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四.刘少奇否定毛式乌托邦的艰难历程
面对高饶的强烈攻击，刘少奇惊险过关，不得不违心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被迫支持，参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但是，当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造成全国性的灾难的时，他再次领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反对和否定毛泽东胡作非为。
1.试图通过反冒进，制约毛泽东的大跃进和全面公有化的狂热
毛泽东亲自并且利用高饶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关于过渡时期的主张批判和攻击，平息了中共内部对新民主义社会的不同声调。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上，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文字上来看，它肯定了要在城乡全面消灭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时间上还留出了十年到十五年的余地。直到今天，还有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呆子认为后来中共的社会主义其所以不成功，主要是步子太快，搞急了，脱离了生产力的水平，但总路线的基本的方向是对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怎么说也比中国建国后十年到十五年的生产力水平要高，结果也失败了。按这种逻辑推导，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建设，生产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了，因该全面消灭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了，但是现在不仅不能消灭私有制，相反国有企业都要私有化或股份化，私有经济在国民总产出中，已超过了公有经济。而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恰恰是私有制的复苏和发展带来的。不仅如此，即使在当时，毛泽东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时间是唯不足道的，只是随便说说，暂时用来忽悠一下数以亿计的被改造者，一旦需要，马上可以改变。
在毛泽东的狂热鼓动下，轰轰烈烈的全盘公有化的高潮在全国展开。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仅近三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城乡手工业和农民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家的财产被象征性赎买，实质性的无偿剥夺；城乡手工业被简单的，并无内在联系的拼凑成无数大小不等的合作社；农民土地私有制被初级社和高级社完全取代。无论是原来就有土地的自耕农还是从土改中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一夜间全部被共产了。资本家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经营管理的实际权力，特别是工人成了所谓的主人后，工人的劳动报酬采取了吃大锅饭的形式，不论干得好坏，资本家既无权干涉生产经营，更无权解雇消极怠工的工人。生产经营的一切活动不得不以国家计划为转移。所以，到了1956年左右，原属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块，已失去发展的动力，无法向社会提供多层次的产品和服务。
手工业和农业合作社，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简单的凑合在一起，美其名曰：集体所有制。随着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合在一起的生产资料，均等的属于合作社的每一成员所有。生产资料一旦均等的属于每一成员，在利益分配上就可以作为一个等一条件被抽象掉。谁也不是所有者了。在完全以体力劳动生产的合作社里，即使把体力劳动作为决定分配的根据，也就是所谓的按劳分配，其实也是吃大锅饭。人与人之间，在体力劳动上或者说体能的付出上并无太大区别，根本无法体现个人生产经营的能力和水平。这样一来，大家也不会去关心生产资料和资金的合理利用，以及生产过程的合理经营。很快这些一哄而起的城乡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就出现了资金短缺，劳动者出勤不出力，消极怠工的现象，有的甚至难以继维持下去，打下的粮食不够维持合作社成员的温饱。
此时，要搞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又不能不加大对国营重工业的投入。大型的国营重工业工人人数增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变大，最能反映一个地区社会主义化的程度。因而各省市和地区都竞相争取这样的企业上马，投入的要求和指标越定越高，层层加码。据1956 年1 月5 日国家计委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达153 亿元，后增加到180 亿、紧接着又增到200 多亿元，比1955 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人只增长9 .29%。这不仅造成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原材料供不应求， 从整个社会来看，轻工业产品，农产品的供应更是越来越来紧张。
其实，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不会不清楚，整个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短缺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盘公有化或者说社会主义化。后来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纳曾把短缺归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
早在1955年，刘少奇就支持邓子恢对那些维持不下去的农村合作社进行停，缩，整，并要求在全国砍掉20万个经营不善的合作社。刘少奇认为，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度是农业集体化的条件，离开这些客观条件谈合作化只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毛泽东却认为最重要的条件是亿万农民群众所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有这种积极性，若不及时利用，等到新富农大批出现了，农民不那么穷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就要错过。那时再让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将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在毛泽东的心里，他最怕农民富裕起来，宁愿穷，也不要出现新富农和资本主义。他认为农民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掺点瓜，果，芋头之类的杂粮，吃个半饥半饱就行了。
刘少奇和邓子恢都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讥讽为小脚女人，看不到农民的积极性，老是跟在后面埋怨别人走快了，是保守主义。（35）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刘少奇和邓子恢只砍了大约两万个合作社，不得不草草收场。
当全盘公有化和社会主义化的危害波及到全国时，刘少奇再次与周恩来，李先念，陈云和李富春等人联手，抓住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现象进行反击，试图延缓毛泽东社会主义化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和震荡。
在1956年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要求1956年的国营企业的基建项目要再增加20亿，受到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的反对。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又试图当面说服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生气，不愿再听这些反对意见了，干脆屁股一拍，离开北京去了外地。（36）
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对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交换了意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这份报告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
刘少奇在6月份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支持了反冒进的观点，不仅没按毛泽东的意见追加20个亿，反而在原定的147亿的基础上，削减了5%。在6月10日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进一步统一国务院系统反冒进的思想。
会后，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写出以后，刘少奇亲自做了修改，并送去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不看了。6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表面上也谈反对右倾，但实质上锋芒指向急躁冒进。而这个冒进的总后台就是脱离实际，从本本出发的毛泽东。刘少奇试图在党内外形成一种舆论，让毛泽东有所反省，放慢社会主义的步伐。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说法：这篇文章是批判我的，我为什么要看。
2.反冒进受到批判，刘少奇失去与毛泽东平等讨论问题的资格
在刘少奇与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等在一线主持实际经济工作的负责人达成共识后，反冒进从1956年下旬到1957年秋季，搞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毛泽东终于忍不住了。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的演讲。他批评了过去一年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反冒进。他认为，去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还想恢复这个口号。二是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党委会变成了促退会，他主张要复辟，继续促进。
1958年1月12到23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进一步批评反冒进，他说，我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 六亿人民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 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但这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要弄清大局小局，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右派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五十米远了。毛泽东在这次长达十天的会议上，重重复复，颠三倒四，不厌其烦批评反冒进，逼着反冒进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认错。
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调子作了检讨，承认反冒进是一个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刘少奇在这次却没有附和毛泽东，陈云和薄一波等中共大员也保持了沉默，但是，在随后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穷追不舍，利用他自延安整风以来在中共内建立的绝对权威，逼迫所有的党政大员继续批判反冒进，刘少奇等人最终还是顶不住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 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 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和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不得不为自己在反冒进问题上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作检讨。刘少奇在成都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设想与毛泽东的设想是有距离的，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工业和农业的速度问题，是一个方针问题。他试图联手务实派拖延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的盘算再一次落空。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这次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反冒进的批判，并没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反冒进的所有党政要员做了自我批评后，都得以全身而退。他没有像以往的党内斗争那样，把反对者搞得身败名裂。毛泽东说：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反冒进的性质还不是路线问题，而只是在一个时期一个问题上的方针性“错误”。毛泽东其所以这么开恩地对待他的反对者，并非平白无故：
1957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时，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刺激，对中国他自己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了新的设想。在庆祝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于是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加之，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很反感，担心产生中国效应，他把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反对个人迷信的决议看作是对自己个人权威的威胁。他不仅要在经济上超越帝国主义，而且要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苏联竞争，看谁先进入共产主义。大变在即，急需帮手，毛泽东最讲策略，他也能忍。只要这些反对派能变成他的拥护者，他可以暂且放这些人一马，以后再来追究。加之，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判几乎是与反右运动同时展开的，他不能在打了几十万右派后，再将这批与自己不同看法的中共高官完全打下去，他有树敌太多的顾虑。
成都会议除了要把中共内部的不同意见统统消灭，把全党的思维完全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上来之外，就是要推翻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决议，铲除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怀疑和威胁。毛泽东认为，这种怀疑和威胁将会影响他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毛泽东亲自向与会的中共高干们洗脑，他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上有好者而下必趋之。毛泽东此话一出，立刻就有人抬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表示：对主席就是要求迷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会议再塑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党内的不同意见，完全被打压下去。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过，刘少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基本上失去了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讨论问题的资格，凡事都是毛泽东说了算，造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原先与毛泽东不同意见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人不得不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听任毛泽东推行他的大跃进设想。
3.临危受命，收拾毛泽东甩下的烂摊子
为了配合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判，人民日报在1957年11月13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该文在批判了反冒进的观点时，提出了跃进一词。毛泽东极为欣赏这篇社论中的跃进的提法。毛泽东认为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其功不在禹下。建议把一号博士的头衔给发明跃进这个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的大跃进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关系的跃进，要从社会主义跃进到共产主义；二是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粮食生产和钢铁生产上放卫星，在经济上超越英国。
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向陈伯达透露了他建立共产主义大公社的设想。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演讲，传达了毛泽东的设想，他说：“毛泽东同志说，应当逐步的有秩序的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商业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全民武装是为了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37）
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在文中，陈伯达借对湖北鄂城旭光合作社如何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的分析，称这种组织实际上就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它创造了消灭工农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顺利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和正确道路。
1958年7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陈伯达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不仅代表毛泽东亲临该社表示支持，而且在这里全面进行取消货币，消灭商品，将小社改为一县一大社的试点。8月，遂平县办起了以县为单位的大型人民公社。取消了货币和商品关系后，实行公给制，家庭已处于半消亡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公社食堂。公社发行流通券，在全县各食堂间流通。
8月17日，中共在北戴河召开整治就会议，陈伯达起草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试行简章（草案）》，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加上他写的按语：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9月1日，《红旗》杂志全文转载了这个简章草案，并加了鼓动性的编者按。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风尘仆仆地去了河北，河南，山东和天津等地煽风点火，落实和推广自己设计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
在河北省徐水县，当毛泽东听到该县计划亩产2万斤的谷子和亩产100万斤的山药，毛泽东明知是假的，不仅不制止，反而连连叫好。县委书记告诉毛泽东，这个35万人口的县，当年可产12亿斤粮食,拿去换机器也用不完。毛泽东听了很着急，担心全国的粮食都丰收，粮食吃不完这么办。他想来想去，只好建议公社社员一天吃五餐。在这里，毛泽东还参观了公社的小土炉炼钢厂，厂长告诉他，一天可炼200斤钢。他从这里得到了灵感：全国各地筑上数以亿计的小土炉，每个土炉一天出200斤钢，中国的钢产量很快就可超越英国和美国这些西方发达国家。
在河南省，毛泽东在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陪同下，考察了七里营公社。对这里的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幸福院和社办工厂，以及亩产1千斤的皮棉，亩产3万斤的云烟和亩产2.5万斤的玉米赞不绝口。并留下鼓舞人心的圣旨：有这样一个社，全国就会有好多社！
在山东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毛泽东听到的水稻产量比他几天前在徐水县和七里营的产量还要高，计划要达到每亩4万斤。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告诉毛泽东这里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再一次脱口而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他的好处可以把工农兵学商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从此，毛泽东效应一发不可收拾，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全面开花。整个中国农村全面人民公社化，公社食堂完全取代了一家一户的小锅小灶，社员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杂，全由公社一手包办。14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实践共产主义的梦想破碎之后，毛泽东偏偏不信邪，再一次钻进了这个死胡同。
毛泽东在考察徐水，七里营和历城等地的人民公社时，对一些农产品的产量和缺乏常识的土炉炼钢的做法，明知是天方夜谭，不仅不制止，反而装聋作哑，大为赞赏，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非理性跃进。全国有一亿民众先后投入了土法炼钢运动。炼铁用的焦炭不够，用普通煤来代替，普通煤不够，砍伐树木烧成木炭来代替。山上的树木，屋前屋后的绿化林，几乎砍伐殆尽。家庭的铁锅，铁铲，统统当作原料进了土炼钢炉。各地竞相在粮食和钢产量上吹牛造假的数目也越来越离谱：
1958年6月9日，湖北襄阳，平均亩产2000斤；6月11日，河北魏县亩产2394斤；6月16日，河北谷城亩产4353斤；6月30日，河北安国亩产5103斤；8月1日，湖北孝感亩产15000；8月13日，湖北麻城亩产36900斤；9月18日四川郫县亩产824525斤。1958年，农业部统计各省报上来的粮食总量已达一万亿斤以上。
1958年9月14日，贵州省首先放钢铁卫星，9月份炼出生铁14000吨；9月15日，河南省一天炼出生铁1893.92吨；195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确定这天为全国卫星日，全国日产钢6万吨，铁30万吨。这一天，有九个县生铁产量超万吨，73个县超千吨。北戴河工业书记会议规定，全国9月份要产铁200万吨；10月份，280万吨；11月份，320万吨；12月份，350万吨。9月份，要产钢120万吨；10月份，100万吨；11月份，200万吨；12月份，220万吨。国家计委也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一再提高钢产量，1958年要求达到1070万吨。（38）
事实上，公社化运动和生产大跃进的灾难早在1959年初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趋势。许多农村人民公社的食堂已经到了没米下锅的地步。山东，河南，湖，安徽，甘肃已经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城市的粮食，农副产品和日常用品的供应已经非常紧张。
早在中共的八大期间，受到苏联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的压力，毛泽东曾故作姿态，表示要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不仅没有退的意思，反而比以前表现出更为专权的势态，大事小事，不分巨细，到处插手。南宁会议上，他曾批判中国的政治设计院不在政治局，政府部门搞分散主义，恨不能把大全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
现在，眼看自己一手操办的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美梦逐步破碎，民众被他领进了灾难的陷阱，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有了收不了场的恐惧。他曾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在这种局势下，迫使他不得不再次考虑以退为进，把处理这个这个烂摊子的任务甩给刘少奇。
1959年4月18日到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临危受命，正式接替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接手后，他和许多在一线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的中央和地方大员，试图说服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问题上尽早退却，纠正左的偏差，避免更大的损失。
在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讲得非常有针对性， 他说：“不要轻信，要有具体的办法使人不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不好混… …五八年跃进吃了五七年的库存，预支了五九年。”
朱德也在会上反对人民公社，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的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的重些。……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
彭德怀上山后，在西北组发言公开指出人民公社，大跃进的狂热，责任在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
早在庐山会议前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曾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大跃进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我看是错误。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更严重的是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对彭德怀的发言，毛泽东已经有些不高兴了，称彭德怀是武人忧天，要彭德怀不要干涉军队以外的事。
眼看庐山会议就要结束了，但会议并没有对毛泽东的公社化和大跃进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否定，也没有拿出具体的措施来纠正公社化和大跃进的错误，彭德怀不得不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以书面的形式向毛泽东陈述。
彭德怀的意见书受到中共内许多人的赞成，张闻天发了三个钟头言，支持彭德怀的看法。通篇8千言，只用了270个字讲成绩，还附加了39个但是，几乎都是讲的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张闻天由过去的教条主义者转变成了务实者，而过去的务实者毛泽东却转了一个大圈，恶补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沼泽，二者对换了一个位置。周小舟，黄克诚等人也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就连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积极拥护者陶铸，吴芝圃，王任重等省委书记也在会上对过去的做法表示了怀疑和担忧。
这封信又犯了毛泽东的忌讳，他最怕军人出来反对他的路线，担心自己成为遵义会议上的博古。他在大会上发言：“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长城，一塌糊涂，要垮台了。”他不仅把林彪请上山来助阵，还利用自己过去在党内形成的绝对权威，威胁与会的中共高官们，如果军队不听他的，就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反击，最终导致了会议风向的改变。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不仅没被大会否定，反而被会议确定是正确的。
会后，毛泽东亲自修订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人民公社万岁》，《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等一系列文件和文章陆续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国各地立即开展了反右倾思想的运动。一场本来可以克服在萌芽状态的灾难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
据统计，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只完成了2065亿元，只达到计划的69.3%，其中还包括水分。农业总产值为415亿元，比1959年下降12%。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了1951年2874亿斤的水平。棉花，油料的总产量掉到了解放前的水平。1960年，农村人均可供消费的粮食由1957年的409斤下跌到了264斤，减少30.3%。
从1959年到1962，那些对公社运动特别积极，搞得早的地区，农民受害最深。最早建立公社的河南嵖岈公社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小队达30%。信阳地区的正阳县死了8万人，新蔡县死了近10万人。因粮食不够吃，缺少营养，全国城乡人口，有20%以上的了浮肿病，饿死和因饥饿，营养不良，导致的出生人口减少的总额约为4000万人。（39）
在彭德怀被毛泽东打下去之后，既要解决中国大地上全局性的饥荒问题，化解以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危害，又要避免向彭德怀那样，引起毛泽东强烈反弹，失去从实质否定毛氏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机会，这是刘少奇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受中共独裁体制的制约，他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尽量可能地鼓励各省市负责人质疑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大胆恢复经济；又不能不对毛泽东有所妥协，避免与毛泽东正面冲突。
1960年6月，刘少奇主持了由各大区和省市，以及中央各部门的座谈会。在会上，对他对全国范围出现的粮荒问题，浮肿问题，为正常死亡问题，基本建设摊子太大和计划完不成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暗示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成绩与错误的评估，即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刘少奇指出，现在出现的问题，如不纠正，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就可以发展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 …。
6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又作了个正式发言，批评中央和各省市在加强农业的问题上是想通了，但在基本建设方面还是不通，总是想多搞一些基本建设。呼吁全党要下决心不要搞这么多基本建设。
7月上旬到8月上旬，刘少奇主持了北戴河工作会议。刘少奇在总结讲话时提出，要压缩基本建设，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在首位，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其他工业尽量地要为农业服务。
最先听懂刘少奇的弦外之音，并与其配合默契的是在第一线主持计委工作的李富春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要求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并且指出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把“整顿”改为“调整”，变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一改变，隐藏了锋芒所指，给毛泽东的大跃进留了面子。9月30日中共中央转批了国家计委的报告，提出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正式提出。这一方针的确定，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抽象的肯定，具体否定，是庐山会议后，中共内务实派反左倾的一个有意义的开端。
八字方针给足了毛泽东面子，但毛泽东一开始并不能接受退却的主张。他还在坚持不久前得到农村饿死人，食堂办不下去报告时的看法，把原因归为是由五风造成的，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主张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
直到1960年11月，大量的坏消息不断地被披露，毛泽东才开始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泽东还坚信，不要改变过去的路线，仅仅通过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40）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于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在充分肯定人民公社的基础上，对公社的管理体制作了一些规范，但对农村人民公社如何通过自救，解决饿死人的当务之急，并没有具体的方案。没有人敢出来挑战毛泽东的空想这会主义实践的错误。
刘少奇只好在会上提出各级领导下乡调查的建议，试图通过调查的结果，使毛泽东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减少对一线工作的干预，能够放手让政府部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解决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他在会上指出：1958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研究，决定后有没有检查执行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他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改进今后的工作。刘少奇的建议，也给了面对危机，除了硬着头皮强调马列原则，苦无对策的毛泽东一个下台的阶梯。毛泽东不但同意，并且高度赞扬了刘少奇的建议。
4.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定否定大跃进和公社化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在他的老家湖南宁乡，长沙等农村人民公社作了44天的调查研究。
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的王家湾食堂，刘少奇发现这里早就断了粮。农民的孩子在荒芜的田里挖野菜充饥。路旁有一堆风干的人粪，刘少奇用脚搓开，发现里面尽是纤维，与马粪没有两样，他感受到了农民缺粮的痛苦。在他走访了这里号称有万头猪的饲养场，发现不仅脏乱不堪，而且只有几头骨瘦如材的猪。农民告诉他，人都吃不饱，那有粮食喂猪。
在刘少奇的老家花明楼炭子冲，刘少奇在这里找来了许多老乡座谈。湖南的许多汇报材料材料说，农村粮食困难，是因为去年遭受了旱灾。他小时候一起放牛的伙伴李桂生和他谈起粮食问题。刘少奇问他，去年遭了大旱，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塘底能晒谷了吧！李桂生肯定地回答: 没干，还有半塘水。刘少奇回忆，小时候旱灾，塘里水被车干了，塘底干得能晒谷，每亩地还收了两三担谷呀。还有半塘水，说明干旱并不历害嘛。李桂生说：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李桂生讲完，还带刘少奇去看了他们的公共食堂。他指着灶上的一堆莴笋叶，这就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根本没有油放，吃不饱。刘少奇还访问了一些农民的家，大炼钢铁把锅都砸了，送进了炼钢炉，挖了点野菜，都没锅炒。许多人得了浮肿病，腿都抬不起，失去了劳动能力。
刘少奇在他的姐姐刘绍德家，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她所在的食堂两个月就饿死了11个人，她的父亲，也就是刘少奇的姐夫，吃糠粑粑，屙不出屎来，给活活的憋死了。刘少奇的姐姐哭着对他说，老弟啊，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
刘少奇还请来了因思想右倾被撤职的原大队书记的农民王升平。刘少奇问他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问刘少奇可不可以讲实话。刘少奇说，请你来，就是要你讲真话。王说：要是叫我讲群众的心里话，食堂还是早点散伙好。再办下去，人死路绝。就拿拓目冲食堂来说吧，开伙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十几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的水肿病住在大队临时医院。过去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现在食堂里人都没得吃的，什么也养不成。20多户人家，只剩下一头母猪，打鸣的公鸡都没有了。
刘少奇当即向陪同调查的宁乡县委负责人表示，过去讲公共食堂有优越性，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这样的食堂要解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了。不几天，宁乡县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正式下达文件，解散全县的公共食堂。
史学界直到现在都还认为，刘少奇只是默许包产到户，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对联产承包的观点。事实上，早在这次调查中，刘少奇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的农民向他反映，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干好干坏，出力不出力，都是一样，所以生产搞不好。可不可以实行定额包工，即将农活分段承包给农民，按完成的额度记工分，或包工包产。刘少奇认为，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可以包工，也可以包产。
刘少奇这次回宁乡实地调查后，宁乡县不但在全县解散了公共食堂，而且产生了刘少奇效应，农民很快就行动起来，推行包工到户，包工到组，或包产到户。靠着这些法宝，该县生产恢复很快，到四清运动前，宁乡县成了湖南最富裕，粮食最充足的地区之一。
刘少奇在长沙考察了天华大队，这个大队曾是湖南省的红旗大队。刘少奇在这里住了18天，他发现这个所谓的红旗大队，徒有其名，不仅虚报浮夸严重，民众生活困难，食堂几乎无米下锅，而且受先进名声之累，地方干部之压，民众不敢揭露问题。刘少奇在这里感受到了阻力，进一步认识到要解决大跃进和公社化带来的经济危机，有必要对提高第一线干部对于左倾危害的认识。
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参加了5月2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刘少奇由过去的暗示，隐晦的批评转为公开的抨击毛泽东对总路线，大跃进和公社化缺点和成绩关系的评估。同时，也驳斥了为毛泽东推卸责任的“自然灾害论”。他将在宁乡县听到农民讲的人祸论加以整理提高，在会上提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看来，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在在二届人大会议上，迫于大跃进和公社化出现的的危机，毛泽东曾退到了二线，把国家主席一职卸给了刘少奇，让刘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然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他尖锐地批评，使他感到了退居二线的危险，他再次自食其言，又站到了一线。现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坏消息，特别是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调查报告，让毛泽东重新产生了躲到二线去的打算。他在大会上，改变了他过去死不认错，一再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看法，极力推崇刘少奇在湖南农村的调查报告。
刘少奇抓住这个机会，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在会上再一次提出贯彻八字方针，压缩工业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和钢产量的问题。会上还讨论了对在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的领导和民众甄别，平反的问题。
同时，刘少奇利用主持日常工作的机会，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支持和落实了陈云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和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的建议。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问题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在这一时期先后被免职，降级安排到基层或无关紧要的部门。刘少奇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这些坚决果断的措施，对控制当时盛行浮夸风气，化解省市和基层干部对八字方针的抵制，减轻了饥荒的进一步扩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起了一定的作用。到1961年底，全国关，停，并，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达2.5万家，缩减了1000万城镇人口。
4.八千人大会迫使毛泽东认错，减少解决经济困难的阻力
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发起人是毛泽东，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不是被迫，而是确确实实信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在推行和发挥毛泽东的主张。尽管刘少奇在61年以来，有了一些实权，但是，由于毛泽东并没有对眼前的困境明确表示态度，这些人对如何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如何看待经济困难产生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要实行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等一系列问题上并没与刘少奇及其在一线的领导层取得取得共识。有些领导干部即使看到了问题所在，但也不敢出声，更不敢否定大跃进和公社化的错误做法，许多化解危机的主张和措施不能顺利地贯彻。彭德怀庐山会议被打倒，刘少奇本人在新民主义和反冒进问题上受到毛泽东训斥的教训历历在目，前车可鉴。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共党史上极有影响的7000人会议。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现在大陆学术界通过对毛泽东的一些批文和他周围一些人的回忆录的研究，认为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但是，从会议披露的内容和毛泽东后来对这次会议咬牙切齿的不满态度来看，即使如此，他也是迫于党内外和国内极其糟糕的经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同意或提出召开这个会议。
会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曾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起草刘少奇将要在大会上作的报告。报告打算分为三部分：形势和任务；集中与统一；党的问题。当第一部分写好后，刘少奇发表了意见，表示不满意。
吴冷西的回忆说，刘少奇看完初稿，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谈话。他“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刘少奇还嘱咐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41）
当按刘少奇的意见修改好的报告送到毛的东那里，毛泽东起初建议刘少奇的报告推迟三天，由他修改后再讲，后来又改变主意，不经政治局讨论，直接发给与会代表讨论后再做定论。毛泽东其所以再三改变刘少奇报告的程序，应该与报告对三面红旗产生的后果，即对现实的评估太实事求是有关。他指望能从基层干部中获得支持，反对刘少奇的评估，由群众来修改刘少奇的报告。毛泽东历来对自己在民众中的威信有信心。
报告修改稿出来后，刘少奇又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不照本宣科，只对报告作补充和阐述。刘少奇在阐述中再次发挥了他的人祸论。他认为：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显然，他的天灾说，既是为毛泽东留面子，也是为自己的工作减少干扰和变数。人祸才是他的重点。为了让与会者明白他的重点，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全国总的讲起来，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成绩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是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这个“人祸”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 刘少奇人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刘少奇的报告获得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省的代表都赞成刘少奇的看法。在讨论中不少代表发言的矛头直指中共的路线。（42）
会议期间，彭真在参与整理和修改刘少奇报告的时候，曾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的这个说法，是刘少奇人祸论的具体化。刘少奇可以说是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见的，只是说法略有不同。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代表们在讨论中，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不少疑问和批评。如果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那么眼下的这么严重的经济问题又怎么解释。如果说三面红旗是错误的，那么，势必激怒毛泽东。虽然，事实击破了三面红旗的神话，但是人们心中的毛泽东神话还没彻底打碎。刘少奇和邓小平心照不宣，都知道现阶段，真理仍然不是神话的对手。不得不对三面红旗仍然采取抽象的肯定，具体否定的策略。
陈云在为刘少奇整理和修改报告成立的起草委员会上，谈了不少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与陈云的口径几乎一致。他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少奇还说，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
邓小平几乎没有具体谈道三面红旗的问题，但在他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刘少奇的报告，不仅肯定报告的内容，而且提到刘少奇能做出这样的报告，是不容易的。显然，他极为赞成并支持刘少奇的报告。
刘少奇在会上还对庐山会议以后中央由反左转为反右提出了批评。会上有代表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
刘少奇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但毛泽东定的案，刘少奇自知没有这个能力翻，也不想因此得罪毛泽东，坏了解决民众饥饿危机的大计，他不得拿出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莫须有的定性来阻止代表对这一禁区的进一步追问。他又说，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在讲话中都强调，要对庐山会议后，各地反右倾，拔白旗，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和平反。言下之意，除了彭德怀之外，任何受到牵连的案子都在甄别的范围。从而把庐山会议后的打击面大大缩小。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处理了当年最积极支持毛泽东搞大跃进和公社化的爱将曾希圣。对这段公案，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安徽组在讨论问题时，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不仅没对该省饿死200万人实事承担应负的责任，反而压制代表揭露问题。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对曾希圣进行了批判，直到会议结束，还留下安徽的代表讨论安徽的问题。曾希圣受到批判揭露后，被调出安徽省。由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另一种说法是，曾希圣因在安徽搞联产承包，受到刘少奇的批判，被调出安徽。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第二种观点。国内近年出版的许多专著和网上的许多文章都是这样说的。
除非以后中共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始记录，可以证明这种说法，至少现在我还认为前一种说法比较符合逻辑，后一种说法很难站住脚。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曾希圣是跟毛泽东最紧的省委书记之一，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刘少奇骨子里是反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在撤销了舒同，吴芝圃，张忠良和高峰这些民愤极大的省委第一书记后，再拿后台最硬，民愤极大，仍在欺上压下的曾希圣开刀，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解散公社食堂后，全国各地都自发的起来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这时还蒙在鼓里，并没表示反对。刘少奇在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之前，没有理由专门到安徽组来批判曾希圣搞包产到户。
这次大会，民意几乎一边倒，发泄对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不满和怨气，毛泽东发现，民意已经不在自己这一边了，原本指望与会代表会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利用民以来修改刘少奇的报告的暗算落了空。他不得不在会议上对经济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
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很明显，毛泽东的认错是言不由衷的，不仅没有说明错在那里，也没有讲清楚该负哪一点的责任。或者说，到底是要承担他倡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责任，还是总路线的责任。反映了他心里并不认为自己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有错误和在形势逼迫下违心认错的无奈。
在毛泽东处于极其尴尬的情况下，幸亏他亲密战友林彪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拉了他一把。林彪发言时，抛开了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讲稿，他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
林彪的发言给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彭真等在第一线指导工作的领导人很大的困惑。把问题上纲上线，不少人感到了压力。会后，毛泽东称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马列主义的讲话，建议发至全党学习，看了很高兴。还用讥讽的口气问罗瑞卿是否能作得出这种水平的报告。
尽管林彪的讲话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为毛泽东评功摆好，但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各级负责人，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血泪帐:每一个省，每一个市，为一个县，每一个公社，每一分钟都有人在饥饿中死去。除了毛泽东之外，几乎没人认同林彪的看法，昧着良心发言支持林彪。
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是对刘少奇建国后与毛泽东产生的一系列分歧的一次总结，谁对谁错，谁的主张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谁的主张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代表们，特别是中共高层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最后通过的刘少奇的报告决定，不提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和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实际上否决和关上了毛泽东大跃进的大门。
刘少奇当着七千代表，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令毛泽东非常光火。会后，毛泽东曾向江青表露了他的感受，气愤地说，当时他他憋了一口闷气。文革时，毛泽东又旧事重提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七千人大会，埋下了毛泽东要除掉刘少奇的火种。会后，中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和林彪怨气未消，离京出游，双双拒绝参加会议。
4.峰巅之作，支持和放纵三自一包
196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会上面对当年财政将出现30亿的赤字，主张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刘少奇在会议中提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时期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国民经济的调整贯彻下去。
2月26日，在西楼会议的基础上，又召开了国务会议。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曾拒绝毛泽东要他讲话的要求，但这次在刘少奇的鼓动下，却做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会后，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上加了批语转发全国。他在批语中再次强调在非常困难时期，要确定一个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调整国民经济。3月1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西楼会议，提出恢复陈云的中央财经组组长职务。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向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再三强调：现在的经济形势，不是大好，没有大好的形势。通过了陈云主持的财经小组提出的1962年整顿计划。刘少奇在会上说，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刘少奇一手抓调整，整顿，压缩基建规模，把大跃进搞乱，搞砸了的工业体系逐步恢复元气；另一手就是不断强调困难，解放思想，鼓励地方，跳出传统禁锢，用非常时期的办法来恢复经济。
公社食堂解散后，中国农民自发的创造了在公有制的条件下走出乌托邦的最好形式，包产到户。这种经营形式，生产资料名义上还属于公有，但经营的实际权力已回到了农民手中。避免了权力垄断者的瞎指挥。承包了土地的农民，自负盈亏，经营的好坏与报酬联系在一起，克服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公有制的法人代表，国家或集体，实际上失去了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除了土地的买卖之外，农民在土地上获得了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积极性和经营的才智有了发挥的空间。公有私营的形式，既是解决公社化出现的混乱和困难的钥匙，也是将来是走向私有私营的通道。
刘少奇早就看到了公有化的问题，从中共取得政权后，就一直与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发生矛盾。但是，由于外受苏联的影响，内受毛泽东的打压，他的主张只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迂回曲折，时隐时现。当毛泽东面对被自己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搞得鬼哭狼嚎，饥鸿遍野的局面，无计可施，做了甩手掌柜，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各级领导对毛泽东的那一套有了痛苦的体验后，刘少奇终于有了放手右一次的机会。
早在刘少奇到他的老家调查时，农民就提出了包产到户，包工到户，包工到组，自负盈亏的问题。刘少奇没有表示反对，他认为，在非常时期，什么都可以试试。这个主张，也就是后来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最早版本。刘少奇能做到这一步，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
还在高级社期间，就出现了农民消极怠工，效率低下的问题。四川的江津地区、安徽的芜湖地区、浙江的温州地区等都自发地搞过过包产到户。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经过亲自试点和调查研究，于1957年1月27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矛盾的好办法》的长文，对包产到户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说明了包产到户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不会使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质。但不久，包产到户的主张受到了批判，被指责为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将产生资本主义，遭到了取缔。
1959年，不少地方针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造成的后果，试行土地下放，定田到户，全部或大部份农活包干到户和地段责任制等各种各样的联产承包形式。同样，很快就被毛泽东和他的理论顾问们制止。毛泽东曾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的评论员文章，指责“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表态，不反对承包制，给了农民可以搞的讯息。宁乡县的农民很快就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以承包为主轴的生产和分配形式。到62年七千大会后，承包制几乎普及到了每一个生产队。与此同时，全国农村也不约而同地搞起了联产承包。甘肃，浙江，四川等地超过了70%的生产队，安徽有80以上的生产队采取了这一方式进行生产自救。
解散了公共食堂，恢复了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自留地得到恢复。有了包产到户和农民自留地，就有了可供个人支配的农副产品，也就产生了交换的要求，公社化以后消灭的自由市场也就获得了新生。
这一时期，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邓小平，邓子恢、陈云、周恩来等与刘少奇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邓小平表示：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 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43）
1962年5月底6月初，邓子恢在部队讲农业问题，当他谈到安徽的包产到户时说：“过去我这样说是要被带上右倾帽子的，现在我的右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44）
由于得到了刘少奇和一线负责人的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在农村得到迅猛发展。并渗透到城镇的一些小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出现了包工包产，自负盈亏等经营形式。自由市场，也由农村乡镇逐步地向大中城市扩展，62年中旬到63年初，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北京市的自由市场也渐渐繁荣起来。
正好此时，毛泽东也派他秘书田家英到湖南农村调查他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的贯彻落实情况。六十条对毛泽东的公社化做了一点修正，把基本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毛泽东自认为这么一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民众一定会非常满意，坚决支持。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败走麦城后，急需一个好消息提神正气。
然而，田家英调查的结果是，农民对毛泽东的那一套换汤不换药的玩意并不欢迎。农民真正的欢迎和支持的是包产到户，而且，搞了包产到户的地区，经济恢复已经有了成效。1962年6月田家英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恰好不在北京。他只好先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反映湖南农民这些情况。刘少奇一听就明白了，叫田家英不必再讲下去了。他认为，现在的情况已相当明了，完全同意田家英的看法，并提出应当把包产到户合法化。
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和其他在一线的负责人都支持合同已刘少奇的看法，并责成田家英起草有关文件，题目初拟为《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田家英问刘少奇，能不能把他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刘少奇同意汇报。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农民的真实意见和刘少奇等人对包产到户等一系列恢复经济措施的看法。在这之前，毛泽东早就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人赞成包产到户的消息。随后，陈云又专门找毛泽东谈话，提出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意见。各地农民也纷纷给中共中央写信，极力赞成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和陈云的意见，没当面反对，让他们下不了台，他知道刘少奇是他们的真正后台。
随后，他通知刘少奇到游泳池谈话，当面训斥：批评刘少奇对包产到户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你怎么办？刘少奇忍无可忍，顶撞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事实上，1962年下半年，当经济形势稍有好转，毛泽东又坐不住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亲自出马，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报告，提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刘少奇在会上，一方面不得不抽象地迎合毛泽东，承认有人利用目前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另一方面，又给了毛泽东一个软钉子，他强调现在仍有困难，还要继续克服，会议的传达应有个范围，不向下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样一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把屠刀就被刘少奇暂时地挂了起来。
由于毛泽东的反对，包产到户，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最终没能合法化。但是，这些有生命力的措施，一直在农村中自发的进行。1962年，湖南有二万五千个生产队实行了分田单干，安徽有六万个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因此，农业生产出现了很好的势头，1962年底，开始出现增长，有了6%的增长率，中止了年需三年下降的势头。国营和自由市场上的东西逐步多了起来。到1964年底，不仅国家财政收支实现了平衡，而且，许多城市出现了猪肉，家禽和水产敞开供应繁荣局面。
刘少奇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能够面对困难，承认现实，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采取一些离经叛道的办法和措施来控制饥荒的进一步蔓延，恢复经济，确确实实做了积德于民的好事，也在中共内部树立了好的形象。如果说，过去许多从军队下来的负责人对刘少奇还不太服气，那么，三年经济危机之后，这些人普遍都对刘少奇产生了好感。像毛泽东的爱将邓小平，陶铸，谭震林等人，都站到了刘少奇一边，以至于后来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都无法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中取得共识，不得不借助于军队和那些毫无社会经验的愤青红卫兵。
毛泽东作甩手掌柜后，他看到刘少奇推行的那一套远远比自己的办法行之有效，而且，没有他对各路诸侯的打点，刘少奇照样可以把各项工作抓的井井有条。社会经济形势与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时相比，有了天壤之别。他感到自己在政治局，甚至在中央委员会，成了孤家寡人。1964年6月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显而易见，这个敌人就是刘少奇和他的跟随者。经济一开始恢复，他就有了搞掉刘少奇，夺回掌握在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手中的权力的打算了。
后来，毛泽东搞的四清运动，但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否定刘少奇在农村推行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等做法，把农民重新规范倒他的空想社会主义体制下。到文革前夕，这种非常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促进生产发展的新生产经营方式，已基本上被毛泽东完全扼杀。文革中，刘少奇还为此赔上了个人性命。
刘少奇跟着毛泽东身不由己的犯过许多错误，也得罪过和错整过许多无辜的民众和干部。但是，在三年经济危机期，如果刘少奇不站出来，不计个人得失，纠正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这场灾难也许还会延续好多年，饿死的民众将远远不止后来统计出来的几千万的数字。他主张和倡导的包产到户和自由市场，无疑是后来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化的先声。当毛泽东死后，中国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重新探索，很快就找到了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联产承包，并逐步由农村推向城市的国营和集体企业。今天，不论我们站在什么角度，不论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不论我们是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着眼，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极有价值和意义的。
资料来源：
（1）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室编（上）第450页
（2）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传达提纲》，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页
（3）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第338页
（4）参见，张树德：《张闻天与毛泽东移交权力内情》，
《湖北档案》2004年，第4期
（5）参见，刘少奇给张闻天的第一封信，1937年2月20日，
第二封信1937年2月25日，
第三 封信1937年2月26日，
第四封信，1937年3月4日
（6）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革命博物馆 编：《党史研究料》，1980 年第5期
（7）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第450页
（8）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第491页
（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第144页
（10）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义论》
（11）参见,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2）参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第139-140页
（13）参见，《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9月13日
《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12页
（14）参见，刘少奇：1949年4月28日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5）参见，刘少奇：1949年5月2日在天津工商业资本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16）参见，刘少奇：1949年4月28日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7）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58页
（18）参见，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51页
（19）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六集，人民出版社，第231页
（20）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8页
（21）参见，王玉贵：《毛泽东与陈云》，湖北人民出版社
（22）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8页
（23）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7页
（2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81—82页
（25）参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26）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27）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28）参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中央党校出版社
（29）参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央党校出版社
（30）参见，亦文：《神农故乡，沩山，沩水》世界周刊 2007年6月
（31）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352页 东方出版社
（32）参见，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大地》
１９９２年第８期
（33）参见，赵家梁：对《毛泽东谈高岗》一文的几点意见
《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34）参见，赵家梁：对《毛泽东谈高岗》一文的几点意见
《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35）参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36) 参见，杨宗丽 明伟：《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 辽宁人民出版社
（37）参见，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
（38）参见，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
（39）参见，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
（40）参见，江渭清：《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
（41）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42）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中国青年出版社
（43）参见，《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纵览》第101页
（44）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中国青年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