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自中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问题也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越来越严重。从双轨制时期的倒卖批文，到后来的与房地产开发商或国内外私营企业相互勾结,在国有土地的批发、银行的信贷、国有项目的招标等几乎所有与政府和公有经济有关的经济活动中，贪污受赂，甚至直接侵吞国有资产，手段之狠，金额之大，足以傲视古今中外。涉及的政府官员，从乡镇的基层官吏，到省市的一二把手如王宝森，胡长青，成克杰，田风山以及最近被查办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芳和前几年被判刑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等，犯案的人数之多，地位之高，也颇具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过去，共产党人为了主义，可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现在，为了贪取钱财和奢侈享乐，也不惧怕砍头，杀了一个，后来一批，前仆后继。不少民众面对这一发不可收拾的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现象，甚至开始怀念起毛泽东时代的贫困清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也不断地在党和政府内部展开廉政的思想教育。但单纯从党员和政府官员的思想着手，形同儿戏，费钱费力,回报率极低,不可能解决问题。这一切都起源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共到底能不能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面积的贪污腐败问题，取决于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和胆识，即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看作是改革的终极形式还是一种过渡形式，最终要建立一种什么类型的经济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
严格的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论低级和高级形式都是排斥市场的。公有制是整个社会的唯一所有制形式。用一句话来说,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后来的中国经济改革, 为了表明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 硬编出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 完全是无中生有。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建立的。这一经济体制在中国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是行不通的, 它没有把中国人民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但人们也不得不承认, 官僚阶层在经济上的极其清廉。这种现象也产生于当时的经济体制, 而不是毛泽东本人有什么反贪治贪的绝招。
单一的公有制，没有多元的利益集团，在经济上很难出现利益输送的问题。计划经济，垄断了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城和联接经济活动的中介—市场（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在这里，作为每一部门的官僚，即使有贪污之心，也无法把他们所能弄到的实物转化为货币。而国家对每一部门或企业的拨款，都是专款专用，一目了然。如果一分一厘被动用，马上就会出现漏洞，政府控制极为快捷，不会出现象今天这种动不动就上亿元的大案。人们最多看到某某领导，利用职权用了公家的车子，开后门买了点市场不易买到或便宜一点的商品等小问题。加之，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城乡两极分化，而处在两极中的每一家庭和个人在经济上几乎是平等的社会。虽然这是一种贫困的平等，但每一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状况也是一目了然的，大家过的是一种类似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哪家桌子上多了几片猪肉，隔邻也一清二楚，甚至会在开饭时跑过来扦上一筷子。别说贪污腐败，就是任何一点的多吃多占，也在众目睽睽之下。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的形式上是多元的，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和阶层。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公有经济还占有主要份额。这不仅表现为正在逐步股份化的国有企业的存在，而且表现在国家垄断了以土地为主的所有的经济资源。理论上说，它是不排斥市场的，但国家在资源上的垄断以及它本身又是公有企业的所有者，它的行为不能不影响市场。这种市场实质上是一种经常受到干挠的半垄断半竞争的市场。无疑,这些改革是对马克思经济体制的一种反动,尽管这种反动是不彻底的,特别是保留了原旨马克思主义的凌驾于经济体制之上的一党专政。这种对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的反动, 带来了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也因它的不彻底，造成了官僚阶层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
多元所有制的存在,不论是私营企业,公私合资企业,国外垄断大资本在华投资的企业,还是各类私营或名公实私的各类开发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无时不在打国有资产或资源的主意。我们不能责备资本追求利润的冲动和不择手段，在一个国家或公有经济几乎垄断了所有土地和其他主要资源,市场处于半垄断半竞争的条件下,这些企业根本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这些赖以生存的资源。这种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存在, 也使得官僚阶层有可能人为地阻止某些企业进入特定行业。处在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要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新的企业要进入这些行业,它们都要借助市场和经济活动以外的政府的力量。也许有人会说, 现在不也在搞土地和经管权拍卖吗？但这仅仅流于形式。即使在投标中你的价钱和条件再好, 你的料下得不够,关系不铁,也完全有可能出局。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获利的多少, 能否生存, 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经营水平, 而取决于它所 处的行业和区域的官僚层的关系。各类企业不得不挖空心思贿赂掌握国有资源和经济决定大权的各级政府官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促使官僚贪污腐败的供给是充足的。只要有实权的官僚想要什么,就有人给什么。
国有或集体公有的资源或资产，名义上均等地属于每一社会成员，实际上掌握在代表他们管理这些资源和资产的政府官僚手中。社会成员对这部份实质上应该属于他们的财产根本无权过问，也不知从何问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政府官僚也不可避免产生对财富的欲望。就人的本性而言, 没有不爱财富和享乐的, 问题是如何去实现自已的欲望。当实现这种欲望要通过邪恶的手段,那就要看现实中有没有让这种邪恶手段得逞的土壤和制约机制。就象一个人想去偷东西, 家家都铁门紧锁, 无从下手, 或家家都有人看家, 一动就会被抓, 所以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当社会上没有这种土壤或这种土壤不适合大规模贪污腐败生长,又存在制约机制,官僚阶层即使有爱财之心,也不会或者不易成为贪污腐败的罪犯。恰恰相反, 现阶段各层政府官僚手中掌握了社会庞大的公有资产和资源, 他们的老板—社会成员又彻底被架空, 无法制约他们的行为。私营经济和公有经济的混杂成长，成全了官商之间的相互勾结，各取所需。处在各层掌控公有资产的官僚只要通过受其行为制约的半垄断市场的中介, 以各种不同的手段和方式, 把公有资产或资源转入私营集团手中, 就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回报, 他们的需求就得以实现。据报道,仅去年一年,中国农业银行违规贷出款额达765亿元,其中流回各层主管信货审批的官员手中的赃款,可想而知,决不是小数目。贪污腐败的需求在市场上极为容易找到它的供给。两者衔接之日,也就是公有资产流失之时。
毫无疑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一党专政,它对现阶段如雨后春笋般的大面积贪污腐化现象的出现起了推浪助澜的作用。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它曾对官僚阶层的权力腐化，瞎指挥，保驾护航。基础变了，时期变了，它的副作用也随之变化。
一党专政, 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和发展,与执政党公平竞争,互相牵制和制约,导致了执政党无人可以监督，没有下台的风险。缺乏制约机制, 又掌控着庞大的公有资产和资源，执政党成了一个升官发财的平台。想要贪污腐化,非入执政党不可。执政党的特殊权利和地位, 助长了各层官僚贪污腐败的胆量和气魄。有的地区和部门几乎搞到人人下海,个个有份。有个刚出校门的研究生，被派到广东某县带职锻练当副县长，每到过节期间，县委就有人给每个领导发放赃款。开始这个研究生不想下水，坚决不收。于是县委书记找他谈话，要他注意群众影响，不要脱离群众。结果随便收一下，就收了二百多万。
现行的所谓监督系统中纪委与执政党同出一门。它既是执政者，又是监督者。每层政府部门掌有最高权利的官僚，随时都可以左右同一级的监督机构。不可避免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国家检查和司法机构, 在一党专政下, 只是党的附庸或陪衬。到目前为止,很少看检查机构独立扦手调查贪官污吏,它管不到执政党的官僚。有些官僚做得太丢人现眼, 犯了众怒, 也得由执政党权衡各种关系和影响之后, 由党的纪委先处理了, 再交检查和司法机关走个过门。党内的各种关糸,象一个巨大的防护网。在这个防护网下的各层官僚, 即使贪污腐败, 被揭露和处理的比率与涉案的人数相比, 筒直微乎其微。执政党可以根据一时的政治经济需要,治理其内部的一批贪污腐败份子,但无法彻底根除其再生的土壤。它本身的存在方式, 就是这种土壤的构造的一个重要部份。朱溶基上台之时,曾信誓旦旦要解决共产党官僚的贪污腐败问题,然而,他干了二届总理,不仅没有解决共产党的贪污腐败问题,最后连自己身边的亲信们也相续中箭落马。就足以说明, 制度和体制的力量, 强于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
只要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混杂,贪污腐败就难以避免。按照孙中山的经济理念建立起来的台湾经济, 其实在某些方面与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类似之处。是哥们，至少可算是同父异母的关系。这类问题, 也在公股占大头或国有控股公司和企业层出不穷，因而也从来没有跳出贪污腐败的循环。国民党在台上,国民党贪污腐败,民进党在台上,民进党贪污腐败,生长的土壤不改变,谁执政都一样。所不同的是, 它有一个初具规模民主制度,可以制约执政党,尽快找到停损点。
最近,看了一些关注中国贪污腐败问题的文章,几乎口径一致地认为,只要在中国实现了民主制度,就可以解决现阶段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我不否认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也极力主张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民主只能制约,揭露甚至限制政府官僚的贪污腐败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事后制约的特性,它不具有直接杜绝或预防产生贪污腐化的功能。台湾近来出现的问题, 对此巳作了最好的诠释。只有清除产生贪污腐败的产生土壤,才有可能有效地防止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它涉及到经济体制本身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政治制度。
公有制经济与私有经济的结合,成就了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类似于生物界马和驴的结合, 产生了具有驴马特色的骡子。但骡子本身不是一个具有繁衍特性的生物种类。它只有一代的生命力。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巳经二十多年了,老百姓不是看不惯凭本事先富起来的一部份人，而是痛恨那些用非法手段掠夺属于他们的公有资产，靠横财致富的那部分人。如果把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作为终极目标，让这匹骡子照旧走下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就不可能解决现存的问题，清除产生这些问题的土壤。越往后走，社会矛盾将越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说得耸人听闻一点，改革开放的好势头，也许会因此而被断送。如果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也就面临着找马还是找驴的问题。
一种选择是回归旧体制。我想即使今天还在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僚阶层的清廉，试图通过新一波的毛泽东热，回到毛泽东的旧体制，来反对和制约官僚阶层的贪污腐化的那些人，也不一定会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比在毛泽东时代大有改善。人民大众一定不会同意走回头路，用牺牲经济发展的贫困方式来实现官僚阶层的清廉。
另一种选择就是全盘私有化。也就是说，在改革的现有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把本来属于社会每一成员的财产分给每一社会成员，让老百姓自已管理自己的财产，看好自已的荷包。管理一个国家与管理一个家庭的道理其实非常相似。家庭大了，人口多了，把家产分给每一成员，往往管理得更好。现在就连三代同堂的家庭都很少见了，可见老百姓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和本钱。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已经推行了几十年，农民已经获得了土地经营权，只要进一步，确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就完全私有化了。国有企业股份化的过程也搞了许多年了，证券交易市场也已基本建立，国有资产的所有物质形态，大都可以在市场上以股价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在国有资产股份化的过程中，分期分批，逐步把国有资产的股份，分配给社会的每一成员。国家和政党不再允当掌控社会每一成员共有资产的角色。
全盘私有化，国家和政党不能具体扦手原属于国家的企业、公司甚至除中央银行以外的所有地方和行业性的银行的经济活动。社会的每一成员，都是他所握有股份公司的股东，通过董事会来监督和管理公司的运作。当国家和政党不直接扦手具体的经济活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才有可能建立。任何企业产品的销售，资源和项目的获得都无一另外的要通过市场。这样，企业或公司间的一切关系，纯粹是经济关系，大家都是为利润着想，很难再有过去那种超经济的利益输送。股份所有者，如果发现自已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通过股东大会撤换企业的管理团队，如果仍不解决问题，他们可以抛售股份，购买那些满意的公司的股份。公司股价下跃，对公司那些参与决策的大股东也是不利的，无形中也制约了他们的不良行为。
不存在公有经济了，社会所有的财产都有主了，谁也不能轻易拿走。政府官僚即使有对财富的贪婪欲望，手中已无随时可拿的公共资产，这种梦想也不易实现。同时也从经济基础削弱了执政党的垄断地位, 为其他政党的出现清除了障碍。一旦全盘私有化得以实现,社会的不同利益集团客观上要求有能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出现。现有政党在社会的这种要求面前, 不得不重新洗牌, 重新组合。中国将有可能以此为起点,和平理性地走向民主。
当然,清除贪污腐败的土壤后, ,并不排除执政党的官僚仍可能利用非政府掌握不可的公共福利,国防以及少数私营企业难以扦手的特殊行业谋取私利。但政府或执政党已从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退出, 政府的规模已经缩到了尽可能小的程度, 官僚阶层规律性的, 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已难发生。一党专政的消亡,民主制度的建立，在野党的制衡和监督,将有助于尽早尽快地揭露问题，找到停损点。如果问题严重到法理和社会民众难以容忍的程度，执政党就有下台的危险。
公有制的消亡,使社会的三个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都要受到社会的风险制约。个人和企业如果不管理好自己的资产, 选择最佳的获利方法, 就要亏本甚至破产， 政府的决策如果不能达到社会多数的期望或者执政党违法乱纪, 它就有下台的风险。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个层次的行为主体,尽可能地避开风险,优化行为的冲动,将转化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的民主清廉，人民的安居乐业才有制度的保障。
