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 世界观和组织
我所要大概叙述的民族国家，决不是单单知道了他的必要条件，就可使它实现的．
也并不单单知道了它的表面的形态，就足以了事的。
民族国家的产生，实在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不能去静静等待现在那些损国的各政党自协的来改变他们的态度。
因为他们的真正领袖大都是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所以尤其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犹太人抱定了他们的目的，为对付这几百万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为势很大，而这班德国人又是大都昏庸怯弱，日趋灭亡。
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最的目的，都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凡是犹太人所领导的政党，除了犹主人的利益而奋斗以外，不再有别的企图，他们和亚利安民族的特性是毫不相同的。
如果我们要实现民族国家的理想，我们势必要抛弃了现在支配公众生活的势力，而另外去求取意志坚决足以为这种理想奋斗的新力量。
倘使我们的初步工作，不在创造民族国家的新观念，而在铲除现在犹太人观念，那么，目前的奋斗，这是无法避免的。
一种含有伟大的新原则的新主义，必须把严厉批评作为他们的最初的武器，至于被批评的个人对这批评有了怎样的厌恶，那是可以全不管的。
马克斯主义启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还抱有一种建设有雄心(虽然他们所建设的不过是犹太人垄断世界金融）然而，他们致力于攻讦已经有了七十年。
以后便开始他们的所谓“建设工作”。这工作是正当，自然，而且又合逻辑的。
世界观不但不许而且还不甘和其他各党为伍，它的唯我独尊的地位，依了他的新观念，去改造全部的公共生活。
因此，对于代表过去的状况的旧势力，世界观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
宗教也是这样。
基督教并不把建立他们本身的祭坦算是满足；必须要进而去破毁异教的祭坦。
但是这种狂热的排他性，能够创立了万古不磨的信仰，这就是该教存在的绝对的必要条件。
政党每容易妥协而世界观便不是这样。
党和他的政党嗟商条件，世办观便公然说他本身的正确无讹。
无论什么政党，在并始的时候，大都是抱独揽大权的希望的，所以大都是是具有若干世界观的成份的。
然而，因为他们的党纲贫乏，所以各党大都没世界观的英雄气概。
因为他们这样的愿意和人家妥协，所以各党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软弱无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决不能肯为主义而去奋斗的。
所以各党常常在开始的时候，就因了他身的懦弱而不有有所进展。
如果世界观不是罗致一批国内在当时算是最勇敢有实力的份子，叫他们来组成奋斗团体，那么他们的理想是决难实现的。
同时他们又须就世界的一般的现状中，去抽出某几种确定的世界理论，用了简明了的文字去表达出来，俾可作为新社会的信条纯粹是政治性质的政党，他的党纲，只在希望为将为的选举获得胜利着想，而世界的计划，那就直等于向现在的社会宣战；其实。这就是向现存的世界观实行宣战。
信仰世界观而愿意去奋斗的各个战士，对于领导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过程，那是用不到去完全了解。
譬如军队假使士兵们个个地有大将的才干，于军队是并没有什么大益处的，所以政治运动，如果“知识份子”的集团那么，他们对于世界观的维护，也必不会有什么的补益的。
因此政治运动，也是需用到思想简单的战士；因为没有这班人，那内部的纪律就不能有所整饬。
在本质上，倘使有一位具有大学问的领袖，舒畅是不会激于感表的群众受着他的指挥，那么，这组织的本身必定仍不巩固。
如果有一队有二是人的军队，他们的智力都相等那么他们的纪律，恐怕比了五百九十人智力较低而十人智力较高的另一队更难维持。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的军队是军官和兵士所组成的。
退伍的德国工人，做士兵；犹太人中的知识者则做军官。
民族观念要想使从现在的，空洞的希求中去产生，且能还获得显著的功效，那我们应该在宽泛的思想之中，去选出若干确定的主要的条文。
这样，那新运动的党纲，就可以草入少数的主要的条文当中，这条文一人虽只有二十五条。
这个目的，第五是在使局外人大家都能知道—些运动的大意。
这种党纲，有些像政治的条文，一半是向外宣传它的主义，还有一半是向内缔结公同的誓约，以便团结党员号召徒众。
我们所以把原则上正确的主义广泛地为加以宣布一上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坚持一种概念(即使和实际情形并不完全符合)为害较小，而公开讨论以前所认为不能更动的基本的原则，因而发生了极大的流弊，为害较大。
实在，当一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那是决不能有公开讨论的。
凡是重要的东西，不有外表上探讨的，必需求之地内在的意义，而这内在的意义，已经不能再有什么更改了。
我只有希望我党为着本身的利益计，必须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团结任何行为，用以保持那奋斗所必须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罗马公教是可以教训我们的。
罗马公教的全部教义，虽然有许多和科学研究是互相冲突的，——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冲突一然而教会的本身，它们决不肯牺牲了教义中的片言只字。
教会方面十分地明白，它的抵抗力并不在教义是否能够符合了当时的科学事实一实际上科学事实是时有的变动一而在坚执从前是所规定的教条，因为它们的教条，就大体而论，本来就足以表示他们信仰的要旨的。
因为这样，所以教会的地位比较从前更是巩固了。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把他们的二十五条党纲，认为是一种确立不移的基础。
不论现在在未来，我党同志的任务，不在批评或是更改这等的主要原则．而在坚持信奉，把自己和主义打成一片。
这新运动就是依照这主要原则而定名的，它的党纲，也是根据主要原则而草成的。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含在民族主义的意义的；同样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有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意义的。
倘使要把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完成，那么，不是绝对的深信这种思想不可。
民族社会主义，在权利和主义上，都应该有明确的宣布：凡是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范围以外，再有表示民族主义的观念的，那是他的基础大都是虚伪而不足相信的。
各种派系的派别一不管它是小组织也好大政党也好一大都喜欢把“民族义者’’为向人自命其实，这一个名词的由来，实在是受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否则，各种会系等等，甚至竟不能说出“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名词；这名词对于他们，实在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和他们的领袖，和这种思想无关。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是第一个和这名词发生一种重大意义的，而现在竟被众人所通用了。
我党的运动，从宣传工作方面，充分地证明民族主义的力量，因此，其他的政党，他们为了利益的驱使也来冒称说他们和我党的有着一样的志愿的。
第六章 初期的奋斗一演说的功效
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刚在开第一届大会，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
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开会一次，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
每一次开会，济济一堂，到会的有增无减，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议程，大都是先论“战争的罪恶”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在这个时候，慷慨激昂的演说，十分的适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那么这个民众大会，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
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群众每有起来辩沦的，说“那么布勒斯·里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条约又怎样呢?”群众叫嚣不已，扰攘，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
唉!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他们不知道，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不知道这种和约，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
马克斯党破坏工作，敌人的毒害宣传，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或者曾动用他们的智谋去启导了真理?然而他们并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战祸里的责任问题。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
当强有力的敌人．动用了他们诿惑的手段，去欺骗着群众，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那么，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自然易于受欺，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即使完全是虚幻的)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
最后一次，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对于南的罗尔(South Tyrol)问题竟张大其辞，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许多所谓“民族主义”的人物、政党和协会行等，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怎样做，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以糊里糊涂的就同声附和，赞助犹太人去反对一种蛆织，这种组织，在我们德国人遭此存亡关头的时候，都应该看怍是在这腐败社会中的一线曙光。
当那些没有国藉观念的犹太人纵慢慢地置我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为有所谓“爱国者”的朋友，竟愤然反对有勇气的人和制度，要知道这种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们是尽力图想脱离民族犹太人同盟的羁绊，要靠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反抗国际毒物的。
敌人对我们的辩论，有着他们的一定的争点，他们反对我们的要点，在他们的演说中，也再三的有着攻击我党主张的理由；从这种同样原辩论来看，已经足以显示出对方有着一贯的训练了。
事实上确也是这样现在我已发同了一种方法，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们的宣传失掉效力，而且还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这真是足以自豪的。
这样两年以后，我已经十分精于这一种技能了。
不论在什么时候，我每在演说之前，必定预先猜想在讨论中将在那种形工和性质的论辩发生，因此我在演词的前段，先把敌人的理由驳斥得使他体无完肤，这方法就是把对方一切可能认辩完全说了出来，来证明他们是虚妄。
而无价值的。
上面所说的，就是可以说明我在任教官的时候，第一次军队演讲凡尔赛和约时，为什么把讲题改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尔赛和约的比较”的缘故。
因为在第一次演后的讨论中，我就确切知道了他们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约的真相，因为他们早已受了他们党中有效的宣传的影响，便认该和约是世界上最可耻的压近行为一种。
成千万的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仅仅认为我们在布勤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恶所应得的果报，这种谬妄的见解，实因用谎言继续着欺罔民众而致此的。
于是他们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任何举动，都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痛恨这种举动。
因此，那可耻而又可怕的“赔偿”一词，便就能通行德国了。
我在演讲的时候，同时提出丁这两种和约，拿来互相比较，使大家明白那一种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种是反人道的，结果成绩很好。
在干百万听众的脑海里因此不再存有这种谎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们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谎言了。
这种集会，在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已经借此而慢慢地成为群众大会演说家了。
在容纳一千听众的大场中，应该需要的沈痛语调和姿势，我已经弄得十分的热了。
我们在最初几次的集会在桌子堆放着许多传单报纸及各种小册子，然而我们所赖靠的只是言词，因为心理的关系，只有言词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转变。
演说家可以时时受着听众指导，使他能够矫正他的演辞，因为他可以观察听众的面色，就能推测到听众是否对他的演辞能够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辞能否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于著作家，那是和读者并没有一面之缘，所以作家不能依当前听众来修饰他的词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来说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个演说家，他知道了听众对于他的演辞不有全领悟的时候，便应该作十分浅明的解释，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释的时候，审慎而很慢地说着，使那些知识最低的人也能够领会。
还有他如果知道听众对他的论辩有了怀疑，就应该另行举例证来反覆说明，并且把听众尚未说出来的反驳，先行说了出来，这样断续的做下去，直到最后的反对者，也从态度和面色上的表现显示信服时为止。
一切听众的成见，演说家往往用这方法去破除的。
因为他们的成见并不是起于是理智的认识而是起于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这种和性上的压恶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见，他的困难，比较去矫下由错误的知识则生出来的意见困难万倍!一种愚昧和错误观念，可以由教导而去铲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来的阻碍，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话，那只有靠站这种潜伏着的力量，然则这决不是著作家所能够负责的，只有演说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马克斯主义它所以对于群众能够有惊人的势力的缘故，这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阶级的是著作上面，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上面。
在十万个德国的工人当中晓得马克斯著作的人平均不会有一百人；而且曾经研究过马克斯的著作的人当中要算知识阶级一以犹太人为最一的人数比了真正拥护这种运动下层阶级多到有千倍该书的著作，目的并不是为了群众，而是纯粹为了征服世界的犹太机关中有的知识的领袖，至于煽动群众，那就应用另一种材料，就是报纸。
马克斯土义的报纸所以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同处，就是在这种地方。
马克斯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而小资产阶级报纸，那就爱用著作家去从事于煽动的工作。
演讲的时间对于演讲的效果，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同一的演说家，去演讲同一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不同．像在上午十点钟和下午三点钟，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会截然不同。
我在最初演讲的时候，常把时间排上午，我还记得在慕尼黑德国酒馆(Kind keller)的集会，是在上午十点钟举行的，题目是反对德国领土的被压迫”。可是所得的结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时我因此而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教训。
我自信在当时我和演词，并不比平时说得坏，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于零。
然在这次的集会中我获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可是我绝不把这一些当为满意。
以后我又试验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善于演讲的人，他要感动听众，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因为听众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决而反抗力也比较强的缘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光线暗淡，有着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烛等发出一种气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样的。
真是想不到的德国的知识阶级，他们认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较说家为优，这正和他们的茫然不识世务一样。
在某种民族主义的报纸上对于这种见解，曾经作过最有趣的说明，说著名的在演说家所刊行的演辞，使人见而失望。
我记得在战的时候，我见到一篇论文，对于当时英国军需大工臣罗易·乔治(Lloyd Gerorge)的演辞细细加分析，后来得到了一个绝妙结论；说这种演辞，徒然是表现了演讲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
我曾在一本小册子中他的演辞读过好几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国的读者，他们对于这种的心理杰作，足以感动社会的地方还不能明白，想到了禁不住表达着笑起来。
那些记者，对于演辞的批评，纯粹对他贫乏的智力所给给予的印象为断；要知道这一痊英国的大演说家，他确能利用演说来感动听众；感动了英国的下层阶级。
这样看起来，就是英国人的演辞是有着惊人的成绩，因为他们能够洞悉群众的心理；所以他们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
如果把前面所说的演辞和贝特曼·霍尔威史拙劣的演辞来比较一下；贝特曼·霍尔威克的演辞，虽然是长于说理，实在不过是证明他这一个人不能向群众来讲演的。
罗易·乔治的演辞的内容和形式能够博取捉众的信仰和悦服，就这一点来说罗易·乔治比较贝特曼·霍尔威克也只有远过而没有不及的。
他的演辞朴质无华，而且叙述明白，字句易解，举例浅显，处处地方足以证明这位英国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民众大会实是必要的，因为当一个人正要去参加一种新兴的运动，在没有去参加的时候，不免是畏缩的；可是一经到会，便可以从大会中去得到一种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能够使多数人增加声势，鼓起勇气。
这样，人个便慑服在“群众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万千人的志愿、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于每一个到会者的心灵之中。
凡是到会时有着怀疑态度的人，散会后必定意志坚定，他已成为团体中的一员了。
我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对这点是应该牢记勿忘的。
第七章 和共产党的奋斗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间。
我曾亲自去参加所谓资产阶级的各种集会。
因此我大略知道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者．然而我并不惊奇着他们的举动，因为我十分明白他们对于口头宣传不加重视的缘故。
我曾去参加过民主党德国国民党(German Nationalist)、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try)就是巴维利亚人民党(Baval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维利亚中央党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会。
其中使我立时加以注意的，便是听众一致。
到会的会场些纪律，也没有就全体而论很像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赌场，而不是从事于伟大事业的群众大会。
演说的人竭力保持着他们的镇静工夫。
他们背诵着满辞，大多数的人不把这演辞高声朗诵，极像报纸上精巧的论文或是学术的论文，他们避免去一切强烈的语调；演僻间有一二处温文儒雅的笑谑的穿插，引起了在演讲坛上人的轻微的一笑，这不过是联以助之仍不失绅士的那种态度，这样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全体大家都昏昏走是睡乡了。
于是就有了早退的脚步声，互相谈话声，以及一部分听众的呵欠声演讲完毕了主席领导听众，共同唱一支德国的爱国歌，于是散会。
一听众们拥挤不堪的奋斗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的上咖啡馆去。有的出去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反过来，我们民族社会党集会，绝不是“平静”的集会。
两种不同的世界互相对抗，在散会的时候，每致感激群众的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并不是唱了一只沉闷的爱国歌所能了事的。
我们的集会，有着严格的纪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从俾主席有着绝对的威权。
这件中是极关重要的。
在我们集会里常反对派来(共产党)参加，他们常常是地队而至的，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份子混入在内，他们各人的脸上，望去都呈现着“今夜我们要和你们决一下雌雄”的表情。
在这干钧一发的危险时候，唯有主席的魄力以及会场卫队的严厉的防卫，才能挫折了反对派的阴谋。
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捣乱，这是有因的。
我们在精密考虑了以后，决定采用揭贴包的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特地参加我们的集会一我们的用意，本来只是在离开他们一于是，我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我们的敌人，因此令“有阶级意识的晚间阶级”成群结队来参加我党的大会，以便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攻击我们“专制而的动的计划。”
在开会前的四十五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
他们好像是一只火药箱，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在事实每每不像这样，他们在到会的时候是敌人，到了散会的时候，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揣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身省，并且去要查一下他们的主义是不是正确。
以后，他们竞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罢!”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他们也不了司样改变方针的表示了。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因此，共产党的报纸突然改变他们的策略，在有一时期，他们竟把我们看作是人类的真正罪人。
该报屡次的撰述论文，宣布我们的罪状，他们尽量的造出种种谣言，存心来对我们陷害。
但是不久他们好像也深知这种攻击的完全无效；便在事实上适足以引起一般人对于我党的注意而已。
我党的集会为什么敌党还有来破坏?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领袖的怯懦的缘故。
凡是到了危急的时候，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大家都鹄立在会场的外面，静待事变的后果。
在当时，我们不得不自己来保持集会；我们决不能去依赖官厅；因为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官厅不但不能来为我们保护，而且加反帮助着那些捣乱份子呢。
官厅所擅长的手段，不外是把大家解散，这实在就是共产党捣乱。
因此，我们绝端的相信不论什么的大会，如果完全去依赖官厅来为他们作保护，那么他们领袖，决难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从前，往往有少数的同志，他们挺身而出，对咆哮凶恶的红色群众作壮烈的抗拒。
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数的同志以终必被敌方所打败。
其余同志，他们明知有三倍群众也必受伤，因此不敢冒险。
这是谁都知道的统治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祸国殃民，便是革命发生的唯一的原因。
在当今，虽然有着备德国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却同；仔准备牺牲的大好头颅。
我国德国的青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向他们说明他们所负使命的重大，并且再反复证明，假如人类的智慧要是没有武力来扶助保持，终必要陷入沦亡之途的。
温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
伟大的和平事业，必定要由武车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人不是动容的。
于是军事工程训练的观念对于他们觉得较有意味了他们都爱官僚，大家把军事训练成看成是一条畏途了。
我们且为看一下这班青年护勇敢的奋斗怎样!
他们像一群黄蜂，向着全场中的捣乱份子拼命猛卫，他们既不至少计较敌众，我寡，也不顾到伤害和流血的牺牲心里只是满怀着伟大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誓为我们的运动扫除障碍，一九二○年的夏天，我党维持秩序的军队有些像样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几队，每一队分为几小队。因为我们的集合的活动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促护的实力编制，实在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组织起军队来维持去场的秩序，目的是在解决—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党还没有党徵和党旗。
这种的标识缺乏了，这不不仅在当时是不便，就是将来也是不便的；因为既没有方法去表明党籍，而且将来我党的国际主义的党员斗争也没法来区别的。
我在幼年时代，曾由感情上去观察，知道这类的标记，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就认为标记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
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巾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
我深切的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
在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党，并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并没有党旗。
因为他们的党是由一些“爱国份子”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用帝国的国旅，
黑白红三包的旧帝国的国旗，现在已被那些所谓“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采用为党旗。
德国的国旗，不足以作为我党的象征，因为他所代表的德国。在将来或许要受尽耻辱，被马克斯主义所克服；而我党的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斯主义，所以我们不该去沿用旧的德国的国旗。
现在虽然还有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念及旧国旗的全盛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会在这国旗下作战，亲眼见别无数的生命死在这旗下，因此对之就和出了敬爱之心；可是照未来的奋斗来说，这旗是一无价值的。
这就是人们民族社会党认为旧国旗不能象征我们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为我们的志愿，并不在恢复污点很多的旧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有新精神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所做的运动，既是本着这意思去和马克斯主义斗．那么，党旗上自然应有代表新国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旧旗的国黑、白、红三色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以后，我便决定上最后形式：我党的党旗是在工祀之中有一个白圆，圆中再画上一个黑色的卐字。
再经过了多少次详细研究。
便决定旗和圆间的适当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细；这旗一直沿用到现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维持秩序的军队，也就制成了同样的臂带一红地，白圆，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的夏天，新党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经过了二年，吾党同志，已经有了几千了，于是组织人数人多的挺进队(Sturmanbteilunb)；这种为新世界奋斗的武力组织，应该有胜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军旗。
在那时候的慕尼黑，除马克斯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的书籍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一民族主义派的政党，那是更不足道了。慕泥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纳下五千人。每当我党集会的时候，拥挤不堪；所以我们常在找寻其他更大的场所。我们不曾集会的会堂，只有克罗纳戏院(Circus Krone)一处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国人的心里大感到不安。因为巴黎和约，依伦敦最后通牒的方式迫我国承认，照此和约德国应付赔款二干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惊人的事件德国竟没有一个大的政党来加以注意，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各党的联合会，他们虽然没有示威的计划。可是也没有决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该会决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询问这一天大会是不是举行，到底什么时候举行，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游移不定；不过说他们要邀集各团体在下星期三举行示威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自己起来负责领导示威运动，反对和约。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于十分钟之内写齐了标语，而且租定克罗纳戏院作为明天开会的会场。
在当时，这件事是一个惊人的冒险。因为在这样的一广大的会场之中，是否能够有相当的听众?我党的党员，能不能把这广大的会场填满?这确实是一个疑问；而且大会还有受人破坏的忧虑。不过我确切知道，一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我党将灰的长期奋斗中也必陷于不利。
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扰，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裁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
除了马克斯党主义的共产党外，其他的党用了汽车插旗而驰骋于街上的这还是创举。
我一走进会堂，立即就感到一种欣慰，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莱好士会堂第一集会时所感到一样。
当我从人群挤入登堂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我党胜利的全部情形。
因为在目前的会场上，已经被千万的听众所塞满了。
我的讲题是“前进或灭亡。”我一直演讲了二小时半。
在最初的半小时以且，我就感到这一次大会，一定要获得巨大的效果，事实上确也是如此．
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
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秩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时十五分钟。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舁出去。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孟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
挺进队的名称，实在是从这里来的。
他们个个都勇猛得像狼一样，每十个人或八个人为一组屡次向敌人的队中猛冲进，把敌人完全驱逐出会场外面去。
过了五分钟，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品质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现在做着我的私人秘书，以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奋勇进攻，只要能够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负重伤，仍是力战不却。
在会场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敌人，还在顽强抵抗。
这时候忽然有头枪弹从入口的地方向讲台飞来，一进就人声鼎沸了起来。
这种枪声，唤起了我们过去的战争的记忆，这是十分欣喜的事。
当时我不能辨认出开枪的是谁；可是只见我党青年的再接再励，再行进攻，终于把所有来捣乱的敌人完全逐到场外去了。
这件事共计费去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到底控制会场的还是我们。
这是主席赫尔曼·伊塞尔(Hermann Essetr)发言；“大会照常进行，请演讲者继续演讲。”于是我仍旧继续演讲。
大会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分张皇的巡长，他突然跑进会场。
摇着手高声大呼：“停止开会”我不禁觉得好笑，因为这是一套老例的官样文章。
那天晚上，我们所得的教训很多，然而我党的敌人，他们无法忘去他们所受的教训。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报(Mnncher Post)对于无产阶级捣乱的新闻竟是一字也不提。
我所要大概叙述的民族国家，决不是单单知道了他的必要条件，就可使它实现的．
也并不单单知道了它的表面的形态，就足以了事的。
民族国家的产生，实在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不能去静静等待现在那些损国的各政党自协的来改变他们的态度。
因为他们的真正领袖大都是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所以尤其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犹太人抱定了他们的目的，为对付这几百万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为势很大，而这班德国人又是大都昏庸怯弱，日趋灭亡。
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最的目的，都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凡是犹太人所领导的政党，除了犹主人的利益而奋斗以外，不再有别的企图，他们和亚利安民族的特性是毫不相同的。
如果我们要实现民族国家的理想，我们势必要抛弃了现在支配公众生活的势力，而另外去求取意志坚决足以为这种理想奋斗的新力量。
倘使我们的初步工作，不在创造民族国家的新观念，而在铲除现在犹太人观念，那么，目前的奋斗，这是无法避免的。
一种含有伟大的新原则的新主义，必须把严厉批评作为他们的最初的武器，至于被批评的个人对这批评有了怎样的厌恶，那是可以全不管的。
马克斯主义启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还抱有一种建设有雄心(虽然他们所建设的不过是犹太人垄断世界金融）然而，他们致力于攻讦已经有了七十年。
以后便开始他们的所谓“建设工作”。这工作是正当，自然，而且又合逻辑的。
世界观不但不许而且还不甘和其他各党为伍，它的唯我独尊的地位，依了他的新观念，去改造全部的公共生活。
因此，对于代表过去的状况的旧势力，世界观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
宗教也是这样。
基督教并不把建立他们本身的祭坦算是满足；必须要进而去破毁异教的祭坦。
但是这种狂热的排他性，能够创立了万古不磨的信仰，这就是该教存在的绝对的必要条件。
政党每容易妥协而世界观便不是这样。
党和他的政党嗟商条件，世办观便公然说他本身的正确无讹。
无论什么政党，在并始的时候，大都是抱独揽大权的希望的，所以大都是是具有若干世界观的成份的。
然而，因为他们的党纲贫乏，所以各党大都没世界观的英雄气概。
因为他们这样的愿意和人家妥协，所以各党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软弱无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决不能肯为主义而去奋斗的。
所以各党常常在开始的时候，就因了他身的懦弱而不有有所进展。
如果世界观不是罗致一批国内在当时算是最勇敢有实力的份子，叫他们来组成奋斗团体，那么他们的理想是决难实现的。
同时他们又须就世界的一般的现状中，去抽出某几种确定的世界理论，用了简明了的文字去表达出来，俾可作为新社会的信条纯粹是政治性质的政党，他的党纲，只在希望为将为的选举获得胜利着想，而世界的计划，那就直等于向现在的社会宣战；其实。这就是向现存的世界观实行宣战。
信仰世界观而愿意去奋斗的各个战士，对于领导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过程，那是用不到去完全了解。
譬如军队假使士兵们个个地有大将的才干，于军队是并没有什么大益处的，所以政治运动，如果“知识份子”的集团那么，他们对于世界观的维护，也必不会有什么的补益的。
因此政治运动，也是需用到思想简单的战士；因为没有这班人，那内部的纪律就不能有所整饬。
在本质上，倘使有一位具有大学问的领袖，舒畅是不会激于感表的群众受着他的指挥，那么，这组织的本身必定仍不巩固。
如果有一队有二是人的军队，他们的智力都相等那么他们的纪律，恐怕比了五百九十人智力较低而十人智力较高的另一队更难维持。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的军队是军官和兵士所组成的。
退伍的德国工人，做士兵；犹太人中的知识者则做军官。
民族观念要想使从现在的，空洞的希求中去产生，且能还获得显著的功效，那我们应该在宽泛的思想之中，去选出若干确定的主要的条文。
这样，那新运动的党纲，就可以草入少数的主要的条文当中，这条文一人虽只有二十五条。
这个目的，第五是在使局外人大家都能知道—些运动的大意。
这种党纲，有些像政治的条文，一半是向外宣传它的主义，还有一半是向内缔结公同的誓约，以便团结党员号召徒众。
我们所以把原则上正确的主义广泛地为加以宣布一上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坚持一种概念(即使和实际情形并不完全符合)为害较小，而公开讨论以前所认为不能更动的基本的原则，因而发生了极大的流弊，为害较大。
实在，当一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那是决不能有公开讨论的。
凡是重要的东西，不有外表上探讨的，必需求之地内在的意义，而这内在的意义，已经不能再有什么更改了。
我只有希望我党为着本身的利益计，必须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团结任何行为，用以保持那奋斗所必须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罗马公教是可以教训我们的。
罗马公教的全部教义，虽然有许多和科学研究是互相冲突的，——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冲突一然而教会的本身，它们决不肯牺牲了教义中的片言只字。
教会方面十分地明白，它的抵抗力并不在教义是否能够符合了当时的科学事实一实际上科学事实是时有的变动一而在坚执从前是所规定的教条，因为它们的教条，就大体而论，本来就足以表示他们信仰的要旨的。
因为这样，所以教会的地位比较从前更是巩固了。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把他们的二十五条党纲，认为是一种确立不移的基础。
不论现在在未来，我党同志的任务，不在批评或是更改这等的主要原则．而在坚持信奉，把自己和主义打成一片。
这新运动就是依照这主要原则而定名的，它的党纲，也是根据主要原则而草成的。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含在民族主义的意义的；同样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有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意义的。
倘使要把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完成，那么，不是绝对的深信这种思想不可。
民族社会主义，在权利和主义上，都应该有明确的宣布：凡是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范围以外，再有表示民族主义的观念的，那是他的基础大都是虚伪而不足相信的。
各种派系的派别一不管它是小组织也好大政党也好一大都喜欢把“民族义者’’为向人自命其实，这一个名词的由来，实在是受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否则，各种会系等等，甚至竟不能说出“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名词；这名词对于他们，实在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和他们的领袖，和这种思想无关。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是第一个和这名词发生一种重大意义的，而现在竟被众人所通用了。
我党的运动，从宣传工作方面，充分地证明民族主义的力量，因此，其他的政党，他们为了利益的驱使也来冒称说他们和我党的有着一样的志愿的。
第六章 初期的奋斗一演说的功效
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刚在开第一届大会，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
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开会一次，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
每一次开会，济济一堂，到会的有增无减，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议程，大都是先论“战争的罪恶”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在这个时候，慷慨激昂的演说，十分的适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那么这个民众大会，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
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群众每有起来辩沦的，说“那么布勒斯·里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条约又怎样呢?”群众叫嚣不已，扰攘，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
唉!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他们不知道，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不知道这种和约，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
马克斯党破坏工作，敌人的毒害宣传，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或者曾动用他们的智谋去启导了真理?然而他们并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战祸里的责任问题。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
当强有力的敌人．动用了他们诿惑的手段，去欺骗着群众，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那么，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自然易于受欺，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即使完全是虚幻的)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
最后一次，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对于南的罗尔(South Tyrol)问题竟张大其辞，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许多所谓“民族主义”的人物、政党和协会行等，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怎样做，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以糊里糊涂的就同声附和，赞助犹太人去反对一种蛆织，这种组织，在我们德国人遭此存亡关头的时候，都应该看怍是在这腐败社会中的一线曙光。
当那些没有国藉观念的犹太人纵慢慢地置我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为有所谓“爱国者”的朋友，竟愤然反对有勇气的人和制度，要知道这种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们是尽力图想脱离民族犹太人同盟的羁绊，要靠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反抗国际毒物的。
敌人对我们的辩论，有着他们的一定的争点，他们反对我们的要点，在他们的演说中，也再三的有着攻击我党主张的理由；从这种同样原辩论来看，已经足以显示出对方有着一贯的训练了。
事实上确也是这样现在我已发同了一种方法，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们的宣传失掉效力，而且还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这真是足以自豪的。
这样两年以后，我已经十分精于这一种技能了。
不论在什么时候，我每在演说之前，必定预先猜想在讨论中将在那种形工和性质的论辩发生，因此我在演词的前段，先把敌人的理由驳斥得使他体无完肤，这方法就是把对方一切可能认辩完全说了出来，来证明他们是虚妄。
而无价值的。
上面所说的，就是可以说明我在任教官的时候，第一次军队演讲凡尔赛和约时，为什么把讲题改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尔赛和约的比较”的缘故。
因为在第一次演后的讨论中，我就确切知道了他们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约的真相，因为他们早已受了他们党中有效的宣传的影响，便认该和约是世界上最可耻的压近行为一种。
成千万的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仅仅认为我们在布勤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恶所应得的果报，这种谬妄的见解，实因用谎言继续着欺罔民众而致此的。
于是他们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任何举动，都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痛恨这种举动。
因此，那可耻而又可怕的“赔偿”一词，便就能通行德国了。
我在演讲的时候，同时提出丁这两种和约，拿来互相比较，使大家明白那一种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种是反人道的，结果成绩很好。
在干百万听众的脑海里因此不再存有这种谎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们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谎言了。
这种集会，在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已经借此而慢慢地成为群众大会演说家了。
在容纳一千听众的大场中，应该需要的沈痛语调和姿势，我已经弄得十分的热了。
我们在最初几次的集会在桌子堆放着许多传单报纸及各种小册子，然而我们所赖靠的只是言词，因为心理的关系，只有言词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转变。
演说家可以时时受着听众指导，使他能够矫正他的演辞，因为他可以观察听众的面色，就能推测到听众是否对他的演辞能够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辞能否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于著作家，那是和读者并没有一面之缘，所以作家不能依当前听众来修饰他的词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来说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个演说家，他知道了听众对于他的演辞不有全领悟的时候，便应该作十分浅明的解释，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释的时候，审慎而很慢地说着，使那些知识最低的人也能够领会。
还有他如果知道听众对他的论辩有了怀疑，就应该另行举例证来反覆说明，并且把听众尚未说出来的反驳，先行说了出来，这样断续的做下去，直到最后的反对者，也从态度和面色上的表现显示信服时为止。
一切听众的成见，演说家往往用这方法去破除的。
因为他们的成见并不是起于是理智的认识而是起于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这种和性上的压恶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见，他的困难，比较去矫下由错误的知识则生出来的意见困难万倍!一种愚昧和错误观念，可以由教导而去铲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来的阻碍，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话，那只有靠站这种潜伏着的力量，然则这决不是著作家所能够负责的，只有演说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马克斯主义它所以对于群众能够有惊人的势力的缘故，这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阶级的是著作上面，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上面。
在十万个德国的工人当中晓得马克斯著作的人平均不会有一百人；而且曾经研究过马克斯的著作的人当中要算知识阶级一以犹太人为最一的人数比了真正拥护这种运动下层阶级多到有千倍该书的著作，目的并不是为了群众，而是纯粹为了征服世界的犹太机关中有的知识的领袖，至于煽动群众，那就应用另一种材料，就是报纸。
马克斯土义的报纸所以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同处，就是在这种地方。
马克斯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而小资产阶级报纸，那就爱用著作家去从事于煽动的工作。
演讲的时间对于演讲的效果，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同一的演说家，去演讲同一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不同．像在上午十点钟和下午三点钟，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会截然不同。
我在最初演讲的时候，常把时间排上午，我还记得在慕尼黑德国酒馆(Kind keller)的集会，是在上午十点钟举行的，题目是反对德国领土的被压迫”。可是所得的结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时我因此而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教训。
我自信在当时我和演词，并不比平时说得坏，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于零。
然在这次的集会中我获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可是我绝不把这一些当为满意。
以后我又试验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善于演讲的人，他要感动听众，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因为听众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决而反抗力也比较强的缘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光线暗淡，有着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烛等发出一种气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样的。
真是想不到的德国的知识阶级，他们认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较说家为优，这正和他们的茫然不识世务一样。
在某种民族主义的报纸上对于这种见解，曾经作过最有趣的说明，说著名的在演说家所刊行的演辞，使人见而失望。
我记得在战的时候，我见到一篇论文，对于当时英国军需大工臣罗易·乔治(Lloyd Gerorge)的演辞细细加分析，后来得到了一个绝妙结论；说这种演辞，徒然是表现了演讲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
我曾在一本小册子中他的演辞读过好几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国的读者，他们对于这种的心理杰作，足以感动社会的地方还不能明白，想到了禁不住表达着笑起来。
那些记者，对于演辞的批评，纯粹对他贫乏的智力所给给予的印象为断；要知道这一痊英国的大演说家，他确能利用演说来感动听众；感动了英国的下层阶级。
这样看起来，就是英国人的演辞是有着惊人的成绩，因为他们能够洞悉群众的心理；所以他们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
如果把前面所说的演辞和贝特曼·霍尔威史拙劣的演辞来比较一下；贝特曼·霍尔威克的演辞，虽然是长于说理，实在不过是证明他这一个人不能向群众来讲演的。
罗易·乔治的演辞的内容和形式能够博取捉众的信仰和悦服，就这一点来说罗易·乔治比较贝特曼·霍尔威克也只有远过而没有不及的。
他的演辞朴质无华，而且叙述明白，字句易解，举例浅显，处处地方足以证明这位英国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民众大会实是必要的，因为当一个人正要去参加一种新兴的运动，在没有去参加的时候，不免是畏缩的；可是一经到会，便可以从大会中去得到一种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能够使多数人增加声势，鼓起勇气。
这样，人个便慑服在“群众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万千人的志愿、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于每一个到会者的心灵之中。
凡是到会时有着怀疑态度的人，散会后必定意志坚定，他已成为团体中的一员了。
我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对这点是应该牢记勿忘的。
第七章 和共产党的奋斗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间。
我曾亲自去参加所谓资产阶级的各种集会。
因此我大略知道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者．然而我并不惊奇着他们的举动，因为我十分明白他们对于口头宣传不加重视的缘故。
我曾去参加过民主党德国国民党(German Nationalist)、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try)就是巴维利亚人民党(Baval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维利亚中央党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会。
其中使我立时加以注意的，便是听众一致。
到会的会场些纪律，也没有就全体而论很像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赌场，而不是从事于伟大事业的群众大会。
演说的人竭力保持着他们的镇静工夫。
他们背诵着满辞，大多数的人不把这演辞高声朗诵，极像报纸上精巧的论文或是学术的论文，他们避免去一切强烈的语调；演僻间有一二处温文儒雅的笑谑的穿插，引起了在演讲坛上人的轻微的一笑，这不过是联以助之仍不失绅士的那种态度，这样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全体大家都昏昏走是睡乡了。
于是就有了早退的脚步声，互相谈话声，以及一部分听众的呵欠声演讲完毕了主席领导听众，共同唱一支德国的爱国歌，于是散会。
一听众们拥挤不堪的奋斗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的上咖啡馆去。有的出去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反过来，我们民族社会党集会，绝不是“平静”的集会。
两种不同的世界互相对抗，在散会的时候，每致感激群众的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并不是唱了一只沉闷的爱国歌所能了事的。
我们的集会，有着严格的纪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从俾主席有着绝对的威权。
这件中是极关重要的。
在我们集会里常反对派来(共产党)参加，他们常常是地队而至的，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份子混入在内，他们各人的脸上，望去都呈现着“今夜我们要和你们决一下雌雄”的表情。
在这干钧一发的危险时候，唯有主席的魄力以及会场卫队的严厉的防卫，才能挫折了反对派的阴谋。
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捣乱，这是有因的。
我们在精密考虑了以后，决定采用揭贴包的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特地参加我们的集会一我们的用意，本来只是在离开他们一于是，我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我们的敌人，因此令“有阶级意识的晚间阶级”成群结队来参加我党的大会，以便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攻击我们“专制而的动的计划。”
在开会前的四十五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
他们好像是一只火药箱，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在事实每每不像这样，他们在到会的时候是敌人，到了散会的时候，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揣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身省，并且去要查一下他们的主义是不是正确。
以后，他们竞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罢!”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他们也不了司样改变方针的表示了。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因此，共产党的报纸突然改变他们的策略，在有一时期，他们竟把我们看作是人类的真正罪人。
该报屡次的撰述论文，宣布我们的罪状，他们尽量的造出种种谣言，存心来对我们陷害。
但是不久他们好像也深知这种攻击的完全无效；便在事实上适足以引起一般人对于我党的注意而已。
我党的集会为什么敌党还有来破坏?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领袖的怯懦的缘故。
凡是到了危急的时候，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大家都鹄立在会场的外面，静待事变的后果。
在当时，我们不得不自己来保持集会；我们决不能去依赖官厅；因为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官厅不但不能来为我们保护，而且加反帮助着那些捣乱份子呢。
官厅所擅长的手段，不外是把大家解散，这实在就是共产党捣乱。
因此，我们绝端的相信不论什么的大会，如果完全去依赖官厅来为他们作保护，那么他们领袖，决难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从前，往往有少数的同志，他们挺身而出，对咆哮凶恶的红色群众作壮烈的抗拒。
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数的同志以终必被敌方所打败。
其余同志，他们明知有三倍群众也必受伤，因此不敢冒险。
这是谁都知道的统治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祸国殃民，便是革命发生的唯一的原因。
在当今，虽然有着备德国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却同；仔准备牺牲的大好头颅。
我国德国的青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向他们说明他们所负使命的重大，并且再反复证明，假如人类的智慧要是没有武力来扶助保持，终必要陷入沦亡之途的。
温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
伟大的和平事业，必定要由武车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人不是动容的。
于是军事工程训练的观念对于他们觉得较有意味了他们都爱官僚，大家把军事训练成看成是一条畏途了。
我们且为看一下这班青年护勇敢的奋斗怎样!
他们像一群黄蜂，向着全场中的捣乱份子拼命猛卫，他们既不至少计较敌众，我寡，也不顾到伤害和流血的牺牲心里只是满怀着伟大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誓为我们的运动扫除障碍，一九二○年的夏天，我党维持秩序的军队有些像样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几队，每一队分为几小队。因为我们的集合的活动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促护的实力编制，实在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组织起军队来维持去场的秩序，目的是在解决—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党还没有党徵和党旗。
这种的标识缺乏了，这不不仅在当时是不便，就是将来也是不便的；因为既没有方法去表明党籍，而且将来我党的国际主义的党员斗争也没法来区别的。
我在幼年时代，曾由感情上去观察，知道这类的标记，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就认为标记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
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巾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
我深切的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
在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党，并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并没有党旗。
因为他们的党是由一些“爱国份子”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用帝国的国旅，
黑白红三包的旧帝国的国旗，现在已被那些所谓“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采用为党旗。
德国的国旗，不足以作为我党的象征，因为他所代表的德国。在将来或许要受尽耻辱，被马克斯主义所克服；而我党的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斯主义，所以我们不该去沿用旧的德国的国旗。
现在虽然还有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念及旧国旗的全盛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会在这国旗下作战，亲眼见别无数的生命死在这旗下，因此对之就和出了敬爱之心；可是照未来的奋斗来说，这旗是一无价值的。
这就是人们民族社会党认为旧国旗不能象征我们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为我们的志愿，并不在恢复污点很多的旧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有新精神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所做的运动，既是本着这意思去和马克斯主义斗．那么，党旗上自然应有代表新国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旧旗的国黑、白、红三色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以后，我便决定上最后形式：我党的党旗是在工祀之中有一个白圆，圆中再画上一个黑色的卐字。
再经过了多少次详细研究。
便决定旗和圆间的适当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细；这旗一直沿用到现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维持秩序的军队，也就制成了同样的臂带一红地，白圆，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的夏天，新党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经过了二年，吾党同志，已经有了几千了，于是组织人数人多的挺进队(Sturmanbteilunb)；这种为新世界奋斗的武力组织，应该有胜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军旗。
在那时候的慕尼黑，除马克斯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的书籍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一民族主义派的政党，那是更不足道了。慕泥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纳下五千人。每当我党集会的时候，拥挤不堪；所以我们常在找寻其他更大的场所。我们不曾集会的会堂，只有克罗纳戏院(Circus Krone)一处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国人的心里大感到不安。因为巴黎和约，依伦敦最后通牒的方式迫我国承认，照此和约德国应付赔款二干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惊人的事件德国竟没有一个大的政党来加以注意，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各党的联合会，他们虽然没有示威的计划。可是也没有决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该会决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询问这一天大会是不是举行，到底什么时候举行，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游移不定；不过说他们要邀集各团体在下星期三举行示威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自己起来负责领导示威运动，反对和约。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于十分钟之内写齐了标语，而且租定克罗纳戏院作为明天开会的会场。
在当时，这件事是一个惊人的冒险。因为在这样的一广大的会场之中，是否能够有相当的听众?我党的党员，能不能把这广大的会场填满?这确实是一个疑问；而且大会还有受人破坏的忧虑。不过我确切知道，一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我党将灰的长期奋斗中也必陷于不利。
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扰，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裁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
除了马克斯党主义的共产党外，其他的党用了汽车插旗而驰骋于街上的这还是创举。
我一走进会堂，立即就感到一种欣慰，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莱好士会堂第一集会时所感到一样。
当我从人群挤入登堂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我党胜利的全部情形。
因为在目前的会场上，已经被千万的听众所塞满了。
我的讲题是“前进或灭亡。”我一直演讲了二小时半。
在最初的半小时以且，我就感到这一次大会，一定要获得巨大的效果，事实上确也是如此．
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
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秩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时十五分钟。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舁出去。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孟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
挺进队的名称，实在是从这里来的。
他们个个都勇猛得像狼一样，每十个人或八个人为一组屡次向敌人的队中猛冲进，把敌人完全驱逐出会场外面去。
过了五分钟，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品质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现在做着我的私人秘书，以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奋勇进攻，只要能够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负重伤，仍是力战不却。
在会场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敌人，还在顽强抵抗。
这时候忽然有头枪弹从入口的地方向讲台飞来，一进就人声鼎沸了起来。
这种枪声，唤起了我们过去的战争的记忆，这是十分欣喜的事。
当时我不能辨认出开枪的是谁；可是只见我党青年的再接再励，再行进攻，终于把所有来捣乱的敌人完全逐到场外去了。
这件事共计费去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到底控制会场的还是我们。
这是主席赫尔曼·伊塞尔(Hermann Essetr)发言；“大会照常进行，请演讲者继续演讲。”于是我仍旧继续演讲。
大会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分张皇的巡长，他突然跑进会场。
摇着手高声大呼：“停止开会”我不禁觉得好笑，因为这是一套老例的官样文章。
那天晚上，我们所得的教训很多，然而我党的敌人，他们无法忘去他们所受的教训。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报(Mnncher Post)对于无产阶级捣乱的新闻竟是一字也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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