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有那么严重吗？
两极分化是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社会上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有的学者曾扯出世界银行的所谓统计资料，说中国1%的最富有的人口，占据了41.4%的财富，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两极分化程度已超过了美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了收入分配的警戒线。（1）这一资料公布后，引起了社会的轰动，一时间社会上妒富，仇富的情绪甚嚣尘上。
随后，北师大的学者李实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说世界银行是这个数据是引用了他的调查资料，实为10%的人口，占了41.4%的财富。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另一数据这表明，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社会65%的财富。姑且不论基尼系数所定义的0.4的收入分配警戒线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从中国最富有的10%人口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有的比率和美国5%富有的人口所占比率的情况来看，我们很难相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家产达540亿美元，而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却在28，000美元以下，年收入不到10，000美元的家庭也随处可见。中国的富豪与贫困家庭的差距有这么大吗？再进一步来看，即使世界银行推算出来的中国基尼系数的结果没有计算上的错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怀疑它用以推算出结论的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像美国这样的商品经济发达国家，所有的生产和分配几乎都要通过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收入的分配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相对而言，要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取得正确的统计数据是比较容易的，而中国的情况则很特殊。
占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所承包的土地几乎是不需支付地租的，他们过的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种粮食，自己养猪，自己种菜，自己消费。用于商品交换的部分只占产出中很小的比率, 因而，他们的现金收入是很低的。我曾看到过一个农村出来读大学的的孩子，申请助学金所报的家庭年收入竟然不到一千元，但一家人却能衣食无忧的在乡下过着自给自足的正常生活。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支出很难完整正确的统计出来。
目前，多数私营企业还基本停留在手工或简单机械劳作的阶段，对劳动力的专业技能要求还不是很高，因而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加之这些企业受到自身规模的限制，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财务体系，现金交易，现金支付劳工报酬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企业主和雇用的工人的收入不易统计，那些与企业发生经贸关系的小商贩的收入，也几乎不会向有关部门申报。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家里雇用家政工人是可以抵税的，其性质类似于雇主的开销。在中国无论你付给家里的保姆，钟点工和管家多少工资，都不能从所得税中扣除，所以雇主们根本不需要申报这方面的付出，受雇的员工也不会主动申报自己的收入。活跃在家政市场的1500万-2000万左右雇员的收入也基本上没有算入就业者的家庭或个人收入。
此外，许多城市居民的房地产出租收入，农民土地，池塘，滩涂的转包收入，因涉及到所得税的问题，很多人没有如实申报，这部分民众的收入，也很难被统计出来。
当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因体制和社会原因，没有或没有完整地进入统计的范畴，不论是权威学者，还是权威机构，用些似是而非的数据推导和论证中国的两极分化已超过了美国，到了危机的时刻的说法，即使不把它当作是一种反现实的煽动，至少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财富相对集中社会才有动力
否认现阶段中国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到了就要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并不影响我们对社会上存在两极分化的认同。在中国，我们至少看到过两种不同的两极分化：
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 甚至在整个社会天天高喊反对两极分化的时侯，中国社会中事实上也存在着两极分化。一极是处在社会底层，缺食短衣的农民，他们被划地为牢的户口制度限制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无法进城吃上 “国家粮”, 也无法成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和干部。另一级则是靠着政府强制性的剥夺农民的政策，过着优越于农民的生活,享受着高于农民的政治待遇, 吃“国家粮”的干部和工人。虽然相对于发达国家, 他们的这种生活也是低层次的。这种没有中间层次的两极分化, 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有的产物, 是平均主义式的两极分化。在分化的每一极中,大家的收入又几乎绝对平均。两极分化和平均化并存，不仅导致工农对立,城乡对立,而且工农业这两大基本板块深陷吃大锅饭的惰性之中，整个社会经济也因此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动力。这种人为的，以出身来规范经济和政治待遇的做法，也是对农村人口的一种歧视，与今天普世公认的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更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两极分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都是消极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是不可能没有两极分化的。这种两极分化，套用邓小平的一句话，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当然，在一个公私混合经济体中，也不排除会有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腐败行为，有些不法分子因此致富。但是这毕竟不是主流，如何制止这些犯罪行为，这属于法律法规的范围。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先富起来的，是那些合法致富的阶层或群体。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合法致富过程都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正面推进。
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要想要致富，不仅要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习性，还要学习和掌握自己所要从事的某一行的知识和技能，并对这一行业的相关情况有较为全面了解。这些知识和技能的获取，以及对行情的了解，有的必须通过大学和研究院的培训；有的则可以从社会实践中获取。不论是采取哪一种方式，或是双管齐下，都与个人的努力和所下的功夫是分不开的。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优化的个人行为，是个人和家庭致富的前提，同时也是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等各个行业创新和发展的保障。即使在那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家庭企业和公司，老板们要想不亏本，赚到钱，也要开动脑筋，不断地寻求降低成本，增加产出；并不断开发新的品种，提高产出的品质，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无数个体对财富的追求，社会将因此而充满进取的活力。
商品经济中，工作在各个行业的个人的能力是不尽相同的，他们的付出都将通过市场转化为被认可的社会劳动量，即一定量的货币或以货币来衡量的财富量。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所获得财富或者说获得的货币数量，就是衡量这一行业千差万别的个人的付出和能力的唯一可比尺度。换言之，个人获得或积累的财富越多，表明他的能力越大。这些人能够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脱颖而出，显示了他们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所具有的领导地位。社会保障个人拥有的财富，承认个人的成就，也就保障了社会的经济资源操控在最有能力或者说在特定时间和区域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手中。由有能力的人领导经济活动，总比过去那种以人为的强制方式，让那些曾经在经营活动中，落得一贫如洗的失败者来引领经济活动，更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其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尊重市场的自然淘汰与选择，让社会中原本有才能却无用武之地的精英得到了应有的定位。
富豪的出现，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在正常的情况下，它表明相关企业和公司变得更有实力，竞争能力更加强大。这不仅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国家的整体实力，将大大提高，而且也会给芸芸众生带来直接的利益。通常，一个成就世界级或国家级富豪的企业或集团的产生，同时会成就一批中小富豪和中产阶级。即使当年在微软和谷歌工作的清洁工人，因公司成立时认购了初始股权，如今都成了百万富翁，至于那些元老级的工程师，很多都成了千万富翁或几千万富翁。这些公司的正式雇员中的绝大多数至少都进入了当地的中等以上收入阶层。不仅如此，这类企业或集团的出现，往往可以带动当地，甚至相关国家的劳动就业。目前，微软在全世界的正式雇员接近10万人；谷歌大约为2万人，而曾经成就过无数富豪的老牌高科技企业IBM的雇员则有40万之多。加上与之相关或由这些企业派生出来的产业链的就业人数，其数量不会少于他们本身的雇员。中国的富豪们几乎都出自私营企业500强，而去年这五百家私营企业新增的就业人数达1060万人，占全国新增就业人口的10%。以中国的现状来看，要想在未来能够产生象IBM,微软和谷哥这样具有超强实力和知名品牌的私有企业，财富的集中程度不是太高了，太快了，而是太低，太慢！
贫困阶层不是财富集中造成的
任何社会都会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阶级或阶层，像美国这么发达和富裕的国家，也有三千多万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总量虽已超越日本，但也还有相当多民众没有脱贫。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化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创立于一百多年前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唯一来源是劳动。在雇佣关系下，当一个人被雇用后，他也就成了商品。他所获得的工资，或者说雇主只支付了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的再生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繁殖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训练所支出的费用。但是，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劳动，能够创造出比劳动力自身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而这个部分，却被雇主无偿占有了。社会上其所以会出现贫困，是因为剥削，因而，要消灭贫困，就必须消灭剥削制度。这种把贫困归于剥削的理论，曾经影响很大，今天，不少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媒体，动不动就把两极分化拿出来挑拨，把一部分人的富裕归为另一部分人贫困的原因，很难说不是这种思维的反应。
从古至今，个人和家庭贫困的原因都是各种各样的，绝对不是劳动价值论所说的那样，唯一的原因就是受了富人剥削。同样，少数人拥有社会上大部分的财富，其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远不是因为剥削了贫困阶层那么简单。
用静止的，把市场排除在外的方式，解释劳动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形成，未免有些偏激。事实上，任何企业雇员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必须通过市场，它所包含的价值才能实现。如果市场不承认这个产品的价值或不承认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付出，雇主就要亏本。劳动价值论为了证明雇主或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曾做过一个虚幻的假设，即资本家是用雇员上一周期所生产的利润来支付工资的，因而雇主从来就是只赚不赔。但是，只要我们跳出书本，到现实中考察任何一个新开创的企业，我们不难发现，雇员的工资早在生产过程完成，甚至还没完成时，就支付出去了。我们常说做生意，开工厂，首先要有本钱，没有可以预付的本钱，拿什么去购买设备，拿什么去雇人？产品卖不卖得出去的风险，是必须由雇主来承担的。这也就出现了一个与把劳动当作价值的唯一来源的观点相悖的事实，产品价值无法实现时，雇员也就反过来成了剥削者。很多雇主在生意不好时自己不领薪水或少领新水，但员工的工资则必须支付。投资或生意失败，倾家荡产，跳楼的几乎都是雇主，鲜见雇员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形。
此外，把资本，土地，技术和雇主参与经营管理的劳动付出等各种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要素完全排斥在商品价值的形成或创造过程之外，是一种完全脱离实际，对雇佣劳动的神话。如果不是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任何人都不难发现，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果不和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结合，几乎不可能生产出任何可以在市场上批量交易的商品。雇员一旦失业，就什么也做不了，必须等待与资本和其他生产设备重新组合，才能再度产出商品或服务的普遍现象，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一个企业资本实力的强弱，设备和技术水平的高低；如果是与土地有关的开发和生产，土地的质量，距离城市的远近等等，都会影响它们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的高低。同样素质的雇员，与不同质量的生产要素结合，生产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是不同的。两个同一学校毕业，受过同样训练的工程师或技工，一个为奔驰汽车厂工作，一个为夏利汽车厂工作，前者一小时所创造的价值，也许是后者的几十倍。如果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显然无法解释同质，同量的劳动与不同的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所创造价值量的差别。既然，这些要素在商品的价值形成中有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且也不不可能被无偿使用的，都要参与利润的分配，钻牛角尖，不厌其烦的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不仅无法解释现状，反而会搅乱人们的思维和心态。
资本，土地，技术，雇员的劳动和雇主在经营管理上所付出的劳动等诸多决定产出价值的因素在利润的分配上的黄金比率是如何形成的呢？任何人，不论他的本事多大，都无法找到各方都满意的比率。这一分配的过程只可能由经济领域的上帝--市场供求所决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的合作是自愿的，如果雇主对员工不满意，可以解雇员工；雇员不满意雇主，也可以炒掉雇主，跳槽换工；投资者或资本的入股者对企业或公司有意见，到了没法解决的时候，可以根据合同撤出自己的资金或出售自己的股份；雇主觉得使用的资金或土地成本过高，也可以更换这些组合的来源。既然是自愿合作，就谈不上是谁在剥削谁，谁在占谁的便宜。在某一时期，谁在市场中的需求度更高，更具有价值，谁就收获更多。
以苹果电脑为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它经营不善，几乎到了破产边缘，1996年亏损达12.04亿美元，股价也跌到接近10美元/股，1997年，公司的市值，只剩下41亿美元。该年9月，公司不得不请回了它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乔布斯重新担任执行长。眼光独到的他，一开始把流行色彩和式样引入苹果电脑，获得了市场上年轻人的喜爱，逐步巩固了市场占有率，随后又领导企业开发出IPOD,IPHONE, 和IPAD等深受市场欢迎的产品。今年IPAD一上市，就创下了一个季度销售330万台的纪录，该公司的股价也创下301.96美元的新高，其市值达2730亿美元，超过了微软，谷歌和IBM等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执行长所拥有的股票价值也大大增长，其个人财富排名也更加进步，排名世界富豪的第四十二位，达61亿美元。很明显，公司有无史蒂夫.乔布斯这个执行长的前后有天壤之别，公司市值和股价的爆长，他本人财富增加，是市场对史蒂夫.乔布斯本人对资本的有效利用，对产品眼光独到的开发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种种付出的回报；这也是市场对他个人才能的需求度和认可度的具体表达。它已经回答了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富有的原因。
即使那些比史蒂夫.乔布斯要小得多的中小企业家们，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产业做大做好，积累了财富，他们的所得其所以会高于自己的同行，也高于本企业包括雇佣劳动在内的其他组合要素，这都是与他们对资本的精明利用；对产品和服务成功的开发与创新；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的不断完善和提高等诸多努力分不开的。
我们和前苏联都曾消灭了导致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私有制，也消灭了导致贫困的所谓剥削，但是，这两个国家却并没有因此消灭贫困。那时中国的贫困人口，远远不止今天这么多。因为，消灭或不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也就不可避免消灭个人和社会追求财富的动力，导致社会整体性的贫困。从现在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雇员最贫困的时候，不是他们在资本家或雇主那里就业，接受所谓的剥削的时候，而是他们失去工作，没有受剥削的时候。
除了失业会把那些平常没有储蓄或家庭负担过重的人推向贫困的行列之外，其他类型的贫困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有些地区远离发达的经济区域，交通，资讯都不够通畅，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意识都比较落后，基本上处在单一的农耕经济中，他们还不具备与发达经济区域交往的能力。这些地方的绝大多数民众都处在贫困中，这是一种区域性的贫困。
有些在工厂打工的工人和雇员，因文化技术水平都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准，而市场上这类工人或雇员供过于求，他们所得的报酬往往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他们的生活水平极有可能处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个人能力所造成的贫困。
有些个人，原本富足，但因投资或经营失败，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还欠一屁股的债务，这种贫困是因为投资者或企业主对市场和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缺乏正确的评估，亦或是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改善经营方式所造成的。
天灾，人祸也是导致某些个人和家庭陷入贫困的原因之一。例如发生洪水或地震，有的家庭和个人一生所创造的财富毁于一旦，变得一无所有。所谓人祸，则是指那些因家庭成员突然患上某种疾病，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或因治疗疾病的花费大大超出了社保规定的支付额度和个人的支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和个人会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有的人生性懒散，不好学习和劳动，宁愿坐在街上的招工广告牌下晒太阳，打麻将也不愿意尝试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们的贫困是因为自己的懒惰造成的，自愿地选择了贫困的生活方式。这部分人是目前城镇贫困人口中的主体。不仅如此，这些贫困的群体中，还有不少因无所事事，产生了许多不良嗜好，如赌博，酗酒，甚至吸毒，无论政府和社会福利团体怎样帮助和救济他们，钱一到手，马上挥霍一空。虽然后者的数量是少数，但对社会的影响极度负面。
社会心态和举措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
一般而言，国民的素质，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走向。过去，平均主义那一套其所以在我们国家能够搞得起来，除了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与平均主义一拍即合的土壤。中国大儒孔夫子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用现在的话来引申一下，就是宁愿大家都一起穷，也不能分配不均，只要分配平均化了， 即使贫穷也无所谓。这些根植于文化层面的影响，很难被商品经济的大潮一夜之间所改变。现在社会上的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和媒体面对社会经济层面发生的巨变，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不满过去那种整体性的贫困，曾经赞成和支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接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的事实。他们还没能从理论上和心态上做出正确的调整，来适应这种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要在发展中实现和谐，极有必要对社会进行一场市场经济理论的启蒙教育，解决滞后的社会意识问题。
一看到财富的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心里就不平衡，认为是从不合理分配中获取的，产生妒富，甚至仇富的情绪，这对贫富双方，特别对中国未来的走向都是有害的。
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本来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都成了类似当年农民吃大户的偏激行为。但凡向灾区和贫困群体的义捐活动，富有的企业和个人总是被排山倒海的舆论强迫按照指定的数额认捐。稍有差距，就会受到舆论在道德和精神层面的指责和鞭挞。不久前，比尔.盖茨和沃伦. 巴菲到中国来宣传慈善事业，舆论界又是一片沸腾，指名道姓，哪些人一定要参加，一定要捐款。我不是说富有的企业和个人不能捐款，但这种不管别人意愿的强迫行为，不难看出社会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心态。在美国富有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都有向社会捐款，像哈佛和耶鲁等一大批大学，其经济来源的大部，都是那些富有的校友们捐献的。但是，从来没有看到社会舆论会如此狂热的强迫富有企业和个人捐款的行为。
在街上，开普通车发生车祸，可以一般交通事故处理，如果是开宝马，奔驰发生车祸，那就麻烦大了，不仅媒体会大做文章，而且会遭到各种法外的索赔。如果雇员与企业发生纠纷，无论对错，舆论都会一边倒地向雇员那边倾斜，这种倾斜往往是没有是非，脱离法律和法规的基本面的。例如，今年五月富士康曾接连发生多名患有忧郁症或其他精神性疾病的员工自杀的事件，屡计有11起之多。富士康在中国有80万员工，在深圳有45万，这一比率，在工业国家来看，并不算高。并且，企业已根据员工福利的规章，对死者的家属进行了适当抚恤。这种事情，本应回归法律层面，由司法部门判定企业对死者有没有直接的法律责任。但媒体和舆论界却在法律责任并没清楚的情况下，大肆批判和指责该厂为血汗工厂，先于法律判定罪在工厂。而事实上，与同类企业相比，该公司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条件都还处在于水平线之上。在媒体和舆论的胁迫下，企业不得不违背市场机制，普遍加薪60%，企业也因此增加了成本50亿。据说该厂因成本增加已经打算关闭深圳的一些不赚钱的分厂，转向内地其他省份，并考虑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新建工厂的可行性了。如果再发生几轮这种超越法律和法规的舆论讨伐，这些企业将不得不远走他国了。
不仅如此，社会上的过激心态和情绪对国家的政策的制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最近几年，全国各省市竞相颁发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试图以行政干预的方式，改变市场上所形成的黄金分配比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心态和情绪施压的结果。
目前，上海市的最低工资已达1，120元/月；深圳为1，100元，时薪为9.8/小时；广东省为1，030元；广州市为1，100元，时薪为9.9元。时至今日，全国每一省市都规定了额度不一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一经确定，已没有雇员会接受这个最低工资了，谁都不愿意自己最不值钱，它引发了社会工资水涨船高式的增长效应。在广州市，1，800/月的保姆都没人要做了。最近，社会上甚至还打出了工资成倍增长的口号。事实上，在一些高科技企业和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收入已经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了。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年薪40-50万的中高层雇员比比皆是。
也许有人说，最低工资标准像美国这样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实行，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搞呢？其实，美国这样搞也是不对的，直到今天都还不得不承受它带来的苦果。这些年来，美国其所以失业率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届政府为了讨好选民，不仅在1938年制定了最低工资法，而且不断推高最低工资额度，从而使一些中小实体产业不得不移居他国，或因成本过高，不得不宣告停产。实体产业的空洞化，一些就业岗位因此永久的消失。有些企业需要劳动力，但因人工过高，不得不把部分工作外包他国，而不敢增雇本地劳工。即使如此，美国的最低工资法的制定，毕竟还是要顾忌市场的功能，它的进展比中国要慢得多。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越英国，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又过了33年，才第一次尝试颁布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法，当时为0.25元/小时，但还没来得及推行，1935年被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而否决。直到1938年，美国才正式颁发和实行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我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不过31年，不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都离世界第一强国还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中国经济基本上还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经济，其所以在国际市场上能够站住脚，成为制造业的大国，关键在于劳动力价格便宜。最近，中国政府曾反对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要求，认为人民币升值过快，将会引发经济震荡，导致大批劳工失业。其实，这种通过立法人为拉扯工资上涨的做法，与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副作用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以不正常的心态看待两极分化，特别是通过行政手段搅乱市场机制的分配功能，势必增加企业的成本，影响企业的扩展和提高，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2008年以来，珠江三角洲曾出现中小企业倒闭风潮，究其原因，虽有外部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企业成本的激增，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了化解尴尬，提出了腾笼换鸟，提升产业的口号。问题是，现在鸟儿大量死亡，活下来的也只有维持的气力，你拿什么东西去换?
资本不能有效地集中，企业不能做大做强，什么产业提升，走向世界都是空话。不仅中产阶级的数量不能增加，贫困群体也不会减少。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几个，几十个像微软，苹果和IBM那样的有实力，有知名品牌大型私有企业，在国际上是没有经济地位的。
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整个社会都回到商品经济的基本面，让市场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由供求关系来认定各个要素付出的价值。当然，社会应当关注和帮助贫困群体，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社会的帮助和福利，只有用在那些确实遇到了天灾人祸或丧失了工作能力的少数人身上才有正面意义。除此之外，重点在于帮助这类群体提高就业能力和培养他们吃苦耐劳，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素质，使这些人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大潮，自己去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商品经济讲究机会平等，共同富裕，但不是财富平均分配。在社会整体经济有所改善的今天，如果不恰当的提高社会补助和福利，来解决贫困群体的问题，无异于再造一批游手好闲等吃救济的懒汉群体。一个太多的补助，太多福利的社会是没有动力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1）夏业良：《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2010年06月08日 09:12，
财经国家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