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为是人大出来的,在社会文化方面受过系统的熏陶。不像野狼,拿着工程师的脑子生搬硬套地思考社会问题。
昨天,胡乱写了篇《“乱”与“惨”》,得到了为兄这样的跟贴:
【ZT】哈,野狼是在宣传造反有理啊。我又看了一遍王小石的文章,我觉得他重点不是反宪政,而是反对煽动动乱的人。网上的确有一些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有这种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毛泽东的理论是大乱达到大治,理论很美丽诱人,但实践起来却不那么美丽。不是活不下去,老百姓还是不愿意乱的,尤其是有了文革的教训。【/ZT】
现在国内政治理论界分成两派,一派极力支持将“宪政”作为政改的方向,其中包括习近平的博士导师。另一派认为,宪政的结果会导致社会动荡。而习近平似乎是今天站这边,明天站那边。一会说要让法律高于一切,把权力关进笼子。一会又对“宪政”的讨论进行打压,似乎有些担心“宪政”会导致动乱。这种关键时候,王小石出了此文,并被高层如此重视,难道与宪政话题无关? 所以关于王小石那文章的重点,我想就很清楚了。
问题来了,是什么让老为认为王小石的文章“重点不是反宪政,而是反对煽动动乱的人”? 当然这个只有老为自己知道,野狼不好揣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见仁见智,不细说了。
只说说“造反有理”的事情。
造反没理吗?
先看看陈胜为何造反。秦始皇统一中国,皇权国力可谓强之又强。六国覆灭,各地不再有战争,老百姓应该享受这样的稳定日子。即使陈胜有“燕雀安知鸿鹄志”的抱负,如果没有大泽乡那个突发事件,他是无法造反的。即使有若干人在他耳朵里鼓动,煽动他搞动乱,他也是没有机会的。可是,天赐良机,一场大雨加上秦朝极端苛严的制度将他和700名农民工逼进了绝境。7百个人无论如何都要被杀死,只有造反才有条生路。于是才有了大泽乡事件。而此事件的传扬激起了各地潜伏已久压制已久的对秦王朝苛政的反抗之心,于是乎,彪悍强盛一时的秦朝大厦很快便倒塌了。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各地官员贪赃枉法。东北少数民族首领努尔哈赤父亲祖父无辜被杀,他忍了。但是官员们并不认为他这样的好态度就升起怜悯之心,而是继续对其族人欺压。最后搞到努尔哈赤有点“此仇不报,生不如死”的感觉了,才以自己几万人的实力,对着明朝百万军队的皇权发起了鸡蛋碰石头的呐喊,也就是著名的“七大恨”檄文: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留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为兄看看吧,那地方就发生在您家乡。这七恨都和意识形态无关,也和煽动鼓动动乱无关,却和“强拆”“强占”有几分相似。
大清晚年,经过八国联军的教训,慈禧太后有意改革国家政体,并派出很多大臣到欧美考察,支持各地大臣如袁世凯,张之洞,李鸿章等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对此,当时很多仁人志士抱有殷切的期望。可是慈禧贪婪皇权,对政体改革一事犹豫不决,一拖再拖。最后让一些人对她失去了耐心。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开了枪。杀头前,徐锡麟的睾丸被捣碎,心肝被活活取出被刽子手炒着吃掉。几天后,杭州的奇女子秋瑾原本可以逃离,但她却选择被俘就义。临时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遗言。
徐锡麟和秋瑾之死,惹怒了更多人的革命之心。其中包括清政府内的官员。几年后,武昌兵变,被派去镇压革命军的江北提督的段祺瑞有了这样的行动:
1912年1月5日段祺瑞自汉口退驻孝感,7日派总参赞官靳云鹏自汉口到北京,谋联合各军,要求共和。1月26日,段祺瑞秉承袁世凯意旨,联名四十六名北洋高级将领电促清廷退位,“立定共和政体”,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致电段祺瑞,请其劝告各将领切勿轻举妄动。2月5日,段祺瑞又联合第一军八名协统以上将领发代奏电,声称将“率全体将士入京”,10日将司令部从湖北孝感迁到河北保定,作出进京逼宫的姿态,11日到京。2月12日,清隆裕太后迫于各方面压力终于下了清帝退位诏书。
为兄,你能说以上他们几个造反没理吗?
至于前两年才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我就不需细说了。仅指出一点,突尼斯那个自焚的青年绝对不是听了什么煽动动乱人的迷惑才将汽油倒在自己身上并点火的。茉莉花革命是民怨民愤长期积累而得不到释放的必然结果。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李世民曾有名言:“民如水,载舟,亦可覆舟”。而且他知道,那覆舟的波浪不是什么人靠几句话的蛊惑便能成的,而是人民生活中的积怨是否得以排解,社会公平是否得意伸张。由于他自己便是造反的人,所以他深知对造反的防范。于是才有了那个“贞观之治”。更能可贵的是,李世民不怕大臣说他坏话,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然后才有了魏征下面这个关于如何保持国家稳定,防止社会动乱的奇文《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为兄,这里有一句提到国家安全要提防鼓动动乱的吗?
最后说说宪政。所谓宪政就是宪法高于一切,所有人,所有团体包括执政者都要接受法律的约束。
这本来就是个简单明白的道理,因为这是宪法的基本功能。可如何到了中国就不能实行了呢? 为何有人支持宪政,便成了动乱之源,造反之源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目前中国的宪法是个挂在狗肉铺子上的羊头,是婊子门前的牌坊。
执政党一方面给人民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又在干着欺压民众的勾当。一方面在宪法中高调标榜:“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而另一方面,只要你说了执政党不高兴的话,就可见将你抓进监狱。一方面在宪法中鼓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而另一方面官员为了某种目的,强行将农民土地征收。一方面标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而另一方面又将党支部建到人家教会里,并要求教会接受党的领导。扯JB淡不是,接受贵党的领导,不就信你无神论,信你的共产主义了,还能让大家怎么信佛,信耶稣,信默罕默德?
所谓宪政,并不是说要你去照搬西方的政体和国体,也没有强迫你停止你目前的执政方式。你还可以继续腐败,你还可以继续强拆强占,你还可以因人说话写文章把人投入监狱。只是要求你把宪法上那狗肉铺羊头幌子去了,把那婊子牌坊撤了。在你的宪法中写下这个:
公民没有言论的自由,公民没有出版的自由,一切言论和出版都有中宣部管理;
公民没有信仰的自由,你要信什么,如何信,听我们教会党支部书记的;
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地党委书记管理,其他人不可说三道四;
部长贪污7000万只判死缓,一般人偷105万就得判无期徒刑
。。。。。。
中国的执政党真能够这样说什么做什么,野狼还真就佩服它伟大光荣正确。
可你做不到这点,就别怪人家在你华丽的牌坊底下说色情故事了。
你所能还击的,估计也就是说这些人别有用心,鼓动被你欺压的人民起来造反,起来动乱了。
最后想跟为兄说一句: 造反确实是有理的。哲学层次可以这样说,存在总是合理的。宗教层面上可以这样说: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通俗层面上那就是,狗急了总是要跳墙的。
怎么理解“造反有理”的话呢?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时,他只对了一半。从哲学上说“存在的是合理的,同时存在也是不合理的”。任何政治体制都有合理与不合理的部分。从古至今,从东到西无一例外,没有完美的政治体制。不仅仅如此,政治体制还是文化的产物,不能脱离文化来谈体制。造反是否有理,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政治体制中合理的多,不合理的部分少;造反就没理,就不符合“道”。即使,政治体制中不合理的多于合理的,但如果体系有良性互动,有可能通过改良来转变,那么造反还是没理。为什么,因为造反所使用的暴力,会伤害所有人;而且,它并不能保证能建立合理的体制。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问题,即中国的今天,造反有没有理?笔者认为没有道理。根据如下:
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中国社会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进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三十多年中,全世界的脱贫都在中国,有5亿人之多。政治上,言论自由比以前好得多了,法律在慢慢健全,政府在不断地放权。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改革没有停止。进一步说,结构没有僵化,良性互动还在进行。正因为如此,才有宪政讨论。或者说,正因为改革没有停止,宪政讨论才有意义。
现在笔者反问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现在造反有理吗?
如果你仍然觉得造反有理的话,笔者会遗憾地告诉你,你不会有很多知音的。因为老百姓不傻。北京模式的核心就是“社会稳定,逐步改良”。稳定是改良的前提。二十多年前就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要造反。如果那样,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笔者相信,十年后的中国又会是另一个新面貌。
笔者也不认为西方的宪政是中国的良药。你的这句话“所谓宪政就是宪法高于一切”;说明你对宪政的理解是很肤浅。宪政的核心在宪法内容,而不是宪法本身。在中国,宪法也高于一切。但是,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执政党。西方的宪政是指人权,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对此,笔者也写过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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