。
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走进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有限的，且而又不须作任何的牺牲。
在这时候，一般所谓“专家们”者，恰如哈梅恩(Hameln)地方的捕鼠者，诱导着无辜的民族直趋灭亡，而那班“非专家们”者又复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而一无结果。
德国的专门技术以及在工业上很快的进展，还有德国的在贸易上也获得了胜利，逐使他们忘却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这情形的所以，便是国家强盛，才能达此。
但是许多人士，反而进而宣布其信念，以为国家的根本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国家的生命，实在是有赖于工商业的发达的。
必须要用经济学的法则去加以管理，俾使商业成为国家的生存的基础，而且社这产业成为一切条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国家对于任何具体的经济概念或是经济发展，实在是毫不相关的，国家并不是一种产业的代表集团，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在某一时期谋实现各种经济的标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和情感的社会组织，藉以增进并保持这特殊的社会，以实现上天为人类所指定的命运。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意义和目的。
从空间方面来说，犹太国家是没有界限制的，但是，他的种族观念是有限的，所以这一个民族；常在某一个国家之内自成一国。
这一个国家，以“宗教”信仰作为标榜，借此而获得亚利安人对于一切宗教信仰的宽待，这实在是一种发明出来的最狡猾的手段，西摩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种以保存犹太种族的一种教义。
所以，凡是和该教发生关系的知识，不论其为社会、政治、经济，差不多完全给入这教义中去?
德国每在政治势力有着进展的时候，商业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们只知唯利是图。在道德沦亡的时候，那么，国家必定再陷入山崩溃，商业因此也跟着衰败了。
假使我们自己来问一下自己，建设和维持国家的势力在那里?
干脆的说，就是牺牲个人去为实会谋福利的勇务和决心而已。
这种美德，显然是和经济毫无关系的；因为世人甘心为理想而去牺牲是有的，但是甘心为产业而去牺牲的，那就从来没有听到过。
英吉利人在实现一种民族斗争的理想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的心灵的过人的地方。
比如，我们只知道为了面包而每天奋斗，但是，英国人便为“自由”而去奋斗。
他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英国人本知的自由，而是为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
这些，德国人大都以为这是可耻的，因而便生出了愤怒。由此，就可以证明在大战之前德国的所谓“政略”者，其轻率愚钝是怎样了。
我国德国人对于使民众甘心为奋斗而肯牺牲的力量，可以说是毫不知悉。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德国人确实自信他们是为民理想而战争，所以常可立于不败之地；直到他们后来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战争系为面包而战的时候，他们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战争了。
然而，我们的聪明的“政治家，”他们对于民情的转变，也会表示着发的惊异。
在战前，他们以为靠了贸易的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纵世界，或是进而征服世界，这种信仰，已经成为梦想；这很可以见到一个国家所谓以建设而维持的真实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显然易见的意志力和建树事业的决心，都已经丧失无余了。
根据自然法则而直接产生的结果，便是这次世界大战以及跟了大战而来的各种影响。
我现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诸问题，就我对于一九一二——一四年德国联盟政策和经济政策所抱的凶解和立场来加以评论，我觉得这一个谜团的解决，是由一种势力在为之作转移的，而这势力，便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会上另一观点所认识的，便是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以及它的组织的效力。
我在这时候就开始加以考虑，就是究竟采取那一种手段，才能克服了这种世界的流行病。
我曾经把毕士麦特种立法的目的，奋斗和成功加以研过。
这种研究，使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趋坚定，因此，我对于本问题的意见，便不想有所变更了。
然而，我对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犹太教的关系，也会加以深切的研究过的。
一九一三——一四年，我曾经把这种信念公之于各团体——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现在还是忠心于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t)运动的!
我确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发展，必须要把马克斯议与以剂除才行。
德国民族内部的衰微，并不是始于现在，不过因为对于危害他们生存的祸首，他们好像是对于人身上的病源，不会知道清楚。
他们虽然也会对这种病源施以治疗。但是因为常常把病微误认为病源。
德国人因为在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这件事，所以，又对马克斯主义的斗争，就成为等于庸医的把药物乱投了。
第五章 世界大战
当我在年青气盛的时代，最使我忧虑的，不快的，便是在这没落的时代，受着万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国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经波平浪静，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经进入于：国际的和平竞争”了。
换句话说：就是彼此间互相用欺诈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国的政府，开始注意于互相倾轧的企业以及互相夺取主顾和契约，他们不惜用了千方百计，大家互相利用，于是一片喧嚣的声音，便就充满于全世界了。
这种的发展，不但继续进行而永无底止，并且好像已经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赞许，将一举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极大的货栈似的。
在这宏大的货栈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职员，都有他们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为什么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于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的前后呢?
因为在当时的人，除了从事于“商业”之外，还有一些相当的价值可言。
当法兰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传到了慕尼黑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屋子内，对于这事变的情节，仅有一些模糊的听闻，)起初，我以为这次的暗杀事件，或许是德国的学生所做的。
因为他们深恨奥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来铲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变的结果怎样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对于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
当时还可以把这种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释，而求得全世界谅解呢!
不久，知道了凶手的姓名，系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我乃对于这不可测的命运的报复，感觉到有些悚然而惧了。
斯拉夫人的挚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疯狂者的枪下已经做了牺牲者了。
对于维也纳政府所发出的最后通谋的形式和内容，在现在，世人还是有着许多的责难，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处在同样的境地，未有不是这样来举动一下的。
在奥地利的南境，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时时对奥国的皇室放出了挑战的态度，待到时候一到，必须要使这奥地利帝国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这件惨祸必须要实现的。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奥地利帝国或许不会的切实抵抗的能力。
近年来奥国的安危。完全对之于老皇法兰西斯·约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众的眼光来观察，老皇的死，等于国家的自知的覆灭。
世人大都以为这次大战或许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战祸的发生归处于维也纳政府，这实在不是公平的论调。
因为这次的战争终不可避免，至多延缓了一两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奥两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无可避免的一天，还是常常想多方延缓，直到最后关头，被迫而不得不战，那时候的时机已属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湾省维持和平，那么，战争一起，时机将更陷于不利，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已经有多年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动着德俄的开战，而中央党；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对于国家大计，大抵以奥匈帝国不转移。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所以结果也不得不忍受。
祸变的来临，势所必然，这是无法可以避免的。
德国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只知道维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开战的良机，而且再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联盟所牵制，最后也终成为世界协约国的牺牲品了。
这名义上虽称为世界协约国，实际是反对保持世界和平而决心造成世界大战的。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不是强迫民众去参加的，实在是全国上下所切望的，国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个段落。
这就是德国二百万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从军，甘心作猛烈的争斗，而且在国旗之下，甘愿洒最后的一滴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一个争自由的战争爆发了，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刚旬听到了暗杀的消息，我们脑海里立即发生了两种感想：一是战争无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须维持聪明。
因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国为了联盟的缘故，也许会有一天被卷入击突的漩涡，这击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奥国，奥国因为内部的政治关系，竟无法来实行援助同盟国的充分决心。
对于战争，不论这个老大帝国愿不愿，然而已经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击突的态度，我个人对之十分明白。
我以为这种击突，并不是奥地利为要惩罚塞尔维亚而战，实在是德意志为着生存而战，换句话说，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战。
德国人必须要步着毕士麦的后尘，现在的少年德国，对于过去的祖先，他们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仍旧应该努力保持着。
倘使这战争而获得胜利的话，那我日耳曼人能够靠了自己的势力而再在列强间占得一个地位，因为日耳曼帝国是节衣缩食来一战，那是决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请国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准许我服么于波维利亚的军队中，那时候内阁的国务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请第二天就批准了，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便在这时期开始了。这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
过去的一切事迹，如果和这次激烈的斗争相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当年我民族勇猛战争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够使我来参加这次的战么为幸。
战争年复一年的继续着，战争的毫情，也就一变而为恐怖了。
大家爱国的热忱，慢慢地冷却下来，光荣的幻想，已经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这时每一个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两件事在击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这种击突，在我已成为过去。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起初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常常兴高采烈呼喊欢笑，现在一变而为沉静坚决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青年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练的战士。
这种变化，整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军经过了长期的战阵，已经老练坚强，凡在这次战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这时候，军队的优劣，始能加以判断。
在两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断的战争，我们以寡敌众，以弱小敌强，备尝着铠渴劳顿，——要估量我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
虽然在几千年之后谈起了勇敢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不念及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德国的灰色钢盔，不畏缩，不规避，将成为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纪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当会念到这些军人更为国家的健儿。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政治并不注意，可是有关于影响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们军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了。
马克斯主义的被人认为正确，这些，我对之十分愤慨。
马克斯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马克斯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斯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人，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居然老着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发现了复兴民主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W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制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秩序和安宁”，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一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的缘故。
第六章 战争宣传
当我注意于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时候，常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
据我看来马克斯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到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尤以吕格勒时代为然)用一种赏鉴艺术的性质来运用这种工具，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
我们会有过什么宣传吗?
唉!我仅能回一句：“没有。”
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开始便失妥而且方针错误，因之不但毫无应效，并且有时还反足为害。
我们如果对于德国的战争宣传，作一系统的考察，就可以确信他外表的虚弱与内心的谬误了。
宣传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一个基本问题，甚而至于土我们还不能弄清楚。
宣传是一种手段，而且必须根据其所宣传的目的而评判的。
这一种手段，必须要妥为规划，使目的获得适当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变动，所以宣传的要素，也就随之而变动，以期和目的相言办，这是十分显然的。
大战正当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所奋斗的目的，便是人类想像中极尊贵而又极迫切的。
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将来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荣。
至于说到人道问题，毛奇(Moltke)曾经说过：“战争最要紧的便是在使战事早些结束，而最能达到目的的，便是最残酷的方法。
在战争中的宣传，便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次大战，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奋斗，所以宣传仅能根据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原则。
就是最残酷的武器，如果用后可以早获胜利，那么，对于人道的原则仍是不悖的。
我们对于这种生死的战争中，对于战争宣传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过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够明白了上述的各点，那对于这种武器的方式和运用，当然不致踌躇不决，莫衷一是：因为宣传不过为一种武器而已——若是这种武器落在一个善用这种武器的人的手中，这武器真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到知识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们要使接受宣传的人数愈多，那么宣传的知识标准，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在使全国都受到影响——例如要使战事贯彻到底的宣传——那就愿当极端的当心，必须避免陈义的过高。
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力极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们又是大都健忘的。
这样，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数点，而用标语的形式来宣传，务期每个人都能知道任何标语的命意。
要是牵涉过多，而一不顾此项的原是，那么宣传的效力，反而易于涣散，因为人民对于所宣传的事，实在不能去融会或是记忆的缘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敌尽量给以滑稽的描写，像德奥滑稽报纸所用的一种宣传方法，实在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我军有一天实行和敌人肉搏的时候，那么，他们所获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会遭受到一种惨报；
德国的军士，亲见到敌人抵抗力的时候，他们觉悟到被那些虚构事实的人所欺骗了，这不但不能增强，而且不能保持其敌气同仇的心理，结果是德国的士兵，就在这错误的宣传之下惨败了。
反过来，英美各国他们对于战争宣传，在心理上说是正确的，他们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国人是一种斐族，为匈奴，而且使每一个士兵，对于战争的恐怖，早已具有准备，所以临阵而不会沮丧，他们在前线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过是证明了他们所听到的不错而已，因而相信他们本国政府的言论是真确的，同时也增加其对于敌人的愤恨。
他们的宣传是这样的，所以英国的士兵，对于从本国所传到的消息，从不感觉到虚实，而德国的士兵，竟把国内消息看作纯粹的虚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张广告，要宣传一种新制的肥皂，它的宣传方法，盛赞着别的肥皂的很好，那么，我们对此广告将怎样?只是摇首叹息而已。
所以当讨论到战争发生的责任问题的时候，说德国对于战祸的爆发，也应该来负一部分的责任。这实在是根本错误的，而正常的办法，就是应该把大战责任完全加到敌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实不大符合，也要把它当做真实的情形来看待。
因为，敌我两方违法行动的界线，并不是一般群众所能辨别的。
大多数的国民，他们的性质和见解，极类女性，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情感支配者实多于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这种情感，并不复杂，而且是很单纯的。
他们的变化不多：不是积极便是消极，不是爱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谎言，永不会是非各半的。
英国的宣传，便是善于这种的事实。
所以在英国，绝没有模棱两可的而引人误会的措辞的。
英国对于群众情感的幼稚，已经能有彻底的了解了，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恐怖的宣传，十分投合战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线的士兵，就是在惨败的时候，也仍能保持着他们作战的勇气；
再宣传说德国人是大战的唯一戎首，这种卑污无耻的谎语，以及他们宣传的方法，实在早已计及到群众天赋的情感和极端性，所以能够获得了国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变，不应该去改变了宣传所要实现的要点，它的目的，胯应始终如一。
标语固不妨从多方面来加解释，但是无论怎样的解释，应该和标语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传的功效得到切实一致，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论是商业上或是政治上的广告，其能获得成功，都是因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宜传方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敌人的宣传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以民众为唯一的对象，并且还坚持而不懈的进行着。
在大战的全期之中，他都应用其最初认为正确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来，好像是强词夺理，谬妄无稽；继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结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战终止了，德国爆发了革命，而革命的口号，实在是发源于敌人的战争宣传。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所明白的，就是这种斗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获得成功，苟若获得了成功，那便是能获得厚大的报酬。
宣传，在他们看来，这在是一种无上的武器，可是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是失意政客谋生的末路，以及无名英雄栖身的微职。
总之我们的宣传，成效终也真等于零。
(未完待续)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
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 Bavaria)的那种情况。
此地在各方面都和我有一种亲密之感。
我和这地方的关系的深切，实在远过于世界的其它各地；因为，这地方和我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缘故．
联盟的赞成者，在奥地利仅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赞成，就是出于强迫计划；日耳曼人的赞成，是轻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缘故。
由于轻信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想藉三国联盟(Tripple Alliance)来谋日耳曼帝国的强盛和稳固；由于不明白政治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想像和事实不符，他们的所为，实在不过是日耳曼帝国，附着在一个国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结果必使他们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况且联盟能够使奥地利慢慢地脱离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为哈普斯堡皇胄既是相信和帝国联盟之后，便可不受帝国的干涉——不幸，这一点真是凶到的很对——所以他们不难把日耳曼人在国人的势力逐渐消灭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而且也很无须成虑到德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议，这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观点，素来以“客观”态度著名的，他们对付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赁藉联盟来抑制反对，无论任何坚决的呼吁，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别可耻的祖护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联盟的口实而给予制止。假使我们对于历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过精密的研究，那么，决不会有人能够相信意大利和奥地利会站在同一战线上作共同的奋斗的。
假使不论那一个政府竞能敢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奥为敌，)那么，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将如火山的爆发了。
当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常常见到意大利对于奥国有关热烈的轻宙和无限的仇视。几百年来，哈普斯堡皇室为反对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
即使想忘掉，实在也有所不可能，何况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无意于忘掉呢!
所以，为意大利的利害计，对付奥地利唯有两条路，便是联盟或是开战。
意大利人是很从容的选择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准备后者了。
德国的联盟政策，是既无意义而又多危险的，况且奥俄的关系，又是正日趋于用武力来解决的时候。
到底为了什么而缔结同盟呢?这不过是趁国家尚能有着自主约的机会的时候，来保障国家的前途而已。
所谓国家的前途，又不过是使日耳曼民族继续生存的问题而已。
德国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人，来养活这些新增人口的困难，自然是与年俱增的。
除非我们未雨绸缪而先来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么，结果是必定会使其祸殃的。
要替这些繁殖的人口来找工作和面包；不外是两条路，就是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政策。
这两条了路，都会有过种处的考虑、研究、建议及辩论、。
但是，都被各种理由来推翻了，最后才决定采取第二条路。
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因为获得新领土以及容纳过剩的人口，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将来为更甚。
现在领土政策唯一的希望，只是限于欧洲一地，不能扩充于喀麦隆(Cameroons)等的地方去。
我国东际的两处边际及领土的范围，都是由奋斗而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为生存百奋斗的决心，那是不得不感谢的。
我们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的缘故，也是完全靠着这一个决心而成功的。
这种解决的方法，所以正确而合理。
还有另外的理由：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大都像倒置着的金字塔，因为他们在欧洲的基础，比了他们对殖民地才国外贸易的各种负担，真像头重脚轻的样子，简直可笑之至!我们可以说，顶在欧洲，到底则散在世界各地，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的奠基于本济而顶则和地球各处相接触的情形显然相反。
所以美国内部的实力非常雄厚，而欧洲诸殖民地的国家是大都比较起来显示出衰弱来了。
这种时期的例子，就是英国也不能作为反证，因为我们常易忘却那盎格罗撤逊世界和不列颠帝国关系中的真实性。
英国仅因他的语言文化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相同，所以英国不能和欧洲的其他各国相提并论。
所以德国要想实一健全的领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欧洲的本部能够获取新的领土，假使殖民地不适宜于移殖大批的欧洲人，那么殖民地也是毫无用处的。
在十九世纪，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获得殖民地，已属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要想实一这种殖民政策，只有出之于坚苦奋斗的一条路；但是，这种奋斗，是在谋取大陆上和本国邻近的领土，而不是欧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为适当的。
这一个政策，想要使它实现，在欧洲唯一可能的联盟只一个英国。
如果我们德国再来实行侵略，只有英国才是能够做我们的后盾的。
我们有权来实行行为，实在不逊于我们的祖先。
我国的和平主义者，坐享着东方的产物而不稍踌躇，不知最初开辟东方的工具，就是刀剑呢?
我们应该惜任何重大的牺牲，去获取英国的好感。
所谓牺牲，便是放弃殖民地和海上霸权，并且再避免因了我们的商业竞争而妨碍到了英国的实业。
英国在有一时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的表示，因为基国他也很明白德国为丁人口的增殖，必须谋得一个解决，这个解决的方法，或借助于英国而在欧洲谋得解决，或是无须英国的帮助力，在别处地方自己去谋解决。
十九世纪末，基国谋和德国亲善，实在就是了于这种的感情。
但是，德国人大都以为此举是徒供英国的利用，所以均觉不安，像一朝缔结了联盟，不必用互惠来作基础的!
实在，根掠于互惠的原则，德国对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顺利的进行。
我们必须要知道，基国的外交政策很是机巧，假使我们不把实惠来给他，他是决不能加惠于我的。
我们且试想，倘使德国能用灵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国联盟，像一九○四年日本的所为，那么，他影响于德国的，我们很难加以估计了。
也许世界大战不致爆发了．
但是，这种政策竟没有被采行。
然而发展工业和世界贸易，扩张海权及殖民地，这些仍是可能的。
如果要实行要欧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联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贸易政策，那唯有联俄反英。
德国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立刻当机立断，决定和奥国的绝交。
百他们采用“在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这势必把他们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远的破坏了。
当许多意外的威协，不时从英国来的时候，他们也许还莫名其妙哩!
最后，他们虽然决心建造一个船队，但是，他们的目的不要攻吉英国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经济上的和平征服世界。”。
所以，他们不仅对于战船的数量有所限制，就是各船的吨数及其军备，也是限制着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着他们的最后目的，还是在于“和平”
“在经济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国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这实在是最愚笨不过的事，然而，他们竟援引英国来证明实行这种原则的可能，这实在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国的大学教授他们所讲授历史的理论所留下的害处是没法可以补救的，这适足证明读历史只读百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这情形是随处都是的，这种理论，就是在英国方面，也已遭受了驳斥，这是他们所不能不承认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国，他们预备以武力作经济的后盾，而且在征服之后，再以残酷的手段来之维持这种行为的实使者，实莫过于英国。
英国向来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势力去获得经济的利益，于是立刻使经济的利益一变百为政治势力吗?所以，如果说基国太怯懦，不敢为了保障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错误的。
英国没有国民军的事实，这也不足为反证；因为一国的要点，并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国所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
英国时时具有他所必需的军备。
英国在战争的时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来获得的胜利。
如在役兵有用的时候，英国便以役兵来应；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须有重大的牺牲方能获得的胜利的时候，英国也就不惜用他全国的最优秀的分子来应战；他的在战争时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挠的作战行为，那是无处不具备的。
在德国，常把学校，刊物，以及滑稽报纸等来做宣传，宣传着谬误的英国人的生活及其帝国，使德国人养成一种观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竞使德国人对于英国人，加以轻视，这种廖误的观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于是德国人的心目这中林家都认基国人是一种狡猾诈而怯懦的商人了。
(要知道一个庞大的英国，决不是徒靠诡计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结而维系的，但是我国的那些肖头教授，他们是从不会了解到这—点的。
这种错误的观念，有少数付之纠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对这些少数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社，便是遭受抑制。
当两对垒于法兰德斯(Flanders)的时候，我们武装同志那种警惶失措的状态，我还是历历在目的十分清楚。
交呀不到数日。国人便立刻觉悟到苏格兰人确实不和国央的滑稽报章及报告中所描写的形态了。
我要这个时候，于是使对宣传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宣传，对于前面所说的荒谬观念，自然有着便利的地方，他们可以援引实例——不管这例子的错误是怎样——来证明“世界的经济征服”是正当的。
凡是基国人所以能够成功的，我们德国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为我们的诚实——不像英国人的这样缺乏信义——又可认为是我们的特长。
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国人的诚，去使小国归附而大国信赖。
三国联盟的价值，就心理方面来说，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为联盟愈是重在现状的维持，那么，他的维系力也就愈弱之。
反之，假使同盟各国的势力，如果愈能希望达到其确定百真实的扩张目的，那么，这势力也就愈强；因为这种同盟，他的力不在于防卫方面而在于进攻在缘故。
各处的人士，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能认识清楚的，而独那班所谓“专家们，”竟会得不知道。
当时做参谋本部上校的卢登都夫(Ludendorff)会在一九一二年的他的备忘录中，指出了这种的弱点。
自然，对于这事，“政治家”是不肯承认他的价值和重要的。
在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大战，由奥地利间接爆发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战争，这真是德国的大幸，要是这欧洲首先发难于德国，那么，德意志势必孤立百无援。
德奥间的关系，使德国丧失盟能给予的最好希望。
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国和俄国甚至德国和意大利的局势，也反而日趋紧张了。
罗马用了了的情感来袒护德国，这已成为普通的一象，然而反奥的情绪，却又深入各国意大利人的心中，不时会爆发出来。
我在常常叙集的小团体中，明言着我深信我方和一个必遭毁灭的中家来签订不幸的盟约，这种盟约，如果不是及时取消，势必要使德国陷入崩溃。
除非德国设法来及时解除。
当大战正十分势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时候，合理和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静的头脑来考虑事实的人，也不免为势情所激动，但我抱这个信念，坚如金石，不敢有片时的随便。
就是我在前结的时候，只要碰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定要发抒我的意见。
我的意思，为日耳曼的民族计，对于盟约的取消，能够愈快愈妙，如果能够因此百减少了敌人的数目，那么把哈普斯堡王朝牺牲了，和德国也并不损失的。
因为数百万戴着钢盔的健儿，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救日耳曼的民族，并不是在维持一个衰老的王朝。
在欧战之前的有一时期，至少有一部分的将士，对于这个正在进行的联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经多少起了一些怀疑。
而德国的保守派方面也常常警告着当局不要地于信赖联盟，但是，终于忠言逆耳，把这警告置之不理。
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走进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有限的，且而又不须作任何的牺牲。
在这时候，一般所谓“专家们”者，恰如哈梅恩(Hameln)地方的捕鼠者，诱导着无辜的民族直趋灭亡，而那班“非专家们”者又复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而一无结果。
德国的专门技术以及在工业上很快的进展，还有德国的在贸易上也获得了胜利，逐使他们忘却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这情形的所以，便是国家强盛，才能达此。
但是许多人士，反而进而宣布其信念，以为国家的根本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国家的生命，实在是有赖于工商业的发达的。
必须要用经济学的法则去加以管理，俾使商业成为国家的生存的基础，而且社这产业成为一切条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国家对于任何具体的经济概念或是经济发展，实在是毫不相关的，国家并不是一种产业的代表集团，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在某一时期谋实现各种经济的标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和情感的社会组织，藉以增进并保持这特殊的社会，以实现上天为人类所指定的命运。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意义和目的。
从空间方面来说，犹太国家是没有界限制的，但是，他的种族观念是有限的，所以这一个民族；常在某一个国家之内自成一国。
这一个国家，以“宗教”信仰作为标榜，借此而获得亚利安人对于一切宗教信仰的宽待，这实在是一种发明出来的最狡猾的手段，西摩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种以保存犹太种族的一种教义。
所以，凡是和该教发生关系的知识，不论其为社会、政治、经济，差不多完全给入这教义中去?
德国每在政治势力有着进展的时候，商业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们只知唯利是图。在道德沦亡的时候，那么，国家必定再陷入山崩溃，商业因此也跟着衰败了。
假使我们自己来问一下自己，建设和维持国家的势力在那里?
干脆的说，就是牺牲个人去为实会谋福利的勇务和决心而已。
这种美德，显然是和经济毫无关系的；因为世人甘心为理想而去牺牲是有的，但是甘心为产业而去牺牲的，那就从来没有听到过。
英吉利人在实现一种民族斗争的理想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的心灵的过人的地方。
比如，我们只知道为了面包而每天奋斗，但是，英国人便为“自由”而去奋斗。
他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英国人本知的自由，而是为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
这些，德国人大都以为这是可耻的，因而便生出了愤怒。由此，就可以证明在大战之前德国的所谓“政略”者，其轻率愚钝是怎样了。
我国德国人对于使民众甘心为奋斗而肯牺牲的力量，可以说是毫不知悉。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德国人确实自信他们是为民理想而战争，所以常可立于不败之地；直到他们后来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战争系为面包而战的时候，他们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战争了。
然而，我们的聪明的“政治家，”他们对于民情的转变，也会表示着发的惊异。
在战前，他们以为靠了贸易的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纵世界，或是进而征服世界，这种信仰，已经成为梦想；这很可以见到一个国家所谓以建设而维持的真实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显然易见的意志力和建树事业的决心，都已经丧失无余了。
根据自然法则而直接产生的结果，便是这次世界大战以及跟了大战而来的各种影响。
我现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诸问题，就我对于一九一二——一四年德国联盟政策和经济政策所抱的凶解和立场来加以评论，我觉得这一个谜团的解决，是由一种势力在为之作转移的，而这势力，便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会上另一观点所认识的，便是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以及它的组织的效力。
我在这时候就开始加以考虑，就是究竟采取那一种手段，才能克服了这种世界的流行病。
我曾经把毕士麦特种立法的目的，奋斗和成功加以研过。
这种研究，使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趋坚定，因此，我对于本问题的意见，便不想有所变更了。
然而，我对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犹太教的关系，也会加以深切的研究过的。
一九一三——一四年，我曾经把这种信念公之于各团体——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现在还是忠心于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t)运动的!
我确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发展，必须要把马克斯议与以剂除才行。
德国民族内部的衰微，并不是始于现在，不过因为对于危害他们生存的祸首，他们好像是对于人身上的病源，不会知道清楚。
他们虽然也会对这种病源施以治疗。但是因为常常把病微误认为病源。
德国人因为在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这件事，所以，又对马克斯主义的斗争，就成为等于庸医的把药物乱投了。
第五章 世界大战
当我在年青气盛的时代，最使我忧虑的，不快的，便是在这没落的时代，受着万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国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经波平浪静，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经进入于：国际的和平竞争”了。
换句话说：就是彼此间互相用欺诈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国的政府，开始注意于互相倾轧的企业以及互相夺取主顾和契约，他们不惜用了千方百计，大家互相利用，于是一片喧嚣的声音，便就充满于全世界了。
这种的发展，不但继续进行而永无底止，并且好像已经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赞许，将一举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极大的货栈似的。
在这宏大的货栈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职员，都有他们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为什么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于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的前后呢?
因为在当时的人，除了从事于“商业”之外，还有一些相当的价值可言。
当法兰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传到了慕尼黑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屋子内，对于这事变的情节，仅有一些模糊的听闻，)起初，我以为这次的暗杀事件，或许是德国的学生所做的。
因为他们深恨奥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来铲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变的结果怎样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对于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
当时还可以把这种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释，而求得全世界谅解呢!
不久，知道了凶手的姓名，系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我乃对于这不可测的命运的报复，感觉到有些悚然而惧了。
斯拉夫人的挚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疯狂者的枪下已经做了牺牲者了。
对于维也纳政府所发出的最后通谋的形式和内容，在现在，世人还是有着许多的责难，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处在同样的境地，未有不是这样来举动一下的。
在奥地利的南境，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时时对奥国的皇室放出了挑战的态度，待到时候一到，必须要使这奥地利帝国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这件惨祸必须要实现的。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奥地利帝国或许不会的切实抵抗的能力。
近年来奥国的安危。完全对之于老皇法兰西斯·约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众的眼光来观察，老皇的死，等于国家的自知的覆灭。
世人大都以为这次大战或许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战祸的发生归处于维也纳政府，这实在不是公平的论调。
因为这次的战争终不可避免，至多延缓了一两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奥两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无可避免的一天，还是常常想多方延缓，直到最后关头，被迫而不得不战，那时候的时机已属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湾省维持和平，那么，战争一起，时机将更陷于不利，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已经有多年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动着德俄的开战，而中央党；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对于国家大计，大抵以奥匈帝国不转移。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所以结果也不得不忍受。
祸变的来临，势所必然，这是无法可以避免的。
德国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只知道维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开战的良机，而且再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联盟所牵制，最后也终成为世界协约国的牺牲品了。
这名义上虽称为世界协约国，实际是反对保持世界和平而决心造成世界大战的。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不是强迫民众去参加的，实在是全国上下所切望的，国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个段落。
这就是德国二百万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从军，甘心作猛烈的争斗，而且在国旗之下，甘愿洒最后的一滴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一个争自由的战争爆发了，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刚旬听到了暗杀的消息，我们脑海里立即发生了两种感想：一是战争无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须维持聪明。
因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国为了联盟的缘故，也许会有一天被卷入击突的漩涡，这击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奥国，奥国因为内部的政治关系，竟无法来实行援助同盟国的充分决心。
对于战争，不论这个老大帝国愿不愿，然而已经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击突的态度，我个人对之十分明白。
我以为这种击突，并不是奥地利为要惩罚塞尔维亚而战，实在是德意志为着生存而战，换句话说，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战。
德国人必须要步着毕士麦的后尘，现在的少年德国，对于过去的祖先，他们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仍旧应该努力保持着。
倘使这战争而获得胜利的话，那我日耳曼人能够靠了自己的势力而再在列强间占得一个地位，因为日耳曼帝国是节衣缩食来一战，那是决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请国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准许我服么于波维利亚的军队中，那时候内阁的国务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请第二天就批准了，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便在这时期开始了。这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
过去的一切事迹，如果和这次激烈的斗争相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当年我民族勇猛战争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够使我来参加这次的战么为幸。
战争年复一年的继续着，战争的毫情，也就一变而为恐怖了。
大家爱国的热忱，慢慢地冷却下来，光荣的幻想，已经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这时每一个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两件事在击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这种击突，在我已成为过去。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起初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常常兴高采烈呼喊欢笑，现在一变而为沉静坚决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青年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练的战士。
这种变化，整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军经过了长期的战阵，已经老练坚强，凡在这次战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这时候，军队的优劣，始能加以判断。
在两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断的战争，我们以寡敌众，以弱小敌强，备尝着铠渴劳顿，——要估量我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
虽然在几千年之后谈起了勇敢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不念及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德国的灰色钢盔，不畏缩，不规避，将成为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纪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当会念到这些军人更为国家的健儿。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政治并不注意，可是有关于影响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们军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了。
马克斯主义的被人认为正确，这些，我对之十分愤慨。
马克斯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马克斯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斯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人，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居然老着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发现了复兴民主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W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制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秩序和安宁”，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一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的缘故。
第六章 战争宣传
当我注意于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时候，常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
据我看来马克斯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到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尤以吕格勒时代为然)用一种赏鉴艺术的性质来运用这种工具，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
我们会有过什么宣传吗?
唉!我仅能回一句：“没有。”
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开始便失妥而且方针错误，因之不但毫无应效，并且有时还反足为害。
我们如果对于德国的战争宣传，作一系统的考察，就可以确信他外表的虚弱与内心的谬误了。
宣传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一个基本问题，甚而至于土我们还不能弄清楚。
宣传是一种手段，而且必须根据其所宣传的目的而评判的。
这一种手段，必须要妥为规划，使目的获得适当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变动，所以宣传的要素，也就随之而变动，以期和目的相言办，这是十分显然的。
大战正当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所奋斗的目的，便是人类想像中极尊贵而又极迫切的。
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将来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荣。
至于说到人道问题，毛奇(Moltke)曾经说过：“战争最要紧的便是在使战事早些结束，而最能达到目的的，便是最残酷的方法。
在战争中的宣传，便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次大战，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奋斗，所以宣传仅能根据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原则。
就是最残酷的武器，如果用后可以早获胜利，那么，对于人道的原则仍是不悖的。
我们对于这种生死的战争中，对于战争宣传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过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够明白了上述的各点，那对于这种武器的方式和运用，当然不致踌躇不决，莫衷一是：因为宣传不过为一种武器而已——若是这种武器落在一个善用这种武器的人的手中，这武器真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到知识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们要使接受宣传的人数愈多，那么宣传的知识标准，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在使全国都受到影响——例如要使战事贯彻到底的宣传——那就愿当极端的当心，必须避免陈义的过高。
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力极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们又是大都健忘的。
这样，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数点，而用标语的形式来宣传，务期每个人都能知道任何标语的命意。
要是牵涉过多，而一不顾此项的原是，那么宣传的效力，反而易于涣散，因为人民对于所宣传的事，实在不能去融会或是记忆的缘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敌尽量给以滑稽的描写，像德奥滑稽报纸所用的一种宣传方法，实在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我军有一天实行和敌人肉搏的时候，那么，他们所获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会遭受到一种惨报；
德国的军士，亲见到敌人抵抗力的时候，他们觉悟到被那些虚构事实的人所欺骗了，这不但不能增强，而且不能保持其敌气同仇的心理，结果是德国的士兵，就在这错误的宣传之下惨败了。
反过来，英美各国他们对于战争宣传，在心理上说是正确的，他们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国人是一种斐族，为匈奴，而且使每一个士兵，对于战争的恐怖，早已具有准备，所以临阵而不会沮丧，他们在前线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过是证明了他们所听到的不错而已，因而相信他们本国政府的言论是真确的，同时也增加其对于敌人的愤恨。
他们的宣传是这样的，所以英国的士兵，对于从本国所传到的消息，从不感觉到虚实，而德国的士兵，竟把国内消息看作纯粹的虚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张广告，要宣传一种新制的肥皂，它的宣传方法，盛赞着别的肥皂的很好，那么，我们对此广告将怎样?只是摇首叹息而已。
所以当讨论到战争发生的责任问题的时候，说德国对于战祸的爆发，也应该来负一部分的责任。这实在是根本错误的，而正常的办法，就是应该把大战责任完全加到敌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实不大符合，也要把它当做真实的情形来看待。
因为，敌我两方违法行动的界线，并不是一般群众所能辨别的。
大多数的国民，他们的性质和见解，极类女性，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情感支配者实多于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这种情感，并不复杂，而且是很单纯的。
他们的变化不多：不是积极便是消极，不是爱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谎言，永不会是非各半的。
英国的宣传，便是善于这种的事实。
所以在英国，绝没有模棱两可的而引人误会的措辞的。
英国对于群众情感的幼稚，已经能有彻底的了解了，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恐怖的宣传，十分投合战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线的士兵，就是在惨败的时候，也仍能保持着他们作战的勇气；
再宣传说德国人是大战的唯一戎首，这种卑污无耻的谎语，以及他们宣传的方法，实在早已计及到群众天赋的情感和极端性，所以能够获得了国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变，不应该去改变了宣传所要实现的要点，它的目的，胯应始终如一。
标语固不妨从多方面来加解释，但是无论怎样的解释，应该和标语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传的功效得到切实一致，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论是商业上或是政治上的广告，其能获得成功，都是因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宜传方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敌人的宣传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以民众为唯一的对象，并且还坚持而不懈的进行着。
在大战的全期之中，他都应用其最初认为正确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来，好像是强词夺理，谬妄无稽；继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结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战终止了，德国爆发了革命，而革命的口号，实在是发源于敌人的战争宣传。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所明白的，就是这种斗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获得成功，苟若获得了成功，那便是能获得厚大的报酬。
宣传，在他们看来，这在是一种无上的武器，可是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是失意政客谋生的末路，以及无名英雄栖身的微职。
总之我们的宣传，成效终也真等于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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